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村改造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墙上挂着的巨幅片区地图被各种颜色的记号笔标注得密密麻麻，每一处标记背后，都可能是一户难啃的“硬骨头”。工作组连日来的疲惫写在每个人脸上，与村民的沟通如同陷入泥沼，进展缓慢。
“书记，这样一家一户谈下去，效率太低了！而且那几户违规扩建的，油盐不进，还煽动其他人。要不……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位从其他部门抽调来的副组长，揉着太阳穴，语气带着一丝焦躁，未尽之语里暗示着某种更“高效”但可能更激烈的手段。
“考虑什么？考虑强推？考虑动用非常手段？”林万骁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冽。他目光扫过在场所有工作人员，“解放村不是战场，这里的居民不是敌人！我们是在为他们改善生活环境，不是在攻城略地！”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解放村的位置上：“前任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想靠行政命令和开发商的钱包硬砸！结果呢？砸出了群体事件，砸坏了政府公信力！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他转过身，语气斩钉截铁：“在解放村，我们必须换一种思路！要拆掉物理上的围墙，先要拆掉心里的围墙。强拆的思路，想都不要再想！”
那么，路在何方？
林万骁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理想化”甚至“自找麻烦”的方案，成立“解放村片区自治改造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能是摆设！”林万骁在指挥部会议上明确要求，“成员必须由解放村的居民自己选举产生，要有真正的代表性！包括熟悉情况的老居民、有公信力的老党员、懂得法律的律师、还有关心此事的人大代表。改造的初步方案、补偿标准的细化、安置房源的选择、甚至分房摇号的规则，所有核心环节，都必须有这个委员会全程参与讨论、审议，甚至拥有建议权和监督权！”
此言一出，不仅工作组内部有人暗自咂舌，觉得这是把主动权交给了村民，自缚手脚，就连区里一些观望的领导也觉得林万骁此举过于冒险，一旦委员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持，或者意见无法统一，整个项目将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扯皮。
但林万骁力排众议：“怕麻烦？那就不要干拆迁！民意如水，堵不如疏。只有让群众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政府要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抵触情绪，争取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过程或许繁琐，但这是避免后期更大麻烦的唯一正道！”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解放村通过各楼栋推举、街道审核、张榜公示，最终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自治改造委员会。成员包括几位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一位在城里做律师的本村子弟、还有区人大代表、社区书记等。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解放村临时腾出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林万骁和章峰柏亲自到场。会议开始，气氛并不融洽。委员们带着各自代表的群体诉求，言辞激烈，质疑声不断。
“补偿标准为什么是那个数？够在哪儿买房？”
“安置房位置太偏了，我们老人看病买菜怎么办？”
“那些没证的房子怎么算？总不能一点都不管吧？”
“凭什么他们违章搭建的，还能跟我们谈条件？”
面对连珠炮似的提问和质疑，林万骁没有让干部念稿子解释，而是让工作人员把相关的政策文件、周边房价数据、安置房源的详细资料（包括户型、面积、周边配套规划）全部摆上台面。
“各位委员，今天这个会，不是我们来宣布答案，而是和大家一起寻找答案。”林万骁语气平和，“所有的政策、数据都在这里，透明公开。补偿标准是参考了周边市场价格和法规制定的基准，具体到每一户，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如楼层、朝向、装修）进行微调。安置房源不止一处，各有优劣，最终选择哪里的房子，可以由大家共同商议，甚至可以组织大家去看房。”
他指着那几个反映违章建筑问题的委员说：“关于违章建筑，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依法处置，这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守法规居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平。但是，对于其中确实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居住困难，我们也不会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会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研究帮扶措施，但这绝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
他坦诚的态度和摆在桌面上的事实，让激烈的争论渐渐转向了务实的讨论。律师委员从法律角度分析补偿方案的合理性；老教师委员呼吁大家要着眼长远，看到改造后整体环境的提升；人大代表则负责记录各方诉求，监督进程。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虽然很多问题并未当场解决，但一种基于规则和事实的对话机制，算是初步建立了起来。
此后，自治改造委员会成了解放村改造的实际“议事中枢”。大大小小的协调会、讨论会开了几十次。过程确实繁琐，有时为了一个补偿系数的确定，或者一处安置房源的选择，委员们都能争得面红耳赤，工作组需要反复解释、测算、协调。
但正是这种“繁琐”，将改造的决策过程从神秘的黑箱拖入了阳光下的博弈场。每一个争议的解决，都伴随着信息的公开和利益的平衡，使得绝大多数村民感受到了被尊重和程序的公正。那些试图散布谣言、煽动对抗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几个原本态度强硬的“钉子户”，发现以往那种“闹大有奶吃”的策略，在自治委员会这套机制面前逐渐失效，因为大多数邻居开始基于公开的信息和规则来思考问题，不再轻易被裹挟。
民意，在这场看似繁琐、缓慢的博弈中，悄然发生着转变。从最初的普遍怀疑、抵触，到部分人观望、计算，再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询问政策、比较房源。一种“早签约、早选房、早受益”的共识，在村民中慢慢形成。
林万骁站在指挥部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自治委员会又一次散会后，委员们还在三三两两地讨论着。他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书记，这样一家一户谈下去，效率太低了！而且那几户违规扩建的，油盐不进，还煽动其他人。要不……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位从其他部门抽调来的副组长，揉着太阳穴，语气带着一丝焦躁，未尽之语里暗示着某种更“高效”但可能更激烈的手段。
“考虑什么？考虑强推？考虑动用非常手段？”林万骁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冽。他目光扫过在场所有工作人员，“解放村不是战场，这里的居民不是敌人！我们是在为他们改善生活环境，不是在攻城略地！”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解放村的位置上：“前任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想靠行政命令和开发商的钱包硬砸！结果呢？砸出了群体事件，砸坏了政府公信力！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他转过身，语气斩钉截铁：“在解放村，我们必须换一种思路！要拆掉物理上的围墙，先要拆掉心里的围墙。强拆的思路，想都不要再想！”
那么，路在何方？
林万骁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理想化”甚至“自找麻烦”的方案，成立“解放村片区自治改造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能是摆设！”林万骁在指挥部会议上明确要求，“成员必须由解放村的居民自己选举产生，要有真正的代表性！包括熟悉情况的老居民、有公信力的老党员、懂得法律的律师、还有关心此事的人大代表。改造的初步方案、补偿标准的细化、安置房源的选择、甚至分房摇号的规则，所有核心环节，都必须有这个委员会全程参与讨论、审议，甚至拥有建议权和监督权！”
此言一出，不仅工作组内部有人暗自咂舌，觉得这是把主动权交给了村民，自缚手脚，就连区里一些观望的领导也觉得林万骁此举过于冒险，一旦委员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持，或者意见无法统一，整个项目将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扯皮。
但林万骁力排众议：“怕麻烦？那就不要干拆迁！民意如水，堵不如疏。只有让群众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政府要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抵触情绪，争取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过程或许繁琐，但这是避免后期更大麻烦的唯一正道！”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解放村通过各楼栋推举、街道审核、张榜公示，最终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自治改造委员会。成员包括几位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一位在城里做律师的本村子弟、还有区人大代表、社区书记等。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解放村临时腾出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林万骁和章峰柏亲自到场。会议开始，气氛并不融洽。委员们带着各自代表的群体诉求，言辞激烈，质疑声不断。
“补偿标准为什么是那个数？够在哪儿买房？”
“安置房位置太偏了，我们老人看病买菜怎么办？”
“那些没证的房子怎么算？总不能一点都不管吧？”
“凭什么他们违章搭建的，还能跟我们谈条件？”
面对连珠炮似的提问和质疑，林万骁没有让干部念稿子解释，而是让工作人员把相关的政策文件、周边房价数据、安置房源的详细资料（包括户型、面积、周边配套规划）全部摆上台面。
“各位委员，今天这个会，不是我们来宣布答案，而是和大家一起寻找答案。”林万骁语气平和，“所有的政策、数据都在这里，透明公开。补偿标准是参考了周边市场价格和法规制定的基准，具体到每一户，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如楼层、朝向、装修）进行微调。安置房源不止一处，各有优劣，最终选择哪里的房子，可以由大家共同商议，甚至可以组织大家去看房。”
他指着那几个反映违章建筑问题的委员说：“关于违章建筑，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依法处置，这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守法规居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平。但是，对于其中确实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居住困难，我们也不会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会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研究帮扶措施，但这绝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
他坦诚的态度和摆在桌面上的事实，让激烈的争论渐渐转向了务实的讨论。律师委员从法律角度分析补偿方案的合理性；老教师委员呼吁大家要着眼长远，看到改造后整体环境的提升；人大代表则负责记录各方诉求，监督进程。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虽然很多问题并未当场解决，但一种基于规则和事实的对话机制，算是初步建立了起来。
此后，自治改造委员会成了解放村改造的实际“议事中枢”。大大小小的协调会、讨论会开了几十次。过程确实繁琐，有时为了一个补偿系数的确定，或者一处安置房源的选择，委员们都能争得面红耳赤，工作组需要反复解释、测算、协调。
但正是这种“繁琐”，将改造的决策过程从神秘的黑箱拖入了阳光下的博弈场。每一个争议的解决，都伴随着信息的公开和利益的平衡，使得绝大多数村民感受到了被尊重和程序的公正。那些试图散布谣言、煽动对抗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几个原本态度强硬的“钉子户”，发现以往那种“闹大有奶吃”的策略，在自治委员会这套机制面前逐渐失效，因为大多数邻居开始基于公开的信息和规则来思考问题，不再轻易被裹挟。
民意，在这场看似繁琐、缓慢的博弈中，悄然发生着转变。从最初的普遍怀疑、抵触，到部分人观望、计算，再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询问政策、比较房源。一种“早签约、早选房、早受益”的共识，在村民中慢慢形成。
林万骁站在指挥部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自治委员会又一次散会后，委员们还在三三两两地讨论着。他知道，这条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