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潺潺溪流，悄然间，豆腐店的生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中渐渐稳了下来。每日，天还未泛起鱼肚白，街坊们便拎着搪瓷盆，脚步匆匆却又带着几分期待地前来排队，只为那刚出锅、热气腾腾、散发着浓郁豆香的新鲜豆腐。
然而，好景不长，一种异样的感觉如细密的蛛丝，悄然缠上我的心头。我发现，豆浆的出品率竟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往昔，一斤豆子只能产出三斤豆浆，可如今，却能多出一斤多，足足能出四斤有余。我端起杯子轻抿一口，那豆浆看似浓稠，可入口之后，却少了往昔那纯正醇厚的豆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难以名状的涩味，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那天凌晨，万籁俱寂，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梦乡之中。我特意早早起身，裹紧厚实的棉袄，脚步匆匆却又小心翼翼地绕到豆腐店的后窗。
窗户并未关严，留着一道窄窄的缝隙，透过这缝隙，店内的灯光与人影清晰可见。只见赵卫东正蹲在灶台边，背对着窗户，手中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包，神情专注却又带着几分鬼祟，正往那沸腾的豆浆里撒着什么。那白色的粉末一落入水中，便迅速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豆浆表面泛起一层细密的泡沫，仿佛是它曾存在过的唯一痕迹。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与疑惑，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冷风如一头凶猛的野兽，裹挟着我的声音，狠狠地撞进屋里，那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赵卫东！你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显然被我突如其来的出现吓了一跳，手中的纸包“啪”的一声掉落在地，滑石粉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撒了一地，像给地面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霜雪。
“你……你怎么来了？”他慌了神，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慌乱，手忙脚乱地想要将地上的粉末扫开，可嘴上却依旧强硬：“孙师傅知道的……这点豆子根本不够，完不成居委会下达的指标……农村的观音土咱们又实在找不到，这个细，吃不死人的。”
我怒目圆睁，转头寻找孙师傅的身影。只见他正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着烟，烟蒂扔了一地，烟雾如一层轻柔的薄纱，缭绕在他的脸庞周围，将他脸上的皱纹遮得模糊不清。
看到我递过去的眼神，他缓缓叹了口气，那声音低沉得犹如是从地下深处传来的，带着无尽的无奈与沧桑：“清水点不出豆腐啊。这世道，有时候就得这么糊弄着过，不然指标完不成，大家都没饭吃。”
我望着他那张布满岁月痕迹、苍老而又疲惫的脸，心中仿佛被一块湿冷的石头堵住，沉甸甸的，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店里的气氛便如同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蒸汽依旧如往常一样，从锅灶中袅袅升起，石磨也依旧不知疲倦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可是，往日那悠扬的黄梅戏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人们之间的说笑声也戛然而止，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忧虑。
刘小妹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曾经那个总是爱笑、活泼开朗的女孩，如今变得沉默了许多。她搬豆子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地念叨着，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一步一步缓缓地走着，仿佛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她在点卤前，趁着赵大姐转身算账的短暂间隙，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细签子，在刚舀进模具的豆腐脑上快速划了几下。那动作快得如同一阵风，如同生怕被人看见。
等豆腐蒸好成型，那些痕迹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我凑近了仔细看，还是能辨认出那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忍”字。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看着她那双依旧单纯、清澈的眼睛，我的心中既充满了心疼，又涌起一股深深的敬佩——她或许并不懂得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也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妥协”，但她却用自己最笨拙、最朴实的方式，无声地反抗着这无奈而又残酷的日子。
时光匆匆，转眼便到了夏天。豆腐店里的蒸汽愈发浓烈了，像一团团炽热的云朵，将整个店铺笼罩其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家都换上了轻薄的单衣，在闷热的环境中忙碌着。
有天清晨，我提前来到店里对账。刚推开门，便看到内间临时休息的草垫乱得不成样子，稻草如断了线的风筝，散落了一地。一个豆腐模具歪歪斜斜地倒在旁边，下面压着一件粉红色的胸罩——那是刘小妹的，我曾见过她将它洗了晾在院子里，上面绣着一朵精致的小碎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空气中除了熟悉的豆香，还飘着一丝淡淡的“百雀羚”香味，那是刘小妹常用的雪花膏，甜丝丝的，和那浓郁的豆腥味混在一起，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
从那以后，赵卫东对刘小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他总是刻意躲着她，即便眼神不小心碰着了，也会赶紧移开，像她身上带着什么令人畏惧的东西。
可现在，他却总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搬豆子，他就连忙搭把手；她洗磨盘，他就赶紧递上毛巾。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错辨的占有欲，看她的样子，就像是在盯着自己的私有物品，让人心里直发毛。
刘小妹对他，既充满了害怕，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依赖。他说话时，她就低着头静静地听，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裹挟着慌乱、依赖，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复杂得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乱麻。
赵大姐是最先看出不对劲的人。有天，趁店里没人，她偷偷拉着我的胳膊，将声音压得极低，仿佛生怕被别人听到：“小妹这阵子不太对劲，你看她的肚子，好像也有点显怀了，还总是躲着人吐。
”我心里“咯噔”一下，联想到她的肚子和呕吐的症状，一个我不敢想、也不愿想的念头猛地冒了出来。
我找了个傍晚，夕阳的余晖如一层金色的薄纱，洒在大地上。我将刘小妹叫到仓库后面的树荫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而又关切：“小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大家？要是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咱们一起想办法。”
她一听，眼泪“唰”地一下就掉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抽抽搭搭地说：“赵哥说……说会对我好……说以后会娶我……”
我看着她那双哭得通红的眼睛，心中又气又急——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简直就是天大的丑事，更何况赵卫东还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事要是传出去，刘小妹这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骨，抬不起头来。
1983年，“严打”的风暴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骤然而至。街上到处都贴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那红底黑字，如同一个个尖锐的刺，刺得人眼睛生疼；宣传车的喇叭整天响个不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声音在狭窄的巷子里来回荡漾，仿佛是一声声沉重的警钟，让整个空气都透着一种紧张而又压抑的气氛。
豆腐店因为“有刑释人员，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成了重点检查对象，就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这股风暴吞噬。
那天下午，太阳正毒，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大地。一群警察突然如神兵天降般来了，为首的是汪昌盛——我以前在专案组跟他共过事，现在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表情，像是一座冰冷的雕像。“搜查！”他一声令下，这群训练有素的警察们，迅速散开。有的翻我记的台账，纸张被翻得“哗啦哗啦”作响；有的查仓库里的豆子和工具，脚步声和翻东西的声响混在一起，如同是一场混乱的交响乐，把店里的热气都搅得发慌。
最后，汪昌盛的目光落在了赵卫东私加的杂物间暗门上——那门巧妙地藏在堆黄豆的麻袋后面，还加了把小锁，像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没说话，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抄起旁边的铁秤砣，“哐当”一声狠狠地砸在锁上，锁芯瞬间崩开，门“吱呀”一声缓缓地开了。
门开的瞬间，黄豆如撒了一地的弹珠，哗啦啦地滚得满处都是，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豆雨。
赵卫东和刘小妹蜷缩在角落里，衣衫不整，狼狈不堪。刘小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像揣了个圆滚滚的小皮球，脸色惨白得没一点血色，像是一张被抽干了颜色的白纸。
赵卫东浑身发抖，眼神里满是恐惧，像个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刘小妹则吓得哭不出声，只是死死地抓着赵卫东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他的肉里，那是她唯一的依靠。
警察冲上去，“咔嚓”一声给赵卫东戴上了手铐，那冰冷的金属声在闷热的店里回荡，格外刺耳，仿佛是一声命运的宣判。
刘小妹的家人很快闻讯赶来。她妈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骂着“丢人现眼”，那声音里满是绝望与痛苦，像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爸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如同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咬着牙，伸手把刘小妹架了出去，那背影显得无比沉重与无奈。
赵大姐站在一旁，手里的算盘珠子拨来拨去，却怎么也算不清自己垫付的豆子钱，嘴里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孙师傅默默地解下系在腰间的蓝布围裙，动作缓慢而又沉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灶台上，像是在与这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
然后，他拿起自己的旧布包，一步一步慢慢走了出去，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单得像根枯木，就像被这无情的世界所遗弃。
我作为居委会代表，要在查封清单上签字。钢笔突然漏墨，一大滴墨水如一颗黑色的炸弹，滴在“查封物品：豆腐模具一套”那一行。墨迹迅速晕开，边缘模糊，像一个蜷缩的婴儿，在白纸上留下触目惊心的印子。我的手僵在半空，看着那团墨渍，心中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着，疼得喘不过气来。
窗外，宣传车的喇叭还在响，“严厉打击流氓犯罪”的声音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破空气，刺得人耳膜发疼。
我望着空荡荡的豆腐店，石磨还在原地，就像一位被遗弃的老人，磨盘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豆渣，却再也不会转动了；大铁锅凉透了，蒸汽也散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豆腥味，绕着屋子飘，仿佛是这店铺最后的叹息。
那些曾经在这里忙碌的人，有的被带走了，有的离开了，只剩下这冰冷的店面，和我手里那张画着“墨渍婴儿”的查封清单，无声诉说着这个时代里，小人物们被命运无情推着走的无奈与悲凉。
后来我才知道，刘小妹被家人带到医院，强行做了流产手术。那冰冷的手术器械，如同是一把把无情的剪刀，剪断了她与那个未出生孩子的所有联系。回家后，她就被锁在屋里，再也没出来过，像是被这个世界永远地隔绝了。
赵卫东因为是累犯，在1983年“严打”中，以“流氓奸污女青年罪”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徒刑，押着送到大西北的监狱，去做一辈子的劳动改造，那遥远的西北，成了他命运的归宿，也是他罪恶的终点。(未完待续)
然而，好景不长，一种异样的感觉如细密的蛛丝，悄然缠上我的心头。我发现，豆浆的出品率竟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飙升。往昔，一斤豆子只能产出三斤豆浆，可如今，却能多出一斤多，足足能出四斤有余。我端起杯子轻抿一口，那豆浆看似浓稠，可入口之后，却少了往昔那纯正醇厚的豆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难以名状的涩味，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那天凌晨，万籁俱寂，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梦乡之中。我特意早早起身，裹紧厚实的棉袄，脚步匆匆却又小心翼翼地绕到豆腐店的后窗。
窗户并未关严，留着一道窄窄的缝隙，透过这缝隙，店内的灯光与人影清晰可见。只见赵卫东正蹲在灶台边，背对着窗户，手中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包，神情专注却又带着几分鬼祟，正往那沸腾的豆浆里撒着什么。那白色的粉末一落入水中，便迅速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豆浆表面泛起一层细密的泡沫，仿佛是它曾存在过的唯一痕迹。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与疑惑，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冷风如一头凶猛的野兽，裹挟着我的声音，狠狠地撞进屋里，那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赵卫东！你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显然被我突如其来的出现吓了一跳，手中的纸包“啪”的一声掉落在地，滑石粉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撒了一地，像给地面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霜雪。
“你……你怎么来了？”他慌了神，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慌乱，手忙脚乱地想要将地上的粉末扫开，可嘴上却依旧强硬：“孙师傅知道的……这点豆子根本不够，完不成居委会下达的指标……农村的观音土咱们又实在找不到，这个细，吃不死人的。”
我怒目圆睁，转头寻找孙师傅的身影。只见他正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着烟，烟蒂扔了一地，烟雾如一层轻柔的薄纱，缭绕在他的脸庞周围，将他脸上的皱纹遮得模糊不清。
看到我递过去的眼神，他缓缓叹了口气，那声音低沉得犹如是从地下深处传来的，带着无尽的无奈与沧桑：“清水点不出豆腐啊。这世道，有时候就得这么糊弄着过，不然指标完不成，大家都没饭吃。”
我望着他那张布满岁月痕迹、苍老而又疲惫的脸，心中仿佛被一块湿冷的石头堵住，沉甸甸的，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店里的气氛便如同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蒸汽依旧如往常一样，从锅灶中袅袅升起，石磨也依旧不知疲倦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可是，往日那悠扬的黄梅戏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人们之间的说笑声也戛然而止，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忧虑。
刘小妹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曾经那个总是爱笑、活泼开朗的女孩，如今变得沉默了许多。她搬豆子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地念叨着，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一步一步缓缓地走着，仿佛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她在点卤前，趁着赵大姐转身算账的短暂间隙，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细签子，在刚舀进模具的豆腐脑上快速划了几下。那动作快得如同一阵风，如同生怕被人看见。
等豆腐蒸好成型，那些痕迹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可我凑近了仔细看，还是能辨认出那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忍”字。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看着她那双依旧单纯、清澈的眼睛，我的心中既充满了心疼，又涌起一股深深的敬佩——她或许并不懂得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也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妥协”，但她却用自己最笨拙、最朴实的方式，无声地反抗着这无奈而又残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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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他却总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搬豆子，他就连忙搭把手；她洗磨盘，他就赶紧递上毛巾。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错辨的占有欲，看她的样子，就像是在盯着自己的私有物品，让人心里直发毛。
刘小妹对他，既充满了害怕，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依赖。他说话时，她就低着头静静地听，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裹挟着慌乱、依赖，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复杂得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乱麻。
赵大姐是最先看出不对劲的人。有天，趁店里没人，她偷偷拉着我的胳膊，将声音压得极低，仿佛生怕被别人听到：“小妹这阵子不太对劲，你看她的肚子，好像也有点显怀了，还总是躲着人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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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的风暴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骤然而至。街上到处都贴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那红底黑字，如同一个个尖锐的刺，刺得人眼睛生疼；宣传车的喇叭整天响个不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声音在狭窄的巷子里来回荡漾，仿佛是一声声沉重的警钟，让整个空气都透着一种紧张而又压抑的气氛。
豆腐店因为“有刑释人员，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成了重点检查对象，就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这股风暴吞噬。
那天下午，太阳正毒，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大地。一群警察突然如神兵天降般来了，为首的是汪昌盛——我以前在专案组跟他共过事，现在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表情，像是一座冰冷的雕像。“搜查！”他一声令下，这群训练有素的警察们，迅速散开。有的翻我记的台账，纸张被翻得“哗啦哗啦”作响；有的查仓库里的豆子和工具，脚步声和翻东西的声响混在一起，如同是一场混乱的交响乐，把店里的热气都搅得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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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东和刘小妹蜷缩在角落里，衣衫不整，狼狈不堪。刘小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像揣了个圆滚滚的小皮球，脸色惨白得没一点血色，像是一张被抽干了颜色的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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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妹的家人很快闻讯赶来。她妈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骂着“丢人现眼”，那声音里满是绝望与痛苦，像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爸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如同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咬着牙，伸手把刘小妹架了出去，那背影显得无比沉重与无奈。
赵大姐站在一旁，手里的算盘珠子拨来拨去，却怎么也算不清自己垫付的豆子钱，嘴里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孙师傅默默地解下系在腰间的蓝布围裙，动作缓慢而又沉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灶台上，像是在与这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
然后，他拿起自己的旧布包，一步一步慢慢走了出去，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单得像根枯木，就像被这无情的世界所遗弃。
我作为居委会代表，要在查封清单上签字。钢笔突然漏墨，一大滴墨水如一颗黑色的炸弹，滴在“查封物品：豆腐模具一套”那一行。墨迹迅速晕开，边缘模糊，像一个蜷缩的婴儿，在白纸上留下触目惊心的印子。我的手僵在半空，看着那团墨渍，心中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着，疼得喘不过气来。
窗外，宣传车的喇叭还在响，“严厉打击流氓犯罪”的声音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破空气，刺得人耳膜发疼。
我望着空荡荡的豆腐店，石磨还在原地，就像一位被遗弃的老人，磨盘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豆渣，却再也不会转动了；大铁锅凉透了，蒸汽也散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豆腥味，绕着屋子飘，仿佛是这店铺最后的叹息。
那些曾经在这里忙碌的人，有的被带走了，有的离开了，只剩下这冰冷的店面，和我手里那张画着“墨渍婴儿”的查封清单，无声诉说着这个时代里，小人物们被命运无情推着走的无奈与悲凉。
后来我才知道，刘小妹被家人带到医院，强行做了流产手术。那冰冷的手术器械，如同是一把把无情的剪刀，剪断了她与那个未出生孩子的所有联系。回家后，她就被锁在屋里，再也没出来过，像是被这个世界永远地隔绝了。
赵卫东因为是累犯，在1983年“严打”中，以“流氓奸污女青年罪”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徒刑，押着送到大西北的监狱，去做一辈子的劳动改造，那遥远的西北，成了他命运的归宿，也是他罪恶的终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