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凛冽的北风如一头狂暴的野兽，裹挟着北方特有的刺骨寒意，呼啸着掠过灭资街道革委会那栋红砖楼。窗棂上，一层晶莹的薄冰花悄然凝结，宛如一位神秘画师，用指尖蘸着彻骨的寒气，精心勾勒出的细碎纹路，透着丝丝冷冽与孤寂。
胡老栓专案组解散后，我拖着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行动不便的右腿，一瘸一拐、艰难地挪向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那把掉了漆的木椅，依旧静静地待在原地，椅面上，一道道因我常年端坐而磨出的浅痕，宛如岁月刻下的独特印记，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时光。
刚把搪瓷缸子轻轻搁在桌上，“哐当”一声，缸底与桌面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还未完全消散，马文书便风风火火地掀着棉门帘闯了进来。刹那间，一股寒气如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手中那份皱巴巴的文件，扑面而来。他眉头紧锁，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声音压得极低，却难掩其中的急切：“别歇着了，有大事——街道革委会年底就要撤了，要恢复街道办事处，下面还得设居委会，咱们这些人可都得分流啦。”
我接过文件，指尖轻轻划过那“国家干部回区政府安置，非干部自愿调街道工厂”的铅字。纸页粗糙的纹理，硌得指腹微微发疼，心里也随之涌起一阵慌乱。要知道，那时候的街道工厂，大多从事着糊纸盒、缝手套这类单调又辛苦的营生。整天都得坐着，埋头忙碌，我这右腿蜷着发力本就艰难，怕是连半天都撑不下来。还没等我把这份焦虑理顺，马文书又补了一句，语气里竟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羡慕：“你就不一样啦，区里批了，说你有文化，身体又不方便，让你去居委会当干部，还是补贴制的呢。”
新成立的居委会，挤在一间由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办公室里。墙皮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剥落着，仿佛是岁月无情撕下的伤疤；墙角堆着还没清理干净的麻袋，杂乱无章；风从窗缝里偷偷钻进来，吹得帆布哗啦啦作响，好似在诉说着这里的简陋与冷清。
居委会总共五个人：主任是街道的老治安委员，年过五十，嗓门大得如同炸雷，仿佛能穿透厚厚的墙壁，说话时总带着以前喊口号的那股子劲儿；城建卫生委员负责管理街巷保洁，每天揣着个小本子，像个小账房先生，仔细记着哪条街的清洁工扫得干不干净；民政委员手里紧紧攥着低保户和“三无”人员的名单，谁家缺粮少药了，他都得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社会治安委员专门负责管理还没平反的“地富反坏右”，晚上常常揣着红袖章，拿着个小喇叭，在巷子里扯着嗓子喊：“防火防盗，关好门窗！”而我，则担任文书一职，负责管账目和“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和居民们聊聊天，记录下大家的难处。
每月30块的工资，被我紧紧捏在手里。这钱，比工厂二级工少六块五，却比新学员多十一块五。主任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笑着打趣道：“你这是赶上好时候啦，不用干重活，还能拿稳定钱。”其他委员每月只能拿到十四块多，他们攥着钱时，总会忍不住念叨：“够生活费啦，八毛钱一斤的猪肉能买两斤，再称斤一毛四分的大米，给娃补补。”钱虽然不多，却也能勉强撑起这个家的日子。
居委会归街道办事处管，一个办事处管着五六个居委会。日常工作就是传达区里的文件，挨家挨户统计居民粮本，按照人头发放豆制品票、布票，再把街坊们的诉求往上递——张大妈家漏雨了，李大爷的低保没发下来，这些事儿都得我们记着，然后跑腿去解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消息传了下来。主任在会上念文件时，声音都带着微微的颤抖。念到“以后不搞政治挂帅了，要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时，他停了停，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嚼透，深深印在脑海里。没过多久，办事处就下了通知，让居委会创办“三产”，说是要“自食其力，适应新时代”。
1979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迎江街道豆腐店”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居委会的人轮流早起，拖着木板车去菜市场叫卖豆腐；另一间闲置仓库被改造成了零售店面，墙皮斑驳得露出了里面的青砖，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店后仓库角落堆着陈年麦秸，扫开时扬起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得等半天才能看清东西。
石磨摆在店中央，磨盘足有八仙桌那么大，磨杆粗得要四个人合抱才能推动。一转起来，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一头老牛累得直喘粗气。大铁锅稳稳地坐在土灶上，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裹挟着生黄豆的腥气，把整个屋子蒸得雾蒙蒙的。进去没一会儿，棉袄就被热气浸透，贴在背上凉飕飕的，可却没人舍得脱——怕一冷一热着凉生病。
开张那天，店里来了四个关键人物。孙师傅五十八岁，原是农村小豆腐坊的老技工，只因“成分是资本家后代”就被下放。他背有点驼，仿佛被岁月无情地压弯了腰，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得像核桃。平日里，他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可一站在石磨前，眼里就立刻亮了起来，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赵大姐四十多岁，大眼睛炯炯有神，皮肤是常年在外奔波晒出的黑红，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平日里，她爱哼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一开口，街坊邻居都能循着声音凑过来。她算盘打得好，手指在算珠上翻飞，噼啪响得像放鞭炮。因为娘家是“小业主”，以前也被管制过，这次被居委会聘来当负责人，一心想把生意做好——毕竟豆腐店是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她要养家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盼着多赚点钱给娃添件新衣。刘小妹二十二岁，是街坊家的姑娘，脑子不太灵光，说话总慢半拍，却生得清秀，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笑起来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她没工作，居委会便安排她来打杂，跟着赵大姐学泡豆子、洗磨盘。她动作慢，却肯下力气，豆子泡得发涨，她也会一颗颗仔细地捡着挑出坏的。赵卫东三十五岁，是刑满释放人员，以前因为“耍流氓”被劳教三年，出来后没地方去。他身材高大，却总缩着肩膀，眼神躲躲闪闪，像怕被人盯着看。可他手脚麻利，搬豆子、劈柴、刷磨盘，干起活来从不偷懒。
我作为文书，每天来店里记台账，顺便“做思想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看看有没有闹矛盾的。开张第一天，孙师傅站在大锅前点卤，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瓷碗，碗里是乳白色的石膏水。他手腕轻轻一抖，石膏水顺着碗边缓缓流进豆浆里，动作稳得像定了格，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来了。”他头也不抬，等第一板豆腐压成型，用竹刀切成小块，挑了块最嫩的，滴了两滴香油，递到我面前，声音里带着点骄傲：“尝尝，还是以前小作坊的老味道。”我接过豆腐，放进嘴里，豆香混着香油的醇厚在舌尖散开，暖得人心头发热，像是尝到了小时候过年才有的滋味。
刘小妹在赵大姐的指导下搬黄豆，藤筐装得满满的，压得她胳膊弯往下沉，走得摇摇晃晃，嘴里还小声念叨：“豆子...要泡...泡一夜才软...”赵卫东在旁边劈柴，瞥见她的样子，嘴角偷偷勾了勾，放下斧头走过去，伸手帮她扶了把筐沿。
刘小妹抬头冲他笑，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的小虎牙闪着光。赵大姐在一旁扒拉算盘，瞥见这一幕，笑着喊：“卫东，你多帮帮小妹，她年纪小，力气也小。”赵卫东点点头，没说话，却主动把下一个藤筐扛到了泡豆子的缸边。(未完待续)
胡老栓专案组解散后，我拖着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行动不便的右腿，一瘸一拐、艰难地挪向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那把掉了漆的木椅，依旧静静地待在原地，椅面上，一道道因我常年端坐而磨出的浅痕，宛如岁月刻下的独特印记，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时光。
刚把搪瓷缸子轻轻搁在桌上，“哐当”一声，缸底与桌面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还未完全消散，马文书便风风火火地掀着棉门帘闯了进来。刹那间，一股寒气如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手中那份皱巴巴的文件，扑面而来。他眉头紧锁，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声音压得极低，却难掩其中的急切：“别歇着了，有大事——街道革委会年底就要撤了，要恢复街道办事处，下面还得设居委会，咱们这些人可都得分流啦。”
我接过文件，指尖轻轻划过那“国家干部回区政府安置，非干部自愿调街道工厂”的铅字。纸页粗糙的纹理，硌得指腹微微发疼，心里也随之涌起一阵慌乱。要知道，那时候的街道工厂，大多从事着糊纸盒、缝手套这类单调又辛苦的营生。整天都得坐着，埋头忙碌，我这右腿蜷着发力本就艰难，怕是连半天都撑不下来。还没等我把这份焦虑理顺，马文书又补了一句，语气里竟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羡慕：“你就不一样啦，区里批了，说你有文化，身体又不方便，让你去居委会当干部，还是补贴制的呢。”
新成立的居委会，挤在一间由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办公室里。墙皮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剥落着，仿佛是岁月无情撕下的伤疤；墙角堆着还没清理干净的麻袋，杂乱无章；风从窗缝里偷偷钻进来，吹得帆布哗啦啦作响，好似在诉说着这里的简陋与冷清。
居委会总共五个人：主任是街道的老治安委员，年过五十，嗓门大得如同炸雷，仿佛能穿透厚厚的墙壁，说话时总带着以前喊口号的那股子劲儿；城建卫生委员负责管理街巷保洁，每天揣着个小本子，像个小账房先生，仔细记着哪条街的清洁工扫得干不干净；民政委员手里紧紧攥着低保户和“三无”人员的名单，谁家缺粮少药了，他都得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社会治安委员专门负责管理还没平反的“地富反坏右”，晚上常常揣着红袖章，拿着个小喇叭，在巷子里扯着嗓子喊：“防火防盗，关好门窗！”而我，则担任文书一职，负责管账目和“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和居民们聊聊天，记录下大家的难处。
每月30块的工资，被我紧紧捏在手里。这钱，比工厂二级工少六块五，却比新学员多十一块五。主任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笑着打趣道：“你这是赶上好时候啦，不用干重活，还能拿稳定钱。”其他委员每月只能拿到十四块多，他们攥着钱时，总会忍不住念叨：“够生活费啦，八毛钱一斤的猪肉能买两斤，再称斤一毛四分的大米，给娃补补。”钱虽然不多，却也能勉强撑起这个家的日子。
居委会归街道办事处管，一个办事处管着五六个居委会。日常工作就是传达区里的文件，挨家挨户统计居民粮本，按照人头发放豆制品票、布票，再把街坊们的诉求往上递——张大妈家漏雨了，李大爷的低保没发下来，这些事儿都得我们记着，然后跑腿去解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消息传了下来。主任在会上念文件时，声音都带着微微的颤抖。念到“以后不搞政治挂帅了，要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时，他停了停，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嚼透，深深印在脑海里。没过多久，办事处就下了通知，让居委会创办“三产”，说是要“自食其力，适应新时代”。
1979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迎江街道豆腐店”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居委会的人轮流早起，拖着木板车去菜市场叫卖豆腐；另一间闲置仓库被改造成了零售店面，墙皮斑驳得露出了里面的青砖，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店后仓库角落堆着陈年麦秸，扫开时扬起的灰尘呛得人直咳嗽，得等半天才能看清东西。
石磨摆在店中央，磨盘足有八仙桌那么大，磨杆粗得要四个人合抱才能推动。一转起来，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一头老牛累得直喘粗气。大铁锅稳稳地坐在土灶上，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裹挟着生黄豆的腥气，把整个屋子蒸得雾蒙蒙的。进去没一会儿，棉袄就被热气浸透，贴在背上凉飕飕的，可却没人舍得脱——怕一冷一热着凉生病。
开张那天，店里来了四个关键人物。孙师傅五十八岁，原是农村小豆腐坊的老技工，只因“成分是资本家后代”就被下放。他背有点驼，仿佛被岁月无情地压弯了腰，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得像核桃。平日里，他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可一站在石磨前，眼里就立刻亮了起来，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赵大姐四十多岁，大眼睛炯炯有神，皮肤是常年在外奔波晒出的黑红，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平日里，她爱哼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一开口，街坊邻居都能循着声音凑过来。她算盘打得好，手指在算珠上翻飞，噼啪响得像放鞭炮。因为娘家是“小业主”，以前也被管制过，这次被居委会聘来当负责人，一心想把生意做好——毕竟豆腐店是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她要养家里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盼着多赚点钱给娃添件新衣。刘小妹二十二岁，是街坊家的姑娘，脑子不太灵光，说话总慢半拍，却生得清秀，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笑起来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她没工作，居委会便安排她来打杂，跟着赵大姐学泡豆子、洗磨盘。她动作慢，却肯下力气，豆子泡得发涨，她也会一颗颗仔细地捡着挑出坏的。赵卫东三十五岁，是刑满释放人员，以前因为“耍流氓”被劳教三年，出来后没地方去。他身材高大，却总缩着肩膀，眼神躲躲闪闪，像怕被人盯着看。可他手脚麻利，搬豆子、劈柴、刷磨盘，干起活来从不偷懒。
我作为文书，每天来店里记台账，顺便“做思想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看看有没有闹矛盾的。开张第一天，孙师傅站在大锅前点卤，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瓷碗，碗里是乳白色的石膏水。他手腕轻轻一抖，石膏水顺着碗边缓缓流进豆浆里，动作稳得像定了格，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来了。”他头也不抬，等第一板豆腐压成型，用竹刀切成小块，挑了块最嫩的，滴了两滴香油，递到我面前，声音里带着点骄傲：“尝尝，还是以前小作坊的老味道。”我接过豆腐，放进嘴里，豆香混着香油的醇厚在舌尖散开，暖得人心头发热，像是尝到了小时候过年才有的滋味。
刘小妹在赵大姐的指导下搬黄豆，藤筐装得满满的，压得她胳膊弯往下沉，走得摇摇晃晃，嘴里还小声念叨：“豆子...要泡...泡一夜才软...”赵卫东在旁边劈柴，瞥见她的样子，嘴角偷偷勾了勾，放下斧头走过去，伸手帮她扶了把筐沿。
刘小妹抬头冲他笑，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的小虎牙闪着光。赵大姐在一旁扒拉算盘，瞥见这一幕，笑着喊：“卫东，你多帮帮小妹，她年纪小，力气也小。”赵卫东点点头，没说话，却主动把下一个藤筐扛到了泡豆子的缸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