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店镇一把大火，烧得日军后勤体系焦头烂额，也烧得小林旅团长灰头土脸。独立第二师的生存压力骤然减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然而，敌后战场的形势从未真正平静过。暂时的胜利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更复杂博弈的开始。
日军方面，吃了大亏的小林旅团长受到方面军的严厉斥责，其“绞杀”计划被迫暂停。但他并未被撤换，反而被赋予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并得到了部分兵力补充。方面军司令部意识到单纯依靠小林原有的战术难以消灭李云龙部，开始酝酿更宏观、更毒辣的策略，甚至考虑协调周边其他日军部队，进行更大范围的“协同会剿”。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对敌后战场，特别是八路军力量的恢复和壮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警惕。一道道密令发往晋绥军和中央军各部，要求其“加紧防共、限共、反共工作”，“严密监视八路军扩张，必要时可采取断然措施”。
面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李云龙、赵刚和周卫国三人在师部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油灯下，三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
“丰店一仗，咱们是打疼了鬼子，但也捅了马蜂窝。”李云龙叼着旱烟，眉头紧锁，“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小林这一个旅团了。老蒋那边，估计也没憋好屁。”
赵刚点头：“是啊，政治形势更复杂了。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应对策略，不能只满足于军事上的被动反应或零星反击。”
周卫国指着地图，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我们必须跳出单纯的‘日军-我军’二元对抗思维。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实际上是日、我、顽（国某党顽固派）三方势力交错、互相牵制的‘铁三角’。任何两方的激烈对抗，都可能让第三方渔翁得利。”
他进一步阐述：“因此，我们的策略也应该是‘三角’的：对日，坚决打击；对顽（以黄维国为代表），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与防范；对可能争取的中间力量（如楚云飞），则要加强联系，尽力争取其中立甚至有限度的合作。核心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最终目的，是打破可能出现的日顽夹击我们的最坏局面，为我们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这个“铁三角”的战略构思，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紧密结合，视野更为开阔。
（“打、拉、防”三手并施）
师部很快统一思想，决定按照“铁三角”策略，三管齐下：
1. 对日：继续“打”：抓住日军暂时无力组织大规模扫荡的时机，不给其恢复时间。命令各部，以连排为单位，主动出击，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继续攻击其交通线、小据点，消耗其有生力量，破坏其恢复计划。同时，加紧训练部队，准备迎接将来更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
2. 对顽（黄维国部）：“防”与“斗”：命令前沿部队高度警惕黄维国部的动向，加强边境地区的巡逻和警戒。对其小规模的挑衅和摩擦，予以坚决果断的回击，“不打第一枪，但也绝不让敌人打第二枪”。同时，通过公开渠道和秘密战线，收集黄维国部勾结日军、制造摩擦、祸害百姓的证据，择机向重庆方面和外界揭露，使其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3. 对楚云飞部：“拉”与“争”：由赵刚亲自负责，通过秘密渠道，加强与楚云飞部的联系。一方面，感谢其在最困难时期提供的“间接帮助”（指之前的物资交易和炮火支援）；另一方面，阐明当前复杂局势，强调日寇仍是民族大敌，希望彼此能保持“默契”，避免冲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有限度的情报共享或战术配合，共同对抗日军可能发起的更大规模行动。目标是尽力将楚云飞稳住，使其至少保持中立，避免其完全倒向反共立场。
楚云飞收到了八路军方面传递的信息。他陷入了更深的沉思。李云龙部的顽强和战斗力让他忌惮，其“铁三角”的分析也切中要害。他既不想被八路军当枪使，更不愿被日军或重庆的顽固派当刀使。他回复的信息依旧谨慎，但表示“抗日为先，大局为重”，默许了继续保持目前这种“非敌非友、有限接触”的微妙状态。他需要时间观察，也需要在各方势力间寻找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平衡点。
而黄维国则恰恰相反。他得知八路军与楚云飞有所接触后，更加焦躁不安，担心两者达成某种默契对自己不利。他加紧了向重庆的告状，同时更积极地派出手下，化装成八路军或土匪，在边缘区制造事端，抢劫物资，企图嫁祸八路军，激化其与百姓乃至楚云飞部的矛盾。
“铁三角”的策略开始显现效果。
独立第二师通过对日的连续小规模打击，继续保持着战场主动权，延缓了日军的恢复。
通过对黄维国部的坚决斗争和政治揭露，使其小动作有所收敛，不敢过于明目张胆。
通过与楚云飞部的微妙互动，暂时稳住了西线，避免了两面受敌的最坏局面。
一种脆弱的、动态的新均衡在各方博弈中逐渐形成。但这均衡异常脆弱，任何一方的误判或突发事件，都可能将其打破。
李云龙深知这一点。他对赵刚和周卫国说：“咱们这‘铁三角’，现在是勉强立住了。但底下暗流涌动，说不定哪天就塌了。告诉部队，不能松懈！眼睛要亮，拳头要硬，脑袋更要活！准备着，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呢！”
独立第二师在战略上变得更加成熟，开始在复杂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运用更为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争取着每一分可能的空间。真正的考验，远未结束。
日军方面，吃了大亏的小林旅团长受到方面军的严厉斥责，其“绞杀”计划被迫暂停。但他并未被撤换，反而被赋予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并得到了部分兵力补充。方面军司令部意识到单纯依靠小林原有的战术难以消灭李云龙部，开始酝酿更宏观、更毒辣的策略，甚至考虑协调周边其他日军部队，进行更大范围的“协同会剿”。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对敌后战场，特别是八路军力量的恢复和壮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警惕。一道道密令发往晋绥军和中央军各部，要求其“加紧防共、限共、反共工作”，“严密监视八路军扩张，必要时可采取断然措施”。
面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李云龙、赵刚和周卫国三人在师部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油灯下，三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
“丰店一仗，咱们是打疼了鬼子，但也捅了马蜂窝。”李云龙叼着旱烟，眉头紧锁，“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小林这一个旅团了。老蒋那边，估计也没憋好屁。”
赵刚点头：“是啊，政治形势更复杂了。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应对策略，不能只满足于军事上的被动反应或零星反击。”
周卫国指着地图，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我们必须跳出单纯的‘日军-我军’二元对抗思维。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实际上是日、我、顽（国某党顽固派）三方势力交错、互相牵制的‘铁三角’。任何两方的激烈对抗，都可能让第三方渔翁得利。”
他进一步阐述：“因此，我们的策略也应该是‘三角’的：对日，坚决打击；对顽（以黄维国为代表），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与防范；对可能争取的中间力量（如楚云飞），则要加强联系，尽力争取其中立甚至有限度的合作。核心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最终目的，是打破可能出现的日顽夹击我们的最坏局面，为我们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这个“铁三角”的战略构思，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紧密结合，视野更为开阔。
（“打、拉、防”三手并施）
师部很快统一思想，决定按照“铁三角”策略，三管齐下：
1. 对日：继续“打”：抓住日军暂时无力组织大规模扫荡的时机，不给其恢复时间。命令各部，以连排为单位，主动出击，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继续攻击其交通线、小据点，消耗其有生力量，破坏其恢复计划。同时，加紧训练部队，准备迎接将来更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
2. 对顽（黄维国部）：“防”与“斗”：命令前沿部队高度警惕黄维国部的动向，加强边境地区的巡逻和警戒。对其小规模的挑衅和摩擦，予以坚决果断的回击，“不打第一枪，但也绝不让敌人打第二枪”。同时，通过公开渠道和秘密战线，收集黄维国部勾结日军、制造摩擦、祸害百姓的证据，择机向重庆方面和外界揭露，使其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3. 对楚云飞部：“拉”与“争”：由赵刚亲自负责，通过秘密渠道，加强与楚云飞部的联系。一方面，感谢其在最困难时期提供的“间接帮助”（指之前的物资交易和炮火支援）；另一方面，阐明当前复杂局势，强调日寇仍是民族大敌，希望彼此能保持“默契”，避免冲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有限度的情报共享或战术配合，共同对抗日军可能发起的更大规模行动。目标是尽力将楚云飞稳住，使其至少保持中立，避免其完全倒向反共立场。
楚云飞收到了八路军方面传递的信息。他陷入了更深的沉思。李云龙部的顽强和战斗力让他忌惮，其“铁三角”的分析也切中要害。他既不想被八路军当枪使，更不愿被日军或重庆的顽固派当刀使。他回复的信息依旧谨慎，但表示“抗日为先，大局为重”，默许了继续保持目前这种“非敌非友、有限接触”的微妙状态。他需要时间观察，也需要在各方势力间寻找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平衡点。
而黄维国则恰恰相反。他得知八路军与楚云飞有所接触后，更加焦躁不安，担心两者达成某种默契对自己不利。他加紧了向重庆的告状，同时更积极地派出手下，化装成八路军或土匪，在边缘区制造事端，抢劫物资，企图嫁祸八路军，激化其与百姓乃至楚云飞部的矛盾。
“铁三角”的策略开始显现效果。
独立第二师通过对日的连续小规模打击，继续保持着战场主动权，延缓了日军的恢复。
通过对黄维国部的坚决斗争和政治揭露，使其小动作有所收敛，不敢过于明目张胆。
通过与楚云飞部的微妙互动，暂时稳住了西线，避免了两面受敌的最坏局面。
一种脆弱的、动态的新均衡在各方博弈中逐渐形成。但这均衡异常脆弱，任何一方的误判或突发事件，都可能将其打破。
李云龙深知这一点。他对赵刚和周卫国说：“咱们这‘铁三角’，现在是勉强立住了。但底下暗流涌动，说不定哪天就塌了。告诉部队，不能松懈！眼睛要亮，拳头要硬，脑袋更要活！准备着，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呢！”
独立第二师在战略上变得更加成熟，开始在复杂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运用更为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争取着每一分可能的空间。真正的考验，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