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苦笑：“起初说是各环节循例核验，耗时长了些，恰巧错过了秋粮解运的最佳时机。
如今又值隆冬，运河多处封冻，行船更是迟缓艰难。”他顿了顿，低声道，
“实则……便是一种无声的胁迫。”
朱翊钧心中了然，叹了口气。
这正是体系内部隐性的、却又最具破坏力的反抗。
你找不到具体的罪魁祸首，但整个官僚机器却能以“照章办事”为名，让你寸步难行。
眼下大明的格局，北京是政治中枢，南直隶是经济命脉，连接二者的京杭大运河便是帝国的血脉。
若南方每每以此“大局”相挟，朝廷确实投鼠忌器。
此事，最终的解决之道，恐怕还是要落在开拓海运上。
见人未到齐，不便深入讨论盐政细节，朱翊钧顺势问起海运进展：“先生，工部那边，造船事宜进展如何？”
高仪正对着双手哈气取暖，闻声忙回道：“国朝停行海运已一百六十载，相关文书档案多有散佚。
工部正在悬赏征集民间匠人手中的旧式海船图纸，略有些头绪。”
“目前是由朱衡尚书牵头，会同漕运衙门，先就现有漕船加以改良，待来年开春，便按勘察好的路线先行试航。”
海运船只与内河漕船大不相同。
时隔百余年，早已没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技术与气象。
如今欲重造海船，近乎于一场“考古式”的复原与创新。
正说着，户部尚书王国光、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司经局洗马余有丁三人联袂而至。
侍立的太监连忙添上三张坐椅，奉上暖炉与厚氅。
朱翊钧摆手免了他们的礼数，示意入座，然后对高仪说完方才的话头：“先生，朕有几句心腹之言，烦请转告朱衡尚书。”
“海运之事，关键在于兵部肃清海防与工部造船能力。
倭寇之患，朕迟早要根除，希望工部能在此之前，将堪用的海船造出来。”
“此乃先帝与定安伯（高拱）未竟之志，亦是朕与内阁的心腹大患，望朱卿勉力为之，多费心血。”
高仪郑重应下。
此时人员到齐，张居正简单向新来的王国光、申时行、余有丁说明了皇帝召见之意。
他总结道：“故而，陛下意在趁势彻底改革两淮盐政。”
说完，他转向朱翊钧，“却不知陛下，具体欲如何改之？”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少年天子身上。
王国光若有所思，申时行凝神以待，余有丁则略有困惑，不知皇帝为何特意点名他这个掌管太子图籍的“闲职”官员。
朱翊钧见众人到齐，清了清嗓子，下意识想去拿身前并不存在的“话筒”，
手在空中一顿，转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下巴，这才缓缓开口：“朕听海瑞奏报，”
“如今两淮盐课，实则是都转运使司将盐引总额打包，发卖给几个大的盐商商会。”
“这些盐商商会获得盐引后，并非直接运销，而是二次加价，转手批给众多中小盐商。”
“此中弊端之一，朕以为必须革除。”
这正是侵吞国税的典型模式。
一级分包商凭借垄断的定价权，几乎公开地进行利益输送。
其间被层层盘剥的巨额利润最终落入谁手，不言自明。
更严重的是，一旦商会成为合法的中间环节，私盐便可轻易混充官盐销售。
转运司的账目依旧“干干净净”，因为底层的盐工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究竟生产了多少盐。
中小盐商虽进货价被抬高，但能获得更多货源（包括私盐），也乐得参与。
而隐藏在商会背后的势力，则得以长期趴在国家税源上吸血。
可谓三方“共赢”——唯独朝廷的税银大幅缩水。
故此，此模式必须打破！
四位阁臣与新到的三人都凝神静听。
身后的中书舍人奋笔疾书，记录着皇帝的每一句话。
朱翊钧继续道：“此为其一。”
“其二，亦如元辅方才所言，两淮盐产量过于庞大。”
“且山东未设巡盐御史，其盐务亦由两淮代管。”
“体系如此臃肿，确已尾大不掉，朕以为这是第二个不合
理之处。”
他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此外，尚有其三。”
“我朝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七个盐课提举司，各自为政，
缺乏统筹。”
“譬如，各转运司行盐皆有严格地界划分。
山东之盐，只准在济南府等十府售卖。”
“而两淮之盐，则可行销湖广、河南等四十二府。”
“即便如此，持有淮盐盐引的商人，仍会偷偷将盐贩入山东等地。”
“各转运司常为此类越界之事争执不休，闹至朝廷。”
“又或如几位巡盐御史，常为边镇所需的‘边引’配额分配争执不下，贻误正事。”
“以上三点弊病，诸卿以为，当如何对症下药，革故鼎新？”
朱翊钧说完，目光扫过在场诸位重臣。
他所列三点，分别指向淮盐的销售垄断模式、其过于庞大的体量、以及中枢管理权的分散与低效。
总而言之，皆需大力整顿。
见众人陷入沉思，一时无人应答，他直接点名：“申卿，你乃南直隶人士，熟悉地方情弊，不妨先说说看法。”
申时行连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紧张：“陛下，臣一心为国，从未敢以乡党自居！此事与臣之籍贯实无干系！”
朱翊钧摆了摆手，语气缓和：“想法上或无私心，但籍贯所带来的认知与信息差异，总是客观存在的。申卿不必紧张，但说无妨。”
申时行心下稍安，脑中飞速运转。
皇帝能如此清晰地指出三点弊病，绝非临时起意，心中必然已有成算。
这仿佛是殿试策问，需要精准揣摩“圣意”。
盐引发行……中枢统筹……体量控制……
申时行隐约捕捉到一丝脉络，却仍觉模糊。
他的目光扫过同被召来的户部尚书王国光，以及司经局洗马余有丁。
突然，一个词汇，或者说一项前朝旧制，猛地跃入他的脑海！
申时行迟疑片刻，迎着皇帝鼓励的目光，试探性地吐出一个词：“莫非……陛下意在……重启‘开中法’？”
朱翊钧闻言，猛地一拍大腿，长舒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格外明显。
他脸上露出激赏之色：“重启开中法？申卿此议，确实切中肯綮，值得深入探讨！”
“诸卿以为如何？”
“开中法”在前朝后期已名存实亡，若能复兴，自然可称“重启”。
几位大臣见皇帝如此反应，顿时明白了他的倾向所在。
心下感慨皇帝心思深沉的同时，也开始认真思忖此策的可行性。
所谓“开中法”，核心在于商人若想获得贩盐凭证（盐引），必须先行完成朝廷指定的任务——
最常见的是将军需粮草运输至北方边镇仓库（称之为“开中”），
然后凭官府出具的证明（仓钞）到指定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再凭引支盐销售。
杨博当即按捺不住，激动地几乎要站起来：“陛下！臣以为申侍郎此议，实乃老成谋国之见！”
“开中法败坏之后，边地军民无不扼腕叹息！臣久在边镇，深知陕西、山西、宣大、宁夏等地百姓商贾，至今仍怀念开中旧法！”
“若能恢复开中，实乃固本培元、惠泽边疆之德政！”
作为北方利益的重要代表，杨博在此事上的立场毋庸置疑。
朱翊钧欣慰地看着杨博，赞道：“杨阁老历任封疆，熟知边情民瘼，正需您这样的老臣查缺补漏，完善方略。”
此时，张居正神色凝重地开口：“陛下，开中法昔日之败坏，其来有自，教训深刻，不可不察。”
他必须提醒皇帝，任何政策皆有漏洞，需提前防范。
朱翊钧转过头，迎上张居正的目光，坦然点头：“元辅所虑极是，朕亦曾翻阅旧档，略知一二。”
开中法的衰败，并非其设计初衷不好，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某种程度上“超前”了。
因为在这种体系下，盐引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权凭证，
在一定范围内具备了类似“期货”或“有价证券”的属性，成为商人间流通的硬通货。
然而，在缺乏现代金融监管的帝制时代，皇室和权贵掌握了这种“准货币”的变相发行权，后果可想而知。
宦官、勋贵、官僚纷纷利用特权“奏讨”盐引，然后转手倒卖给盐商牟利（皇室自身也常参与其中）。
盐引的滥发，使其远远超出了实际盐产量，导致盐商即使手持盐引，也常常数年支不到盐。
至此，盐引信用崩塌，开中法近乎失效。
到了孝宗时期，身为淮安人的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一次关键改革：允许商人直接向官府纳银换取盐引，不再要求运送物资至边镇。
这一改革，虽然简化了流程，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太仓库银两），
却彻底放弃了利用盐引调动商人力量、实边固防的战略初衷，开中法自此全面败坏。
张居正的提醒，意在告诫皇帝，若不能有效遏制盐引的滥发，任何形式的“开中”都将是饮鸩止渴。
朱翊钧先给张居正吃了一颗定心丸：“借鉴前朝教训，防微杜渐，亦是朕一直秉持的原则。”
“若果真采纳申侍郎之议，借鉴开中法之精神进行改革，首要之务，便是建立严格制度，确保盐引发行有度，绝不容许滥发。”
“具体细则，还需诸卿会同相关部门详细廷议，拿出章程。今日在此，我们先行确定大政方针。”
张居正得了皇帝“不滥发”的承诺，微微拱手，算是初步认可。
户部尚书王国光接过话头，从财政角度提出考量：“陛下，开中之法，运作起来，朝廷所费成本亦是不菲。
且历来朝野内外，常有朘剥商贾之非议。”
“忆及当年，南直隶籍言官请求废除开中的奏疏，几乎淹没了户部衙门。”
说白了，任何政策皆有代价，绝无完美之策。
北方边镇通过此法获得了补给，朝廷看似只付出了盐引（理论上成本极低），
并未直接增加百姓徭役赋税，那么，代价由谁承担了呢？
其一，是商人。他们相当于在直接购盐的成本之外，附加了一层为国家服“役”（运输或屯垦）的成本。
后期商人甚至直接在边地雇人垦荒种粮，就地纳仓，即所谓“商屯”。
无论是长途运输还是商屯，都显着增加了商人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其二，是食盐的最终消费者，尤其是南方百姓。
由于商人成本增加，食盐终端售价必然随之提高。
产盐区本应享受更低价食盐，却为了国家战略，承担了更高的生活成本，自然心生不满。
当年叶淇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南方，特别是其家乡利益集团的需求。
朱翊钧看向王国光，明白这位精于计算的户部尚书并非反对，而是从纯粹的财政与经济效率角度提出客观问题。
这位正在编纂《万历会计录》的能臣，是眼下朝廷难得的理财专家，只是其思维难免局限于具体的“会计成本”。
朱翊钧斟酌半晌，脑海中闪过诸多现代经济学概念，想用以说服这位户部尚书。
但话到嘴边，他心念一转，又咽了回去。
他在众人的注视下再次陷入沉思，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座椅扶手。
方才觉得不妥之处，此刻豁然开朗。
他受前世思维影响，习惯了“协商”、“说服”的模式。
但如今身为人主，统御天下，有些时候固然需要权谋机变，
但在决定国策的大方向上，更需要展现出人主的决断与担当，一种堂皇正大的气度。
既然是关乎国本的战略决策，那么其间的利弊得失、深层缘由，必须向核心重臣剖析清楚。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逐一扫过张居正、高仪、吕调阳、杨博四位阁臣，以及王国光、申时行、余有丁三人。
面色肃穆，语气恳切而坚定：
“元辅、先生、二位阁老，王卿、申卿、余卿。”
“王尚书方才所言，确是老成持重之论，朕亦深知其中利弊。”
他目光转向申时行：“申卿，朕亦不虚言敷衍。
重启开中，或行类似之策，确会增加南直隶乃至东南百姓的些许负担，盐价或许会有所波动。”
申时行闻言，连忙欲起身告罪。
如今又值隆冬，运河多处封冻，行船更是迟缓艰难。”他顿了顿，低声道，
“实则……便是一种无声的胁迫。”
朱翊钧心中了然，叹了口气。
这正是体系内部隐性的、却又最具破坏力的反抗。
你找不到具体的罪魁祸首，但整个官僚机器却能以“照章办事”为名，让你寸步难行。
眼下大明的格局，北京是政治中枢，南直隶是经济命脉，连接二者的京杭大运河便是帝国的血脉。
若南方每每以此“大局”相挟，朝廷确实投鼠忌器。
此事，最终的解决之道，恐怕还是要落在开拓海运上。
见人未到齐，不便深入讨论盐政细节，朱翊钧顺势问起海运进展：“先生，工部那边，造船事宜进展如何？”
高仪正对着双手哈气取暖，闻声忙回道：“国朝停行海运已一百六十载，相关文书档案多有散佚。
工部正在悬赏征集民间匠人手中的旧式海船图纸，略有些头绪。”
“目前是由朱衡尚书牵头，会同漕运衙门，先就现有漕船加以改良，待来年开春，便按勘察好的路线先行试航。”
海运船只与内河漕船大不相同。
时隔百余年，早已没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技术与气象。
如今欲重造海船，近乎于一场“考古式”的复原与创新。
正说着，户部尚书王国光、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司经局洗马余有丁三人联袂而至。
侍立的太监连忙添上三张坐椅，奉上暖炉与厚氅。
朱翊钧摆手免了他们的礼数，示意入座，然后对高仪说完方才的话头：“先生，朕有几句心腹之言，烦请转告朱衡尚书。”
“海运之事，关键在于兵部肃清海防与工部造船能力。
倭寇之患，朕迟早要根除，希望工部能在此之前，将堪用的海船造出来。”
“此乃先帝与定安伯（高拱）未竟之志，亦是朕与内阁的心腹大患，望朱卿勉力为之，多费心血。”
高仪郑重应下。
此时人员到齐，张居正简单向新来的王国光、申时行、余有丁说明了皇帝召见之意。
他总结道：“故而，陛下意在趁势彻底改革两淮盐政。”
说完，他转向朱翊钧，“却不知陛下，具体欲如何改之？”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少年天子身上。
王国光若有所思，申时行凝神以待，余有丁则略有困惑，不知皇帝为何特意点名他这个掌管太子图籍的“闲职”官员。
朱翊钧见众人到齐，清了清嗓子，下意识想去拿身前并不存在的“话筒”，
手在空中一顿，转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下巴，这才缓缓开口：“朕听海瑞奏报，”
“如今两淮盐课，实则是都转运使司将盐引总额打包，发卖给几个大的盐商商会。”
“这些盐商商会获得盐引后，并非直接运销，而是二次加价，转手批给众多中小盐商。”
“此中弊端之一，朕以为必须革除。”
这正是侵吞国税的典型模式。
一级分包商凭借垄断的定价权，几乎公开地进行利益输送。
其间被层层盘剥的巨额利润最终落入谁手，不言自明。
更严重的是，一旦商会成为合法的中间环节，私盐便可轻易混充官盐销售。
转运司的账目依旧“干干净净”，因为底层的盐工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究竟生产了多少盐。
中小盐商虽进货价被抬高，但能获得更多货源（包括私盐），也乐得参与。
而隐藏在商会背后的势力，则得以长期趴在国家税源上吸血。
可谓三方“共赢”——唯独朝廷的税银大幅缩水。
故此，此模式必须打破！
四位阁臣与新到的三人都凝神静听。
身后的中书舍人奋笔疾书，记录着皇帝的每一句话。
朱翊钧继续道：“此为其一。”
“其二，亦如元辅方才所言，两淮盐产量过于庞大。”
“且山东未设巡盐御史，其盐务亦由两淮代管。”
“体系如此臃肿，确已尾大不掉，朕以为这是第二个不合
理之处。”
他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此外，尚有其三。”
“我朝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七个盐课提举司，各自为政，
缺乏统筹。”
“譬如，各转运司行盐皆有严格地界划分。
山东之盐，只准在济南府等十府售卖。”
“而两淮之盐，则可行销湖广、河南等四十二府。”
“即便如此，持有淮盐盐引的商人，仍会偷偷将盐贩入山东等地。”
“各转运司常为此类越界之事争执不休，闹至朝廷。”
“又或如几位巡盐御史，常为边镇所需的‘边引’配额分配争执不下，贻误正事。”
“以上三点弊病，诸卿以为，当如何对症下药，革故鼎新？”
朱翊钧说完，目光扫过在场诸位重臣。
他所列三点，分别指向淮盐的销售垄断模式、其过于庞大的体量、以及中枢管理权的分散与低效。
总而言之，皆需大力整顿。
见众人陷入沉思，一时无人应答，他直接点名：“申卿，你乃南直隶人士，熟悉地方情弊，不妨先说说看法。”
申时行连忙起身，语气带着一丝紧张：“陛下，臣一心为国，从未敢以乡党自居！此事与臣之籍贯实无干系！”
朱翊钧摆了摆手，语气缓和：“想法上或无私心，但籍贯所带来的认知与信息差异，总是客观存在的。申卿不必紧张，但说无妨。”
申时行心下稍安，脑中飞速运转。
皇帝能如此清晰地指出三点弊病，绝非临时起意，心中必然已有成算。
这仿佛是殿试策问，需要精准揣摩“圣意”。
盐引发行……中枢统筹……体量控制……
申时行隐约捕捉到一丝脉络，却仍觉模糊。
他的目光扫过同被召来的户部尚书王国光，以及司经局洗马余有丁。
突然，一个词汇，或者说一项前朝旧制，猛地跃入他的脑海！
申时行迟疑片刻，迎着皇帝鼓励的目光，试探性地吐出一个词：“莫非……陛下意在……重启‘开中法’？”
朱翊钧闻言，猛地一拍大腿，长舒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寒冷的空气中格外明显。
他脸上露出激赏之色：“重启开中法？申卿此议，确实切中肯綮，值得深入探讨！”
“诸卿以为如何？”
“开中法”在前朝后期已名存实亡，若能复兴，自然可称“重启”。
几位大臣见皇帝如此反应，顿时明白了他的倾向所在。
心下感慨皇帝心思深沉的同时，也开始认真思忖此策的可行性。
所谓“开中法”，核心在于商人若想获得贩盐凭证（盐引），必须先行完成朝廷指定的任务——
最常见的是将军需粮草运输至北方边镇仓库（称之为“开中”），
然后凭官府出具的证明（仓钞）到指定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再凭引支盐销售。
杨博当即按捺不住，激动地几乎要站起来：“陛下！臣以为申侍郎此议，实乃老成谋国之见！”
“开中法败坏之后，边地军民无不扼腕叹息！臣久在边镇，深知陕西、山西、宣大、宁夏等地百姓商贾，至今仍怀念开中旧法！”
“若能恢复开中，实乃固本培元、惠泽边疆之德政！”
作为北方利益的重要代表，杨博在此事上的立场毋庸置疑。
朱翊钧欣慰地看着杨博，赞道：“杨阁老历任封疆，熟知边情民瘼，正需您这样的老臣查缺补漏，完善方略。”
此时，张居正神色凝重地开口：“陛下，开中法昔日之败坏，其来有自，教训深刻，不可不察。”
他必须提醒皇帝，任何政策皆有漏洞，需提前防范。
朱翊钧转过头，迎上张居正的目光，坦然点头：“元辅所虑极是，朕亦曾翻阅旧档，略知一二。”
开中法的衰败，并非其设计初衷不好，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某种程度上“超前”了。
因为在这种体系下，盐引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权凭证，
在一定范围内具备了类似“期货”或“有价证券”的属性，成为商人间流通的硬通货。
然而，在缺乏现代金融监管的帝制时代，皇室和权贵掌握了这种“准货币”的变相发行权，后果可想而知。
宦官、勋贵、官僚纷纷利用特权“奏讨”盐引，然后转手倒卖给盐商牟利（皇室自身也常参与其中）。
盐引的滥发，使其远远超出了实际盐产量，导致盐商即使手持盐引，也常常数年支不到盐。
至此，盐引信用崩塌，开中法近乎失效。
到了孝宗时期，身为淮安人的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一次关键改革：允许商人直接向官府纳银换取盐引，不再要求运送物资至边镇。
这一改革，虽然简化了流程，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太仓库银两），
却彻底放弃了利用盐引调动商人力量、实边固防的战略初衷，开中法自此全面败坏。
张居正的提醒，意在告诫皇帝，若不能有效遏制盐引的滥发，任何形式的“开中”都将是饮鸩止渴。
朱翊钧先给张居正吃了一颗定心丸：“借鉴前朝教训，防微杜渐，亦是朕一直秉持的原则。”
“若果真采纳申侍郎之议，借鉴开中法之精神进行改革，首要之务，便是建立严格制度，确保盐引发行有度，绝不容许滥发。”
“具体细则，还需诸卿会同相关部门详细廷议，拿出章程。今日在此，我们先行确定大政方针。”
张居正得了皇帝“不滥发”的承诺，微微拱手，算是初步认可。
户部尚书王国光接过话头，从财政角度提出考量：“陛下，开中之法，运作起来，朝廷所费成本亦是不菲。
且历来朝野内外，常有朘剥商贾之非议。”
“忆及当年，南直隶籍言官请求废除开中的奏疏，几乎淹没了户部衙门。”
说白了，任何政策皆有代价，绝无完美之策。
北方边镇通过此法获得了补给，朝廷看似只付出了盐引（理论上成本极低），
并未直接增加百姓徭役赋税，那么，代价由谁承担了呢？
其一，是商人。他们相当于在直接购盐的成本之外，附加了一层为国家服“役”（运输或屯垦）的成本。
后期商人甚至直接在边地雇人垦荒种粮，就地纳仓，即所谓“商屯”。
无论是长途运输还是商屯，都显着增加了商人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其二，是食盐的最终消费者，尤其是南方百姓。
由于商人成本增加，食盐终端售价必然随之提高。
产盐区本应享受更低价食盐，却为了国家战略，承担了更高的生活成本，自然心生不满。
当年叶淇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南方，特别是其家乡利益集团的需求。
朱翊钧看向王国光，明白这位精于计算的户部尚书并非反对，而是从纯粹的财政与经济效率角度提出客观问题。
这位正在编纂《万历会计录》的能臣，是眼下朝廷难得的理财专家，只是其思维难免局限于具体的“会计成本”。
朱翊钧斟酌半晌，脑海中闪过诸多现代经济学概念，想用以说服这位户部尚书。
但话到嘴边，他心念一转，又咽了回去。
他在众人的注视下再次陷入沉思，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座椅扶手。
方才觉得不妥之处，此刻豁然开朗。
他受前世思维影响，习惯了“协商”、“说服”的模式。
但如今身为人主，统御天下，有些时候固然需要权谋机变，
但在决定国策的大方向上，更需要展现出人主的决断与担当，一种堂皇正大的气度。
既然是关乎国本的战略决策，那么其间的利弊得失、深层缘由，必须向核心重臣剖析清楚。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逐一扫过张居正、高仪、吕调阳、杨博四位阁臣，以及王国光、申时行、余有丁三人。
面色肃穆，语气恳切而坚定：
“元辅、先生、二位阁老，王卿、申卿、余卿。”
“王尚书方才所言，确是老成持重之论，朕亦深知其中利弊。”
他目光转向申时行：“申卿，朕亦不虚言敷衍。
重启开中，或行类似之策，确会增加南直隶乃至东南百姓的些许负担，盐价或许会有所波动。”
申时行闻言，连忙欲起身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