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根基的巩固，为林凡换来了推行更核心改革的宝贵窗口期。他深知，科举取士，乃天下士子晋升之阶，亦是思想风向之标。若能在此取得突破，便是从根本上动摇旧学统的根基，为未来数十年的变革铺平道路。这一次，他不再选择迂回试点，而是准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阳谋”。
在一场精心选择、皇帝心情颇佳的小朝会上，林凡呈上了他酝酿已久的《科举革新疏》。这道奏疏没有激烈的言辞，却条分缕析，直指现行科举之弊：
· “重虚文而轻实务”：指出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背诵章句，空谈性理，于国计民生一无所知。
· “锢塞思想，难育真才”：批评单一僵化的考试内容，束缚了士人的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与官场实务严重脱节”：列举大量事例，说明许多科举出身的官员，初入仕途时面对钱谷刑名等具体政务，往往束手无策，需重新学习。
基于此，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
1. 确立“三场并重”新制：保留考察经义基础的“首场”，大幅提升考察政务见解和时局分析的“次场”（策论）比重，新增考察算学、律法、地理、农工常识等“实学”基础的“末场”。
2. 丰富“实学”考试内容：算学不仅考《九章》，更加入田亩测量、粮仓容积等实用题型；律法考察《大晟律》及典型案例分析；地理需熟知本国舆图及主要邻国概况。
3. 建立“实务经历”加分机制：对在地方水利、义仓管理、农技推广等实务中有突出表现，并得到官方认证的考生，予以酌情加分。
4. 革新翰林院功能：新科进士不再全部进入翰林院“养望”，而是根据其“三场”考试侧重和“实务经历”，直接派往六部、地方或新设的专门机构（如即将筹建的“格物院”）观政实习。
此疏一出，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朝堂瞬间炸开！这已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对延续数百年的取士制度动大手术！
以国子监祭酒、几位理学名臣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反应空前激烈。
“祖宗成法，岂可轻变！八股取士，乃是为了抡才大典的公正！若考这些杂学，如何保证评卷公允？岂非给了考官上下其手的空间！”
“士子当以圣贤书修身为本！钻研这些锱铢小道，岂不令斯文扫地，与胥吏何异？”
“林凡！你这是在刨我儒学的根！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变成只知利害、不懂仁义的工具吗？！”
面对汹涌的抨击，林凡早有准备。他并未动怒，而是平静地反问：
“若只知仁义，不通实务，当洪水肆虐、边关告急、国库空虚之时，空谈可能退敌？可能治水？可能生财？若不能，要这官何用？要这朝廷何用？”
“至于公正？正因旧制模糊，才给了一些人徇私舞弊之机！新制考核标准清晰，数据化、案例化，反而更能减少人为操纵！莫非诸位大人，是舍不得旧制中的‘模糊空间’？”
“再说胥吏之道！若胥吏皆通晓国法、明算理、知地理，能更高效、更廉洁地处理公务，于国于民，岂非善莫大焉？为何非要人为制造官员与胥吏的鸿沟？”
他的反驳，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每每直指对方论点的软肋，将许多保守派官员驳得面红耳赤，难以应对。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高拱并未第一时间站出来激烈反对。他沉默地听着双方的辩论，脸色凝重。他意识到，林凡此次是携巩固内政之余威，有备而来。且其方案看似激进，实则环环相扣，理由充分，难以单纯以“违背祖制”驳倒。更重要的是，皇帝似乎……在倾听，在思考。
皇帝确实在认真权衡。北疆战事的经验让他深知实务人才的重要，火器、海事的发展也让他看到了“格物”的力量。林凡的奏疏，虽然触动很大，但其指向的“富国强兵”目标，与他的期望是一致的。
“众卿之意，朕已明了。”皇帝终于开口，打断了争吵，“林爱卿所奏，关乎取士大典，关乎国运兴衰，不可不慎。然其言亦不无道理。这样吧，此疏下发各部、各省及国子监、各大书院，令其详议，各自呈递条陈，朕要广纳众议，再做决断。”
皇帝的“广纳众议”，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林凡立刻抓住机会，发动了早已准备好的舆论攻势。
《京报》连续刊发系列文章，不仅详细解读《革新疏》的要点，更邀请了一些开明的士林名宿、以及在地方任上深感“所学非所用”的官员撰文，以自身经历痛陈旧科举之弊，呼吁改革。
同时，讲习所的学员和“青年新政团”的成员，也在各自的圈子内积极发声，阐述新科举的优越性。
一时间，天下士林为之震动。年轻士子中，许多人对僵化的八股早已厌倦，对新政描绘的“通晓实务、经世致用”的前景充满向往，纷纷表示支持。而老一辈、以及那些已将八股钻研到极致的既得利益者，则视之为洪水猛兽，激烈反对。士林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的、深刻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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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科举改革的同时，林凡已经开始为改革成功后的局面做准备。他正式向皇帝上奏，请求筹建“格物院”。这不是传统的钦天监或将作监，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旨在系统研究算学、格物（物理）、化学、地理、博物等“实学”，并负责编纂统一的“实学”教材，为未来的新科举提供知识和人才支撑。
为了减少阻力，他巧妙地将“格物院”与“海事”、“火器”、“农工改良”等皇帝关心的实务联系起来，强调其对于强国的重要性。皇帝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原则上予以同意，命林凡先草拟章程。
晚膳后，安儿（林怀瑾）与父亲讨论起这场席卷朝野的科举之争。
“爹爹，若新科举施行，是否意味着像孩儿这样自幼习读经史者，反而不如那些钻研算学、律法之人了？”
林凡看着儿子，摇了摇头：“安儿，新政非是废弃经史，而是要将其置于合适的位置。经史使人明理、修身、知兴替，乃是根基，不可或缺。但若只有根基，而无枝叶花果（实务能力），则这棵树无法成材，无法庇佑众生。新科举，是要求士子既要有深厚的根基，也要有繁茂的枝叶，如此方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他顿了顿，又道：“况且，治国并非只有科举一途。未来之世，或许有更多元的选择。譬如这格物院，若建成，其中杰出者，其贡献未必低于封疆大吏。”
安儿眼中闪过思索的光芒，似乎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更开阔的设想。
科场新策，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林凡以堂堂正正之师，发起了对旧文化堡垒的总攻。这是一场阳谋，胜负取决于理念的感召力、皇帝的决心以及时代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再难合拢。大晟的取士之道，乃至整个文化的走向，都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
在一场精心选择、皇帝心情颇佳的小朝会上，林凡呈上了他酝酿已久的《科举革新疏》。这道奏疏没有激烈的言辞，却条分缕析，直指现行科举之弊：
· “重虚文而轻实务”：指出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背诵章句，空谈性理，于国计民生一无所知。
· “锢塞思想，难育真才”：批评单一僵化的考试内容，束缚了士人的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与官场实务严重脱节”：列举大量事例，说明许多科举出身的官员，初入仕途时面对钱谷刑名等具体政务，往往束手无策，需重新学习。
基于此，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
1. 确立“三场并重”新制：保留考察经义基础的“首场”，大幅提升考察政务见解和时局分析的“次场”（策论）比重，新增考察算学、律法、地理、农工常识等“实学”基础的“末场”。
2. 丰富“实学”考试内容：算学不仅考《九章》，更加入田亩测量、粮仓容积等实用题型；律法考察《大晟律》及典型案例分析；地理需熟知本国舆图及主要邻国概况。
3. 建立“实务经历”加分机制：对在地方水利、义仓管理、农技推广等实务中有突出表现，并得到官方认证的考生，予以酌情加分。
4. 革新翰林院功能：新科进士不再全部进入翰林院“养望”，而是根据其“三场”考试侧重和“实务经历”，直接派往六部、地方或新设的专门机构（如即将筹建的“格物院”）观政实习。
此疏一出，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朝堂瞬间炸开！这已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对延续数百年的取士制度动大手术！
以国子监祭酒、几位理学名臣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反应空前激烈。
“祖宗成法，岂可轻变！八股取士，乃是为了抡才大典的公正！若考这些杂学，如何保证评卷公允？岂非给了考官上下其手的空间！”
“士子当以圣贤书修身为本！钻研这些锱铢小道，岂不令斯文扫地，与胥吏何异？”
“林凡！你这是在刨我儒学的根！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变成只知利害、不懂仁义的工具吗？！”
面对汹涌的抨击，林凡早有准备。他并未动怒，而是平静地反问：
“若只知仁义，不通实务，当洪水肆虐、边关告急、国库空虚之时，空谈可能退敌？可能治水？可能生财？若不能，要这官何用？要这朝廷何用？”
“至于公正？正因旧制模糊，才给了一些人徇私舞弊之机！新制考核标准清晰，数据化、案例化，反而更能减少人为操纵！莫非诸位大人，是舍不得旧制中的‘模糊空间’？”
“再说胥吏之道！若胥吏皆通晓国法、明算理、知地理，能更高效、更廉洁地处理公务，于国于民，岂非善莫大焉？为何非要人为制造官员与胥吏的鸿沟？”
他的反驳，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每每直指对方论点的软肋，将许多保守派官员驳得面红耳赤，难以应对。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高拱并未第一时间站出来激烈反对。他沉默地听着双方的辩论，脸色凝重。他意识到，林凡此次是携巩固内政之余威，有备而来。且其方案看似激进，实则环环相扣，理由充分，难以单纯以“违背祖制”驳倒。更重要的是，皇帝似乎……在倾听，在思考。
皇帝确实在认真权衡。北疆战事的经验让他深知实务人才的重要，火器、海事的发展也让他看到了“格物”的力量。林凡的奏疏，虽然触动很大，但其指向的“富国强兵”目标，与他的期望是一致的。
“众卿之意，朕已明了。”皇帝终于开口，打断了争吵，“林爱卿所奏，关乎取士大典，关乎国运兴衰，不可不慎。然其言亦不无道理。这样吧，此疏下发各部、各省及国子监、各大书院，令其详议，各自呈递条陈，朕要广纳众议，再做决断。”
皇帝的“广纳众议”，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林凡立刻抓住机会，发动了早已准备好的舆论攻势。
《京报》连续刊发系列文章，不仅详细解读《革新疏》的要点，更邀请了一些开明的士林名宿、以及在地方任上深感“所学非所用”的官员撰文，以自身经历痛陈旧科举之弊，呼吁改革。
同时，讲习所的学员和“青年新政团”的成员，也在各自的圈子内积极发声，阐述新科举的优越性。
一时间，天下士林为之震动。年轻士子中，许多人对僵化的八股早已厌倦，对新政描绘的“通晓实务、经世致用”的前景充满向往，纷纷表示支持。而老一辈、以及那些已将八股钻研到极致的既得利益者，则视之为洪水猛兽，激烈反对。士林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的、深刻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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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阻力，他巧妙地将“格物院”与“海事”、“火器”、“农工改良”等皇帝关心的实务联系起来，强调其对于强国的重要性。皇帝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原则上予以同意，命林凡先草拟章程。
晚膳后，安儿（林怀瑾）与父亲讨论起这场席卷朝野的科举之争。
“爹爹，若新科举施行，是否意味着像孩儿这样自幼习读经史者，反而不如那些钻研算学、律法之人了？”
林凡看着儿子，摇了摇头：“安儿，新政非是废弃经史，而是要将其置于合适的位置。经史使人明理、修身、知兴替，乃是根基，不可或缺。但若只有根基，而无枝叶花果（实务能力），则这棵树无法成材，无法庇佑众生。新科举，是要求士子既要有深厚的根基，也要有繁茂的枝叶，如此方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他顿了顿，又道：“况且，治国并非只有科举一途。未来之世，或许有更多元的选择。譬如这格物院，若建成，其中杰出者，其贡献未必低于封疆大吏。”
安儿眼中闪过思索的光芒，似乎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更开阔的设想。
科场新策，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林凡以堂堂正正之师，发起了对旧文化堡垒的总攻。这是一场阳谋，胜负取决于理念的感召力、皇帝的决心以及时代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再难合拢。大晟的取士之道，乃至整个文化的走向，都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