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629年5月的一天，在科恩的官邸里，
一对小情侣在幽会中，被科恩的妻子伊娃·科恩抓了个现行。
这对小情侣中，男的叫彼得·科滕霍夫，女的叫莎拉·斯佩克斯。
彼得时年16岁，是城堡卫戍队的一名少尉，
也是高级商务员雅各布·科滕霍夫和自己缅甸情人的儿子。
莎拉·斯佩克斯年仅13岁，是雅克·斯佩克斯和自己日本情人的女儿。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莎拉当时正寄宿在总督宅邸。
科恩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作为一名严格的加尔文宗信徒，
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严重冒犯了他所持有的性道德观念。
何况这桩“丑闻”还是在他自己的府邸里发现的。
所以他要求将两人都处以死刑，彼得被判斩首，而莎拉被判决关在一个桶里溺死。
尽管在那个时代此类极刑时常会发生，
但科恩在该案所要求的惩罚之严厉令荷印公司在巴达维亚的多数职员大为惊骇。
因此法庭试图拖延此事，但总督不肯善罢甘休，
而是以一种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态度要将此事追究到底。
科恩威望之高，人们对他敬畏之深，
使他成功迫使法庭通过了这个极其严厉的判决。
在1629年6月中旬，法庭判处彼得死刑，
而莎拉尽管逃过一死，也被判处“室内鞭刑”，即不公开执行的鞭刑。
在巴达维亚的司法系统中，所有涉及死刑的判决都需要总督和委员会的批准。
莎拉与彼得一案于1629年6月18日提交给委员会，
那天除了总督科恩，只有两位委员在巴达维亚，
分别是彼得·弗拉克和安东尼·范·迪门。
尽管会议的内容记录并未留存下来，有两件事依然十分确定。
首先，总督科恩对于法庭关于莎拉的判决并不满意，
因此在会议结束后签发的决议中，
对莎拉的判决从“室内鞭刑”上升为更具羞辱性的“公开鞭刑”。
另外，安东尼·范·迪门极力反对科恩在这一案件上的判决，
并且拒绝在委员会的决议上签名，以示抗议。
然而作为科恩的连襟，彼得·弗拉克服从了科恩的要求，
结果就是这份判决以2比1通过。
次日，不幸的彼得·科滕霍夫被从关押他的地牢中带出，
在科恩府邸前搭建的断头台上被斩首。
而莎拉·斯佩克斯则被迫在痛苦中目睹处刑过程，
之后她被带到巴达维亚市政厅接受鞭刑，
行刑过程中大门敞开，一大群士兵和水手围着看热闹。
可以想见，当雅克·斯佩克斯回到巴达维亚，
得知女儿遭受如此羞辱以后，将会对科恩展开何等的报复。
然而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正面报复科恩了。
在处决倒霉的彼得·科滕霍夫并公开羞辱莎拉·斯佩克斯后没几天，
这位总督突然因腹泻病重，无法继续履职。
整个7月和8月，科恩的状况持续恶化，
直到1629年9月20日，在经历了严重的痉挛后最终去世，年仅42岁。
从症状上来看，要了科恩性命的疾病应该是痢疾。
在那个时代，这种由细菌引起的消化道疾病夺走过很多水手的生命。
好巧不巧，就在总督科恩在巴达维亚城堡里病危的同一天，
从尼德兰出发的荷兰蒂亚号到港，
雅克·斯佩克斯正是这艘船的乘客之一。
可以理解，当斯佩克斯听闻自己女儿的遭遇后极其生气，
但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感受。
不过他还是理所当然地展开了报复行动，
第一步就是设法掌握巴达维亚的大权。
科恩死后，巴达维亚需要一位新的总督。
而在他临终前，已经指定彼得·弗拉克继任总督之位。
但斯佩克斯一顿操作猛如虎，竟说服委员会重新选举，只把科恩的“钦点”算做一票。
于是在科恩去世后几天，当巴达维亚的委员们聚在一起从他们当中选举下一任总督时，
斯佩克斯依然足够镇定地参选并为自己拉票。
可能因为他是委员会中最资深的委员，
也可能因为一些公司职员们对于她女儿的遭遇心怀歉意，
最后他以8比5的优势当选下一任总督。
当斯佩克斯宣誓就职后，他不再掩饰对那些欺辱自己闺女之人的态度。
他最强烈的怒意指向了巴达维亚法庭的两位法官，正是他们在科恩的唆使下给莎拉判刑。
斯佩克斯拒绝与他们一同出席宗教活动，因此禁止他们参加圣餐，
考虑到荷印公司与荷兰新教教会的密切关系，使那两人在巴达维亚几乎难以立足。
还有赞同法庭判决的委员彼得·弗拉克，也必须付出代价。
尽管斯佩克斯无权在不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解职，
他能够，也确实，确保了弗拉克在东印度的职业生涯就此完蛋。
与此同时，安东尼·范·迪门因为坚决抗议对莎拉的定罪，赢得了斯佩克斯的欢心。
在这个案件里对抗总督科恩，安东尼·范·迪门展现出性格中相当坚定的一面。
虽然他能有今天全赖科恩提携，但是在这件涉及原则和公平的事情上，
安东尼·范·迪门依然有足够的道德感去反对科恩。
同时安东尼·范·迪门也十分清楚，与总督科恩争执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后者性格强势专横，报复心很强，
他能迅速提拔安东尼·范·迪门，自然也能轻易地毁掉后者的前程。
事实上范·迪门和斯佩克斯在此之前就关系良好，从此以后更是成为密友。
1620年，科恩任命范·迪门负责荷印公司在日本平户商馆的审计工作。
在这一年里，他与时任馆长的斯佩克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斯佩克斯当选巴达维亚总督以后，
他们又建立了非常出色和互补的工作关系。
斯佩克斯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是远东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但他讨厌行政工作，是个不怎么样的管理者。
范·迪门恰恰相反，天生就是个管理人才和会计专家。
因此范·迪门成为了斯佩克斯的左膀右臂，
后者在各种行政事务中都有赖于他的判断。
一对小情侣在幽会中，被科恩的妻子伊娃·科恩抓了个现行。
这对小情侣中，男的叫彼得·科滕霍夫，女的叫莎拉·斯佩克斯。
彼得时年16岁，是城堡卫戍队的一名少尉，
也是高级商务员雅各布·科滕霍夫和自己缅甸情人的儿子。
莎拉·斯佩克斯年仅13岁，是雅克·斯佩克斯和自己日本情人的女儿。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莎拉当时正寄宿在总督宅邸。
科恩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作为一名严格的加尔文宗信徒，
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严重冒犯了他所持有的性道德观念。
何况这桩“丑闻”还是在他自己的府邸里发现的。
所以他要求将两人都处以死刑，彼得被判斩首，而莎拉被判决关在一个桶里溺死。
尽管在那个时代此类极刑时常会发生，
但科恩在该案所要求的惩罚之严厉令荷印公司在巴达维亚的多数职员大为惊骇。
因此法庭试图拖延此事，但总督不肯善罢甘休，
而是以一种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态度要将此事追究到底。
科恩威望之高，人们对他敬畏之深，
使他成功迫使法庭通过了这个极其严厉的判决。
在1629年6月中旬，法庭判处彼得死刑，
而莎拉尽管逃过一死，也被判处“室内鞭刑”，即不公开执行的鞭刑。
在巴达维亚的司法系统中，所有涉及死刑的判决都需要总督和委员会的批准。
莎拉与彼得一案于1629年6月18日提交给委员会，
那天除了总督科恩，只有两位委员在巴达维亚，
分别是彼得·弗拉克和安东尼·范·迪门。
尽管会议的内容记录并未留存下来，有两件事依然十分确定。
首先，总督科恩对于法庭关于莎拉的判决并不满意，
因此在会议结束后签发的决议中，
对莎拉的判决从“室内鞭刑”上升为更具羞辱性的“公开鞭刑”。
另外，安东尼·范·迪门极力反对科恩在这一案件上的判决，
并且拒绝在委员会的决议上签名，以示抗议。
然而作为科恩的连襟，彼得·弗拉克服从了科恩的要求，
结果就是这份判决以2比1通过。
次日，不幸的彼得·科滕霍夫被从关押他的地牢中带出，
在科恩府邸前搭建的断头台上被斩首。
而莎拉·斯佩克斯则被迫在痛苦中目睹处刑过程，
之后她被带到巴达维亚市政厅接受鞭刑，
行刑过程中大门敞开，一大群士兵和水手围着看热闹。
可以想见，当雅克·斯佩克斯回到巴达维亚，
得知女儿遭受如此羞辱以后，将会对科恩展开何等的报复。
然而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正面报复科恩了。
在处决倒霉的彼得·科滕霍夫并公开羞辱莎拉·斯佩克斯后没几天，
这位总督突然因腹泻病重，无法继续履职。
整个7月和8月，科恩的状况持续恶化，
直到1629年9月20日，在经历了严重的痉挛后最终去世，年仅42岁。
从症状上来看，要了科恩性命的疾病应该是痢疾。
在那个时代，这种由细菌引起的消化道疾病夺走过很多水手的生命。
好巧不巧，就在总督科恩在巴达维亚城堡里病危的同一天，
从尼德兰出发的荷兰蒂亚号到港，
雅克·斯佩克斯正是这艘船的乘客之一。
可以理解，当斯佩克斯听闻自己女儿的遭遇后极其生气，
但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感受。
不过他还是理所当然地展开了报复行动，
第一步就是设法掌握巴达维亚的大权。
科恩死后，巴达维亚需要一位新的总督。
而在他临终前，已经指定彼得·弗拉克继任总督之位。
但斯佩克斯一顿操作猛如虎，竟说服委员会重新选举，只把科恩的“钦点”算做一票。
于是在科恩去世后几天，当巴达维亚的委员们聚在一起从他们当中选举下一任总督时，
斯佩克斯依然足够镇定地参选并为自己拉票。
可能因为他是委员会中最资深的委员，
也可能因为一些公司职员们对于她女儿的遭遇心怀歉意，
最后他以8比5的优势当选下一任总督。
当斯佩克斯宣誓就职后，他不再掩饰对那些欺辱自己闺女之人的态度。
他最强烈的怒意指向了巴达维亚法庭的两位法官，正是他们在科恩的唆使下给莎拉判刑。
斯佩克斯拒绝与他们一同出席宗教活动，因此禁止他们参加圣餐，
考虑到荷印公司与荷兰新教教会的密切关系，使那两人在巴达维亚几乎难以立足。
还有赞同法庭判决的委员彼得·弗拉克，也必须付出代价。
尽管斯佩克斯无权在不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解职，
他能够，也确实，确保了弗拉克在东印度的职业生涯就此完蛋。
与此同时，安东尼·范·迪门因为坚决抗议对莎拉的定罪，赢得了斯佩克斯的欢心。
在这个案件里对抗总督科恩，安东尼·范·迪门展现出性格中相当坚定的一面。
虽然他能有今天全赖科恩提携，但是在这件涉及原则和公平的事情上，
安东尼·范·迪门依然有足够的道德感去反对科恩。
同时安东尼·范·迪门也十分清楚，与总督科恩争执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后者性格强势专横，报复心很强，
他能迅速提拔安东尼·范·迪门，自然也能轻易地毁掉后者的前程。
事实上范·迪门和斯佩克斯在此之前就关系良好，从此以后更是成为密友。
1620年，科恩任命范·迪门负责荷印公司在日本平户商馆的审计工作。
在这一年里，他与时任馆长的斯佩克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斯佩克斯当选巴达维亚总督以后，
他们又建立了非常出色和互补的工作关系。
斯佩克斯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是远东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但他讨厌行政工作，是个不怎么样的管理者。
范·迪门恰恰相反，天生就是个管理人才和会计专家。
因此范·迪门成为了斯佩克斯的左膀右臂，
后者在各种行政事务中都有赖于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