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二年至贞元二十一年：残唐挣扎与中兴微光（约黄帝纪年4948—4987年，公元764—805年）
代宗的愁，比灵武的风更烈，比长安的残垣更沉。广德二年的春，长安城里刚褪去一丝战乱的腥气，吐蕃的马蹄声又踏碎了短暂的安宁——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举兵十万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武功，京畿震动，百姓再次扶老携幼逃亡，街巷间又添了几分死寂。
此时的唐军，早已不是开元年间的精锐。边军大多耗在平叛战场，禁军被鱼朝恩牢牢攥在手里，却不堪一击。代宗急得团团转，只能再次请出郭子仪。彼时郭子仪已年近七十，鬓发皆白，却依旧一身戎装，领命出征时，身边只有两千余名老弱残兵。他没有怨怼，只带着这微薄的兵力，驻守泾阳，一面虚张声势，布下疑兵，一面派人游说吐蕃诸部，挑拨他们的联盟。
吐蕃军见郭子仪亲临，本就心生忌惮，又听闻内部有叛盟之兆，不敢久留，连夜撤兵，京畿之围才得以解除。可经此一役，唐朝的虚弱暴露无遗，吐蕃此后连年入侵，河西、陇右的失地始终未能收复，甚至连长安都数次面临兵临城下的危机。代宗看着地图上被吐蕃蚕食的疆域，重重叹了口气：“先守得住眼前，再谈收复故土吧。”
朝堂上的乱象，比外敌入侵更棘手。鱼朝恩的权势愈发嚣张，他不仅掌控禁军，还干预朝政，连宰相元载都要依附于他。可元载并非甘于人下之辈，他暗中积蓄力量，笼络朝臣，终于在大历五年，抓住鱼朝恩的把柄，奏请代宗将其诛杀。鱼朝恩倒台后，元载又成了新的权臣，他独揽朝政，贪污受贿，排斥异己，朝堂之上，敢直言进谏者寥寥无几。
代宗并非昏庸之君，只是身处乱世，分身乏术。他一面纵容元载维持朝堂表面的稳定，一面暗中扶持其他势力制衡，又着力整顿财政——战乱之后，朝廷财源枯竭，元载提出“榷盐法”，垄断食盐买卖，增加税收；代宗又派人清查户籍，追缴逃税，虽有成效，却也让百姓承受了更多负担。大历年间，长安的街市渐渐恢复了些许烟火气，茶坊酒肆重新开张，可街边依旧有饿殍，百姓的日子，终究没能回到盛世之时。
大历十四年，代宗病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年轻气盛，目睹了肃宗、代宗两朝的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立志要重振大唐纲纪，重现开元盛世。他即位之初，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先是罢免了元载的党羽，抄没元载家产，将其赐死，整顿朝堂风气；又削减宦官权力，收回禁军兵权，交给武将统领；在财政上，重用刘晏，改革漕运，疏通大运河，让江南的粮食与赋税能顺利运往长安，缓解了财政危机。
更让朝野振奋的是，德宗决心削藩。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更是世代相传，不听朝廷号令。德宗即位不久，便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田悦袭位不遵诏令为由，派军讨伐。起初，唐军节节胜利，田悦被困魏州，河北诸镇人心惶惶，削藩似乎看到了希望。
可德宗操之过急，又犯了猜忌功臣的老毛病。唐军主将李晟、马燧战功赫赫，德宗却怕他们功高震主，暗中派人监视，还屡屡干涉军事部署。更致命的是，德宗为了筹措军饷，下令向长安的富商征收重税，甚至强行抄家，引得京城大乱，人心浮动。河北诸镇趁机联合起来，推举朱滔为盟主，共同对抗朝廷，叛军势力再次壮大。
建中四年，更严重的变故发生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的士兵，奉命前往关东平叛，路过长安时，因朝廷未给予赏赐，发动兵变，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史称“泾原兵变”。叛军攻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逃往奉天，身边只有少数随从，连后宫嫔妃都来不及带走。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派兵围攻奉天，德宗被困城中，粮草断绝，险些被俘，多亏李晟、李怀光率军驰援，才得以解围。
经此一役，德宗的雄心彻底被击碎。他被迫与河北诸镇议和，承认他们的割据地位，削藩之举宣告失败；对于宦官，他也不再信任武将，重新将禁军兵权交给宦官，宦官专权的局面卷土重来，甚至比鱼朝恩时期更甚。德宗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君主，变成了一个猜忌多疑、苟且偷安的帝王，他不再提及重振大唐，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守住眼前的江山。
贞元年间，德宗一心整顿内政，只求安稳。刘晏继续改革财政，推行“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为标准征收赋税，取代了以往的租庸调制，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也增加了朝廷收入，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截留税收的问题。李晟、马燧等猛将，要么被削去兵权，要么被外放藩镇，再也没有机会驰骋疆场，平定叛乱。
对外，唐朝依旧被动。吐蕃连年入侵，贞元六年，吐蕃甚至占领了北庭都护府的最后据点，安西、北庭彻底沦陷，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完全断绝。回纥虽然与唐朝保持着和亲关系，却依旧不断勒索财物，唐朝只能忍气吞声，用大量的金帛换取边境的短暂安宁。南方的南诏，也趁机起兵反叛，侵扰西南边境，唐军连年征讨，却屡战屡败，耗费了大量的兵力与财力。
朝堂之上，宦官与朝臣的争斗愈演愈烈。德宗晚年，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他们为神策军护军中尉，掌控禁军，连宰相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朝臣之中，以陆贽为代表的正直之士，屡次直言进谏，主张整顿朝纲、削弱宦官与藩镇权力，却被德宗疏远，最终被贬官外放。而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则依附于宦官，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朝堂风气日益败坏。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病逝，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时，早已中风瘫痪，无法言语，只能靠宦官李忠言与亲信王叔文、王伾处理朝政。王叔文、王伾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心怀壮志，想趁着顺宗即位之机，推行改革，挽救大唐危局，史称“永贞革新”。
他们的改革措施直击要害：削弱宦官权力，收回神策军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拒绝藩镇节度使的世袭请求；整顿财政，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贪官污吏，提拔正直之士。这些措施，触动了宦官与藩镇的核心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宦官们联合起来，拥立顺宗的太子李纯为帝，逼迫顺宗退位，史称“永贞内禅”。顺宗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不久便病逝。王叔文、王伾被罢官贬谪，王叔文最终被赐死，王伾病死贬所，参与改革的官员也纷纷被流放，“永贞革新”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便以失败告终。
这一年，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永贞革新的失败，让大唐的中兴希望再次破灭，可宪宗看着千疮百孔的江山，看着宦官与藩镇的嚣张气焰，眼中却燃起了不甘的火焰。他深知，大唐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若再不奋起，终将走向覆灭。
代宗的愁，比灵武的风更烈，比长安的残垣更沉。广德二年的春，长安城里刚褪去一丝战乱的腥气，吐蕃的马蹄声又踏碎了短暂的安宁——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举兵十万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武功，京畿震动，百姓再次扶老携幼逃亡，街巷间又添了几分死寂。
此时的唐军，早已不是开元年间的精锐。边军大多耗在平叛战场，禁军被鱼朝恩牢牢攥在手里，却不堪一击。代宗急得团团转，只能再次请出郭子仪。彼时郭子仪已年近七十，鬓发皆白，却依旧一身戎装，领命出征时，身边只有两千余名老弱残兵。他没有怨怼，只带着这微薄的兵力，驻守泾阳，一面虚张声势，布下疑兵，一面派人游说吐蕃诸部，挑拨他们的联盟。
吐蕃军见郭子仪亲临，本就心生忌惮，又听闻内部有叛盟之兆，不敢久留，连夜撤兵，京畿之围才得以解除。可经此一役，唐朝的虚弱暴露无遗，吐蕃此后连年入侵，河西、陇右的失地始终未能收复，甚至连长安都数次面临兵临城下的危机。代宗看着地图上被吐蕃蚕食的疆域，重重叹了口气：“先守得住眼前，再谈收复故土吧。”
朝堂上的乱象，比外敌入侵更棘手。鱼朝恩的权势愈发嚣张，他不仅掌控禁军，还干预朝政，连宰相元载都要依附于他。可元载并非甘于人下之辈，他暗中积蓄力量，笼络朝臣，终于在大历五年，抓住鱼朝恩的把柄，奏请代宗将其诛杀。鱼朝恩倒台后，元载又成了新的权臣，他独揽朝政，贪污受贿，排斥异己，朝堂之上，敢直言进谏者寥寥无几。
代宗并非昏庸之君，只是身处乱世，分身乏术。他一面纵容元载维持朝堂表面的稳定，一面暗中扶持其他势力制衡，又着力整顿财政——战乱之后，朝廷财源枯竭，元载提出“榷盐法”，垄断食盐买卖，增加税收；代宗又派人清查户籍，追缴逃税，虽有成效，却也让百姓承受了更多负担。大历年间，长安的街市渐渐恢复了些许烟火气，茶坊酒肆重新开张，可街边依旧有饿殍，百姓的日子，终究没能回到盛世之时。
大历十四年，代宗病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年轻气盛，目睹了肃宗、代宗两朝的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立志要重振大唐纲纪，重现开元盛世。他即位之初，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先是罢免了元载的党羽，抄没元载家产，将其赐死，整顿朝堂风气；又削减宦官权力，收回禁军兵权，交给武将统领；在财政上，重用刘晏，改革漕运，疏通大运河，让江南的粮食与赋税能顺利运往长安，缓解了财政危机。
更让朝野振奋的是，德宗决心削藩。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更是世代相传，不听朝廷号令。德宗即位不久，便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田悦袭位不遵诏令为由，派军讨伐。起初，唐军节节胜利，田悦被困魏州，河北诸镇人心惶惶，削藩似乎看到了希望。
可德宗操之过急，又犯了猜忌功臣的老毛病。唐军主将李晟、马燧战功赫赫，德宗却怕他们功高震主，暗中派人监视，还屡屡干涉军事部署。更致命的是，德宗为了筹措军饷，下令向长安的富商征收重税，甚至强行抄家，引得京城大乱，人心浮动。河北诸镇趁机联合起来，推举朱滔为盟主，共同对抗朝廷，叛军势力再次壮大。
建中四年，更严重的变故发生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的士兵，奉命前往关东平叛，路过长安时，因朝廷未给予赏赐，发动兵变，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史称“泾原兵变”。叛军攻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逃往奉天，身边只有少数随从，连后宫嫔妃都来不及带走。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派兵围攻奉天，德宗被困城中，粮草断绝，险些被俘，多亏李晟、李怀光率军驰援，才得以解围。
经此一役，德宗的雄心彻底被击碎。他被迫与河北诸镇议和，承认他们的割据地位，削藩之举宣告失败；对于宦官，他也不再信任武将，重新将禁军兵权交给宦官，宦官专权的局面卷土重来，甚至比鱼朝恩时期更甚。德宗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君主，变成了一个猜忌多疑、苟且偷安的帝王，他不再提及重振大唐，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守住眼前的江山。
贞元年间，德宗一心整顿内政，只求安稳。刘晏继续改革财政，推行“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为标准征收赋税，取代了以往的租庸调制，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也增加了朝廷收入，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截留税收的问题。李晟、马燧等猛将，要么被削去兵权，要么被外放藩镇，再也没有机会驰骋疆场，平定叛乱。
对外，唐朝依旧被动。吐蕃连年入侵，贞元六年，吐蕃甚至占领了北庭都护府的最后据点，安西、北庭彻底沦陷，唐朝与西域的联系完全断绝。回纥虽然与唐朝保持着和亲关系，却依旧不断勒索财物，唐朝只能忍气吞声，用大量的金帛换取边境的短暂安宁。南方的南诏，也趁机起兵反叛，侵扰西南边境，唐军连年征讨，却屡战屡败，耗费了大量的兵力与财力。
朝堂之上，宦官与朝臣的争斗愈演愈烈。德宗晚年，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他们为神策军护军中尉，掌控禁军，连宰相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朝臣之中，以陆贽为代表的正直之士，屡次直言进谏，主张整顿朝纲、削弱宦官与藩镇权力，却被德宗疏远，最终被贬官外放。而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则依附于宦官，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朝堂风气日益败坏。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病逝，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时，早已中风瘫痪，无法言语，只能靠宦官李忠言与亲信王叔文、王伾处理朝政。王叔文、王伾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心怀壮志，想趁着顺宗即位之机，推行改革，挽救大唐危局，史称“永贞革新”。
他们的改革措施直击要害：削弱宦官权力，收回神策军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拒绝藩镇节度使的世袭请求；整顿财政，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贪官污吏，提拔正直之士。这些措施，触动了宦官与藩镇的核心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宦官们联合起来，拥立顺宗的太子李纯为帝，逼迫顺宗退位，史称“永贞内禅”。顺宗退位后，被尊为太上皇，不久便病逝。王叔文、王伾被罢官贬谪，王叔文最终被赐死，王伾病死贬所，参与改革的官员也纷纷被流放，“永贞革新”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便以失败告终。
这一年，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永贞革新的失败，让大唐的中兴希望再次破灭，可宪宗看着千疮百孔的江山，看着宦官与藩镇的嚣张气焰，眼中却燃起了不甘的火焰。他深知，大唐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若再不奋起，终将走向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