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内卫部队在人员构成上，军政府采取了分层负责、确保核心的策略。
对于警察部队，其中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掌握决策权和关键岗位的警官。
基本由忠诚度无可置疑、执行力极强的红警基地出身人员担任，以此确保警察系统的核心牢牢掌握在军政府手中。
而基层的大量警员，则主要从东北三省本地招募的居民中选拔充任。
他们熟悉东亚文化环境，便于开展基层工作。
至于更为敏感、职责更重的宪兵部队，则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配置——
全部成员均由红警士兵担任！
这些士兵纪律严明，绝对服从，不受地方人情世故干扰。
是维护军纪、执行特殊勤务、镇压反抗最可靠的武力保障。
地方守备部队的演变，则反映了军政府随着战局发展而进行的动态调整。
最初，东北三省的守备职能计划是由各地的城防军部队履行。
然而，随着前线战事的推进和作战范围的扩大。
原有的城防军部队，大多被成建制地编入了野战作战序列，开赴前线。
因此，守备后方的职责便顺理成章地移交给了各地的城防军后备役部队。
这些后备役，本质上就是新兵训练营，由从东北各地持续招募而来的青壮年兵源组成。
他们在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驻防和巡逻任务。
但是，出于对朝鲜新占领区局势复杂性，和潜在风险的审慎评估。
军政府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并未将那些尚在训练中的城防军新兵，派驻到朝鲜境内充当守备部队。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红警部队，专门负责朝鲜主要占领区的守备任务！
这一部署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试想一下，当占领区内那些潜伏的日军残存势力，心怀不满的亲日分子，或试图挑战新秩序的投机者。
通过观察认为驻守的不过是东北军的“三线”部队，从而错误判断形势。
以为可以趁机作乱，甚至企图与守备部队“扳扳手腕”的时候。
他们将要面对的，并非想象中的软柿子。
而是比肩东北军一线野战部队，纪律严明、反应迅速、手段果决的红警精锐！
那种在自以为是的偷袭或暴乱发起后，却瞬间遭遇到远超预期的，如同雷霆般迅猛且高效的毁灭性打击的场景。
其间的巨大反差与绝望，光是想想就觉得美妙！
……
3月12日，注定是东北军对日征战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东北军在三个主要战略方向上，几乎同时发起了三场决定性的战役。
其中，由徐兴邦指挥的入朝右路军，在经历了前期的穿插与扫荡后。
其主力部队终于兵临安州城下，并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对这座战略枢纽的猛烈攻势。
战斗伊始，安州城内的日本守军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顽强与疯狂。
他们的抵抗异常激烈，部署在城防纵深的各种火炮，仿佛弹药无限一般，将密集的炮火不顾成本地向右路军的前沿进攻阵地倾泻。
炮弹的爆炸声连绵不绝，火光与硝烟笼罩了进攻路线。
其火力密度一度迫使训练有素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不得不暂缓攻势，寻找掩体，重新调整部署，攻势受到了明显的阻滞。
然而，这种疯狂的火力展示，也迅速暴露了日军炮兵阵地的位置。
日军装备的火炮普遍射程较短，精度也无法与东北军相比。
很快，这些暴露的火力点便迎来了灭顶之灾。
右路军强大的后方炮兵群，迅速根据观测数据进行了精准的反制射击。
同时，在空中盘旋待命的第一飞行中队也如同猎鹰般俯冲而下，对已知的炮兵阵地投下了致命的航空炸弹。
一场空地协同的联合绞杀，迅速将日军的炮兵优势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指挥官对于己方炮火的劣势心知肚明。
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分散的部署策略，将火炮以单门为单位，彼此间隔至少两百米以上。
稀疏地隐藏在城郊的树林、洼地或半地下工事中。
这种“化整为零”的部署方式，确实给东北军的反炮兵作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搜寻和摧毁这些分散的目标，消耗了航空炸弹和炮弹的数量，也耗费了更多的时间，足见日军为了拖延时间所做的垂死挣扎。
……
随着日军炮火被有效压制，右路军的主力步兵在坦克的引导下，发起了步坦协同的阵地突击。
此时，防守安州核心阵地的，是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的两个齐装满员的大队。
这些日本正规军士兵，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战壕体系，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战斗异常激烈，每一道堑壕、每一个火力点都需要经过血腥争夺。
在防线即将被全面突破的最后时刻。
这两支日军大队的指挥官，更是将残存不多的士兵组织起来，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
日军士兵挺着刺刀，发起了绝望而疯狂的“万岁突击”！
这两支日军部队之所以如此“刚硬”，直至最后仍选择玉碎。
其根源在于，他们此前已经通过残存的通讯渠道，获知了一个令他们绝望的消息：
他们所属的第九师团主力，在向南撤退的途中，遭到了东北军牛云飞所部机械步兵团和第二飞行中队的联合追击与围剿。
已然损失大半，近乎覆灭！
这残酷的现实，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激发了深植于他们脑海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对武士道精神的扭曲信仰。
这种思想钢印，让他们在绝境中选择了最为极端和惨烈的结局，试图以“玉碎”来维护所谓的军人荣誉。
与这两支日军正规军的顽抗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支由大约两千名从安州周边仓促召集来的守备队、宪兵队、警察，以及朝鲜伪军组成的联合部队。
他们的表现显得颇为“拉胯”！
当右路军突击部队在肃清外围阵地，突入安州城内，准备迎接一场预料中可能相当麻烦的逐屋巷战时。
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城内残存的一千多名这支联合部队的士兵，竟然在部分街区升起了白旗，主动向东北军投降了！
也正是因为察觉到城中抵抗主力是这支杂牌军，右路军才没有像攻打铁山城那样，采取以片区为单位的毁灭性炮火洗城战术。
仔细想来，其实这种投降行为又显得理所当然。
这些部队并非日军的核心正规军，无论是训练、装备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能与第九师团的那些大队相提并论。
他们中的许多人，亲眼见识过过东北军机械步兵团，所展现出的那种无可匹敌的战斗力。
目睹了被视为支柱的第九师团正规军，是如何被对方砍瓜切菜般歼灭。
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被像弃子一样，留在安州执行近乎必死的守城任务。
如今又陷入重围，突围无望。
在这种形势下，求生的本能自然压过了虚无缥缈的“忠诚”。
他们不投降还能怎么办？
难道真要为了日本而“玉碎”吗？
显然，这些日本杂牌军和伪军，还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和牺牲精神！
……
对于警察部队，其中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掌握决策权和关键岗位的警官。
基本由忠诚度无可置疑、执行力极强的红警基地出身人员担任，以此确保警察系统的核心牢牢掌握在军政府手中。
而基层的大量警员，则主要从东北三省本地招募的居民中选拔充任。
他们熟悉东亚文化环境，便于开展基层工作。
至于更为敏感、职责更重的宪兵部队，则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配置——
全部成员均由红警士兵担任！
这些士兵纪律严明，绝对服从，不受地方人情世故干扰。
是维护军纪、执行特殊勤务、镇压反抗最可靠的武力保障。
地方守备部队的演变，则反映了军政府随着战局发展而进行的动态调整。
最初，东北三省的守备职能计划是由各地的城防军部队履行。
然而，随着前线战事的推进和作战范围的扩大。
原有的城防军部队，大多被成建制地编入了野战作战序列，开赴前线。
因此，守备后方的职责便顺理成章地移交给了各地的城防军后备役部队。
这些后备役，本质上就是新兵训练营，由从东北各地持续招募而来的青壮年兵源组成。
他们在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驻防和巡逻任务。
但是，出于对朝鲜新占领区局势复杂性，和潜在风险的审慎评估。
军政府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并未将那些尚在训练中的城防军新兵，派驻到朝鲜境内充当守备部队。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红警部队，专门负责朝鲜主要占领区的守备任务！
这一部署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试想一下，当占领区内那些潜伏的日军残存势力，心怀不满的亲日分子，或试图挑战新秩序的投机者。
通过观察认为驻守的不过是东北军的“三线”部队，从而错误判断形势。
以为可以趁机作乱，甚至企图与守备部队“扳扳手腕”的时候。
他们将要面对的，并非想象中的软柿子。
而是比肩东北军一线野战部队，纪律严明、反应迅速、手段果决的红警精锐！
那种在自以为是的偷袭或暴乱发起后，却瞬间遭遇到远超预期的，如同雷霆般迅猛且高效的毁灭性打击的场景。
其间的巨大反差与绝望，光是想想就觉得美妙！
……
3月12日，注定是东北军对日征战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东北军在三个主要战略方向上，几乎同时发起了三场决定性的战役。
其中，由徐兴邦指挥的入朝右路军，在经历了前期的穿插与扫荡后。
其主力部队终于兵临安州城下，并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对这座战略枢纽的猛烈攻势。
战斗伊始，安州城内的日本守军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顽强与疯狂。
他们的抵抗异常激烈，部署在城防纵深的各种火炮，仿佛弹药无限一般，将密集的炮火不顾成本地向右路军的前沿进攻阵地倾泻。
炮弹的爆炸声连绵不绝，火光与硝烟笼罩了进攻路线。
其火力密度一度迫使训练有素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不得不暂缓攻势，寻找掩体，重新调整部署，攻势受到了明显的阻滞。
然而，这种疯狂的火力展示，也迅速暴露了日军炮兵阵地的位置。
日军装备的火炮普遍射程较短，精度也无法与东北军相比。
很快，这些暴露的火力点便迎来了灭顶之灾。
右路军强大的后方炮兵群，迅速根据观测数据进行了精准的反制射击。
同时，在空中盘旋待命的第一飞行中队也如同猎鹰般俯冲而下，对已知的炮兵阵地投下了致命的航空炸弹。
一场空地协同的联合绞杀，迅速将日军的炮兵优势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指挥官对于己方炮火的劣势心知肚明。
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分散的部署策略，将火炮以单门为单位，彼此间隔至少两百米以上。
稀疏地隐藏在城郊的树林、洼地或半地下工事中。
这种“化整为零”的部署方式，确实给东北军的反炮兵作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搜寻和摧毁这些分散的目标，消耗了航空炸弹和炮弹的数量，也耗费了更多的时间，足见日军为了拖延时间所做的垂死挣扎。
……
随着日军炮火被有效压制，右路军的主力步兵在坦克的引导下，发起了步坦协同的阵地突击。
此时，防守安州核心阵地的，是隶属于日军第九师团的两个齐装满员的大队。
这些日本正规军士兵，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战壕体系，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战斗异常激烈，每一道堑壕、每一个火力点都需要经过血腥争夺。
在防线即将被全面突破的最后时刻。
这两支日军大队的指挥官，更是将残存不多的士兵组织起来，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
日军士兵挺着刺刀，发起了绝望而疯狂的“万岁突击”！
这两支日军部队之所以如此“刚硬”，直至最后仍选择玉碎。
其根源在于，他们此前已经通过残存的通讯渠道，获知了一个令他们绝望的消息：
他们所属的第九师团主力，在向南撤退的途中，遭到了东北军牛云飞所部机械步兵团和第二飞行中队的联合追击与围剿。
已然损失大半，近乎覆灭！
这残酷的现实，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激发了深植于他们脑海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对武士道精神的扭曲信仰。
这种思想钢印，让他们在绝境中选择了最为极端和惨烈的结局，试图以“玉碎”来维护所谓的军人荣誉。
与这两支日军正规军的顽抗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支由大约两千名从安州周边仓促召集来的守备队、宪兵队、警察，以及朝鲜伪军组成的联合部队。
他们的表现显得颇为“拉胯”！
当右路军突击部队在肃清外围阵地，突入安州城内，准备迎接一场预料中可能相当麻烦的逐屋巷战时。
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城内残存的一千多名这支联合部队的士兵，竟然在部分街区升起了白旗，主动向东北军投降了！
也正是因为察觉到城中抵抗主力是这支杂牌军，右路军才没有像攻打铁山城那样，采取以片区为单位的毁灭性炮火洗城战术。
仔细想来，其实这种投降行为又显得理所当然。
这些部队并非日军的核心正规军，无论是训练、装备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能与第九师团的那些大队相提并论。
他们中的许多人，亲眼见识过过东北军机械步兵团，所展现出的那种无可匹敌的战斗力。
目睹了被视为支柱的第九师团正规军，是如何被对方砍瓜切菜般歼灭。
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被像弃子一样，留在安州执行近乎必死的守城任务。
如今又陷入重围，突围无望。
在这种形势下，求生的本能自然压过了虚无缥缈的“忠诚”。
他们不投降还能怎么办？
难道真要为了日本而“玉碎”吗？
显然，这些日本杂牌军和伪军，还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和牺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