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清晨，北京东城的外交部大楼外，北洋军士兵荷枪实弹站成两列。楼前广场上，风沙打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红色横幅上，发出簌簌声响。袁世凯的马车在卫队护送下缓缓驶来。
一个月前，南京临时政府的专使蔡元培抵达北京时，曾对袁世凯"愿赴南京就职"的表态抱有期待。他在给孙中山的密信中写道："袁公接待甚恭，谈及共和，言辞恳切，似有诚意。”
2月29日晚，蔡元培下榻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突然被枪声惊醒。驻扎在朝阳门的北洋军第三镇士兵以"索饷"为名哗变，沿街焚烧商铺，子弹甚至击穿了迎宾馆的窗户。蔡元培与宋教仁等专使蜷缩在地窖中，听着外面"袁宫保不能走"的呼喊，突然明白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据《蔡元培日记》记载，次日清晨他见到袁世凯时，对方"捶胸顿足，连声致歉"，可谈及南下之事，却话锋一转："北方军心动荡，若我南下，恐生大变，届时不仅皇室难保，共和亦危矣。"
这场兵变的导演正是袁世凯，兵变次日，英、美、日等国驻华公使便联合照会临时政府，称"北京局势危急，若袁公离京，各国将派兵保护侨民"；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更是联名通电："舍袁公无人能镇抚北方，若强令南下，我等愿以死殉国！"
南京方面无奈妥协。3月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上午10时，就职典礼在外交部大楼正厅举行。袁世凯站在临时搭起的礼台上，左侧是面色凝重的蔡元培，右侧是各国驻华公使，身后则是徐世昌、赵秉钧等北洋心腹，一幅新旧势力交织的图景，恰是此时中国的缩影。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袁世凯宣读就职誓词，声音洪亮，带着河南项城口音。他特意将孙中山就职时的"颠覆"改为"倾覆"，又在"谨守宪法"前加上"其宣誓遵守之"，细微的改动藏着微妙的心思——为日后解释"宪法"留下了余地。
仪式上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着装。放弃传统蟒袍，拒绝革命党人的中山装，选择一套合身的西式礼服，胸前别着金质勋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敏他在报道中写道："袁氏的礼服像一层外壳，包裹着一颗依旧属于旧时代的心。"
礼毕后，袁世凯与蔡元培握手。蔡元培按程序致贺词："望袁公恪守约法，不负国民所托。"袁世凯握住他的手，低声说："元培先生放心，世凯必当为共和尽力。"可转身面对北洋旧部时，他立刻换上熟悉的袍褂，与徐世昌用满语低声交谈——在亲信面前，他无需伪装。
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将陆军、内务、财政等实权部门牢牢抓在手中：段祺瑞掌陆军，赵秉钧掌内务，周学熙掌财政，都是北洋嫡系。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没有什么实权。
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十余万革命军，被袁世凯以"裁军节饷"为名大幅裁汰。黄兴作为陆军总长，多次要求保留革命军队，得到的答复却是："国库空虚，仅够支付北洋军饷。"据《黄兴年谱》记载，一次陆军部会议上，段祺瑞直白地说："南方军队多为乌合之众，不裁恐生祸乱。"黄兴怒而拍案："这些都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同志！"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士兵们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北洋军强征入伍。
官员的任用更是新瓶装旧酒，前清的总督、巡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都督、民政长，除了换了头衔，办事的规矩、任用的亲信，与晚清别无二致。江苏都督张勋甚至保留着辫子，公开说："我归顺民国，只是归顺袁公，不是归顺革命党。"这种半新半旧的状态，让南下的革命党人备感不适。蔡元培在给吴稚晖的信中写道："北京城内，旧气弥漫，新制如浮光掠影，恐难持久。"
5月，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主张通过议会政治限制总统权力。他在演讲中说："总统者，国民公仆也，非帝王可比。"这话传到北京，袁世凯在总统府对赵秉钧冷笑："宋钝初（宋教仁字）书生意气，不知权力深浅。"他表面上支持国民党发展，暗地里却让内务部监视其活动，甚至削减国会经费，试图让这个"麻烦的机构"自行瘫痪。
对待孙中山，袁世凯则用"捧"的策略。他邀请孙中山北上，亲到车站迎接，称"先生是革命元勋，世凯不及万一"，还支持其"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可当孙中山申请铁路建设经费时，财政部却以"国库空虚"为由拖延——袁世凯知道，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实业计划，恰好能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到了6月，唐绍仪内阁因"王芝祥督直事件"倒台。袁世凯无视内阁决议，擅自任命亲信王占元为直隶都督，唐绍仪愤而辞职。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责任内阁制"的脆弱，也让革命党人看清：袁世凯的"共和"，不过是换了包装的专制。孙中山在上海得知消息后，对胡汉民说："我早知此人不可信，看来，我们还得准备第二次革命。"
1912年深秋，袁世凯祭扫河南项城祖坟。他穿着长袍马褂，对着墓碑三叩九拜，身后跟着西装革履的官员与留着辫子的旧属，新旧交织的画面异常刺眼。
一个月前，南京临时政府的专使蔡元培抵达北京时，曾对袁世凯"愿赴南京就职"的表态抱有期待。他在给孙中山的密信中写道："袁公接待甚恭，谈及共和，言辞恳切，似有诚意。”
2月29日晚，蔡元培下榻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突然被枪声惊醒。驻扎在朝阳门的北洋军第三镇士兵以"索饷"为名哗变，沿街焚烧商铺，子弹甚至击穿了迎宾馆的窗户。蔡元培与宋教仁等专使蜷缩在地窖中，听着外面"袁宫保不能走"的呼喊，突然明白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据《蔡元培日记》记载，次日清晨他见到袁世凯时，对方"捶胸顿足，连声致歉"，可谈及南下之事，却话锋一转："北方军心动荡，若我南下，恐生大变，届时不仅皇室难保，共和亦危矣。"
这场兵变的导演正是袁世凯，兵变次日，英、美、日等国驻华公使便联合照会临时政府，称"北京局势危急，若袁公离京，各国将派兵保护侨民"；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更是联名通电："舍袁公无人能镇抚北方，若强令南下，我等愿以死殉国！"
南京方面无奈妥协。3月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上午10时，就职典礼在外交部大楼正厅举行。袁世凯站在临时搭起的礼台上，左侧是面色凝重的蔡元培，右侧是各国驻华公使，身后则是徐世昌、赵秉钧等北洋心腹，一幅新旧势力交织的图景，恰是此时中国的缩影。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袁世凯宣读就职誓词，声音洪亮，带着河南项城口音。他特意将孙中山就职时的"颠覆"改为"倾覆"，又在"谨守宪法"前加上"其宣誓遵守之"，细微的改动藏着微妙的心思——为日后解释"宪法"留下了余地。
仪式上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着装。放弃传统蟒袍，拒绝革命党人的中山装，选择一套合身的西式礼服，胸前别着金质勋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敏他在报道中写道："袁氏的礼服像一层外壳，包裹着一颗依旧属于旧时代的心。"
礼毕后，袁世凯与蔡元培握手。蔡元培按程序致贺词："望袁公恪守约法，不负国民所托。"袁世凯握住他的手，低声说："元培先生放心，世凯必当为共和尽力。"可转身面对北洋旧部时，他立刻换上熟悉的袍褂，与徐世昌用满语低声交谈——在亲信面前，他无需伪装。
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将陆军、内务、财政等实权部门牢牢抓在手中：段祺瑞掌陆军，赵秉钧掌内务，周学熙掌财政，都是北洋嫡系。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没有什么实权。
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十余万革命军，被袁世凯以"裁军节饷"为名大幅裁汰。黄兴作为陆军总长，多次要求保留革命军队，得到的答复却是："国库空虚，仅够支付北洋军饷。"据《黄兴年谱》记载，一次陆军部会议上，段祺瑞直白地说："南方军队多为乌合之众，不裁恐生祸乱。"黄兴怒而拍案："这些都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同志！"最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士兵们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北洋军强征入伍。
官员的任用更是新瓶装旧酒，前清的总督、巡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都督、民政长，除了换了头衔，办事的规矩、任用的亲信，与晚清别无二致。江苏都督张勋甚至保留着辫子，公开说："我归顺民国，只是归顺袁公，不是归顺革命党。"这种半新半旧的状态，让南下的革命党人备感不适。蔡元培在给吴稚晖的信中写道："北京城内，旧气弥漫，新制如浮光掠影，恐难持久。"
5月，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主张通过议会政治限制总统权力。他在演讲中说："总统者，国民公仆也，非帝王可比。"这话传到北京，袁世凯在总统府对赵秉钧冷笑："宋钝初（宋教仁字）书生意气，不知权力深浅。"他表面上支持国民党发展，暗地里却让内务部监视其活动，甚至削减国会经费，试图让这个"麻烦的机构"自行瘫痪。
对待孙中山，袁世凯则用"捧"的策略。他邀请孙中山北上，亲到车站迎接，称"先生是革命元勋，世凯不及万一"，还支持其"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可当孙中山申请铁路建设经费时，财政部却以"国库空虚"为由拖延——袁世凯知道，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实业计划，恰好能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到了6月，唐绍仪内阁因"王芝祥督直事件"倒台。袁世凯无视内阁决议，擅自任命亲信王占元为直隶都督，唐绍仪愤而辞职。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责任内阁制"的脆弱，也让革命党人看清：袁世凯的"共和"，不过是换了包装的专制。孙中山在上海得知消息后，对胡汉民说："我早知此人不可信，看来，我们还得准备第二次革命。"
1912年深秋，袁世凯祭扫河南项城祖坟。他穿着长袍马褂，对着墓碑三叩九拜，身后跟着西装革履的官员与留着辫子的旧属，新旧交织的画面异常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