月光凝成寒霜，泼在旧录音棚布满划痕的玻璃上。隔音间里，林小雨最后一个尾音如游丝般断裂，融入设备低沉的底噪，继而彻底消失。死寂。
徐明摘下监听耳机，金属的冰冷贴上汗湿的耳廓。他看向玻璃外，陈守拙枯坐如老僧，半张脸隐在调音台幽幽的指示灯阴影里，半晌，才极缓慢地点了一下头。
“就是它了。”老人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粝的岩石，“《蚀》。”
《蚀》。他们为《春逝》创作的最后一首，也是电影戛然而止的终章。没有救赎的号角，只有漫长的、与阴影同行的跋涉，却在某个不期然的停顿里，泄出一线极微弱的、类似星光的音色。
曲子录完那晚，陈守拙破天荒掏钱买了酒，不是什么好酒，辛辣呛喉。三人就着昏黄的灯泡对饮，谁也没提电影，也没提音乐。直到老人微醺，布满血丝的眼盯着他们：“这破片子，可能没人看。这歌，可能也就咱们三个，加上导演那小子，觉得它是个东西。”他顿了顿，“但东西就是东西。埋土里千年，挖出来，该是金石还是金石。”
《春逝》不出意外地“沉”了。主流院线不见踪影，只在几个国际独立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亮了相，收获些礼貌性的掌声和影评人笔下“颇具实验性”、“声音设计出色”的零星评语。那个小众流媒体平台的播放量，寒酸得可怜。
但正如陈守拙所预言，金石自会发光。那家名为“回响”的欧洲独立厂牌，没有食言。他们发行的《春逝》原声数字专辑，配上精心设计的抽象封面和四国语言译文的歌词小册，悄然登陆了几个严肃乐迷聚集的平台。《疤》也被重新混音收录其中。没有喧嚣的宣发，购买者多是那些嗅觉灵敏、在信息洪流中打捞珍宝的耳朵。
乐评开始在一些深度音乐杂志和博客上浮现，用词克制却精准：“叙事性极强的配乐，将角色的内心风暴外化为音景”、“人声与器乐的对话充满张力，伤痕成为乐器的一部分”、“来自东方的、未被驯服的声音诗篇”。
版税单据第一次飘进他们邮箱时，数额小得让人失笑，却沉甸甸地真实。足够支付几个月的房租，给破旧的录音设备换两条好点的话筒线。
几乎与此同时，“声音计划”的一次内部演出，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观众。演出现场在一家书店的地下室，空气里混杂着旧纸、咖啡和灰尘的味道。台下散落着二三十个听众，大多神情专注。演出过半，徐明调试效果器时，目光扫过角落，猛地定住。
角落里坐着李曼。没有助理，没有夸张的墨镜，只裹着一条素色围巾，像个最普通的文艺中年，静静地看着台上。
那一瞬，徐明的手指在琴弦上滑了一下，发出一个突兀的噪音。林小雨的歌声也微妙地顿住，又迅速接上，像船桨划过水面，短暂涟漪后恢复前行。李曼似乎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嘴角。
演出结束，人群散去，李曼才走过来。“比我想的还要‘硬’。”她直言不讳，目光扫过他们简单到近乎寒酸的设备，“但也更‘真’。”她留下两张名片，一张是她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另一张，属于一个纪录片导演，名叫方哲。“他在做一个系列，关于当代中国年轻人的‘非典型’生存状态，正在找有故事、也有表达能力的主角。他觉得你们合适。看不看，随你们。”
名片被徐明随手塞进吉他盒的夹层，好几天没动。纪录片？他们本能地抗拒。那段被镜头围猎、剪辑、扭曲的记忆尚未完全褪色。
转机出现在一个失眠的深夜。徐明在“回响”厂牌的后台数据里，看到一条奇怪的留言，来自一个德语Id，留言被翻译软件转成生硬的中文：“音乐让我看见自己城市废墟的影子。你们是否知道‘逆光’在其他地方的故事？”留言附带一个链接，指向一个需要特殊方式访问的外网论坛，一个讨论全球各地文化抵抗运动的冷僻板块。
鬼使神差，他点了进去。论坛界面古旧，帖子稀少。在一个关于东亚娱乐工业操控的陈旧讨论串里，他看到了零星几个关键词的拼图：“星光计划”（《明日之星》的前身？）、“合规性审计”、“资产转移通道”、“深海”。没有完整叙述，只有知情者压抑的只言片语，像深水下的暗礁，偶尔露出一角。
“深海”？周世琛倒台后，这个词第一次以如此隐晦却具体的方式，重新出现。
他推醒身边的林小雨。
两人对着屏幕上那些闪烁的字符，直到窗外泛起青灰色。那些零散的词句，与王栋曾说过的“更深的网”，与张姐未尽的“洗……”，隐隐勾连起来，指向水面之下更为庞大幽暗的冰山轮廓。
周世琛或许只是一只被推到前台的巨兽，而喂养巨兽、并隐藏在更深处海域的，是否就是“深海”？
第二天，徐明翻出了方哲的名片。
与方哲的会面在一间堆满剪辑设备和书籍的工作室。方哲本人瘦削，眼神锐利，说话语速很快，像一台高效运转的摄像机。“我对你们的音乐兴趣一般，”他开门见山，“但对你们经历过的‘系统’碾压，以及碾压之后的选择，非常感兴趣。我想拍的不是明星传记，也不是正义颂歌。是‘之后’——当热点过去，当看客散去，当你们自己从‘受害者’或‘英雄’的标签里挣脱出来，如何重新建立与自我、与世界的连接。这个过程，可能比之前的戏剧冲突更真实，也更残酷。”
他调出一段粗剪素材，是另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因揭露行业潜规则被全网封杀，现在在偏远小镇尝试用传统手艺谋生，镜头平静地记录他手上的茧和眼中的茫然。“我要拍的，就是这种‘幸存者的日常’。”
徐明和林小雨沉默地看着屏幕。那里面没有他们熟悉的戏剧张力，只有生活本身的粗粝颗粒，以及颗粒之下，未被完全磨灭的、细微的坚持。
“我们需要考虑。”林小雨说。
“当然。”方哲收起设备，“但请快点。真实不等人，热度更不。等你们彻底想清楚，可能已经没人关心了。”
压力以新的形式回归。不是刀光剑影的威胁，而是更柔韧、更无处不在的凝视——来自艺术的，来自现实的，来自内心深处那个未曾停歇的诘问：你们究竟要成为什么？
他们破天荒地发生了争吵，因为方哲的提议，也因为“深海”论坛带来的不安。林小雨觉得，接受纪录片拍摄，是再次将伤口暴露给未知的审视，可能引来新的、无法预料的风险。徐明则认为，如果“深海”真的存在，那么任何形式的沉默和退缩，都无济于事。况且，方哲的视角，或许能帮他们厘清自身，甚至……留下点什么。
“留下什么？供人解剖的标本吗？”林小雨情绪激动。
“也可能是路标。”徐明声音低沉，“给和我们一样，可能在黑暗里摸索的人。哪怕只是告诉他们，这条路，我们走过，前面有坑，旁边或许有岔道。”
争吵没有结果，只有精疲力竭后的暂时妥协。他们暂停了所有新作品的创作，生活陷入一种悬浮的焦灼。直到那天，王栋通过一个加密通讯应用，发来一条语焉不详的信息：“风起了，小心回旋。旧档已转‘地库’。必要时，可寻‘老图书馆’。”
旧档？是王栋收集的那些关于周世琛和更早“星光计划”的资料？他转移了？“老图书馆”又是什么？另一个“逆光”的接应点？还是陷阱？
信息如投入死水的石子，涟漪未散，另一件事接踵而至。
李曼私下引荐的一场极为私密的小型沙龙，参与者多是圈内真正的实力派创作者和几位背景深厚的文化评论人。沙龙主题是“流量时代，艺术的坐标系”。徐明和林小雨被要求简单表演《疤》的一个片段。
表演结束，惯例的讨论环节，一位以犀利着称的乐评人忽然转向他们，问题直接得近乎冒犯：“你们的音乐，尤其是《疤》和《春逝》里的东西，有很强烈的‘受害叙事’和‘对抗性’。这是你们现阶段创作的主要驱动力吗？有没有想过，这种‘对抗’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标签，甚至新的枷锁？当具体的敌人（比如周世琛）消失后，你们的音乐，要对抗什么？或者说，要建构什么？”
全场目光聚焦。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他们自己都尚未完全理清的混沌内核。
是啊，对抗之后呢？愤怒平息之后呢？伤疤成为勋章之后呢？音乐，除了是匕首和号角，还能是什么？
徐明感到喉咙发干。他看向林小雨，她抿着嘴唇，眼神里有瞬间的空白，然后，慢慢沉淀出一种近乎倔强的清明。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回租住的小屋，而是在城市深夜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春寒料峭，呵气成雾。霓虹灯的光芒流淌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光怪陆离。
“我想……答应方哲。”林小雨忽然说，声音很轻，却清晰。
徐明看向她。
“不是因为我们想清楚了。”她继续道，目光投向远处朦胧的楼宇轮廓，“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想清楚。他的镜头，也许能帮我们‘看’清楚。看清楚我们到底是谁，在为什么挣扎，又想走到哪里去。”她顿了顿，“至于‘深海’，王栋的警告……如果它真的存在，躲是躲不掉的。也许，在镜头前，在更多人的注视下，反而安全一些？”
这是一种冒险的权衡，带着孤注一掷的味道。
“而且，”林小雨转过头，看着徐明，眼底映着路灯微弱的光，“那个乐评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答案。对我们自己。”
徐明沉默地走着，直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起，将他们拦在斑马线前。车流如织，尾灯拉出一道道流动的光痕。
“好。”他看着前方变幻的灯光，终于说，“我们接。”
决定做出，并未带来预想中的轻松，反而像是按下了某个不可逆转的开关。生活的齿轮开始以一种新的、更快的节奏转动。
方哲的团队很快进驻，他们的“日常”成了被观察、被记录的“素材”。一开始是极度不适的，镜头无处不在，吃饭、争吵、排练、发呆、甚至是面对创作瓶颈时的暴躁与沉默。方哲要求他们尽量忽视镜头，呈现最本真的状态，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
“回响”厂牌的合作在继续，新的邀约也开始出现。不是主流综艺，而是一些注重音乐性的播客访谈、艺术节邀请，甚至是一所音乐学院邀请他们去做一次非正式的工作坊分享。报酬不高，但足以让他们在维持创作的同时，稍微拓宽生存的空间。
他们搬离了那个象征意义大于舒适度的蜗居，在城郊租了一个稍大、带简单隔音的工作室。一半生活，一半创作。墙上贴着《春逝》的海报、陈守拙手写的“有骨头”便签、从“深海”论坛截取的打印碎片，以及方哲拍摄的一些黑白剧照。
王栋再无新消息传来，“旧档”和“老图书馆”像两个沉入深海的坐标，暂时无从寻觅。但“深海”论坛上，关于东亚娱乐资本与更隐蔽权力结构勾连的讨论，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尽管依旧晦涩，却隐隐透出山雨欲来的气息。
纪录片的拍摄进入中期，方哲开始引导他们进行更深入的自我回溯和剖析。一次访谈中，方哲问：“如果当初知道会付出这么多，经历这些，你们还会选择在直播里，掰断那张房卡吗？”
问题落下的瞬间，录音棚里只有设备轻微的电流声。徐明和林小雨都没有立刻回答。他们彼此看了一眼，那一眼里，没有犹豫，只有如岩石般坚硬的确认。
“会。”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为什么？”方哲追问。
这一次，停顿更久。最终，林小雨缓缓说道：“因为那不是一张房卡。那是……我们作为人的，那条不能退的底线。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再也找不到自己。”
徐明补充，声音低沉：“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
纪录片的粗剪片段，在内部小范围放映时，看哭了一些人。不是煽情，而是那种直面伤疤、在废墟中重建秩序的缓慢与真实，具有钝重击打人心的力量。
与此同时，徐明手腕旧伤在一次长时间排练后复发，医生警告需要系统治疗和长期休养，否则可能影响机能。现实又一次，以疼痛的方式提醒他们代价的存在。
但新的旋律，就在这交织着压力、审视、隐痛与不确定的土壤里，悄然萌发。不再是《疤》那样直接的血泪控诉，也不再是《蚀》那样沉郁的内心图景。它更复杂，更矛盾，有时甚至带着困惑的呓语和自嘲的叹息。他们开始尝试将更丰富的器乐编排进去，甚至采样城市噪音、旧电影对白、以及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环境音。
音乐，似乎正在从“对抗的武器”，悄然转变为“存在的证明”和“探索的工具”。
一天深夜，剪辑中的方哲发来一段新的粗剪，是关于他们讨论“对抗之后”创作方向的部分。画面里，两人在堆满乐谱的工作室地板上相对而坐，争论，沉默，又尝试用即兴的哼唱和吉他片段去捕捉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
片子末尾，方哲用字幕打出了一个临时标题：《星痕之下》。
徐明盯着这四个字，久久不语。
星痕。是伤痕，也是星辰划过夜空留下的印记。是痛苦烙印，也是光曾经存在的证据。
在无边的黑暗苍穹下，这些微渺的、带着伤痕的印记，或许无法照亮整个黑夜，但它们彼此确认，彼此映照，勾勒出那些不愿沉沦的灵魂，曾经挣扎、存在、并试图歌唱的轨迹。
窗外，黎明前最沉的黑暗正在缓缓褪去，天际泛起一丝极淡的、青瓷色的光。
新的战斗，或许早已在他们选择继续歌唱、继续记录、继续追问的那一刻，无声地开始了。这一次，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清晰的阵地，只有与内心深渊的对峙，与时代洪流的摩擦，以及在星痕之下，寻找属于自己的、永不熄灭的微光。
长夜未尽，跋涉亦未止。但他们的歌声，连同他们即将被记录下来的、真实的生命轨迹，已然成为这漫长黑夜中，不可被抹去的一部分。
徐明摘下监听耳机，金属的冰冷贴上汗湿的耳廓。他看向玻璃外，陈守拙枯坐如老僧，半张脸隐在调音台幽幽的指示灯阴影里，半晌，才极缓慢地点了一下头。
“就是它了。”老人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粗粝的岩石，“《蚀》。”
《蚀》。他们为《春逝》创作的最后一首，也是电影戛然而止的终章。没有救赎的号角，只有漫长的、与阴影同行的跋涉，却在某个不期然的停顿里，泄出一线极微弱的、类似星光的音色。
曲子录完那晚，陈守拙破天荒掏钱买了酒，不是什么好酒，辛辣呛喉。三人就着昏黄的灯泡对饮，谁也没提电影，也没提音乐。直到老人微醺，布满血丝的眼盯着他们：“这破片子，可能没人看。这歌，可能也就咱们三个，加上导演那小子，觉得它是个东西。”他顿了顿，“但东西就是东西。埋土里千年，挖出来，该是金石还是金石。”
《春逝》不出意外地“沉”了。主流院线不见踪影，只在几个国际独立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亮了相，收获些礼貌性的掌声和影评人笔下“颇具实验性”、“声音设计出色”的零星评语。那个小众流媒体平台的播放量，寒酸得可怜。
但正如陈守拙所预言，金石自会发光。那家名为“回响”的欧洲独立厂牌，没有食言。他们发行的《春逝》原声数字专辑，配上精心设计的抽象封面和四国语言译文的歌词小册，悄然登陆了几个严肃乐迷聚集的平台。《疤》也被重新混音收录其中。没有喧嚣的宣发，购买者多是那些嗅觉灵敏、在信息洪流中打捞珍宝的耳朵。
乐评开始在一些深度音乐杂志和博客上浮现，用词克制却精准：“叙事性极强的配乐，将角色的内心风暴外化为音景”、“人声与器乐的对话充满张力，伤痕成为乐器的一部分”、“来自东方的、未被驯服的声音诗篇”。
版税单据第一次飘进他们邮箱时，数额小得让人失笑，却沉甸甸地真实。足够支付几个月的房租，给破旧的录音设备换两条好点的话筒线。
几乎与此同时，“声音计划”的一次内部演出，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观众。演出现场在一家书店的地下室，空气里混杂着旧纸、咖啡和灰尘的味道。台下散落着二三十个听众，大多神情专注。演出过半，徐明调试效果器时，目光扫过角落，猛地定住。
角落里坐着李曼。没有助理，没有夸张的墨镜，只裹着一条素色围巾，像个最普通的文艺中年，静静地看着台上。
那一瞬，徐明的手指在琴弦上滑了一下，发出一个突兀的噪音。林小雨的歌声也微妙地顿住，又迅速接上，像船桨划过水面，短暂涟漪后恢复前行。李曼似乎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嘴角。
演出结束，人群散去，李曼才走过来。“比我想的还要‘硬’。”她直言不讳，目光扫过他们简单到近乎寒酸的设备，“但也更‘真’。”她留下两张名片，一张是她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另一张，属于一个纪录片导演，名叫方哲。“他在做一个系列，关于当代中国年轻人的‘非典型’生存状态，正在找有故事、也有表达能力的主角。他觉得你们合适。看不看，随你们。”
名片被徐明随手塞进吉他盒的夹层，好几天没动。纪录片？他们本能地抗拒。那段被镜头围猎、剪辑、扭曲的记忆尚未完全褪色。
转机出现在一个失眠的深夜。徐明在“回响”厂牌的后台数据里，看到一条奇怪的留言，来自一个德语Id，留言被翻译软件转成生硬的中文：“音乐让我看见自己城市废墟的影子。你们是否知道‘逆光’在其他地方的故事？”留言附带一个链接，指向一个需要特殊方式访问的外网论坛，一个讨论全球各地文化抵抗运动的冷僻板块。
鬼使神差，他点了进去。论坛界面古旧，帖子稀少。在一个关于东亚娱乐工业操控的陈旧讨论串里，他看到了零星几个关键词的拼图：“星光计划”（《明日之星》的前身？）、“合规性审计”、“资产转移通道”、“深海”。没有完整叙述，只有知情者压抑的只言片语，像深水下的暗礁，偶尔露出一角。
“深海”？周世琛倒台后，这个词第一次以如此隐晦却具体的方式，重新出现。
他推醒身边的林小雨。
两人对着屏幕上那些闪烁的字符，直到窗外泛起青灰色。那些零散的词句，与王栋曾说过的“更深的网”，与张姐未尽的“洗……”，隐隐勾连起来，指向水面之下更为庞大幽暗的冰山轮廓。
周世琛或许只是一只被推到前台的巨兽，而喂养巨兽、并隐藏在更深处海域的，是否就是“深海”？
第二天，徐明翻出了方哲的名片。
与方哲的会面在一间堆满剪辑设备和书籍的工作室。方哲本人瘦削，眼神锐利，说话语速很快，像一台高效运转的摄像机。“我对你们的音乐兴趣一般，”他开门见山，“但对你们经历过的‘系统’碾压，以及碾压之后的选择，非常感兴趣。我想拍的不是明星传记，也不是正义颂歌。是‘之后’——当热点过去，当看客散去，当你们自己从‘受害者’或‘英雄’的标签里挣脱出来，如何重新建立与自我、与世界的连接。这个过程，可能比之前的戏剧冲突更真实，也更残酷。”
他调出一段粗剪素材，是另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因揭露行业潜规则被全网封杀，现在在偏远小镇尝试用传统手艺谋生，镜头平静地记录他手上的茧和眼中的茫然。“我要拍的，就是这种‘幸存者的日常’。”
徐明和林小雨沉默地看着屏幕。那里面没有他们熟悉的戏剧张力，只有生活本身的粗粝颗粒，以及颗粒之下，未被完全磨灭的、细微的坚持。
“我们需要考虑。”林小雨说。
“当然。”方哲收起设备，“但请快点。真实不等人，热度更不。等你们彻底想清楚，可能已经没人关心了。”
压力以新的形式回归。不是刀光剑影的威胁，而是更柔韧、更无处不在的凝视——来自艺术的，来自现实的，来自内心深处那个未曾停歇的诘问：你们究竟要成为什么？
他们破天荒地发生了争吵，因为方哲的提议，也因为“深海”论坛带来的不安。林小雨觉得，接受纪录片拍摄，是再次将伤口暴露给未知的审视，可能引来新的、无法预料的风险。徐明则认为，如果“深海”真的存在，那么任何形式的沉默和退缩，都无济于事。况且，方哲的视角，或许能帮他们厘清自身，甚至……留下点什么。
“留下什么？供人解剖的标本吗？”林小雨情绪激动。
“也可能是路标。”徐明声音低沉，“给和我们一样，可能在黑暗里摸索的人。哪怕只是告诉他们，这条路，我们走过，前面有坑，旁边或许有岔道。”
争吵没有结果，只有精疲力竭后的暂时妥协。他们暂停了所有新作品的创作，生活陷入一种悬浮的焦灼。直到那天，王栋通过一个加密通讯应用，发来一条语焉不详的信息：“风起了，小心回旋。旧档已转‘地库’。必要时，可寻‘老图书馆’。”
旧档？是王栋收集的那些关于周世琛和更早“星光计划”的资料？他转移了？“老图书馆”又是什么？另一个“逆光”的接应点？还是陷阱？
信息如投入死水的石子，涟漪未散，另一件事接踵而至。
李曼私下引荐的一场极为私密的小型沙龙，参与者多是圈内真正的实力派创作者和几位背景深厚的文化评论人。沙龙主题是“流量时代，艺术的坐标系”。徐明和林小雨被要求简单表演《疤》的一个片段。
表演结束，惯例的讨论环节，一位以犀利着称的乐评人忽然转向他们，问题直接得近乎冒犯：“你们的音乐，尤其是《疤》和《春逝》里的东西，有很强烈的‘受害叙事’和‘对抗性’。这是你们现阶段创作的主要驱动力吗？有没有想过，这种‘对抗’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标签，甚至新的枷锁？当具体的敌人（比如周世琛）消失后，你们的音乐，要对抗什么？或者说，要建构什么？”
全场目光聚焦。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他们自己都尚未完全理清的混沌内核。
是啊，对抗之后呢？愤怒平息之后呢？伤疤成为勋章之后呢？音乐，除了是匕首和号角，还能是什么？
徐明感到喉咙发干。他看向林小雨，她抿着嘴唇，眼神里有瞬间的空白，然后，慢慢沉淀出一种近乎倔强的清明。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回租住的小屋，而是在城市深夜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春寒料峭，呵气成雾。霓虹灯的光芒流淌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光怪陆离。
“我想……答应方哲。”林小雨忽然说，声音很轻，却清晰。
徐明看向她。
“不是因为我们想清楚了。”她继续道，目光投向远处朦胧的楼宇轮廓，“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想清楚。他的镜头，也许能帮我们‘看’清楚。看清楚我们到底是谁，在为什么挣扎，又想走到哪里去。”她顿了顿，“至于‘深海’，王栋的警告……如果它真的存在，躲是躲不掉的。也许，在镜头前，在更多人的注视下，反而安全一些？”
这是一种冒险的权衡，带着孤注一掷的味道。
“而且，”林小雨转过头，看着徐明，眼底映着路灯微弱的光，“那个乐评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答案。对我们自己。”
徐明沉默地走着，直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起，将他们拦在斑马线前。车流如织，尾灯拉出一道道流动的光痕。
“好。”他看着前方变幻的灯光，终于说，“我们接。”
决定做出，并未带来预想中的轻松，反而像是按下了某个不可逆转的开关。生活的齿轮开始以一种新的、更快的节奏转动。
方哲的团队很快进驻，他们的“日常”成了被观察、被记录的“素材”。一开始是极度不适的，镜头无处不在，吃饭、争吵、排练、发呆、甚至是面对创作瓶颈时的暴躁与沉默。方哲要求他们尽量忽视镜头，呈现最本真的状态，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
“回响”厂牌的合作在继续，新的邀约也开始出现。不是主流综艺，而是一些注重音乐性的播客访谈、艺术节邀请，甚至是一所音乐学院邀请他们去做一次非正式的工作坊分享。报酬不高，但足以让他们在维持创作的同时，稍微拓宽生存的空间。
他们搬离了那个象征意义大于舒适度的蜗居，在城郊租了一个稍大、带简单隔音的工作室。一半生活，一半创作。墙上贴着《春逝》的海报、陈守拙手写的“有骨头”便签、从“深海”论坛截取的打印碎片，以及方哲拍摄的一些黑白剧照。
王栋再无新消息传来，“旧档”和“老图书馆”像两个沉入深海的坐标，暂时无从寻觅。但“深海”论坛上，关于东亚娱乐资本与更隐蔽权力结构勾连的讨论，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尽管依旧晦涩，却隐隐透出山雨欲来的气息。
纪录片的拍摄进入中期，方哲开始引导他们进行更深入的自我回溯和剖析。一次访谈中，方哲问：“如果当初知道会付出这么多，经历这些，你们还会选择在直播里，掰断那张房卡吗？”
问题落下的瞬间，录音棚里只有设备轻微的电流声。徐明和林小雨都没有立刻回答。他们彼此看了一眼，那一眼里，没有犹豫，只有如岩石般坚硬的确认。
“会。”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为什么？”方哲追问。
这一次，停顿更久。最终，林小雨缓缓说道：“因为那不是一张房卡。那是……我们作为人的，那条不能退的底线。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再也找不到自己。”
徐明补充，声音低沉：“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
纪录片的粗剪片段，在内部小范围放映时，看哭了一些人。不是煽情，而是那种直面伤疤、在废墟中重建秩序的缓慢与真实，具有钝重击打人心的力量。
与此同时，徐明手腕旧伤在一次长时间排练后复发，医生警告需要系统治疗和长期休养，否则可能影响机能。现实又一次，以疼痛的方式提醒他们代价的存在。
但新的旋律，就在这交织着压力、审视、隐痛与不确定的土壤里，悄然萌发。不再是《疤》那样直接的血泪控诉，也不再是《蚀》那样沉郁的内心图景。它更复杂，更矛盾，有时甚至带着困惑的呓语和自嘲的叹息。他们开始尝试将更丰富的器乐编排进去，甚至采样城市噪音、旧电影对白、以及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环境音。
音乐，似乎正在从“对抗的武器”，悄然转变为“存在的证明”和“探索的工具”。
一天深夜，剪辑中的方哲发来一段新的粗剪，是关于他们讨论“对抗之后”创作方向的部分。画面里，两人在堆满乐谱的工作室地板上相对而坐，争论，沉默，又尝试用即兴的哼唱和吉他片段去捕捉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
片子末尾，方哲用字幕打出了一个临时标题：《星痕之下》。
徐明盯着这四个字，久久不语。
星痕。是伤痕，也是星辰划过夜空留下的印记。是痛苦烙印，也是光曾经存在的证据。
在无边的黑暗苍穹下，这些微渺的、带着伤痕的印记，或许无法照亮整个黑夜，但它们彼此确认，彼此映照，勾勒出那些不愿沉沦的灵魂，曾经挣扎、存在、并试图歌唱的轨迹。
窗外，黎明前最沉的黑暗正在缓缓褪去，天际泛起一丝极淡的、青瓷色的光。
新的战斗，或许早已在他们选择继续歌唱、继续记录、继续追问的那一刻，无声地开始了。这一次，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清晰的阵地，只有与内心深渊的对峙，与时代洪流的摩擦，以及在星痕之下，寻找属于自己的、永不熄灭的微光。
长夜未尽，跋涉亦未止。但他们的歌声，连同他们即将被记录下来的、真实的生命轨迹，已然成为这漫长黑夜中，不可被抹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