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 从辛丑年（?起重光赤奋若?，泛指某个干支纪年的起点），到丁未年（?尽强圉协洽?，泛指某个干支纪年的终点），一共七年。
汉世宗孝武皇帝（汉武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辛丑年，公元前140年）?
冬季，十月：? 皇帝下诏要求各地推荐品行贤良、为人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皇帝亲自出题策问他们关于古今治国之道的问题，前来应答的有一百多人。
广川人董仲舒在策问中回答道：
“所谓的‘道’，指的是通向国家安定治理的正确途径，仁、义、礼、乐这些，都是实现‘道’的工具。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的子孙却能长久地统治国家，使社会安定达数百年之久，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凡是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原因就在于所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遵循的方法不是正道，因此政治一天天走向败坏和灭亡。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败了，并不是治国之道消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了。到了周宣王时，他追思先代圣王的德政，振兴衰微、补救弊端，彰显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国之道又灿烂地复兴了，这是他日夜不停努力推行善政的结果啊！”
“孔子说：‘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道使人光大。’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不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可挽回；君主的行为如果违背常理，就会丧失统治的根基。作为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来端正朝廷，端正了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了百官才能端正万民，端正了万民才能端正天下四方。天下四方都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人敢不统一于正道，就不会有奸邪之气掺杂其中。这样一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生长，百姓繁衍兴旺，所有象征福祉的事物，一切吉祥的征兆，都会全部出现，王道也就最终实现了！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龙图（象征祥瑞），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这是他为自己本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地位卑贱而无法招致感到悲伤。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了招致祥瑞的资质；德行高尚，恩泽深厚，智慧明达，心意良善，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以说是理想的君主了。然而天地并未感应，美好的祥瑞尚未降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百姓未能归于正道啊。百姓追逐私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规范他们，就不能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北朝南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首要任务的。他们在京城设立太学来教育全国精英，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来教化乡邑百姓；用仁来熏陶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那时刑罚虽然很轻，却没人触犯禁令，这就是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的结果啊。圣明的君主承接乱世之后，首先要彻底扫除乱世的流毒和遗迹，然后重新修明教化并加以推崇；教化修明之后，美好的风俗形成了，子孙后代遵循下去，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灭了先代圣人的治国之道，实行只顾眼前、得过且过的统治，所以只存在了十四年就灭亡了。它的流毒和恶劣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导致风俗浅薄败坏，百姓愚顽不化，抵触冒犯法律，不顾廉耻，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的音调不准，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能重新弹奏；治理国家而政策行不通，严重时必须改革制度变更政令，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得到天下以来，常常想治理好，但至今未能达到理想状态，问题就出在应当变革而没有变革啊！”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让人们在年轻时学习知识，成年后根据才干授予职位；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因此百姓都懂得礼义廉耻，并以冒犯君上为耻。周武王奉行大义，讨平残暴的商纣王；周公制作礼乐来修饰完善它；到了周成王、康王的兴盛时期，监狱空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普及、仁义广泛流传的结果，不仅仅是刑罚伤及皮肉的效力啊。到了秦朝就不同了，他们效法申不害、商鞅的严刑峻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把贪婪凶暴当作风俗；只注重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罪，做坏事的人不一定受惩罚。因此百官都讲虚浮的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遵守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主的心思，弄虚作假，掩饰欺诈，追逐私利，不知羞耻。于是受刑的人很多，死尸相连，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未停止，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恶果啊。现在陛下统一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人不服从归顺，然而您的恩德却没有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大概是因为您推行王道的心意还没有体现出来吧。《曾子》说：‘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王道），就高明；实践自己懂得的道理（王道），就光明。高明光明，不在于其它，只在于付诸心意罢了。’希望陛下能运用所听到的道理，内心真诚坚定并努力推行它，那么与夏禹、商汤、周文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却要求它有美丽的花纹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方法，没有比设立太学更大的了；太学，是贤士产生的关键，是教化的根本源头。现在，让一个郡或一个诸侯国的人来应对朝廷的策问，竟然没有合格的人选，这就是因为王道在那些地方已经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聘请高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通过多次考核策问来充分发掘他们的才能，那么天下的英才俊杰就应该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朝廷派他们来承接（朝廷的德政）并向百姓宣扬教化的；所以老师和表率如果不贤明，那么君主的德政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既不能在下面教育训导百姓，又不遵从执行君主的法令，有的甚至暴虐地对待百姓，与奸邪小人勾结交易，使得贫穷孤弱的人蒙冤受苦，失去生计，这太不符合陛下的心意了；因此阴阳失调，乖戾之气充满天地，万物难以顺利生长，百姓得不到救济，这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智所导致的啊！”
“地方长官多数出身于郎官（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而选拔郎官又是根据家庭财富多少，这样选出来的人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功劳，是以任职期间是否能称职来区分的，并不是指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时间再长，也不会升任高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担任辅佐大臣，因此各级官吏都竭尽全力，尽心尽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求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凭借熬年头来获取高位，靠着积累资历来升官，因此廉耻混淆，贤能与不贤能混杂不清，无法分辨真才实学。愚臣认为可以让各位列侯、郡守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地方长官各自在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选拔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人，让他们在皇帝身边担任侍卫，并以此观察大臣们识别人才的能力；推荐了贤才的有赏，推荐了不贤之才的受罚。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俸禄二千石的官员们都会尽心尽力地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也就可以得到并任用了。如果能普遍得到天下的人才，那么重现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赶上尧、舜那样的圣名也是可能的。不要只看资历长短，应以实际考察贤能为主，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品德确定职位，（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廉洁与无耻就会区分开来，贤能与不贤能就各得其所了！”
“我听说积累少量能成多，聚集细小能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从暗中努力达到光明，从微小之处开始达到显赫的；因此尧是从诸侯之位发迹的，舜是从深山中兴起的，他们不是一天就显达的，而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话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就无法掩饰；言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凭借。因此，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的人才能声名显赫；自身积累善行，就像白天不断变长而人不易察觉一样；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烛火慢慢消耗灯油而人不易看见一样；这就是尧、舜能获得美名而桀、纣令人恐惧担忧的原因啊。”
“快乐但不放纵，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就叫做‘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病的；如果出现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然会有偏废和施行不到之处，所以政治也有昏聩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候只需补救偏废之处、弥补弊病就行了。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尊崇的侧重点不同，并非故意相反，而是为了补救过分之处、扶助衰落的环节，这是为了适应当时遇到的不同情况啊。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不过是更改了历法正朔，变换了车马服饰的颜色（以示接受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需要做什么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革制度之名，却没有改变治国之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商朝崇尚敬奉鬼神，周朝崇尚崇尚礼乐修饰，这是因为它们所继承的前朝需要补救的弊端不同，应当采用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将来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治国，采用的都是夏朝的忠厚、商朝的崇敬、周朝的文饰这三种原则。夏朝沿袭虞舜（的制度），却没有提到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同一种，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治国之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会改变。所以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相互传授并坚守同一种治国之道，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什么废除和增加的内容。由此看来，继承安定之世的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混乱之世的治国之道则需要变革。”
“如今汉朝是在经历大乱之后建立的，（鉴于周朝后期文饰过度），似乎应当略微减少周朝崇尚文饰的风气，致力于推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的做法。古代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同是这个天下，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哪里出了差错导致衰落成这样？想来是在古代的治国之道上有所失误，还是在天理上有所违背呢？天对万物也是有所区别地给予恩惠的：给了它利齿的就不给角，给它装上翅膀的就只让它有两只脚，这表明接受了大利的就不能再索取小利。古代得到朝廷俸禄的人，就不靠体力谋生（指不务农），也不从事工商业（指不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利就不再索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一致的。那些已经享受了大利益（俸禄）的人，还要去争夺小利益（与民争利），那么老天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更何况是凡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深感不足的原因啊。有些人自身受到宠爱，身居高位，家庭富裕，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却还要凭借富贵的资本和权力，在下面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百姓的财富一天天、一月月地被剥削侵夺，逐渐陷入极端贫困。富人奢侈浪费，财富多得溢出；穷人生活穷困，愁苦不堪；百姓既然不觉得活着快乐，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行为却制止不了的原因啊。天子和朝中的大夫们，是下面百姓仰望仿效的对象，是远方之人从四方朝内观望的榜样。近处的人看着你们的行为去模仿，远处的人望着你们的行为去效法，怎么能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做出平民百姓追求财利的行为呢！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财利，总担心匮乏贫穷，这是平民百姓的想法；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仁义，总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才是大夫应有的想法啊。《易经》上说：‘背着东西的人却乘坐车子（比喻德行不配位），就会招致强盗前来。’乘车是人君子的地位，背负重物是小人的工作。这句爻辞是说，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平民百姓的事，灾祸必然降临。如果身居君子之位，就该做君子该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当宰相时那样的廉洁奉公（不与民争利），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
“《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的永恒法则，是古今的通达道理。如今各家学派主张不同的治国之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无法掌握统一的治国思想；法令制度屡次更改，臣民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愚臣认为，凡是不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典范围之内的，或者不属于孔子学派的学说，都应一律禁止，不允许它们继续发展传播。这样，那些荒谬邪僻的学说才会消亡灭绝，然后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法令制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汉武帝赞赏董仲舒的对策，任命他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因贤良对策出色，被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所荐举的贤良中，有人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政，请全部罢免。”奏请获准。
（注：董仲舒早年研习《春秋》，景帝时任博士，言行严守礼法，学者皆尊其为师。任江都相后辅佐易王刘非——武帝骄纵好勇的兄长，以礼法匡正其行，深受敬重。）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货币政策?：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免职。丙寅日，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武帝素来推崇儒学，窦婴、田蚡亦好儒术，二人举荐代郡人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为郎中令。赵绾奏请修建明堂（朝会诸侯的礼制建筑），并推荐其师申公（鲁地大儒）。秋季，武帝派使者携带贵重礼物（五匹帛加玉璧），用四匹马拉的安稳坐车（安车驷马）隆重迎接申公入京。申公年逾八十，武帝询问治国之道，他答道：“治国不在于说多少话，关键在于实际做得怎么样。”当时武帝正喜好辞藻华丽的文风，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语，但人已请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安置在鲁王府邸，参与商议明堂、天子巡狩、修订历法、变更车马服饰颜色等事宜。
同年?：内史（京畿长官）宁成犯罪，被处以剃发（髡）戴铁圈束颈（钳）的刑罚。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入朝晋见。武帝因刘安是叔父辈且才学出众，对他非常尊重，每次设宴召见谈话，都持续到黄昏后才结束。
（密谈：刘安一向与田蚡交好，此次入朝，田蚡在霸上迎接他，私下说：“皇上尚无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推行仁义，天下闻名。一旦皇上驾崩，除了您还有谁配继承皇位呢？”刘安大喜，厚赠田蚡金钱财物。）
儒道之争?：太皇太后窦氏喜好黄老道家学说，厌恶儒术。赵绾奏请政事不必再向窦太后居住的东宫禀报。窦太后大怒，斥责道：“他想效仿新垣平（文帝时欺君惑众的方士被诛）吗？”于是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枉法的证据，借此责备武帝。武帝因此废止了修建明堂的计划，所有正在兴办的儒制改革项目都被叫停。赵绾、王臧被交付法庭审讯，后皆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称病辞职归乡。
万石君家风?：当初景帝因太子太傅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官至年俸二千石的高位，便赐他“万石君”称号。石奋虽无精深学问，但恭敬谨慎无人能比。子孙做了小官回家拜见，石奋一定身穿朝服接见，不直呼其名。子孙有过错，他不直接责备，而是坐到侧位，对着餐桌不吃饭；直到子孙们互相批评，并通过族中长辈脱衣露体（肉袒）谢罪，真心改正，他才肯原谅。成年子孙在身边时，即使闲居家中他也必定穿戴整齐。他办理丧事时，悲痛异常。子孙遵从其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国。等到赵绾、王臧因提倡儒学获罪，窦太后认为儒者重文采轻实质，而万石君家虽不善言辞却能身体力行，便任命他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幼子石庆为内史（京畿长官）。石建在皇帝身边，有事该进谏时，屏退旁人畅所欲言，言辞恳切；但在朝堂上则沉默寡言，如同不善言辞的人。武帝因此亲近信任他。石庆曾任太仆（管车马），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车驾用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数完马后，举手报告：“六匹。”石庆在石家兄弟中已是行为最简略的了。
政治动态?：窦婴、田蚡免职后以列侯身份家居。田蚡虽无官职，但因是王太后（武帝生母）的同母弟而受宠信，多次议论政事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官吏纷纷离开窦婴转而投奔田蚡，田蚡日益骄横。
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三月乙未?：任命太常（掌管宗庙礼仪）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后宫风波?：堂邑侯陈午娶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史称窦太主）。武帝能被立为太子，馆陶公主出力甚多，因此将女儿嫁给时为太子的武帝；武帝即位后，其女成为陈皇后。窦太主自恃有功，索求无度，武帝很烦恼。陈皇后骄纵善妒，独霸宠爱却无子嗣，前后花费九千万钱求医问药想生子，终无结果，逐渐失宠。王太后告诫武帝：“你刚即位，大臣尚未完全顺服，就搞明堂工程，已惹怒太皇太后。如今又得罪长公主（窦太主），必会招致重罚。妇人心性容易取悦，你务必慎重对待！”武帝于是对窦太主和陈皇后又重新稍加恩宠礼遇。
（卫子夫得宠：武帝在霸上举行祓灾祈福仪式后回宫，顺路探望姐姐平阳公主，
汉世宗孝武皇帝（汉武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辛丑年，公元前140年）?
冬季，十月：? 皇帝下诏要求各地推荐品行贤良、为人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皇帝亲自出题策问他们关于古今治国之道的问题，前来应答的有一百多人。
广川人董仲舒在策问中回答道：
“所谓的‘道’，指的是通向国家安定治理的正确途径，仁、义、礼、乐这些，都是实现‘道’的工具。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的子孙却能长久地统治国家，使社会安定达数百年之久，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凡是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原因就在于所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遵循的方法不是正道，因此政治一天天走向败坏和灭亡。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败了，并不是治国之道消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了。到了周宣王时，他追思先代圣王的德政，振兴衰微、补救弊端，彰显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国之道又灿烂地复兴了，这是他日夜不停努力推行善政的结果啊！”
“孔子说：‘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道使人光大。’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不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可挽回；君主的行为如果违背常理，就会丧失统治的根基。作为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来端正朝廷，端正了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了百官才能端正万民，端正了万民才能端正天下四方。天下四方都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人敢不统一于正道，就不会有奸邪之气掺杂其中。这样一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生长，百姓繁衍兴旺，所有象征福祉的事物，一切吉祥的征兆，都会全部出现，王道也就最终实现了！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龙图（象征祥瑞），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这是他为自己本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地位卑贱而无法招致感到悲伤。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了招致祥瑞的资质；德行高尚，恩泽深厚，智慧明达，心意良善，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以说是理想的君主了。然而天地并未感应，美好的祥瑞尚未降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百姓未能归于正道啊。百姓追逐私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规范他们，就不能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北朝南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首要任务的。他们在京城设立太学来教育全国精英，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来教化乡邑百姓；用仁来熏陶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那时刑罚虽然很轻，却没人触犯禁令，这就是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的结果啊。圣明的君主承接乱世之后，首先要彻底扫除乱世的流毒和遗迹，然后重新修明教化并加以推崇；教化修明之后，美好的风俗形成了，子孙后代遵循下去，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灭了先代圣人的治国之道，实行只顾眼前、得过且过的统治，所以只存在了十四年就灭亡了。它的流毒和恶劣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导致风俗浅薄败坏，百姓愚顽不化，抵触冒犯法律，不顾廉耻，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的音调不准，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能重新弹奏；治理国家而政策行不通，严重时必须改革制度变更政令，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得到天下以来，常常想治理好，但至今未能达到理想状态，问题就出在应当变革而没有变革啊！”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让人们在年轻时学习知识，成年后根据才干授予职位；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因此百姓都懂得礼义廉耻，并以冒犯君上为耻。周武王奉行大义，讨平残暴的商纣王；周公制作礼乐来修饰完善它；到了周成王、康王的兴盛时期，监狱空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普及、仁义广泛流传的结果，不仅仅是刑罚伤及皮肉的效力啊。到了秦朝就不同了，他们效法申不害、商鞅的严刑峻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把贪婪凶暴当作风俗；只注重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罪，做坏事的人不一定受惩罚。因此百官都讲虚浮的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遵守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主的心思，弄虚作假，掩饰欺诈，追逐私利，不知羞耻。于是受刑的人很多，死尸相连，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未停止，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恶果啊。现在陛下统一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人不服从归顺，然而您的恩德却没有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大概是因为您推行王道的心意还没有体现出来吧。《曾子》说：‘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王道），就高明；实践自己懂得的道理（王道），就光明。高明光明，不在于其它，只在于付诸心意罢了。’希望陛下能运用所听到的道理，内心真诚坚定并努力推行它，那么与夏禹、商汤、周文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却要求它有美丽的花纹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方法，没有比设立太学更大的了；太学，是贤士产生的关键，是教化的根本源头。现在，让一个郡或一个诸侯国的人来应对朝廷的策问，竟然没有合格的人选，这就是因为王道在那些地方已经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聘请高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通过多次考核策问来充分发掘他们的才能，那么天下的英才俊杰就应该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朝廷派他们来承接（朝廷的德政）并向百姓宣扬教化的；所以老师和表率如果不贤明，那么君主的德政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既不能在下面教育训导百姓，又不遵从执行君主的法令，有的甚至暴虐地对待百姓，与奸邪小人勾结交易，使得贫穷孤弱的人蒙冤受苦，失去生计，这太不符合陛下的心意了；因此阴阳失调，乖戾之气充满天地，万物难以顺利生长，百姓得不到救济，这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智所导致的啊！”
“地方长官多数出身于郎官（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而选拔郎官又是根据家庭财富多少，这样选出来的人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功劳，是以任职期间是否能称职来区分的，并不是指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时间再长，也不会升任高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担任辅佐大臣，因此各级官吏都竭尽全力，尽心尽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求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凭借熬年头来获取高位，靠着积累资历来升官，因此廉耻混淆，贤能与不贤能混杂不清，无法分辨真才实学。愚臣认为可以让各位列侯、郡守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地方长官各自在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选拔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人，让他们在皇帝身边担任侍卫，并以此观察大臣们识别人才的能力；推荐了贤才的有赏，推荐了不贤之才的受罚。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俸禄二千石的官员们都会尽心尽力地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也就可以得到并任用了。如果能普遍得到天下的人才，那么重现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赶上尧、舜那样的圣名也是可能的。不要只看资历长短，应以实际考察贤能为主，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品德确定职位，（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廉洁与无耻就会区分开来，贤能与不贤能就各得其所了！”
“我听说积累少量能成多，聚集细小能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从暗中努力达到光明，从微小之处开始达到显赫的；因此尧是从诸侯之位发迹的，舜是从深山中兴起的，他们不是一天就显达的，而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话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就无法掩饰；言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凭借。因此，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的人才能声名显赫；自身积累善行，就像白天不断变长而人不易察觉一样；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烛火慢慢消耗灯油而人不易看见一样；这就是尧、舜能获得美名而桀、纣令人恐惧担忧的原因啊。”
“快乐但不放纵，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就叫做‘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病的；如果出现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然会有偏废和施行不到之处，所以政治也有昏聩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候只需补救偏废之处、弥补弊病就行了。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尊崇的侧重点不同，并非故意相反，而是为了补救过分之处、扶助衰落的环节，这是为了适应当时遇到的不同情况啊。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不过是更改了历法正朔，变换了车马服饰的颜色（以示接受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需要做什么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革制度之名，却没有改变治国之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商朝崇尚敬奉鬼神，周朝崇尚崇尚礼乐修饰，这是因为它们所继承的前朝需要补救的弊端不同，应当采用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将来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治国，采用的都是夏朝的忠厚、商朝的崇敬、周朝的文饰这三种原则。夏朝沿袭虞舜（的制度），却没有提到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同一种，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治国之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会改变。所以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相互传授并坚守同一种治国之道，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什么废除和增加的内容。由此看来，继承安定之世的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混乱之世的治国之道则需要变革。”
“如今汉朝是在经历大乱之后建立的，（鉴于周朝后期文饰过度），似乎应当略微减少周朝崇尚文饰的风气，致力于推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的做法。古代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同是这个天下，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哪里出了差错导致衰落成这样？想来是在古代的治国之道上有所失误，还是在天理上有所违背呢？天对万物也是有所区别地给予恩惠的：给了它利齿的就不给角，给它装上翅膀的就只让它有两只脚，这表明接受了大利的就不能再索取小利。古代得到朝廷俸禄的人，就不靠体力谋生（指不务农），也不从事工商业（指不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利就不再索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一致的。那些已经享受了大利益（俸禄）的人，还要去争夺小利益（与民争利），那么老天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更何况是凡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深感不足的原因啊。有些人自身受到宠爱，身居高位，家庭富裕，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却还要凭借富贵的资本和权力，在下面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百姓的财富一天天、一月月地被剥削侵夺，逐渐陷入极端贫困。富人奢侈浪费，财富多得溢出；穷人生活穷困，愁苦不堪；百姓既然不觉得活着快乐，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行为却制止不了的原因啊。天子和朝中的大夫们，是下面百姓仰望仿效的对象，是远方之人从四方朝内观望的榜样。近处的人看着你们的行为去模仿，远处的人望着你们的行为去效法，怎么能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做出平民百姓追求财利的行为呢！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财利，总担心匮乏贫穷，这是平民百姓的想法；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仁义，总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才是大夫应有的想法啊。《易经》上说：‘背着东西的人却乘坐车子（比喻德行不配位），就会招致强盗前来。’乘车是人君子的地位，背负重物是小人的工作。这句爻辞是说，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平民百姓的事，灾祸必然降临。如果身居君子之位，就该做君子该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当宰相时那样的廉洁奉公（不与民争利），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
“《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的永恒法则，是古今的通达道理。如今各家学派主张不同的治国之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无法掌握统一的治国思想；法令制度屡次更改，臣民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愚臣认为，凡是不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典范围之内的，或者不属于孔子学派的学说，都应一律禁止，不允许它们继续发展传播。这样，那些荒谬邪僻的学说才会消亡灭绝，然后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法令制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汉武帝赞赏董仲舒的对策，任命他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因贤良对策出色，被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所荐举的贤良中，有人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政，请全部罢免。”奏请获准。
（注：董仲舒早年研习《春秋》，景帝时任博士，言行严守礼法，学者皆尊其为师。任江都相后辅佐易王刘非——武帝骄纵好勇的兄长，以礼法匡正其行，深受敬重。）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货币政策?：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免职。丙寅日，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武帝素来推崇儒学，窦婴、田蚡亦好儒术，二人举荐代郡人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为郎中令。赵绾奏请修建明堂（朝会诸侯的礼制建筑），并推荐其师申公（鲁地大儒）。秋季，武帝派使者携带贵重礼物（五匹帛加玉璧），用四匹马拉的安稳坐车（安车驷马）隆重迎接申公入京。申公年逾八十，武帝询问治国之道，他答道：“治国不在于说多少话，关键在于实际做得怎么样。”当时武帝正喜好辞藻华丽的文风，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语，但人已请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安置在鲁王府邸，参与商议明堂、天子巡狩、修订历法、变更车马服饰颜色等事宜。
同年?：内史（京畿长官）宁成犯罪，被处以剃发（髡）戴铁圈束颈（钳）的刑罚。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入朝晋见。武帝因刘安是叔父辈且才学出众，对他非常尊重，每次设宴召见谈话，都持续到黄昏后才结束。
（密谈：刘安一向与田蚡交好，此次入朝，田蚡在霸上迎接他，私下说：“皇上尚无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推行仁义，天下闻名。一旦皇上驾崩，除了您还有谁配继承皇位呢？”刘安大喜，厚赠田蚡金钱财物。）
儒道之争?：太皇太后窦氏喜好黄老道家学说，厌恶儒术。赵绾奏请政事不必再向窦太后居住的东宫禀报。窦太后大怒，斥责道：“他想效仿新垣平（文帝时欺君惑众的方士被诛）吗？”于是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枉法的证据，借此责备武帝。武帝因此废止了修建明堂的计划，所有正在兴办的儒制改革项目都被叫停。赵绾、王臧被交付法庭审讯，后皆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称病辞职归乡。
万石君家风?：当初景帝因太子太傅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官至年俸二千石的高位，便赐他“万石君”称号。石奋虽无精深学问，但恭敬谨慎无人能比。子孙做了小官回家拜见，石奋一定身穿朝服接见，不直呼其名。子孙有过错，他不直接责备，而是坐到侧位，对着餐桌不吃饭；直到子孙们互相批评，并通过族中长辈脱衣露体（肉袒）谢罪，真心改正，他才肯原谅。成年子孙在身边时，即使闲居家中他也必定穿戴整齐。他办理丧事时，悲痛异常。子孙遵从其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国。等到赵绾、王臧因提倡儒学获罪，窦太后认为儒者重文采轻实质，而万石君家虽不善言辞却能身体力行，便任命他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幼子石庆为内史（京畿长官）。石建在皇帝身边，有事该进谏时，屏退旁人畅所欲言，言辞恳切；但在朝堂上则沉默寡言，如同不善言辞的人。武帝因此亲近信任他。石庆曾任太仆（管车马），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车驾用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数完马后，举手报告：“六匹。”石庆在石家兄弟中已是行为最简略的了。
政治动态?：窦婴、田蚡免职后以列侯身份家居。田蚡虽无官职，但因是王太后（武帝生母）的同母弟而受宠信，多次议论政事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官吏纷纷离开窦婴转而投奔田蚡，田蚡日益骄横。
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三月乙未?：任命太常（掌管宗庙礼仪）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后宫风波?：堂邑侯陈午娶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史称窦太主）。武帝能被立为太子，馆陶公主出力甚多，因此将女儿嫁给时为太子的武帝；武帝即位后，其女成为陈皇后。窦太主自恃有功，索求无度，武帝很烦恼。陈皇后骄纵善妒，独霸宠爱却无子嗣，前后花费九千万钱求医问药想生子，终无结果，逐渐失宠。王太后告诫武帝：“你刚即位，大臣尚未完全顺服，就搞明堂工程，已惹怒太皇太后。如今又得罪长公主（窦太主），必会招致重罚。妇人心性容易取悦，你务必慎重对待！”武帝于是对窦太主和陈皇后又重新稍加恩宠礼遇。
（卫子夫得宠：武帝在霸上举行祓灾祈福仪式后回宫，顺路探望姐姐平阳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