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日，夜幕下的广州城，戒严令如同铁幕般笼罩全城。黄埔军校内部，气氛肃杀，灯火通明，却静得可怕，只有巡逻队沉重的脚步声和远处市区隐约传来的零星枪声，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楚云飞坐在战术教研室内，油灯的光晕勾勒出他棱角分明的侧脸，神情凝重如铁。
校本部的命令已经下达，清晰而冰冷：要求各教学单位、学员大队立即彻查内部“思想不稳、言行可疑”人员，尤其是与共产党、苏联顾问过从甚密者，列出名单，严密监控，听候进一步指令。这纸命令，无异于清洗的内部动员令。
几乎同时，驻防广州城区及周边的第一军各部也接到了行动指令，要求迅速控制各要害部门、交通枢纽，并配合“特别行动组”搜捕“阴谋叛乱分子”。
楚云飞手中握着这两份命令，感觉重如千钧。他知道，自己不能公然抗命，那等于自取灭亡。但他也绝不能成为这场血腥清洗的帮凶。他必须在这狭小的缝隙中，找到一种既能表面上“执行命令”，又能实质上“消极抵制”、尽可能减少损失的方式。
第一步：拖延与模糊化处理（针对校内清查）
他召集了战术教研室下属的几名主要教官（其中既有他的心腹，也有背景复杂者）。他没有传达那份措辞严厉的清查令原文，而是以一种“顾全大局、维护稳定”的口吻重新诠释：
“诸位，眼下局势非常，校本部要求我们加强学员管理，确保教学秩序稳定。当务之急是防止学员因外界流言产生恐慌、引发不必要的骚动。我要求：各队教官加强对学员的日常观察和思想引导，重点是安抚情绪，强调纪律。如发现确有情绪异常、言行出格者，需单独谈话，耐心教育，并第一时间向我报告，由我亲自处理。切忌简单粗暴，避免激化矛盾。我们要对学员负责，也要对黄埔的声誉负责。”
这番指示，将“清查”偷换概念为“安抚”和“管理”，强调“内部处理”和“向我报告”，实际上架空了大规模检举揭发的可能，为保护可能被盯上的左倾学员设置了一道缓冲，也将处置权暂时揽到了自己手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步：选择性“失聪”与“迟缓”（针对城区配合行动）
更棘手的是城区的行动命令。他所属的军官高等教育班（其学员多为在职军官，有部分人员临时配属城内单位）也接到了协助戒严的命令。楚云飞采取了“精确迟缓”的策略。
他挑选了几名绝对可靠、心思缜密的心腹军官，低声吩咐：“你们带一个小队，持通行证，前往城区指定区域‘执行戒严巡逻任务’。记住三点：一、行军路线选择次要街道，避开苏联顾问公寓、罢工委员会等敏感区域；二、行动速度‘按章办事’，不必急于求成，遇到其他部队设卡或行动，主动避让，配合即可，绝不主动参与搜查、抓捕；三、若遇特殊情况或接到矛盾指令，立即派人回报，没有我的明确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这实际上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磨洋工”，避免自己的部队直接卷入血腥的抓捕行动，尤其是避免与可能抵抗的工人纠察队或左派人员发生正面冲突。
关键一步：创造时间窗口（秘密信息传递）
就在布置完“迟缓”任务后，楚云飞利用校内通讯暂时混乱的间隙，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他写了一封极其简短的密信，内容只有几个代号和预设的暗语，意思是“清洗已开始，名单在整理，速离”。他通过一条绝密的单线联络渠道（利用一名负责采买、可短暂离校的勤务兵），试图将信息传递给可能还未被控制的中共广东区委某个秘密联络点。他无法确定这封信能否送到，但这已是他能为城内同志做的、最大限度的努力，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到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转移时间。
整个夜晚，楚云飞坐镇教研室，不断接收着各方传来的零碎、混乱且令人心悸的消息：
“报告！城内戒严部队与罢工委员会工人发生冲突，有伤亡！”
“报告！苏联顾问住所被重兵包围，许愿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报告！海军局多名军官被带走！”
“校本部催促我部加快清查进度！”
每一条消息都像重锤敲在楚云飞心上。他强压着愤怒与焦虑，对外一律以“正在稳步推进，情况复杂，需谨慎处理”为由进行回复，继续拖延校内的清查，并严令城内部队“保持警戒，避免卷入不明冲突”。
他的“消极”执行策略，在全局性的疯狂清洗中，如同激流中的一块顽石，虽然无法改变洪流的走向，却确实在局部创造了一些微小的时间差和空间。例如，他派往城区的部队因“行动迟缓”，恰好“错过”了对某处工会据点的包围时间，据后续零散消息，该处有部分人员得以提前疏散。而他拖延校内清查，也为一些敏感的学员争取到了宝贵的应对时间，至少避免了在第一时间被粗暴带走。
当然，这种“消极”也引起了上面的不满。深夜，教育长王伯龄亲自打来电话，语气不悦：“云飞！你的动作太慢了！上面催得很紧！非常时期，当用重典，不可姑息！”
楚云飞对着电话，语气恭敬却坚定：“教育长明鉴！校内学员情绪激动，若处置过急，恐生哗变，反损大局。我已掌握部分重点人员，正在分化瓦解，力求稳妥解决。请教育长放心，云飞心中有数，定在控制范围内完成任务。”
挂掉电话，楚云飞额角渗出细汗。他知道，自己的“消极”已引起注意，必须更加小心地把握分寸。这场刀尖上的舞蹈，才刚刚开始。他能做的有限，但每拖延一刻，每保护一人，都是在为未来留存一丝希望。
校本部的命令已经下达，清晰而冰冷：要求各教学单位、学员大队立即彻查内部“思想不稳、言行可疑”人员，尤其是与共产党、苏联顾问过从甚密者，列出名单，严密监控，听候进一步指令。这纸命令，无异于清洗的内部动员令。
几乎同时，驻防广州城区及周边的第一军各部也接到了行动指令，要求迅速控制各要害部门、交通枢纽，并配合“特别行动组”搜捕“阴谋叛乱分子”。
楚云飞手中握着这两份命令，感觉重如千钧。他知道，自己不能公然抗命，那等于自取灭亡。但他也绝不能成为这场血腥清洗的帮凶。他必须在这狭小的缝隙中，找到一种既能表面上“执行命令”，又能实质上“消极抵制”、尽可能减少损失的方式。
第一步：拖延与模糊化处理（针对校内清查）
他召集了战术教研室下属的几名主要教官（其中既有他的心腹，也有背景复杂者）。他没有传达那份措辞严厉的清查令原文，而是以一种“顾全大局、维护稳定”的口吻重新诠释：
“诸位，眼下局势非常，校本部要求我们加强学员管理，确保教学秩序稳定。当务之急是防止学员因外界流言产生恐慌、引发不必要的骚动。我要求：各队教官加强对学员的日常观察和思想引导，重点是安抚情绪，强调纪律。如发现确有情绪异常、言行出格者，需单独谈话，耐心教育，并第一时间向我报告，由我亲自处理。切忌简单粗暴，避免激化矛盾。我们要对学员负责，也要对黄埔的声誉负责。”
这番指示，将“清查”偷换概念为“安抚”和“管理”，强调“内部处理”和“向我报告”，实际上架空了大规模检举揭发的可能，为保护可能被盯上的左倾学员设置了一道缓冲，也将处置权暂时揽到了自己手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步：选择性“失聪”与“迟缓”（针对城区配合行动）
更棘手的是城区的行动命令。他所属的军官高等教育班（其学员多为在职军官，有部分人员临时配属城内单位）也接到了协助戒严的命令。楚云飞采取了“精确迟缓”的策略。
他挑选了几名绝对可靠、心思缜密的心腹军官，低声吩咐：“你们带一个小队，持通行证，前往城区指定区域‘执行戒严巡逻任务’。记住三点：一、行军路线选择次要街道，避开苏联顾问公寓、罢工委员会等敏感区域；二、行动速度‘按章办事’，不必急于求成，遇到其他部队设卡或行动，主动避让，配合即可，绝不主动参与搜查、抓捕；三、若遇特殊情况或接到矛盾指令，立即派人回报，没有我的明确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这实际上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磨洋工”，避免自己的部队直接卷入血腥的抓捕行动，尤其是避免与可能抵抗的工人纠察队或左派人员发生正面冲突。
关键一步：创造时间窗口（秘密信息传递）
就在布置完“迟缓”任务后，楚云飞利用校内通讯暂时混乱的间隙，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他写了一封极其简短的密信，内容只有几个代号和预设的暗语，意思是“清洗已开始，名单在整理，速离”。他通过一条绝密的单线联络渠道（利用一名负责采买、可短暂离校的勤务兵），试图将信息传递给可能还未被控制的中共广东区委某个秘密联络点。他无法确定这封信能否送到，但这已是他能为城内同志做的、最大限度的努力，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到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转移时间。
整个夜晚，楚云飞坐镇教研室，不断接收着各方传来的零碎、混乱且令人心悸的消息：
“报告！城内戒严部队与罢工委员会工人发生冲突，有伤亡！”
“报告！苏联顾问住所被重兵包围，许愿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报告！海军局多名军官被带走！”
“校本部催促我部加快清查进度！”
每一条消息都像重锤敲在楚云飞心上。他强压着愤怒与焦虑，对外一律以“正在稳步推进，情况复杂，需谨慎处理”为由进行回复，继续拖延校内的清查，并严令城内部队“保持警戒，避免卷入不明冲突”。
他的“消极”执行策略，在全局性的疯狂清洗中，如同激流中的一块顽石，虽然无法改变洪流的走向，却确实在局部创造了一些微小的时间差和空间。例如，他派往城区的部队因“行动迟缓”，恰好“错过”了对某处工会据点的包围时间，据后续零散消息，该处有部分人员得以提前疏散。而他拖延校内清查，也为一些敏感的学员争取到了宝贵的应对时间，至少避免了在第一时间被粗暴带走。
当然，这种“消极”也引起了上面的不满。深夜，教育长王伯龄亲自打来电话，语气不悦：“云飞！你的动作太慢了！上面催得很紧！非常时期，当用重典，不可姑息！”
楚云飞对着电话，语气恭敬却坚定：“教育长明鉴！校内学员情绪激动，若处置过急，恐生哗变，反损大局。我已掌握部分重点人员，正在分化瓦解，力求稳妥解决。请教育长放心，云飞心中有数，定在控制范围内完成任务。”
挂掉电话，楚云飞额角渗出细汗。他知道，自己的“消极”已引起注意，必须更加小心地把握分寸。这场刀尖上的舞蹈，才刚刚开始。他能做的有限，但每拖延一刻，每保护一人，都是在为未来留存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