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也不行，只好再来武的。
可老雷刚抬起手，雷国民便如泥鳅般溜出门去，边跑边喊：“想打我？没门！玩去喽！”
老雷站在屋里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儿大不由爹啊。
晚上，雷国民溜溜达达回家，该吃吃该喝喝，倒头就睡。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你要打我就跑，不打我就来去自由。游击战术，你能奈我何？总不能真不认我这个儿子吧。”
老雷最终只能仰天长叹：“这不成器的东西，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虽然嘴上说不管，老雷还是采取了最后的手段——断了他的零花钱。“再给你钱，你还不上天了？”
很快，雷国民就发现，人身虽是自由的，可口袋里没有半分钱。而没有钱，无论是游戏厅还是录像馆，都进不去。
但不干活、不做生意，钱从哪里来？
此时的小雷翅膀已硬，你不给，他就偷！
起初是趁父亲不注意，偷拿卖馄饨的钱。被老雷发现后，不让他经手收钱了，他就半夜爬起来直接掏父亲的钱包。
老雷被搞得寝食难安——真是家贼难防。白天忙着做生意，晚上还要防儿子偷钱，老雷几乎崩溃：“我们老雷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家子？！”
家中偷不到钱，雷国民便把目光投向了外面。
整日混迹于游戏厅、录像馆的他，结识了一帮游手好闲的少年，从他们那里学了两手：一是“抓田螺”，即在市场上掏人钱包；二是“小猫钓鱼”，用竹竿拴上铁钩，从别人窗户伸进去钩取财物。
就这样，雷国民终日与这群少年混在一起，弄到钱便去打游戏、看录像。
老雷见儿子越走越偏，心想再这样下去非进监狱不可，索性连哄带骗，把雷国民送回了老家罗岭村。
一别三年，乡音未改，只是个子长高了不少。
跟着父亲在合肥时，虽是走街串巷卖馄饨，但毕竟身处大城市。如今回到罗岭村，他看哪里都不顺眼，怎么也习惯不了。
让他下地干活？绝无可能。他一心只想做“大生意”。
于是他一有空就往罗岭镇上跑。
这个拥有四万多人口的大镇，在过去只有一条百米来长的街道，冷冷清清，几家店铺半死不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小镇日渐兴旺起来，每逢集市或年节，街道上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彼伏。
跟着父亲在合肥的这些年，雷国民虽未用心学做生意，但生意人的头脑却潜移默化地形成了。
他很快发现，镇上不少人家都买了录像机，但整个罗岭镇却没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店铺。如果开一家这样的店，生意一定不错。
对，就干这个！
下定决心后，他专程跑到合肥找父亲，软磨硬泡、磕头作揖、发誓许愿，终于要到了一半的启动资金。
回到村里，他又找了一个小伙伴合伙，租录像带的小店便正式开张了。
由于在罗岭镇独此一家，生意相当不错，虽未赚到大钱，却也小有盈利。
从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雷国民已经展现出敏锐的商业头脑。
在那个年纪就能洞察市场需求，果断创业并将小店经营起来，这份魄力与能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试想，在那个年纪的我们，大多还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地度日，而他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必须承认，雷国民不仅头脑灵活，也具备一定的社交能力。
倘若此时他能安分守己、专心经营，或许他的人生轨迹将会截然不同。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此刻的雷国民早已看不上这样的小本生意，对眼前的生活也越来越不满足。
在这个小地方挣钱实在太难，他坚信要发大财，就必须去外面寻找机会。
转眼到了1989年，十八岁的雷国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沿海城市的报道：那里经济发达，随便找份工作月薪都能达到数千元。
这个数字让他震惊不已：“一个月能挣几千？那该是多么富裕的地方！”
这个发现让他立刻下定决心：必须去沿海闯一闯。
恰巧此时，他的父亲和大哥正在福建继续经营馄饨生意。
雷国民心想福建正是沿海地区，报纸上不是说随便找份工作月薪都有几千吗？经过短暂考虑，他毅然决定转让店铺，前往福建淘金。
抵达福建后，父亲和大哥对他的突然到来并不意外——四年前他就曾这样只身前往合肥。
当听说儿子这次是打算安心跟着他卖馄饨时，原本对儿子失望透顶的老雷不禁重燃希望：“孩子终于懂事了。”
他语重心长地对雷国民说：“你已经快二十岁了，该收收心好好做生意，攒点钱娶个媳妇，不能再这样混日子了。”雷国民连连点头称是。
老雷满心欢喜，以为儿子终于浪子回头。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不过是雷国民的权宜之计。在雷国民眼里，这个小小的馄饨摊从来就不入流，现在更是看不上眼：“我要找的是月薪几千的工作！”
在父亲的馄饨摊待了一个多月，熟悉环境后，他很快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工作。
但月薪仅有三百元，干了一个月他就受不了了：“累死累活才挣这么点？不干了！”
这时他听说广州才是真正富裕的地方，那里香港富商云集，出手阔绰，发财机会遍地都是。
他立刻扔下手中的活计，直奔火车站。但他并不打算买票——在雷国民看来，买票纯属浪费，扒火车一样能到广州。
就这样，他爬上一列火车，一路辗转到了广州。
然而到了广州才发现，现实与传说相去甚远。
这时又有人告诉他，真正有钱的地方是深圳。于是他又想方设法前往深圳——尽管当时进入深圳需要边防证，但他还是不知用什么办法进去了。
在深圳待了几天，他依旧一事无成，终日露宿街头或在候车室过夜，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
“还是回广州吧，那里地方大，机会更多。”
像只无头苍蝇般来回折腾的他，对挣钱的渴望已经强烈到近乎偏执。
可老雷刚抬起手，雷国民便如泥鳅般溜出门去，边跑边喊：“想打我？没门！玩去喽！”
老雷站在屋里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儿大不由爹啊。
晚上，雷国民溜溜达达回家，该吃吃该喝喝，倒头就睡。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你要打我就跑，不打我就来去自由。游击战术，你能奈我何？总不能真不认我这个儿子吧。”
老雷最终只能仰天长叹：“这不成器的东西，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虽然嘴上说不管，老雷还是采取了最后的手段——断了他的零花钱。“再给你钱，你还不上天了？”
很快，雷国民就发现，人身虽是自由的，可口袋里没有半分钱。而没有钱，无论是游戏厅还是录像馆，都进不去。
但不干活、不做生意，钱从哪里来？
此时的小雷翅膀已硬，你不给，他就偷！
起初是趁父亲不注意，偷拿卖馄饨的钱。被老雷发现后，不让他经手收钱了，他就半夜爬起来直接掏父亲的钱包。
老雷被搞得寝食难安——真是家贼难防。白天忙着做生意，晚上还要防儿子偷钱，老雷几乎崩溃：“我们老雷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家子？！”
家中偷不到钱，雷国民便把目光投向了外面。
整日混迹于游戏厅、录像馆的他，结识了一帮游手好闲的少年，从他们那里学了两手：一是“抓田螺”，即在市场上掏人钱包；二是“小猫钓鱼”，用竹竿拴上铁钩，从别人窗户伸进去钩取财物。
就这样，雷国民终日与这群少年混在一起，弄到钱便去打游戏、看录像。
老雷见儿子越走越偏，心想再这样下去非进监狱不可，索性连哄带骗，把雷国民送回了老家罗岭村。
一别三年，乡音未改，只是个子长高了不少。
跟着父亲在合肥时，虽是走街串巷卖馄饨，但毕竟身处大城市。如今回到罗岭村，他看哪里都不顺眼，怎么也习惯不了。
让他下地干活？绝无可能。他一心只想做“大生意”。
于是他一有空就往罗岭镇上跑。
这个拥有四万多人口的大镇，在过去只有一条百米来长的街道，冷冷清清，几家店铺半死不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小镇日渐兴旺起来，每逢集市或年节，街道上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彼伏。
跟着父亲在合肥的这些年，雷国民虽未用心学做生意，但生意人的头脑却潜移默化地形成了。
他很快发现，镇上不少人家都买了录像机，但整个罗岭镇却没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店铺。如果开一家这样的店，生意一定不错。
对，就干这个！
下定决心后，他专程跑到合肥找父亲，软磨硬泡、磕头作揖、发誓许愿，终于要到了一半的启动资金。
回到村里，他又找了一个小伙伴合伙，租录像带的小店便正式开张了。
由于在罗岭镇独此一家，生意相当不错，虽未赚到大钱，却也小有盈利。
从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雷国民已经展现出敏锐的商业头脑。
在那个年纪就能洞察市场需求，果断创业并将小店经营起来，这份魄力与能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试想，在那个年纪的我们，大多还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地度日，而他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必须承认，雷国民不仅头脑灵活，也具备一定的社交能力。
倘若此时他能安分守己、专心经营，或许他的人生轨迹将会截然不同。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此刻的雷国民早已看不上这样的小本生意，对眼前的生活也越来越不满足。
在这个小地方挣钱实在太难，他坚信要发大财，就必须去外面寻找机会。
转眼到了1989年，十八岁的雷国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沿海城市的报道：那里经济发达，随便找份工作月薪都能达到数千元。
这个数字让他震惊不已：“一个月能挣几千？那该是多么富裕的地方！”
这个发现让他立刻下定决心：必须去沿海闯一闯。
恰巧此时，他的父亲和大哥正在福建继续经营馄饨生意。
雷国民心想福建正是沿海地区，报纸上不是说随便找份工作月薪都有几千吗？经过短暂考虑，他毅然决定转让店铺，前往福建淘金。
抵达福建后，父亲和大哥对他的突然到来并不意外——四年前他就曾这样只身前往合肥。
当听说儿子这次是打算安心跟着他卖馄饨时，原本对儿子失望透顶的老雷不禁重燃希望：“孩子终于懂事了。”
他语重心长地对雷国民说：“你已经快二十岁了，该收收心好好做生意，攒点钱娶个媳妇，不能再这样混日子了。”雷国民连连点头称是。
老雷满心欢喜，以为儿子终于浪子回头。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不过是雷国民的权宜之计。在雷国民眼里，这个小小的馄饨摊从来就不入流，现在更是看不上眼：“我要找的是月薪几千的工作！”
在父亲的馄饨摊待了一个多月，熟悉环境后，他很快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工作。
但月薪仅有三百元，干了一个月他就受不了了：“累死累活才挣这么点？不干了！”
这时他听说广州才是真正富裕的地方，那里香港富商云集，出手阔绰，发财机会遍地都是。
他立刻扔下手中的活计，直奔火车站。但他并不打算买票——在雷国民看来，买票纯属浪费，扒火车一样能到广州。
就这样，他爬上一列火车，一路辗转到了广州。
然而到了广州才发现，现实与传说相去甚远。
这时又有人告诉他，真正有钱的地方是深圳。于是他又想方设法前往深圳——尽管当时进入深圳需要边防证，但他还是不知用什么办法进去了。
在深圳待了几天，他依旧一事无成，终日露宿街头或在候车室过夜，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
“还是回广州吧，那里地方大，机会更多。”
像只无头苍蝇般来回折腾的他，对挣钱的渴望已经强烈到近乎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