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那排低矮的红砖房家属院里，深秋的风卷着落叶和煤灰，打着旋儿，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极了人们心底压抑的叹息。下岗的阴云依旧笼罩着家家户户，但在我家，却难得地透出了一丝微弱却真实的曙光。
母亲爱景所在的烟厂，经过职工们长达数月的、不屈不挠的集体上访和据理力争，那笔原本以为打了水漂的“买断工龄”补偿款，竟然奇迹般地批下来了！消息传来时，母亲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串珠花，闻言，她的手一抖，几颗晶莹的塑料珠子“啪嗒啪嗒”滚落一地。她抬起头，脸上交织着难以置信的惊喜和一种如释重负的、近乎虚脱的疲惫，眼圈瞬间就红了。
“批…批下来了？真的？”她声音发颤，反复向带来消息的工会大姐确认着。得到肯定答复后，她长长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父亲张建生原本歪在床边打盹，闻言猛地坐直了身子，那双常年被酒精熏得浑浊的眼睛里，也罕见地迸发出一丝光亮，虽然那光亮很快又被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所覆盖。
烟厂欠了国家整整十三亿三千万，这是个天文数字，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神经。但这笔人均算下来并不算多的买断款，对于我家这样的家庭而言，不啻于久旱甘霖。
去领钱那天，父母一大早就出了门。回来时，已是傍晚。母亲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印着烟厂字样的旧信封，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如履薄冰的喜悦。父亲跟在她身后，脚步似乎比往日轻快了些许，但眼神却有些飘忽，不时瞥向那个信封。
“碧华，快来看！”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轻快，她小心地坐在床边，将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洗得发白的床单上——四沓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大团结”（第四套人民币拾元券），整整四万块钱！那摞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令人心跳加速的、沉甸甸的质感。
“整整四万！”母亲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钱，声音哽咽，“这下好了…这下…能松快些日子了…”
父亲也凑过来，拿起一沓，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一丝近乎痴迷的神色，喃喃道：“四万…够搓好些日子麻将了…”
母亲立刻警觉地瞪了他一眼：“张建生！我告诉你，这钱你敢动一分试试！这是咱家的保命钱！将来买房、碧华出嫁、万一有个病有个灾…”
“知道知道！啰嗦！”父亲不耐烦地打断她，但眼神却收敛了些，悻悻地把钱放回去。
这笔巨款的存在，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我家乃至亲戚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最高兴的除了我们，居然是舅舅和舅妈。他们闻讯赶来，脸上堆满了笑容。舅妈王淑芬是个身材微胖、面容白净、齐耳短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的女人，穿着件半新的的确良衬衫，显得干净利落。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住母亲的手：“爱景啊！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这下可算熬出头了！你们两口子苦了这么多年…”
寒暄过后，舅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担忧，压低了声音：“爱景，不是我这个当嫂子的多嘴…这钱…你们打算咋办？放家里可不安全！现在小偷多得很！再说…”她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正在外屋抽烟的父亲，“建生那脾气…你也知道…不是我说他，以前手松…这钱放家里，怕是睡不安稳啊！”
舅舅朱国强在一旁附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话不多，只是点头：“你嫂子说得对，是得想个稳妥法子。”
母亲脸上的喜悦淡了些，蹙起了眉头：“那…嫂子你说咋办？”
舅妈一拍大腿，一副“我可为你着想”的热切模样：“要我说啊！你先‘借’给嫂子我帮你存着！我单位有关系，能存个高利息的定期！比放银行划算多了！啥时候你们用钱，一句话，我立马给你取出来！绝对少不了你一分！这样既安全，又能生钱，还省得有些人…手痒痒！”她说着，又朝外屋努了努嘴。
母亲显然被说动了，犹豫着看向父亲。父亲在门外听得真切，冷哼一声，掀帘子进来，脸色不太好看：“咋？信不过我张建生？怕我偷了卖了？”
舅妈立刻笑着打圆场：“哎哟！建生你这是说哪里话！都是一家人，谁还能信不过谁？我这不是怕钱放家里招贼嘛！也是为了你们好！”
父亲阴沉着脸，没再说话，但明显不高兴。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或许是对父亲赌博旧习的担忧占了上风，她迟疑着点了点头：“那…嫂子，就先放你那儿…帮我们存…”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命运的戏剧性，往往比精心编排的剧本更出人意料。
就在母亲准备第二天把钱交给舅妈“保管”的那个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父亲那个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弟弟——我的小叔张建华，出事了。他开车在外地撞了人，对方伤得很重，急需一大笔钱赔偿和医药费，否则小叔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小婶李秀英是个瘦弱胆小、遇事就慌的女人，她哭哭啼啼地跑到我家，也没直接开口借钱，只是坐在凳子上抹眼泪，断断续续、添油加醋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医生说…再不交钱…人就没了…对方家属扬言要告到底…建华要是进去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小婶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父亲坐在一旁，闷头抽着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母亲听着，脸上也露出了同情和焦虑的神色。
然而，谁也没想到，父亲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和…自作主张。他甚至没等小婶把话彻底说完，也没和母亲商量一个字，猛地站起身，走进里屋，毫不犹豫地抱起那还没捂热乎的四沓“大团结”，塞到小婶怀里，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兄弟义气”：“秀英！啥也别说了！钱拿去！先救人！救车！不够再想办法！”
小婶愣住了，抱着那沉甸甸的四万块钱，像是抱着一块烫手的山芋，哭都忘了哭：“四…四哥…这…这么多…我…”
“拿着！”父亲大手一挥，显得异常豪爽，“我是他哥！能眼睁睁看着他蹲大狱？赶紧去办事！”
母亲当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听到动静出来，看到小婶怀里的钱，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她手里的锅铲“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张！建！生！”母亲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浑身都在发抖，“你！你干什么？！那钱！那钱你怎么…”
父亲似乎这才意识到没跟母亲商量，气势顿时矮了半截，但嘴上还强撑着：“嚷嚷什么！建华出事了！等着钱救命呢！我能见死不救？”
“救！我没说不救！”母亲气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指着小婶，声音哽咽，“可那是四万！四万块钱啊！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你问都不问我一声！说拿就拿！你哪怕商量一下，救急不救穷，借给他一万两万，哪怕三万！咱自家也得留点过河钱啊！你倒好！一分不剩全给了！我们还过不过了？！这房子下雨天屋里和外面一样下雨，到处都是水，觉都没法睡！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啊？！”
小婶被这阵仗吓住了，抱着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嗫嚅着：“四嫂…要不…要不我先拿一部分…”
“不行！都拿着！”父亲梗着脖子，对母亲吼道，“他是我亲弟弟！我能看着他死？！钱没了再挣！人没了就没了！”
“挣？你拿什么挣？！你那点零工钱够干啥的？！”母亲彻底崩溃了，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张建生！你从来就是这样！只顾你自己那点脸面！那点兄弟义气！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和碧华？！他要是还不上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你想过我们没有？！”
那场争吵惊天动地，左邻右舍都惊动了。最终，小婶还是在父亲强硬的态度下，抱着那四万块钱，千恩万谢又忐忑不安地走了。留下母亲哭得几乎晕厥，父亲则烦躁地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紧锁，但眼神里，除了烦躁，似乎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后悔和茫然。
这笔突如其来的“巨债”，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了小叔一家身上，更压在了我们家本就不堪重负的经济和精神上。往后的日子，果然如母亲所料，异常艰难。
直到几年后，我渐渐长大，家里实在无法再忍受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房子，决定咬牙买房。父亲硬着头皮去找小叔要钱。
结果更令人啼笑皆非。小叔那时情况刚稍有好转，但远没到能一次性还清四万的地步。父亲去了之后，非但没把钱要回来，反而在小叔小婶一番哭穷诉苦和“兄弟情深”的攻势下，自作主张地做出了另一个决定。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缕烟，仿佛怕声音大一点，就会惊碎这个荒谬的梦魇，“你让他…用房子…顶那四万块钱的账？”
“啊！”父亲似乎并没察觉母亲情绪的异样，甚至还带着点自以为是的“精明”解释道，“建华说了，他认识人，能帮咱们挑套好房子！价钱肯定比咱们自己买便宜！这样钱也不用他还了，两全其美！省得咱俩老为这钱闹别扭！”
“两全其美…”母亲重复着这四个字，嘴角极其艰难地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却比哭更难看。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手指微微颤抖着。“张建生…”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被撕裂般的颤音，“你的脑子是不是被你那点兄弟义气糊住了？！那四万块钱！是我们家的！是我们一分一厘攒下来的保命钱！放在我们自己手里，买什么样的房子，在哪买，什么时候买，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你让他去挑？他凭什么替我们做主？！他用我们的钱！给我们买房子？！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父亲被母亲突如其来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脸上那点“功臣”似的得意瞬间僵住了，随即转为惯有的不耐烦和愠怒：“你嚷嚷什么！建华还能坑我不成？他是咱亲弟弟！他能害咱们？他认识人多，门路广，肯定比咱们两眼一抹黑强！
母亲得知后，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张建生！你的脑子被驴踢了？！钱放在自己手里，想买什么样的房子还不是自己随便挑？让他去挑？他能给你挑什么样的？！那钱是我们的！”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小叔“尽心尽力”地帮我们物色了一套房子，位置偏僻，户型老旧，价格却比市面同类房子高出不少。最终，别人一万多能买到的房子，我们花了整整三万！就这，小叔还跟人抱怨：“为我四哥买房这事，可把我紧的屁颠屁颠的！跑断了腿！” 父亲听了，居然还觉得欠了弟弟好大人情。
父亲那个用买房来抵债”的决定，像一根生锈的铁钉，深深地、冰冷地楔进了母亲爱景的心口，几乎将她对婚姻最后一点残存的温热期望也彻底击碎。那不仅仅是四万块钱的问题，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多年隐忍、委屈、乃至卑微期盼的彻底幻灭。
她不再争吵，也不再流泪，只是默默地转过身，重新拿起那条破裤子，一针一线地缝着，她此刻的心千疮百孔。从那以后，母亲的话更少了，更沉默了。
那四万块钱，就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深深烙在了母亲的心上。它不仅仅代表着物质的损失，更代表着信任的崩塌、付出的否定和尊严的践踏。她心里那口憋着的气，始终没有出来，也或许，永远都出不来了。它沉甸甸地坠在那里，让她的脊背显得更加弯曲，让她的沉默显得更加苍凉。对这个家，对父亲，她或许还尽着责任，但那份曾经支撑她熬过无数苦难的热乎气和念想，是真的，凉透了。
（二）奶奶的“战争”
家庭的风波，从来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济上的拮据刚刚以一种令人憋屈的方式暂告一段落，另一场更为持久和消耗心神的“战争”——关于如何赡养奶奶韩玉兰——又拉开了序幕。
奶奶年事已高，脾气却愈发古怪暴躁，像一颗行走的不定时炸弹，到谁家都能把日子搅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她骂起人来，词汇之丰富、用语之恶毒，足以让最泼辣的妇人都自愧弗如，常常骂得儿女们头皮发麻，连小孩子听了都想上去给她几脚。
经过家族会议（更像是一场诉苦大会和甩锅大会）的“民主”商议，最终决定：让奶奶住到我家来！理由看似充分：父亲是奶奶的儿子，赡养天经地义；母亲脾气好，有耐心，而且我家房子相对宽敞点（其实是破得没人愿意来住）。其他兄弟姐妹则共同出钱，算是给母亲的“辛苦费”。
这个决定一经宣布，我清楚地看到母亲脸上那瞬间掠过的绝望和认命。父亲闷着头，没说话，算是默认了。而姑姑、叔叔、伯父伯母们，则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仿佛甩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五叔张建业是交管所的经理，家住的是干部小区，最重脸面。可奶奶才不管这些。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小事触怒了她，她站在五叔家装修精致的楼房里，掐着腰，指着五叔五婶的鼻子破口大骂，从祖宗八代骂到子孙后代，声音洪亮，穿透力极强。
五婶赵丽娟是个知识女性，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讲究，极要面子。她对付奶奶的方式是“非暴力不合作”——躲！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戴上耳机，任凭奶奶在外面如何“敲锣打鼓”，我自岿然不动。结果奶奶愣是能对着紧闭的房门，骂上整整一上午！
直到对门的邻居实在受不了，敲开门，委婉地问：“张经理，你们家…这是和老太太吵架了？这一上午没停啊…”
五叔一脸尴尬，看向五婶。五婶摘下耳机，一脸无辜：“没有啊？谁吵架了？妈她…可能自己心情不好吧…” 心里却憋屈得要命。
五婶曾偷偷告诉五叔，奶奶有听墙根的毛病，尤其
母亲爱景所在的烟厂，经过职工们长达数月的、不屈不挠的集体上访和据理力争，那笔原本以为打了水漂的“买断工龄”补偿款，竟然奇迹般地批下来了！消息传来时，母亲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串珠花，闻言，她的手一抖，几颗晶莹的塑料珠子“啪嗒啪嗒”滚落一地。她抬起头，脸上交织着难以置信的惊喜和一种如释重负的、近乎虚脱的疲惫，眼圈瞬间就红了。
“批…批下来了？真的？”她声音发颤，反复向带来消息的工会大姐确认着。得到肯定答复后，她长长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父亲张建生原本歪在床边打盹，闻言猛地坐直了身子，那双常年被酒精熏得浑浊的眼睛里，也罕见地迸发出一丝光亮，虽然那光亮很快又被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所覆盖。
烟厂欠了国家整整十三亿三千万，这是个天文数字，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神经。但这笔人均算下来并不算多的买断款，对于我家这样的家庭而言，不啻于久旱甘霖。
去领钱那天，父母一大早就出了门。回来时，已是傍晚。母亲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印着烟厂字样的旧信封，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如履薄冰的喜悦。父亲跟在她身后，脚步似乎比往日轻快了些许，但眼神却有些飘忽，不时瞥向那个信封。
“碧华，快来看！”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轻快，她小心地坐在床边，将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洗得发白的床单上——四沓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大团结”（第四套人民币拾元券），整整四万块钱！那摞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令人心跳加速的、沉甸甸的质感。
“整整四万！”母亲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钱，声音哽咽，“这下好了…这下…能松快些日子了…”
父亲也凑过来，拿起一沓，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一丝近乎痴迷的神色，喃喃道：“四万…够搓好些日子麻将了…”
母亲立刻警觉地瞪了他一眼：“张建生！我告诉你，这钱你敢动一分试试！这是咱家的保命钱！将来买房、碧华出嫁、万一有个病有个灾…”
“知道知道！啰嗦！”父亲不耐烦地打断她，但眼神却收敛了些，悻悻地把钱放回去。
这笔巨款的存在，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我家乃至亲戚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最高兴的除了我们，居然是舅舅和舅妈。他们闻讯赶来，脸上堆满了笑容。舅妈王淑芬是个身材微胖、面容白净、齐耳短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的女人，穿着件半新的的确良衬衫，显得干净利落。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住母亲的手：“爱景啊！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这下可算熬出头了！你们两口子苦了这么多年…”
寒暄过后，舅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担忧，压低了声音：“爱景，不是我这个当嫂子的多嘴…这钱…你们打算咋办？放家里可不安全！现在小偷多得很！再说…”她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正在外屋抽烟的父亲，“建生那脾气…你也知道…不是我说他，以前手松…这钱放家里，怕是睡不安稳啊！”
舅舅朱国强在一旁附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话不多，只是点头：“你嫂子说得对，是得想个稳妥法子。”
母亲脸上的喜悦淡了些，蹙起了眉头：“那…嫂子你说咋办？”
舅妈一拍大腿，一副“我可为你着想”的热切模样：“要我说啊！你先‘借’给嫂子我帮你存着！我单位有关系，能存个高利息的定期！比放银行划算多了！啥时候你们用钱，一句话，我立马给你取出来！绝对少不了你一分！这样既安全，又能生钱，还省得有些人…手痒痒！”她说着，又朝外屋努了努嘴。
母亲显然被说动了，犹豫着看向父亲。父亲在门外听得真切，冷哼一声，掀帘子进来，脸色不太好看：“咋？信不过我张建生？怕我偷了卖了？”
舅妈立刻笑着打圆场：“哎哟！建生你这是说哪里话！都是一家人，谁还能信不过谁？我这不是怕钱放家里招贼嘛！也是为了你们好！”
父亲阴沉着脸，没再说话，但明显不高兴。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或许是对父亲赌博旧习的担忧占了上风，她迟疑着点了点头：“那…嫂子，就先放你那儿…帮我们存…”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命运的戏剧性，往往比精心编排的剧本更出人意料。
就在母亲准备第二天把钱交给舅妈“保管”的那个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父亲那个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弟弟——我的小叔张建华，出事了。他开车在外地撞了人，对方伤得很重，急需一大笔钱赔偿和医药费，否则小叔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小婶李秀英是个瘦弱胆小、遇事就慌的女人，她哭哭啼啼地跑到我家，也没直接开口借钱，只是坐在凳子上抹眼泪，断断续续、添油加醋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医生说…再不交钱…人就没了…对方家属扬言要告到底…建华要是进去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小婶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父亲坐在一旁，闷头抽着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母亲听着，脸上也露出了同情和焦虑的神色。
然而，谁也没想到，父亲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和…自作主张。他甚至没等小婶把话彻底说完，也没和母亲商量一个字，猛地站起身，走进里屋，毫不犹豫地抱起那还没捂热乎的四沓“大团结”，塞到小婶怀里，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兄弟义气”：“秀英！啥也别说了！钱拿去！先救人！救车！不够再想办法！”
小婶愣住了，抱着那沉甸甸的四万块钱，像是抱着一块烫手的山芋，哭都忘了哭：“四…四哥…这…这么多…我…”
“拿着！”父亲大手一挥，显得异常豪爽，“我是他哥！能眼睁睁看着他蹲大狱？赶紧去办事！”
母亲当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听到动静出来，看到小婶怀里的钱，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她手里的锅铲“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张！建！生！”母亲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浑身都在发抖，“你！你干什么？！那钱！那钱你怎么…”
父亲似乎这才意识到没跟母亲商量，气势顿时矮了半截，但嘴上还强撑着：“嚷嚷什么！建华出事了！等着钱救命呢！我能见死不救？”
“救！我没说不救！”母亲气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指着小婶，声音哽咽，“可那是四万！四万块钱啊！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你问都不问我一声！说拿就拿！你哪怕商量一下，救急不救穷，借给他一万两万，哪怕三万！咱自家也得留点过河钱啊！你倒好！一分不剩全给了！我们还过不过了？！这房子下雨天屋里和外面一样下雨，到处都是水，觉都没法睡！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啊？！”
小婶被这阵仗吓住了，抱着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嗫嚅着：“四嫂…要不…要不我先拿一部分…”
“不行！都拿着！”父亲梗着脖子，对母亲吼道，“他是我亲弟弟！我能看着他死？！钱没了再挣！人没了就没了！”
“挣？你拿什么挣？！你那点零工钱够干啥的？！”母亲彻底崩溃了，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张建生！你从来就是这样！只顾你自己那点脸面！那点兄弟义气！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和碧华？！他要是还不上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你想过我们没有？！”
那场争吵惊天动地，左邻右舍都惊动了。最终，小婶还是在父亲强硬的态度下，抱着那四万块钱，千恩万谢又忐忑不安地走了。留下母亲哭得几乎晕厥，父亲则烦躁地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紧锁，但眼神里，除了烦躁，似乎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后悔和茫然。
这笔突如其来的“巨债”，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了小叔一家身上，更压在了我们家本就不堪重负的经济和精神上。往后的日子，果然如母亲所料，异常艰难。
直到几年后，我渐渐长大，家里实在无法再忍受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房子，决定咬牙买房。父亲硬着头皮去找小叔要钱。
结果更令人啼笑皆非。小叔那时情况刚稍有好转，但远没到能一次性还清四万的地步。父亲去了之后，非但没把钱要回来，反而在小叔小婶一番哭穷诉苦和“兄弟情深”的攻势下，自作主张地做出了另一个决定。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缕烟，仿佛怕声音大一点，就会惊碎这个荒谬的梦魇，“你让他…用房子…顶那四万块钱的账？”
“啊！”父亲似乎并没察觉母亲情绪的异样，甚至还带着点自以为是的“精明”解释道，“建华说了，他认识人，能帮咱们挑套好房子！价钱肯定比咱们自己买便宜！这样钱也不用他还了，两全其美！省得咱俩老为这钱闹别扭！”
“两全其美…”母亲重复着这四个字，嘴角极其艰难地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却比哭更难看。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手指微微颤抖着。“张建生…”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被撕裂般的颤音，“你的脑子是不是被你那点兄弟义气糊住了？！那四万块钱！是我们家的！是我们一分一厘攒下来的保命钱！放在我们自己手里，买什么样的房子，在哪买，什么时候买，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你让他去挑？他凭什么替我们做主？！他用我们的钱！给我们买房子？！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父亲被母亲突如其来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脸上那点“功臣”似的得意瞬间僵住了，随即转为惯有的不耐烦和愠怒：“你嚷嚷什么！建华还能坑我不成？他是咱亲弟弟！他能害咱们？他认识人多，门路广，肯定比咱们两眼一抹黑强！
母亲得知后，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张建生！你的脑子被驴踢了？！钱放在自己手里，想买什么样的房子还不是自己随便挑？让他去挑？他能给你挑什么样的？！那钱是我们的！”
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小叔“尽心尽力”地帮我们物色了一套房子，位置偏僻，户型老旧，价格却比市面同类房子高出不少。最终，别人一万多能买到的房子，我们花了整整三万！就这，小叔还跟人抱怨：“为我四哥买房这事，可把我紧的屁颠屁颠的！跑断了腿！” 父亲听了，居然还觉得欠了弟弟好大人情。
父亲那个用买房来抵债”的决定，像一根生锈的铁钉，深深地、冰冷地楔进了母亲爱景的心口，几乎将她对婚姻最后一点残存的温热期望也彻底击碎。那不仅仅是四万块钱的问题，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多年隐忍、委屈、乃至卑微期盼的彻底幻灭。
她不再争吵，也不再流泪，只是默默地转过身，重新拿起那条破裤子，一针一线地缝着，她此刻的心千疮百孔。从那以后，母亲的话更少了，更沉默了。
那四万块钱，就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深深烙在了母亲的心上。它不仅仅代表着物质的损失，更代表着信任的崩塌、付出的否定和尊严的践踏。她心里那口憋着的气，始终没有出来，也或许，永远都出不来了。它沉甸甸地坠在那里，让她的脊背显得更加弯曲，让她的沉默显得更加苍凉。对这个家，对父亲，她或许还尽着责任，但那份曾经支撑她熬过无数苦难的热乎气和念想，是真的，凉透了。
（二）奶奶的“战争”
家庭的风波，从来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济上的拮据刚刚以一种令人憋屈的方式暂告一段落，另一场更为持久和消耗心神的“战争”——关于如何赡养奶奶韩玉兰——又拉开了序幕。
奶奶年事已高，脾气却愈发古怪暴躁，像一颗行走的不定时炸弹，到谁家都能把日子搅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她骂起人来，词汇之丰富、用语之恶毒，足以让最泼辣的妇人都自愧弗如，常常骂得儿女们头皮发麻，连小孩子听了都想上去给她几脚。
经过家族会议（更像是一场诉苦大会和甩锅大会）的“民主”商议，最终决定：让奶奶住到我家来！理由看似充分：父亲是奶奶的儿子，赡养天经地义；母亲脾气好，有耐心，而且我家房子相对宽敞点（其实是破得没人愿意来住）。其他兄弟姐妹则共同出钱，算是给母亲的“辛苦费”。
这个决定一经宣布，我清楚地看到母亲脸上那瞬间掠过的绝望和认命。父亲闷着头，没说话，算是默认了。而姑姑、叔叔、伯父伯母们，则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仿佛甩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五叔张建业是交管所的经理，家住的是干部小区，最重脸面。可奶奶才不管这些。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小事触怒了她，她站在五叔家装修精致的楼房里，掐着腰，指着五叔五婶的鼻子破口大骂，从祖宗八代骂到子孙后代，声音洪亮，穿透力极强。
五婶赵丽娟是个知识女性，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讲究，极要面子。她对付奶奶的方式是“非暴力不合作”——躲！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戴上耳机，任凭奶奶在外面如何“敲锣打鼓”，我自岿然不动。结果奶奶愣是能对着紧闭的房门，骂上整整一上午！
直到对门的邻居实在受不了，敲开门，委婉地问：“张经理，你们家…这是和老太太吵架了？这一上午没停啊…”
五叔一脸尴尬，看向五婶。五婶摘下耳机，一脸无辜：“没有啊？谁吵架了？妈她…可能自己心情不好吧…” 心里却憋屈得要命。
五婶曾偷偷告诉五叔，奶奶有听墙根的毛病，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