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水五年
夜深了，省化工研究院的三楼东侧办公室还亮着灯。周朝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将刚刚修改完的课题申报书保存备份。他站起身，腰部传来一阵熟悉的刺痛——那是常年伏案工作留下的印记。
窗玻璃映出他略显疲惫的脸。四十五岁，副高五年，到了该考虑正高的时候了。
回到家中，妻子和女儿早已睡下。餐桌上留着字条：“粥在锅里，记得热了喝。”他轻手轻脚走进书房，从文件柜最底层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面工整地写着“正高准备材料（五年规划）”。
这是他从聘上副高那年起就开始整理的。里面有省人社厅最新修订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评审条件》，研究院内部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实施细则》，还有他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往年评审通过人员的材料清单。
“论文、课题、专着、获奖……”他轻声念着评审条件中的关键条款，“论文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SCI收录3篇以上；课题要求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专着要求独立撰写15万字以上专业着作；获奖要求省部级三等以上……”
每一个条件后面，他都用红笔标注了完成情况和预计时间。这是一场需要精心布局的持久战。
周朝晖的“蓄水”工程从最基础的论文开始。
他的研究方向是工业催化剂再生，这是个既传统又前沿的领域。每天下班后，他雷打不动地花两小时阅读最新文献，周末则集中进行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
第一篇论文投出去时，正值女儿中考前夕。家里需要安静，他就等家人睡后，在书房里继续修改。那篇关于“废催化剂中贵金属选择性浸出”的文章，先后被两家期刊拒稿，修改到第三稿才被《化工学报》接收。
收到录用通知那天，他在实验室待到很晚。对着那封邮件反复看了三遍，然后继续做下一组实验。没有庆祝，只是在下班路上多买了一份女儿爱吃的糖炒栗子。
课题是另一道难关。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竞争激烈，他连续两年落选。第三年，他调整方向，结合省内一家大型石化企业的实际需求，设计了“炼油催化剂绿色再生技术及应用”课题。为了完善申报书，他利用周末时间去企业调研，在装置区一待就是一天。
提交材料前的那个周五，他在办公室核对最后的数据。凌晨三点，腰椎的剧痛让他几乎直不起身。他扶着墙慢慢挪到沙发旁躺下，心想：“完了，这回真要躺倒了。”
但周一早上，他还是准时出现在科研处门口，递交了那份浸满汗水的申报书。
这次他成功了。拿到立项通知书时，他第一次允许自己喝了点酒——半杯啤酒，为了这个迟来的省部级项目。
专着写作是最耗时的部分。
他选择将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写一本《工业催化剂再生技术与工程实践》。每天清晨五点，他准时起床写作两小时，然后再去上班。这样的节奏保持了整整两年。
有一个雨夜，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右手腕扭伤。第二天，他用左手笨拙地敲击键盘，被妻子发现后强行送到了医院。
“你这是不要命了？”妻子又气又急。
“就差最后两章了。”他赔着笑，“左手也能慢慢打。”
专着交稿那天，他独自去爬了城郊的西山。站在山顶，他想起自己来自那个偏远的小县城，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如今，他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这场与命运的对话。
第五年春天，所有的“水”都蓄好了：五篇SCI论文，其中三篇是一作；两项省部级课题，其中一项获评优秀；一本二十八万字的专着；还有两个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整理申报材料时，他出奇地平静。就像农民收割早已成熟的庄稼，每一粒稻谷都知道它的来处。
评审答辩安排在十月。候场时，他遇到几位来自高校的竞争者。闲聊中得知，有人手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人在顶尖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笑了笑，没有多言。
轮到他的时候，他走上讲台，平静地讲述这五年的工作。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刻意渲染，就像在实验室组会上汇报数据一样从容。
回答评委提问时，他注意到一位老专家频频点头。后来才知道，那是评审委员会主任，我国化工领域的权威。
结果公布那天，他正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科研处的电话打来时，他刚好记录完一组数据。
“通过了，正高四级。”
“好的，谢谢。”他挂掉电话，继续指导学生调整反应温度。
下班路上，他拐进常去的那家书店，买了女儿提过想看的几本书。回到家，妻子做了一桌好菜，女儿开心地举杯：“祝贺爸爸！”
他笑着接受祝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翻过了一座小山。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正高四级只是起点，科研没有终点。
晚饭后，他照例走进书房。书架上，那本厚厚的专着旁边，又多了一份新的五年规划草案。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灯下，可能都有一个正在“蓄水”的人。他们不张扬，不抱怨，只是安静地积累，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周朝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新的项目构想。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平静而坚定。
评审材料里有一句话，是他五年前写下的：“科研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头衔的高低，而在于对真理探索的深度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此刻，他依然这么认为。
夜深了，省化工研究院的三楼东侧办公室还亮着灯。周朝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将刚刚修改完的课题申报书保存备份。他站起身，腰部传来一阵熟悉的刺痛——那是常年伏案工作留下的印记。
窗玻璃映出他略显疲惫的脸。四十五岁，副高五年，到了该考虑正高的时候了。
回到家中，妻子和女儿早已睡下。餐桌上留着字条：“粥在锅里，记得热了喝。”他轻手轻脚走进书房，从文件柜最底层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面工整地写着“正高准备材料（五年规划）”。
这是他从聘上副高那年起就开始整理的。里面有省人社厅最新修订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评审条件》，研究院内部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实施细则》，还有他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往年评审通过人员的材料清单。
“论文、课题、专着、获奖……”他轻声念着评审条件中的关键条款，“论文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SCI收录3篇以上；课题要求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专着要求独立撰写15万字以上专业着作；获奖要求省部级三等以上……”
每一个条件后面，他都用红笔标注了完成情况和预计时间。这是一场需要精心布局的持久战。
周朝晖的“蓄水”工程从最基础的论文开始。
他的研究方向是工业催化剂再生，这是个既传统又前沿的领域。每天下班后，他雷打不动地花两小时阅读最新文献，周末则集中进行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
第一篇论文投出去时，正值女儿中考前夕。家里需要安静，他就等家人睡后，在书房里继续修改。那篇关于“废催化剂中贵金属选择性浸出”的文章，先后被两家期刊拒稿，修改到第三稿才被《化工学报》接收。
收到录用通知那天，他在实验室待到很晚。对着那封邮件反复看了三遍，然后继续做下一组实验。没有庆祝，只是在下班路上多买了一份女儿爱吃的糖炒栗子。
课题是另一道难关。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竞争激烈，他连续两年落选。第三年，他调整方向，结合省内一家大型石化企业的实际需求，设计了“炼油催化剂绿色再生技术及应用”课题。为了完善申报书，他利用周末时间去企业调研，在装置区一待就是一天。
提交材料前的那个周五，他在办公室核对最后的数据。凌晨三点，腰椎的剧痛让他几乎直不起身。他扶着墙慢慢挪到沙发旁躺下，心想：“完了，这回真要躺倒了。”
但周一早上，他还是准时出现在科研处门口，递交了那份浸满汗水的申报书。
这次他成功了。拿到立项通知书时，他第一次允许自己喝了点酒——半杯啤酒，为了这个迟来的省部级项目。
专着写作是最耗时的部分。
他选择将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写一本《工业催化剂再生技术与工程实践》。每天清晨五点，他准时起床写作两小时，然后再去上班。这样的节奏保持了整整两年。
有一个雨夜，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右手腕扭伤。第二天，他用左手笨拙地敲击键盘，被妻子发现后强行送到了医院。
“你这是不要命了？”妻子又气又急。
“就差最后两章了。”他赔着笑，“左手也能慢慢打。”
专着交稿那天，他独自去爬了城郊的西山。站在山顶，他想起自己来自那个偏远的小县城，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如今，他正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这场与命运的对话。
第五年春天，所有的“水”都蓄好了：五篇SCI论文，其中三篇是一作；两项省部级课题，其中一项获评优秀；一本二十八万字的专着；还有两个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整理申报材料时，他出奇地平静。就像农民收割早已成熟的庄稼，每一粒稻谷都知道它的来处。
评审答辩安排在十月。候场时，他遇到几位来自高校的竞争者。闲聊中得知，有人手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人在顶尖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笑了笑，没有多言。
轮到他的时候，他走上讲台，平静地讲述这五年的工作。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刻意渲染，就像在实验室组会上汇报数据一样从容。
回答评委提问时，他注意到一位老专家频频点头。后来才知道，那是评审委员会主任，我国化工领域的权威。
结果公布那天，他正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科研处的电话打来时，他刚好记录完一组数据。
“通过了，正高四级。”
“好的，谢谢。”他挂掉电话，继续指导学生调整反应温度。
下班路上，他拐进常去的那家书店，买了女儿提过想看的几本书。回到家，妻子做了一桌好菜，女儿开心地举杯：“祝贺爸爸！”
他笑着接受祝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翻过了一座小山。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正高四级只是起点，科研没有终点。
晚饭后，他照例走进书房。书架上，那本厚厚的专着旁边，又多了一份新的五年规划草案。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灯下，可能都有一个正在“蓄水”的人。他们不张扬，不抱怨，只是安静地积累，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周朝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新的项目构想。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平静而坚定。
评审材料里有一句话，是他五年前写下的：“科研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头衔的高低，而在于对真理探索的深度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此刻，他依然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