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这是我们的发动机关键部件受力分析。这是在不同工况下的材料疲劳测试数据。”我指着图表，“我们在实际装配和测试中发现，现有的45号钢、40铬钢，基本能满足要求，但仍有改进空间。比如连杆，在极端负荷下，应力集中部位仍有微裂纹风险；缸套的耐磨性和热疲劳性能，也直接关系到发动机寿命。”
赵广志戴上眼镜，仔细看着数据，神情越来越专注：“你们做了这么多测试？很扎实啊！”
“因为我们要对农民负责。”我郑重地说，“一台拖拉机，可能是几个生产队省吃俭用攒钱买的，是他们改变生产方式的希望。我们不能让机器因为材料问题，早早趴窝。那不仅损失了钱财，更浇灭了希望。”
赵广志深深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深吸一口气，抛出酝酿已久的想法，“太钢和星火，能不能联合成立一个‘农机专用材料研发小组’？由太钢提供材料研发基础和实验设备，星火提供实际应用场景、测试数据和性能需求。我们共同研究，开发出更适合农机工况的专用钢材——比如更高强度、更好韧性的连杆钢，更耐磨耐热的缸套材料。”
我顿了顿，观察赵广志的反应。他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赵总工，我知道太钢任务重，研发力量也紧张。但这个方向，我认为大有可为。”我继续深入，“农机只是起点。未来，汽车、工程机械、机床……哪个离得开高性能特种钢？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率先突破，积累经验，对太钢长远的技术升级，是不是也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我压低声音，说出最关键的一点，“我研究过一些国外的技术资料，也在实际中琢磨。像发动机曲轴、连杆这些关键件，除了合金成分，热处理工艺、微观组织的控制，可能比单纯提高合金含量更重要。比如，尝试在钢中加入微量的钒、钛，细化晶粒；或者探索新的淬火、回火工艺路线……这些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摸索？”
赵广志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
钒钛微合金化，晶粒细化——这些在1965年还属于前沿的概念，即使在太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还处于实验室探索阶段。我一个“农机厂”的人能点出这个方向，显然触动了他作为技术专家的神经。
“韩浩同志，”赵广志的语气彻底变了，带着探究和惊讶，“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我笑了笑，做出坦诚的样子：“在村里的时候，什么杂书都看。后来搞拖拉机，更是到处找资料，找老师傅请教。有些想法可能很幼稚，但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工业要进步，不能光跟着别人后面仿，得自己琢磨，得敢想敢试。”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这个年代，确实有很多像“倪志福钻头”那样的工人发明家，来自实践，突破理论。
赵广志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目光在拖拉机、图纸和我之间来回移动。最后，他重重一拍吉普车引擎盖：
“走！不去开会了！我让副手去请假！韩浩同志，刘厂长，咱们回办公室，详谈！”
赵广志的办公室在三楼，不大，但堆满了书和图纸。靠墙的铁皮柜里塞满了技术档案，窗台上的几盆仙人掌沾着层薄薄的工业粉尘，却长得格外倔强。办公桌上最醒目的不是文件，而是一个用废轴承和齿轮组装成的摆件，透着主人技术出身的本色。
“坐坐，随便坐。”赵广志招呼我们，自己拿起暖瓶倒了三杯白开水，“条件简陋，别介意。”
我接过搪瓷缸，水温透过缸壁传来，暖着手心。
赵广志却不管那些，他拖了把椅子坐到我们对面，眼镜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韩浩同志，你刚才说的那些，不是空谈。你能具体讲讲，你们在发动机材料上，遇到了哪些具体问题？希望材料达到什么指标？”
开门见山，直击核心。这就是技术人员的风格。
我放下缸子，从刘永好手里接过那份厚厚的测试报告，翻到材料性能分析部分。
“赵总工，您看这里。”我指着图表，“我们星火-50的发动机，设计转速是2200转每分钟，最大爆发压力大约75个大气压。连杆在运转中，承受的是交变拉压应力，尤其是在爆发冲程上止点附近，压力峰值很大。”
“我们用的40铬钢，抗拉强度够，但疲劳强度不够理想。”我翻到下一页，是放大镜下连杆小头圆角处的照片，能看到细微的疲劳纹路，“这是连续运行500小时后的样件，虽然没断，但已经有了早期疲劳迹象。按照设计寿命2000小时计算，安全余量不足。”
赵广志接过报告，仔细看着那些数据和照片，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敲着：“500小时就出现疲劳纹……确实早了点。你们计算的安全系数是多少？”
“理论计算是2.5，但实际工况复杂，加上农村使用条件差，保养可能不及时，我们希望能把安全系数做到3以上。”我说。
“3以上……”赵广志沉吟，“那就得在材料上下功夫。40铬钢的疲劳比（疲劳强度\/抗拉强度）一般在0.4左右，要提高疲劳强度，要么进一步提高抗拉强度，要么改善材料的纯净度、细化晶粒，提高疲劳比。”
“对！”我立刻接上，“我们觉得，单纯提高合金含量、追求高抗拉强度，成本上升太多，加工也困难。更可行的路子，是在现有中碳合金钢基础上，通过净化冶炼、控制轧制和热处理工艺，获得更细小、均匀的晶粒组织，同时提高材料的韧性。”
我顿了顿，抛出一个更具体的方向：“比如，我听说国外有些研究，在钢中加入微量的钒、钛、铌，这些元素能形成细小的碳氮化物，钉扎晶界，阻止晶粒长大，还能细化奥氏体晶粒。这样得到的钢，强度不降甚至略升，韧性、疲劳性能却能显着改善。”
赵广志猛地抬头，盯着我，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什么：“钒钛微合金化？韩浩同志，这可不是农机厂该知道的东西。这是冶金部重点实验室都在攻关的前沿课题！”
气氛瞬间有些微妙。
刘永好紧张地看着我。我心里却平静——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既要展现价值，又要合理化解怀疑。
我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点“土专家”的憨实和执着：“赵总工，不瞒您说，为了搞明白材料这点事，我可没少折腾。托关系找过太原工学院的老师借过外文期刊影印本，虽然好多单词不认识，连猜带蒙；也拜访过几位从鞍钢、包钢退下来的老工程师，听他们讲当年怎么用土法子解决洋设备的问题。钒钛微合金化这个词，就是从一位老工程师的笔记本上看到的，他说苏联人五十年代就在研究，咱们国家也在跟。”
这个解释半真半假。真的部分是我确实走访过不少老师傅，假的是我对这个方向的清晰认知主要来自后世。但在1965年，一个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的基层技术人员形象，是立得住脚的。
赵广志的眼神缓和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赞赏：“想不到，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这么钻技术！好啊，这才是搞工业的态度！”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猛地转身：“你刚才提议，成立联合研发小组，主攻农机专用钢。我原则上同意！太钢有实验室，有冶炼和轧制设备，有检测手段。你们有实际应用场景，有性能需求，有测试验证能力。咱们优势互补！”
“太好了！”刘永好喜出望外。
“但是，”赵广志话锋一转，“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联合研发涉及人员调配、设备使用、经费开支，需要厂党委批准。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我们，“你们星火厂，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县社队企业，还是省里的重点厂？有没有正式的编制和计划渠道？如果只是临时性的合作，恐怕难以为继。”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1965年，所有工业活动都镶嵌在严密的计划体制内。没有“户口”，很多事情寸步难行。
我迎上他的目光，语气郑重：“赵总工，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目前是省农业厅和地区共同扶持的试点单位，正在申请纳入省明年的重点农机建设项目。我们的星火-50拖拉机，已经引起了农机局的关注，部里很可能近期会下来评审。如果通过，我们将成为国家定点拖拉机生产企业之一。”
“至于编制和计划渠道，”我稍微挺直脊背，“我们确实还在争取。”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秘书模样的人。赵广志立刻站起身：“杨书记！”
来人是太钢的党委副书记，杨志国。他大概五十岁左右，面容严肃，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桌上的拖拉机图纸和那些农具照片上。
“老赵，听说你这里来了客人？是农机厂的同志？”杨书记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是的杨书记。”赵广志赶紧介绍，“这是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的韩浩同志，刘永好同志。他们带来了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拖拉机，刚才在试验场做了演示，效果非常好！他们正在和我们谈材料合作的事。”
“哦？”杨书记走到桌边，拿起一张翻转犁的工作照片看了看，“自己造的拖拉机？不容易啊。哪个部归口的？一机部还是八机部？”
又是“户口”问题。
我上前一步：“杨书记，我们星火工业园目前是省地共管试点，正在积极向一机部农机局申请纳入国家计划。我们的产品星火-50，已经完成了省级鉴定，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杨书记放下照片，看着我：“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国家搞工业，讲究的是计划性、系统性。一个没有正式计划渠道的单位，要和大钢厂搞联合研发，这不符合规定啊。”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刘永好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知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面对杨书记这样掌管意识形态和规章的政工领导，光讲技术、讲产品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件事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和战略层面。
“杨书记，”我放缓语速，让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您说得对，国家工业建设必须讲计划、讲系统。我们星火厂，正是在努力成为这个系统中有价值的一环。”
“我们造拖拉机，不是为了一个厂、一个地区的利益，是为了响应党中央‘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山西是农业大省，也是地形复杂的省份，急需适合本地特点的农业机械。我们的星火-50，就是针对这个需求设计的。”
我拿起那张在试验场拍摄的、拖拉机拉着满载拖车的照片：“杨书记，您看这台机器。它身上用的钢材，可能就来自太钢。当它奔驰在三晋大地上，为农民犁地、播种、运输时，太钢的钢铁，就从冰冷的原料，变成了解放生产力、多打粮食的热乎乎的力量。这算不算‘钢铁支援农业’最直接的体现？”
杨书记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
我继续推进：“联合研发小组，目标很明确——造出更适合农机恶劣工况的专用钢材。这不仅是帮我们星火厂，更是帮太钢开拓一个新的、前景广阔的材料应用领域。今天农机，明天可能就是汽车、工程机械。如果太钢能在这个领域率先形成技术储备和标准，对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您比我更清楚。”
“更重要的是，”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种厂社结合、产学研用一体的尝试，如果成功了，会不会为咱们国家的工业协作模式，蹚出一条新路子？太钢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远见，去带头吃这个螃蟹？”
这番话，把一次材料合作，拔高到了“政治正确”、“战略远见”和“行业引领”的层面。
杨书记脸上的严肃慢慢化开，他背着手，又看了看那些图纸和照片，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看了好一会儿。
“年轻人，很会讲话。”他缓缓说道，“不过，光会讲话没用。你刚才说，机器就在楼下？”
“在试验场！”赵广志立刻说，“杨书记，您要不去看看？刚才演示，耕地、播种、运输，样样行！工人们都围着看，反响热烈！”
杨书记沉吟片刻：“走，看看去。”
一行人重新下楼，来到试验场。围观的人群还没散，看到厂领导来了，自动让开一条路。
小陈看到我们，立刻精神抖擞。不用我吩咐，他跳上拖拉机，重新启动，把刚才的三项演示，一丝不苟地又做了一遍。
当翻转犁流畅地翻起泥土，当播种机均匀地播下种子，当拖车稳稳载重行进时，杨书记背着手，看得很仔细。特别是看到工人们自发地上前抚摸机器，问这问那时，他微微点了点头。
演示结束，杨书记走到拖拉机旁，伸手摸了摸还温热的引擎盖，又看了看那些结构精巧的农具。
“这机器，真是你们自己从头到尾设计制造的？”他问。
“从图纸到样机，全部自主完成。”我肯定地回答，“发动机、底盘、传动系统，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摸索出来的。”
杨书记又沉默了。他环视了一圈围观的太钢工人，那些朴实的脸上写着好奇、羡慕和赞叹。
“老赵，”他终于开口，对赵广志说，“你打一份详细的合作建议报告，把联合研发小组的设想、目标、分工、需要的支持，都写清楚。明天上午党委会，你列席汇报。”
“是！”赵广志声音洪亮。
杨书记又转向我，眼神比刚才温和了许多，但依然锐利：“韩浩同志，你们先回去。报告递上去，需要研究。不过——”他话锋一转，“你们需要的十吨钢材，既然赵总工说了是‘技术试验用料’，可以先按这个程序办，特事特批。老赵，你协调一下，尽快落实。”
峰回路转！
“谢谢杨书记！谢谢赵总工！”我和刘永好几乎同时说道。
“先别谢。”杨书记摆摆手，“合作成不成，还要看你们后续的发展。记住，把产品做好，把质量抓好，这才是根本。有了过硬的产品，很多事，自然就好办了。”
“我们一定牢记！”我郑重承诺。
离开太钢时，已是下午。夕阳给庞大的厂区镀上一层金边，烟囱依旧吐着白烟，机器声依旧轰鸣，但在我听来，这声音似乎多了些不一样的意味。
吉普车上，刘永好长出一口气，整个人瘫在座椅上：“我的老天爷……韩浩，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刚才杨书记那个架势，我都以为要黄了。你那一番话……简直是……”
他找不到词来形容。
我靠在椅背上，也感到一阵疲惫，但心里是热的：“刘厂长，咱们说的不是空话。咱们真有产品，真有需求，真有把事干成的决心。这些，杨书记那样的人，看得出来。”
“是啊，”刘永好感慨，“要不是亲眼看到拖拉机干活，光凭嘴说，肯定不行。小陈今天表现也好，一点没掉链子。”
“这都是大家一块儿干出来的底气。”我看向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赵广志戴上眼镜，仔细看着数据，神情越来越专注：“你们做了这么多测试？很扎实啊！”
“因为我们要对农民负责。”我郑重地说，“一台拖拉机，可能是几个生产队省吃俭用攒钱买的，是他们改变生产方式的希望。我们不能让机器因为材料问题，早早趴窝。那不仅损失了钱财，更浇灭了希望。”
赵广志深深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深吸一口气，抛出酝酿已久的想法，“太钢和星火，能不能联合成立一个‘农机专用材料研发小组’？由太钢提供材料研发基础和实验设备，星火提供实际应用场景、测试数据和性能需求。我们共同研究，开发出更适合农机工况的专用钢材——比如更高强度、更好韧性的连杆钢，更耐磨耐热的缸套材料。”
我顿了顿，观察赵广志的反应。他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赵总工，我知道太钢任务重，研发力量也紧张。但这个方向，我认为大有可为。”我继续深入，“农机只是起点。未来，汽车、工程机械、机床……哪个离得开高性能特种钢？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率先突破，积累经验，对太钢长远的技术升级，是不是也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我压低声音，说出最关键的一点，“我研究过一些国外的技术资料，也在实际中琢磨。像发动机曲轴、连杆这些关键件，除了合金成分，热处理工艺、微观组织的控制，可能比单纯提高合金含量更重要。比如，尝试在钢中加入微量的钒、钛，细化晶粒；或者探索新的淬火、回火工艺路线……这些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摸索？”
赵广志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
钒钛微合金化，晶粒细化——这些在1965年还属于前沿的概念，即使在太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还处于实验室探索阶段。我一个“农机厂”的人能点出这个方向，显然触动了他作为技术专家的神经。
“韩浩同志，”赵广志的语气彻底变了，带着探究和惊讶，“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我笑了笑，做出坦诚的样子：“在村里的时候，什么杂书都看。后来搞拖拉机，更是到处找资料，找老师傅请教。有些想法可能很幼稚，但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工业要进步，不能光跟着别人后面仿，得自己琢磨，得敢想敢试。”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这个年代，确实有很多像“倪志福钻头”那样的工人发明家，来自实践，突破理论。
赵广志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目光在拖拉机、图纸和我之间来回移动。最后，他重重一拍吉普车引擎盖：
“走！不去开会了！我让副手去请假！韩浩同志，刘厂长，咱们回办公室，详谈！”
赵广志的办公室在三楼，不大，但堆满了书和图纸。靠墙的铁皮柜里塞满了技术档案，窗台上的几盆仙人掌沾着层薄薄的工业粉尘，却长得格外倔强。办公桌上最醒目的不是文件，而是一个用废轴承和齿轮组装成的摆件，透着主人技术出身的本色。
“坐坐，随便坐。”赵广志招呼我们，自己拿起暖瓶倒了三杯白开水，“条件简陋，别介意。”
我接过搪瓷缸，水温透过缸壁传来，暖着手心。
赵广志却不管那些，他拖了把椅子坐到我们对面，眼镜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韩浩同志，你刚才说的那些，不是空谈。你能具体讲讲，你们在发动机材料上，遇到了哪些具体问题？希望材料达到什么指标？”
开门见山，直击核心。这就是技术人员的风格。
我放下缸子，从刘永好手里接过那份厚厚的测试报告，翻到材料性能分析部分。
“赵总工，您看这里。”我指着图表，“我们星火-50的发动机，设计转速是2200转每分钟，最大爆发压力大约75个大气压。连杆在运转中，承受的是交变拉压应力，尤其是在爆发冲程上止点附近，压力峰值很大。”
“我们用的40铬钢，抗拉强度够，但疲劳强度不够理想。”我翻到下一页，是放大镜下连杆小头圆角处的照片，能看到细微的疲劳纹路，“这是连续运行500小时后的样件，虽然没断，但已经有了早期疲劳迹象。按照设计寿命2000小时计算，安全余量不足。”
赵广志接过报告，仔细看着那些数据和照片，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敲着：“500小时就出现疲劳纹……确实早了点。你们计算的安全系数是多少？”
“理论计算是2.5，但实际工况复杂，加上农村使用条件差，保养可能不及时，我们希望能把安全系数做到3以上。”我说。
“3以上……”赵广志沉吟，“那就得在材料上下功夫。40铬钢的疲劳比（疲劳强度\/抗拉强度）一般在0.4左右，要提高疲劳强度，要么进一步提高抗拉强度，要么改善材料的纯净度、细化晶粒，提高疲劳比。”
“对！”我立刻接上，“我们觉得，单纯提高合金含量、追求高抗拉强度，成本上升太多，加工也困难。更可行的路子，是在现有中碳合金钢基础上，通过净化冶炼、控制轧制和热处理工艺，获得更细小、均匀的晶粒组织，同时提高材料的韧性。”
我顿了顿，抛出一个更具体的方向：“比如，我听说国外有些研究，在钢中加入微量的钒、钛、铌，这些元素能形成细小的碳氮化物，钉扎晶界，阻止晶粒长大，还能细化奥氏体晶粒。这样得到的钢，强度不降甚至略升，韧性、疲劳性能却能显着改善。”
赵广志猛地抬头，盯着我，眼神锐利得像要穿透什么：“钒钛微合金化？韩浩同志，这可不是农机厂该知道的东西。这是冶金部重点实验室都在攻关的前沿课题！”
气氛瞬间有些微妙。
刘永好紧张地看着我。我心里却平静——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既要展现价值，又要合理化解怀疑。
我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点“土专家”的憨实和执着：“赵总工，不瞒您说，为了搞明白材料这点事，我可没少折腾。托关系找过太原工学院的老师借过外文期刊影印本，虽然好多单词不认识，连猜带蒙；也拜访过几位从鞍钢、包钢退下来的老工程师，听他们讲当年怎么用土法子解决洋设备的问题。钒钛微合金化这个词，就是从一位老工程师的笔记本上看到的，他说苏联人五十年代就在研究，咱们国家也在跟。”
这个解释半真半假。真的部分是我确实走访过不少老师傅，假的是我对这个方向的清晰认知主要来自后世。但在1965年，一个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的基层技术人员形象，是立得住脚的。
赵广志的眼神缓和下来，甚至带上了一丝赞赏：“想不到，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这么钻技术！好啊，这才是搞工业的态度！”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猛地转身：“你刚才提议，成立联合研发小组，主攻农机专用钢。我原则上同意！太钢有实验室，有冶炼和轧制设备，有检测手段。你们有实际应用场景，有性能需求，有测试验证能力。咱们优势互补！”
“太好了！”刘永好喜出望外。
“但是，”赵广志话锋一转，“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联合研发涉及人员调配、设备使用、经费开支，需要厂党委批准。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我们，“你们星火厂，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县社队企业，还是省里的重点厂？有没有正式的编制和计划渠道？如果只是临时性的合作，恐怕难以为继。”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1965年，所有工业活动都镶嵌在严密的计划体制内。没有“户口”，很多事情寸步难行。
我迎上他的目光，语气郑重：“赵总工，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目前是省农业厅和地区共同扶持的试点单位，正在申请纳入省明年的重点农机建设项目。我们的星火-50拖拉机，已经引起了农机局的关注，部里很可能近期会下来评审。如果通过，我们将成为国家定点拖拉机生产企业之一。”
“至于编制和计划渠道，”我稍微挺直脊背，“我们确实还在争取。”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秘书模样的人。赵广志立刻站起身：“杨书记！”
来人是太钢的党委副书记，杨志国。他大概五十岁左右，面容严肃，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桌上的拖拉机图纸和那些农具照片上。
“老赵，听说你这里来了客人？是农机厂的同志？”杨书记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是的杨书记。”赵广志赶紧介绍，“这是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的韩浩同志，刘永好同志。他们带来了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拖拉机，刚才在试验场做了演示，效果非常好！他们正在和我们谈材料合作的事。”
“哦？”杨书记走到桌边，拿起一张翻转犁的工作照片看了看，“自己造的拖拉机？不容易啊。哪个部归口的？一机部还是八机部？”
又是“户口”问题。
我上前一步：“杨书记，我们星火工业园目前是省地共管试点，正在积极向一机部农机局申请纳入国家计划。我们的产品星火-50，已经完成了省级鉴定，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杨书记放下照片，看着我：“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国家搞工业，讲究的是计划性、系统性。一个没有正式计划渠道的单位，要和大钢厂搞联合研发，这不符合规定啊。”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刘永好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知道，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面对杨书记这样掌管意识形态和规章的政工领导，光讲技术、讲产品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件事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和战略层面。
“杨书记，”我放缓语速，让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您说得对，国家工业建设必须讲计划、讲系统。我们星火厂，正是在努力成为这个系统中有价值的一环。”
“我们造拖拉机，不是为了一个厂、一个地区的利益，是为了响应党中央‘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山西是农业大省，也是地形复杂的省份，急需适合本地特点的农业机械。我们的星火-50，就是针对这个需求设计的。”
我拿起那张在试验场拍摄的、拖拉机拉着满载拖车的照片：“杨书记，您看这台机器。它身上用的钢材，可能就来自太钢。当它奔驰在三晋大地上，为农民犁地、播种、运输时，太钢的钢铁，就从冰冷的原料，变成了解放生产力、多打粮食的热乎乎的力量。这算不算‘钢铁支援农业’最直接的体现？”
杨书记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
我继续推进：“联合研发小组，目标很明确——造出更适合农机恶劣工况的专用钢材。这不仅是帮我们星火厂，更是帮太钢开拓一个新的、前景广阔的材料应用领域。今天农机，明天可能就是汽车、工程机械。如果太钢能在这个领域率先形成技术储备和标准，对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您比我更清楚。”
“更重要的是，”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种厂社结合、产学研用一体的尝试，如果成功了，会不会为咱们国家的工业协作模式，蹚出一条新路子？太钢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有没有这个魄力和远见，去带头吃这个螃蟹？”
这番话，把一次材料合作，拔高到了“政治正确”、“战略远见”和“行业引领”的层面。
杨书记脸上的严肃慢慢化开，他背着手，又看了看那些图纸和照片，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看了好一会儿。
“年轻人，很会讲话。”他缓缓说道，“不过，光会讲话没用。你刚才说，机器就在楼下？”
“在试验场！”赵广志立刻说，“杨书记，您要不去看看？刚才演示，耕地、播种、运输，样样行！工人们都围着看，反响热烈！”
杨书记沉吟片刻：“走，看看去。”
一行人重新下楼，来到试验场。围观的人群还没散，看到厂领导来了，自动让开一条路。
小陈看到我们，立刻精神抖擞。不用我吩咐，他跳上拖拉机，重新启动，把刚才的三项演示，一丝不苟地又做了一遍。
当翻转犁流畅地翻起泥土，当播种机均匀地播下种子，当拖车稳稳载重行进时，杨书记背着手，看得很仔细。特别是看到工人们自发地上前抚摸机器，问这问那时，他微微点了点头。
演示结束，杨书记走到拖拉机旁，伸手摸了摸还温热的引擎盖，又看了看那些结构精巧的农具。
“这机器，真是你们自己从头到尾设计制造的？”他问。
“从图纸到样机，全部自主完成。”我肯定地回答，“发动机、底盘、传动系统，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摸索出来的。”
杨书记又沉默了。他环视了一圈围观的太钢工人，那些朴实的脸上写着好奇、羡慕和赞叹。
“老赵，”他终于开口，对赵广志说，“你打一份详细的合作建议报告，把联合研发小组的设想、目标、分工、需要的支持，都写清楚。明天上午党委会，你列席汇报。”
“是！”赵广志声音洪亮。
杨书记又转向我，眼神比刚才温和了许多，但依然锐利：“韩浩同志，你们先回去。报告递上去，需要研究。不过——”他话锋一转，“你们需要的十吨钢材，既然赵总工说了是‘技术试验用料’，可以先按这个程序办，特事特批。老赵，你协调一下，尽快落实。”
峰回路转！
“谢谢杨书记！谢谢赵总工！”我和刘永好几乎同时说道。
“先别谢。”杨书记摆摆手，“合作成不成，还要看你们后续的发展。记住，把产品做好，把质量抓好，这才是根本。有了过硬的产品，很多事，自然就好办了。”
“我们一定牢记！”我郑重承诺。
离开太钢时，已是下午。夕阳给庞大的厂区镀上一层金边，烟囱依旧吐着白烟，机器声依旧轰鸣，但在我听来，这声音似乎多了些不一样的意味。
吉普车上，刘永好长出一口气，整个人瘫在座椅上：“我的老天爷……韩浩，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刚才杨书记那个架势，我都以为要黄了。你那一番话……简直是……”
他找不到词来形容。
我靠在椅背上，也感到一阵疲惫，但心里是热的：“刘厂长，咱们说的不是空话。咱们真有产品，真有需求，真有把事干成的决心。这些，杨书记那样的人，看得出来。”
“是啊，”刘永好感慨，“要不是亲眼看到拖拉机干活，光凭嘴说，肯定不行。小陈今天表现也好，一点没掉链子。”
“这都是大家一块儿干出来的底气。”我看向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