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大典的喧嚣和论功行赏的热潮渐渐平息，华朝这台新生的国家机器开始尝试着缓缓运转。然而，一个关乎国本、牵动无数人神经的重大议题，迅速被摆上了台面，在新朝高层内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定都。
是继续沿用前朝旧都北京，还是另择新地，重立乾坤？
这个问题，远非简单的城池选址，其背后牵扯着军事安全、经济命脉、政治平衡、乃至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瞬间在华朝初立的朝堂上撕裂出不同的阵营，引发了汹涌的暗流。
第一次正式朝议，紫宸殿便成了辩论的战场。
率先出列的是以新任京畿卫戍都督、武威侯李铁为首的北方将领集团，他们的态度简单直接而强硬。
李铁声如洪钟，几乎是吼着陈述理由：“这还有什么可争的？京城就在这儿！城高池深，宫阙现成！咱们的根基在北边，将士的家小也多安置在附近！北疆还有蛮族那群杀才虎视眈眈，都城放在这里，就是告诉它们，咱华朝的刀把子就顶在它们喉咙眼上！谁敢龇牙，大军朝发夕至，直接碾过去！迁都？迁到南边那软绵绵的地方去？怕不是骨头都要待酥了！俺看谁提迁都，就是畏战，就是想躲清闲！”
他的观点立刻得到了一大批武将的附和。对他们而言，北京是胜利的象征，是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更是直面最大外部威胁的前线指挥部。迁都，意味着战略重心的南移，意味着他们这些北方将领影响力的相对下降，这是他们绝不愿看到的。
紧接着，以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周廷璧为代表的一批文官（多为南方籍或倾向于联系南方的官员）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周廷璧言辞恳切，引经据典：“陛下，李都督所言虽有其理，然则治国之道，非独恃武力。北京偏于北隅，漕运艰难，每年数百万石粮米皆需由南方千里转运，耗费巨大，前朝为此耗尽民力，此乃一大弊也。且北方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物资匮乏，若定都于此，朝廷用度何以支撑？”
他话锋一转：“反观江南，鱼米之乡，物阜民丰，漕运四通八达。且南方乃天下财赋之重地，如今虽未完全归附，正因如此，更需天子坐镇，以示重视，方可更快收服人心，稳定半壁江山。譬如汉高祖定都长安，控驭四方；宋室南迁临安，亦保百年社稷。此乃权衡利弊，立足长远之策也。或可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亦比北疆更为适中。”
他的主张，着眼于经济命脉、后勤保障以及对未完全控制的南方地区的震慑与整合。这同样赢得了不少文官，尤其是江南籍官员的暗中支持。
然而，立刻又有第三派声音响起，以一些前朝遗老和注重“天命”“正统”的官员为主。他们既不同意留在北京（认为前朝在此亡国，不祥），也反对迁往江南（担心偏安一隅，重蹈南宋覆辙）。
一位老臣颤巍巍出班：“陛下！北京乃前元、前明旧都，然二世而亡，国祚不长，恐非善地。江南虽富，然脂粉之气过重，恐消磨英雄之志。老臣以为，当效仿三代、汉唐，回归中原！长安、洛阳，乃华夏正统所系，王气所在！定都于此，方能昭示新朝承袭华夏正统，坐镇天下之中，抚驭四方！”
这一派看似折中，实则更加理想化和困难。长安、洛阳早已不复隋唐盛况，城池宫阙残破，基础设施衰败，若要重建，耗费的人力物力将是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而言，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朝堂之上，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武将们强调军事和安全，嗓门洪亮，气势逼人。
文官们强调经济和治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遗老们强调正统和象征，情怀满满，却难以落地。
争吵从朝堂蔓延到私下，各方都在极力争取支持，尤其是那位端坐龙椅、至今未明确表态的启明皇帝江辰的支持。
这场争论背后，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若定都北京，以北疆为重心，则军方，尤其是北方将领集团的权势将如日中天，成为新朝最强大的力量核心。
若迁都江南，则文官集团、特别是与南方经济息息相关的官僚和士绅的影响力将极大提升，甚至可能反过来制约武将。
若迁都中原，则意味着一个漫长的重建过程，各方势力都能参与其中，但也会消耗新朝巨大的国力，延缓统一南方的步伐。
江辰将这一切争吵和背后的算计都看在眼里。他连续数日召见各方重臣，单独问对，听取意见，却始终不露声色。
他的内心同样在进行着激烈的权衡。
从情感和军事安全上讲，他倾向于北京。这里是他起家的根基，黑水县的大本营就在不远处，军工体系、核心军队都在北方。北方的蛮族确实是心腹大患，都城在此，确实能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李铁等人的情绪，也必须顾及，他们是新政权的基石。
但从长远治理和经济发展角度看，周廷璧等人的话不无道理。北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庞大的物资消耗必须依赖漫长的漕运，这确实是巨大的负担和经济风险。控制南方富庶之地，对于新政权的财政至关重要。
至于迁都中原，想法虽好，但现阶段纯属空中楼阁，直接被他排除。
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场争论背后隐藏的文武之争、南北之争的苗头。作为皇帝，他绝不能允许某一方势力过度膨胀，必须保持平衡。
数日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面对依旧争论不休的众臣，江辰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锤定音的力度。
“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国都之选，确需慎之又慎。”他缓缓道，“北京，控扼北疆，根基所在，不可轻弃。江南，财赋所出，漕运便利，亦不可忽视。”
众臣屏息，不知皇帝意欲何为。
“然，朕以为，眼下并非做出永久决定的最佳时机。”江辰话锋一转，“北方未靖，徐锋还在苦战；南方未平，诸多州县犹怀观望。此时大规模迁都，劳民伤财，动摇国本，亦可能被敌人视为软弱或内部不稳之信号。”
他给出了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决定：“朕决定，暂以北京为行在，称‘北京’，暂为都城。朝廷机构依旧于此办公，枢密院重点策应北疆战事。”
支持北京的一方刚刚面露喜色，却听江辰继续道：“但同时，擢升南京为‘留都’，设留守府，由内阁选派重臣驻扎，统筹南方政务、漕运及对未附地区的招抚工作。工部即刻派遣精干人员，南下考察江宁（南京）及周边地理形势、城池宫阙状况，为未来可能的迁都做准备。”
“待北方彻底平定，南方大体归附，国库充盈之时，再根据当时情势，最终议定永久都城之选！”
这是一个典型的拖延和平衡策略。既安抚了北方将领，肯定了北京暂时的首都地位，又没有把话说死，给了南方派系以希望和念想，同时将最终决定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以待时机成熟。
朝堂上一时间安静下来。各方势力都在消化着皇帝的决策。
李铁等武将虽然对“暂定”和“考察南方”有些嘀咕，但毕竟皇帝没有立刻迁都，北京眼下还是中心，勉强可以接受。
周廷璧等文官虽然未能立刻促成迁都，但皇帝明确表达了重视南方的态度，并留下了未来迁都的可能性，还设立了留都实权机构，也算有所收获。
至于那些主张回归中原的，则彻底被搁置了。
“陛下圣明！”周廷璧率先反应过来，躬身领旨。众人纷纷附和。
定都之争，暂时被压了下去，但却并未真正解决。潜在的矛盾只是被延缓，南北之间的心结和朝堂上的博弈，必将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化，再次浮现。
而江辰派往南方考察的都城选址队伍，也即将出发。谁也不知道，这支队伍的南下，将会给波澜稍息的南国，带来怎样的变数。新的风暴，或许已在酝酿之中。
是继续沿用前朝旧都北京，还是另择新地，重立乾坤？
这个问题，远非简单的城池选址，其背后牵扯着军事安全、经济命脉、政治平衡、乃至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瞬间在华朝初立的朝堂上撕裂出不同的阵营，引发了汹涌的暗流。
第一次正式朝议，紫宸殿便成了辩论的战场。
率先出列的是以新任京畿卫戍都督、武威侯李铁为首的北方将领集团，他们的态度简单直接而强硬。
李铁声如洪钟，几乎是吼着陈述理由：“这还有什么可争的？京城就在这儿！城高池深，宫阙现成！咱们的根基在北边，将士的家小也多安置在附近！北疆还有蛮族那群杀才虎视眈眈，都城放在这里，就是告诉它们，咱华朝的刀把子就顶在它们喉咙眼上！谁敢龇牙，大军朝发夕至，直接碾过去！迁都？迁到南边那软绵绵的地方去？怕不是骨头都要待酥了！俺看谁提迁都，就是畏战，就是想躲清闲！”
他的观点立刻得到了一大批武将的附和。对他们而言，北京是胜利的象征，是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更是直面最大外部威胁的前线指挥部。迁都，意味着战略重心的南移，意味着他们这些北方将领影响力的相对下降，这是他们绝不愿看到的。
紧接着，以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周廷璧为代表的一批文官（多为南方籍或倾向于联系南方的官员）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周廷璧言辞恳切，引经据典：“陛下，李都督所言虽有其理，然则治国之道，非独恃武力。北京偏于北隅，漕运艰难，每年数百万石粮米皆需由南方千里转运，耗费巨大，前朝为此耗尽民力，此乃一大弊也。且北方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物资匮乏，若定都于此，朝廷用度何以支撑？”
他话锋一转：“反观江南，鱼米之乡，物阜民丰，漕运四通八达。且南方乃天下财赋之重地，如今虽未完全归附，正因如此，更需天子坐镇，以示重视，方可更快收服人心，稳定半壁江山。譬如汉高祖定都长安，控驭四方；宋室南迁临安，亦保百年社稷。此乃权衡利弊，立足长远之策也。或可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亦比北疆更为适中。”
他的主张，着眼于经济命脉、后勤保障以及对未完全控制的南方地区的震慑与整合。这同样赢得了不少文官，尤其是江南籍官员的暗中支持。
然而，立刻又有第三派声音响起，以一些前朝遗老和注重“天命”“正统”的官员为主。他们既不同意留在北京（认为前朝在此亡国，不祥），也反对迁往江南（担心偏安一隅，重蹈南宋覆辙）。
一位老臣颤巍巍出班：“陛下！北京乃前元、前明旧都，然二世而亡，国祚不长，恐非善地。江南虽富，然脂粉之气过重，恐消磨英雄之志。老臣以为，当效仿三代、汉唐，回归中原！长安、洛阳，乃华夏正统所系，王气所在！定都于此，方能昭示新朝承袭华夏正统，坐镇天下之中，抚驭四方！”
这一派看似折中，实则更加理想化和困难。长安、洛阳早已不复隋唐盛况，城池宫阙残破，基础设施衰败，若要重建，耗费的人力物力将是天文数字，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而言，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朝堂之上，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武将们强调军事和安全，嗓门洪亮，气势逼人。
文官们强调经济和治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遗老们强调正统和象征，情怀满满，却难以落地。
争吵从朝堂蔓延到私下，各方都在极力争取支持，尤其是那位端坐龙椅、至今未明确表态的启明皇帝江辰的支持。
这场争论背后，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若定都北京，以北疆为重心，则军方，尤其是北方将领集团的权势将如日中天，成为新朝最强大的力量核心。
若迁都江南，则文官集团、特别是与南方经济息息相关的官僚和士绅的影响力将极大提升，甚至可能反过来制约武将。
若迁都中原，则意味着一个漫长的重建过程，各方势力都能参与其中，但也会消耗新朝巨大的国力，延缓统一南方的步伐。
江辰将这一切争吵和背后的算计都看在眼里。他连续数日召见各方重臣，单独问对，听取意见，却始终不露声色。
他的内心同样在进行着激烈的权衡。
从情感和军事安全上讲，他倾向于北京。这里是他起家的根基，黑水县的大本营就在不远处，军工体系、核心军队都在北方。北方的蛮族确实是心腹大患，都城在此，确实能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李铁等人的情绪，也必须顾及，他们是新政权的基石。
但从长远治理和经济发展角度看，周廷璧等人的话不无道理。北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庞大的物资消耗必须依赖漫长的漕运，这确实是巨大的负担和经济风险。控制南方富庶之地，对于新政权的财政至关重要。
至于迁都中原，想法虽好，但现阶段纯属空中楼阁，直接被他排除。
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场争论背后隐藏的文武之争、南北之争的苗头。作为皇帝，他绝不能允许某一方势力过度膨胀，必须保持平衡。
数日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面对依旧争论不休的众臣，江辰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锤定音的力度。
“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国都之选，确需慎之又慎。”他缓缓道，“北京，控扼北疆，根基所在，不可轻弃。江南，财赋所出，漕运便利，亦不可忽视。”
众臣屏息，不知皇帝意欲何为。
“然，朕以为，眼下并非做出永久决定的最佳时机。”江辰话锋一转，“北方未靖，徐锋还在苦战；南方未平，诸多州县犹怀观望。此时大规模迁都，劳民伤财，动摇国本，亦可能被敌人视为软弱或内部不稳之信号。”
他给出了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决定：“朕决定，暂以北京为行在，称‘北京’，暂为都城。朝廷机构依旧于此办公，枢密院重点策应北疆战事。”
支持北京的一方刚刚面露喜色，却听江辰继续道：“但同时，擢升南京为‘留都’，设留守府，由内阁选派重臣驻扎，统筹南方政务、漕运及对未附地区的招抚工作。工部即刻派遣精干人员，南下考察江宁（南京）及周边地理形势、城池宫阙状况，为未来可能的迁都做准备。”
“待北方彻底平定，南方大体归附，国库充盈之时，再根据当时情势，最终议定永久都城之选！”
这是一个典型的拖延和平衡策略。既安抚了北方将领，肯定了北京暂时的首都地位，又没有把话说死，给了南方派系以希望和念想，同时将最终决定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以待时机成熟。
朝堂上一时间安静下来。各方势力都在消化着皇帝的决策。
李铁等武将虽然对“暂定”和“考察南方”有些嘀咕，但毕竟皇帝没有立刻迁都，北京眼下还是中心，勉强可以接受。
周廷璧等文官虽然未能立刻促成迁都，但皇帝明确表达了重视南方的态度，并留下了未来迁都的可能性，还设立了留都实权机构，也算有所收获。
至于那些主张回归中原的，则彻底被搁置了。
“陛下圣明！”周廷璧率先反应过来，躬身领旨。众人纷纷附和。
定都之争，暂时被压了下去，但却并未真正解决。潜在的矛盾只是被延缓，南北之间的心结和朝堂上的博弈，必将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化，再次浮现。
而江辰派往南方考察的都城选址队伍，也即将出发。谁也不知道，这支队伍的南下，将会给波澜稍息的南国，带来怎样的变数。新的风暴，或许已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