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后，天气就彻底转暖，没有一丝要下雪的迹象了，一大队的哈萨克牧民们也早早上了山，准备新一年的放牧生活；留在山下的社员们，则继续忙碌着。
草草清理出一片砖厂场地后，人手就转移到了土地里，春播开始了，一大队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也都忙碌了起来。
砖厂的兴建也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李世英带着人，先简单修了一条石子路，张全义跑去六区西边订购的红砖还没有送到，建砖窑还得等，但李世英觉得，前期的琐碎工作也得推进下去。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行着，或许进度没有那么快，但总归是缓慢地前进着，每一天都能看到一大队的一些新变化。
去年到来的新人们，大部分都选择了落户一大队，也有几户新人选择搬去了四大队，于是村子里盖新房、农忙过后继续在巩乃斯河北岸开荒、砖厂建设，就成为一大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巩乃斯河北岸的开荒，大致上要到明年才结束，实际上彻底开荒结束，那就要到八十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巩乃斯河两岸彻底变为连接成一片的广袤农田。
接下来一大队或者说整个东方红公社，将会继续对218国道以南进行开荒，然后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
砖厂那里被清理的树木，都被简单砍掉了枝丫，然后胡乱堆积在场地的一角，李世英挑选了些合适的树木，组织人手拉到场部加工后，都运到一大队院子堆放。
虽然边疆不缺木料，但他觉得那些树木就此被浪费了当真可惜的很。
昨夜下了一场春雨，所以今天李世英并没有去砖厂那里，而是跟大哥商量了一下，便准备将那头养肥了的土黑猪宰杀了，因为再养下去，这猪儿也长不大了，再养一养肉就老了。
他叫了几个同伴来帮忙，将土猪拽了出来按在了案板上，那土猪挣扎得吼叫得撕心裂肺，被老爹一刀捅入脖子，猪血就飙了出来。
一大队先前连个会杀猪的社员都没有，不过去年新来了一批人后，杀猪匠也有了，杀猪的工具也有了，至少不用再拿李世英带来的木工凿了。
“今儿个都搁家里吃饭啊，我给你们露一手！”老爹的心情不错，笑呵呵地喊着。
离开了内地，也就摆脱了老家那种压抑的生活，李世英的父亲和母亲心情都变得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脸上的笑意也多了。
老爹这个曾经给某个国民党小军官当厨子的人，在老家时，从李世英记事起就几乎没进过厨房，家里穷，没有那么多食材让他动手展示，所以在村里许多人都忘记了他曾经还有这么个身份。
“好！”帮忙的小伙伴们都欢笑着应和了一声。
边疆的实际情况如此，由于人口少，所以互帮互助就成为了传统，帮了忙之后，留一顿饭就是应有之意，主人家也不会表现得抠抠索索的，反正边疆最不缺的就是粮食，甚至人们的愿望也很质朴，能吃饱就成，并不追求吃好。
父母刚来的时候，仍旧按照老家的想法，将日子过得很是节俭，但很快就发现，根本不需要如此，于是也变得大方了起来。
郭保生在一旁笑呵呵的，他这个木匠帮手的身份已经差不多落实了，原本跟着李世英打下手，如今换了李世英的大哥李世德，他觉得这两兄弟简直太像了。
都是细心的人，干活细致，很有耐心，只要肯学俩人都肯教，也从不藏私，而且都是健谈的，在一起干活也不觉得枯燥。
两个人的父母也都很热情，这一家人给人的感觉很熟悉，都很踏实，就像是他老家那些淳朴的亲人和邻居们一样。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群体中最多的人群，都是愿意过日子、求安稳的那些人，李世英一家不过是这个群体中并不特殊的四口人而已。
这一顿饭也算是给老谢两口子以及杨文华的送行饭，老谢去年就打算回老家一趟，杨文华也是如此，而且他的任务更重，不少单身的小伙伴都求到了他这里，希望他能够从老家给介绍个对象。
杨文华的笔记本里，已经夹了六七张个人照片，也包括李世英送去的李世德的半身照。
两个人已经向大队说明了情况，张全义也同意了，并且给他们开好了各种证明和介绍信，就定在四月底、参加完了春播后出发。
屋里多个女人就是不一样，老谢结婚后，衣服也被拾掇得更干净了，他家里也被妻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宋莲秀前两天采了些野菜，便端了过来，做起了野菜煎饼。
李世德坐在灶台前烧火，老爹穿了围裙、提着铁勺站在那里做菜，还真有几分大厨的风范；母亲则和宋莲秀在隔壁的灶台前忙活着。
当初盖房，李世英的厨房就砌了三眼灶，他原本的打算，是西屋那里也起个火炕，就可以用最边上的那眼灶台连起来，所以厨房是足够大的。
其他人帮忙收拾了猪肉，没什么事干，就凑在一起吹牛聊天玩牌，程尝今问李世英：“砖厂啥时候能出第一窑砖啊？”
前些天张全义请的老师傅带着人砌砖窑，还有些空闲的劳力，就被李世英组织起来盖了两间土屋，又盖了几间大草棚，又带着大家伙儿挖黏土、手工做了第一批砖坯。
“别着急啊，做砖总归是有个流程嘛，咱们都得学习一下、适应一下。”
看到不少同伴们不以为然的样子，李世英也很无奈。这些同伴们的人生经历都差不多，在该读书的年纪都没怎么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又赶上国内的政治运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调调。
两世为人的李世英是最清楚读书、或者说学习的重要性，但这属于人的认知一部分，不是他三言两语就能够让同伴们意识到这一点的。
就好比程尝今，也算是一群人当中知识、文化水平高的了，但他九十年代种西瓜、听说别的瓜农都打催熟剂，犹豫了两年也跟风，却根本不知道该用多少剂量，结果那一年他家种出来的西瓜，切开后都是红水，完全卖不出去。
想走捷径都没走对路子，哪怕他事先多问多打听也行啊，这大约就是某种局限性了，李世英轻轻叹了口气。
草草清理出一片砖厂场地后，人手就转移到了土地里，春播开始了，一大队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也都忙碌了起来。
砖厂的兴建也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李世英带着人，先简单修了一条石子路，张全义跑去六区西边订购的红砖还没有送到，建砖窑还得等，但李世英觉得，前期的琐碎工作也得推进下去。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行着，或许进度没有那么快，但总归是缓慢地前进着，每一天都能看到一大队的一些新变化。
去年到来的新人们，大部分都选择了落户一大队，也有几户新人选择搬去了四大队，于是村子里盖新房、农忙过后继续在巩乃斯河北岸开荒、砖厂建设，就成为一大队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巩乃斯河北岸的开荒，大致上要到明年才结束，实际上彻底开荒结束，那就要到八十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巩乃斯河两岸彻底变为连接成一片的广袤农田。
接下来一大队或者说整个东方红公社，将会继续对218国道以南进行开荒，然后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
砖厂那里被清理的树木，都被简单砍掉了枝丫，然后胡乱堆积在场地的一角，李世英挑选了些合适的树木，组织人手拉到场部加工后，都运到一大队院子堆放。
虽然边疆不缺木料，但他觉得那些树木就此被浪费了当真可惜的很。
昨夜下了一场春雨，所以今天李世英并没有去砖厂那里，而是跟大哥商量了一下，便准备将那头养肥了的土黑猪宰杀了，因为再养下去，这猪儿也长不大了，再养一养肉就老了。
他叫了几个同伴来帮忙，将土猪拽了出来按在了案板上，那土猪挣扎得吼叫得撕心裂肺，被老爹一刀捅入脖子，猪血就飙了出来。
一大队先前连个会杀猪的社员都没有，不过去年新来了一批人后，杀猪匠也有了，杀猪的工具也有了，至少不用再拿李世英带来的木工凿了。
“今儿个都搁家里吃饭啊，我给你们露一手！”老爹的心情不错，笑呵呵地喊着。
离开了内地，也就摆脱了老家那种压抑的生活，李世英的父亲和母亲心情都变得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脸上的笑意也多了。
老爹这个曾经给某个国民党小军官当厨子的人，在老家时，从李世英记事起就几乎没进过厨房，家里穷，没有那么多食材让他动手展示，所以在村里许多人都忘记了他曾经还有这么个身份。
“好！”帮忙的小伙伴们都欢笑着应和了一声。
边疆的实际情况如此，由于人口少，所以互帮互助就成为了传统，帮了忙之后，留一顿饭就是应有之意，主人家也不会表现得抠抠索索的，反正边疆最不缺的就是粮食，甚至人们的愿望也很质朴，能吃饱就成，并不追求吃好。
父母刚来的时候，仍旧按照老家的想法，将日子过得很是节俭，但很快就发现，根本不需要如此，于是也变得大方了起来。
郭保生在一旁笑呵呵的，他这个木匠帮手的身份已经差不多落实了，原本跟着李世英打下手，如今换了李世英的大哥李世德，他觉得这两兄弟简直太像了。
都是细心的人，干活细致，很有耐心，只要肯学俩人都肯教，也从不藏私，而且都是健谈的，在一起干活也不觉得枯燥。
两个人的父母也都很热情，这一家人给人的感觉很熟悉，都很踏实，就像是他老家那些淳朴的亲人和邻居们一样。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群体中最多的人群，都是愿意过日子、求安稳的那些人，李世英一家不过是这个群体中并不特殊的四口人而已。
这一顿饭也算是给老谢两口子以及杨文华的送行饭，老谢去年就打算回老家一趟，杨文华也是如此，而且他的任务更重，不少单身的小伙伴都求到了他这里，希望他能够从老家给介绍个对象。
杨文华的笔记本里，已经夹了六七张个人照片，也包括李世英送去的李世德的半身照。
两个人已经向大队说明了情况，张全义也同意了，并且给他们开好了各种证明和介绍信，就定在四月底、参加完了春播后出发。
屋里多个女人就是不一样，老谢结婚后，衣服也被拾掇得更干净了，他家里也被妻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宋莲秀前两天采了些野菜，便端了过来，做起了野菜煎饼。
李世德坐在灶台前烧火，老爹穿了围裙、提着铁勺站在那里做菜，还真有几分大厨的风范；母亲则和宋莲秀在隔壁的灶台前忙活着。
当初盖房，李世英的厨房就砌了三眼灶，他原本的打算，是西屋那里也起个火炕，就可以用最边上的那眼灶台连起来，所以厨房是足够大的。
其他人帮忙收拾了猪肉，没什么事干，就凑在一起吹牛聊天玩牌，程尝今问李世英：“砖厂啥时候能出第一窑砖啊？”
前些天张全义请的老师傅带着人砌砖窑，还有些空闲的劳力，就被李世英组织起来盖了两间土屋，又盖了几间大草棚，又带着大家伙儿挖黏土、手工做了第一批砖坯。
“别着急啊，做砖总归是有个流程嘛，咱们都得学习一下、适应一下。”
看到不少同伴们不以为然的样子，李世英也很无奈。这些同伴们的人生经历都差不多，在该读书的年纪都没怎么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又赶上国内的政治运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调调。
两世为人的李世英是最清楚读书、或者说学习的重要性，但这属于人的认知一部分，不是他三言两语就能够让同伴们意识到这一点的。
就好比程尝今，也算是一群人当中知识、文化水平高的了，但他九十年代种西瓜、听说别的瓜农都打催熟剂，犹豫了两年也跟风，却根本不知道该用多少剂量，结果那一年他家种出来的西瓜，切开后都是红水，完全卖不出去。
想走捷径都没走对路子，哪怕他事先多问多打听也行啊，这大约就是某种局限性了，李世英轻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