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的春阳，透过洛阳西观的窗棂，在案头摊开的竹简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陈寿握着笔，狼毫浸在松烟墨里，迟迟没有落下。案上堆着的，是他耗尽十年心血搜集的蜀汉史料——有诸葛亮的《出师表》真迹，有姜维九伐中原的战报残卷，有刘禅降魏时的献玺清单，甚至还有几页南中老兵口述的杂记，边角都已被他摩挲得发卷。
“先生，该用膳了。”书童端着一碗糙米饭进来，见他仍对着竹简出神，忍不住轻声提醒。
陈寿“嗯”了一声，目光却没离开那卷《后主传》的草稿。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还是蜀汉的观阁令史时，曾在成都的档案馆里，见过先帝刘备手写的《遗诏》，字里行间满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恳切。可如今落笔写刘禅，他竟不知该如何措辞——是写他“耽于安乐，宠信宦官”，还是写他“临难苟安，轻弃宗祧”？
他放下笔，走到书架前，取下一卷泛黄的帛书。那是他从姜维旧部王二那里得来的，上面抄录着姜维临终前的言论，其中一句“臣死之日，必见汉灭”，墨迹洇透了帛面，像是未干的血。
十年前，王二拖着残腿来洛阳找刘禅，被拒之门外后，是陈寿把他接回了家。老兵在他这里住了三个月，每天都讲沓中屯田的艰辛，讲祁山厮杀的惨烈，讲姜维如何在寒夜里对着诸葛亮的画像落泪。“姜将军总说，”王二当时咳着痰，声音断断续续，“蜀汉的病，不在战场，在宫里……”
这句话，陈寿记了十年。
他当年在蜀汉为官时，就见过黄皓如何把持朝政。有一次，他因弹劾宦官被贬为仓曹史，在仓库里清点粮草，发现账册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差了三成——那些短缺的粮草，后来竟出现在黄皓的私宅里。他想上书揭发，却被恩师谯周拦住：“后生可畏，然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那时他不懂，只觉得恩师太过消极。如今写《三国志》，才渐渐明白谯周的无奈——当朝堂上下都在忙着钻营，当皇帝把“修宫殿”看得比“固边防”重，当连江油关的守军都能被随意调走，这样的王朝，就算没有邓艾偷渡阴平，也迟早会亡于其他缺口。
书童见他对着帛书发愣，又道：“先生，前几日司徒张华派人来问，《蜀书》何时能定稿。他说，陛下（指晋武帝司马炎）也等着看呢。”
陈寿转过身，眉头紧锁。司马炎想看《蜀书》，未必是真对蜀汉历史感兴趣。当年司马昭灭蜀后，曾命人搜集蜀汉的史料，无非是想证明“晋代魏，魏灭蜀”乃是“天命所归”。陈寿若写得太过直白，说蜀汉亡于君昏臣佞，恐怕会触怒司马炎——毕竟，西晋的朝堂上，也不乏像黄皓这样的奸佞。
可若曲臂逢迎，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天命已尽”，他又对不起那些埋骨蜀地的忠魂，对不起王二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那句“先生要写实话啊”。
他重新坐回案前，拿起笔，蘸了蘸墨。目光扫过案上的史料：诸葛亮《后出师表》里“然不伐贼，王业亦亡”的焦虑；蒋琬、费祎“休养生息”却处处受制于宦官的无奈；姜维“九伐中原”却屡屡被粮草掣肘的挣扎；谯周《仇国论》里“处大国之旁，而无备御之心者，危亡之道也”的警示……
这些文字，像一块块拼图，渐渐在他眼前拼出蜀汉灭亡的全貌：那不是一场突然的崩塌，而是无数个“小恶”累积的结果——是刘禅在朝堂上对黄皓的纵容，是大臣们对贪腐的默许，是所有人都在“得过且过”中，亲手挖空了王朝的根基。
他忽然想起成都城里的那间铁匠铺。王二说，赵五在蜀汉灭亡后，依旧每天打铁，只是在铁器上刻了个小小的“汉”字。有魏兵看到，要砸他的铺子，赵五举着铁锤说：“铁是蜀地的铁，火是蜀地的火，我刻什么字，与你们何干？”
那股子藏在民间的韧劲，比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更让陈寿动容。
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在竹简上写下：“后主讳禅，字公嗣……宠信黄皓，朝政日非。终至邓艾偷渡阴平，兵临城下，遂降。”
写完这几句，他停了停，又添了一句：“然蜀之亡也，非独后主之过。自丞相亮殁，朝野无复有忧国忘身之士，贪鄙者进，忠直者退，天险虽在，人心已散，亡故必然。”
放下笔时，他手心已沁出冷汗。这样写，既点出了刘禅的昏庸，也指出了朝堂的整体溃烂，算是折中。可他知道，这仍未道尽全部——那些在沓中冻饿的士兵，那些在阴平被漠视的狱警，那些在成都街头哭泣的百姓，他们的声音，终究没能完全走进正史的字里行间。
傍晚时分，张华派人送来一箱蜀锦，说是司马炎的赏赐。陈寿看着那些绚烂的锦缎，忽然想起王二说的，黄皓曾用三车蜀锦贿赂魏将，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而那些织锦的工匠，在蜀汉灭亡后，依旧在织，只是织出的锦缎上，再也没有了“汉”字纹样。
他让人把蜀锦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封信，说“史书当以实录为先，不敢受此重赏”。
夜深了，陈寿仍在灯下校勘史料。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下下敲在寂静的夜里。他拿起那卷姜维言论的帛书，轻轻抚平上面的褶皱，忽然觉得，自己写《蜀书》，或许不只是为了给青史留一份记录，更是为了替那些无法开口的人说话——替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替姜维说“生为汉臣，死为汉鬼”的执拗，替王二、赵五们说“汉魂不灭”的朴素信念。
他在《诸葛亮传》的末尾，写下“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看似公允，实则藏着惋惜——若不是蜀汉朝堂已烂，以诸葛亮的才能，何至于“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姜维传》里，他写“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可后面又补了一句“然国亡主辱，维仍欲死战，亦见其忠”——他终究不忍心，把这位孤臣写得太过不堪。
写到最后，他在《蜀书》的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蜀地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及后主，暗弱无能，近小人，远贤臣，纲纪崩弛，民怨渐生。虽有武侯、伯约之辈竭力扶持，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悲夫！”
写完最后一个字，雄鸡已开始报晓。陈寿推开窗，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心血，终于落笔。他知道，这部《蜀书》或许会引来非议，或许会触怒权贵，但他问心无愧。
青史的笔墨，终究有限，无法记下所有的悲欢。但只要那些关键的叹息与掂量还在——记着谁在坚守，谁在沉沦，谁在剜心，谁在饮鸩——后世读史时，总能从字缝里，读出那个王朝灭亡的真正密码。
就像此刻窗棂间漏进的晨光，虽照不亮所有角落，却足以让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真相，显出几分轮廓。陈寿收起竹简，仿佛听见蜀地的风，穿过洛阳的街巷，带着沓中的雪，带着江油的尘，带着无数未说出口的故事，轻轻落在他的案头。
那是历史的余温，也是警示的回响。
“先生，该用膳了。”书童端着一碗糙米饭进来，见他仍对着竹简出神，忍不住轻声提醒。
陈寿“嗯”了一声，目光却没离开那卷《后主传》的草稿。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还是蜀汉的观阁令史时，曾在成都的档案馆里，见过先帝刘备手写的《遗诏》，字里行间满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恳切。可如今落笔写刘禅，他竟不知该如何措辞——是写他“耽于安乐，宠信宦官”，还是写他“临难苟安，轻弃宗祧”？
他放下笔，走到书架前，取下一卷泛黄的帛书。那是他从姜维旧部王二那里得来的，上面抄录着姜维临终前的言论，其中一句“臣死之日，必见汉灭”，墨迹洇透了帛面，像是未干的血。
十年前，王二拖着残腿来洛阳找刘禅，被拒之门外后，是陈寿把他接回了家。老兵在他这里住了三个月，每天都讲沓中屯田的艰辛，讲祁山厮杀的惨烈，讲姜维如何在寒夜里对着诸葛亮的画像落泪。“姜将军总说，”王二当时咳着痰，声音断断续续，“蜀汉的病，不在战场，在宫里……”
这句话，陈寿记了十年。
他当年在蜀汉为官时，就见过黄皓如何把持朝政。有一次，他因弹劾宦官被贬为仓曹史，在仓库里清点粮草，发现账册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差了三成——那些短缺的粮草，后来竟出现在黄皓的私宅里。他想上书揭发，却被恩师谯周拦住：“后生可畏，然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那时他不懂，只觉得恩师太过消极。如今写《三国志》，才渐渐明白谯周的无奈——当朝堂上下都在忙着钻营，当皇帝把“修宫殿”看得比“固边防”重，当连江油关的守军都能被随意调走，这样的王朝，就算没有邓艾偷渡阴平，也迟早会亡于其他缺口。
书童见他对着帛书发愣，又道：“先生，前几日司徒张华派人来问，《蜀书》何时能定稿。他说，陛下（指晋武帝司马炎）也等着看呢。”
陈寿转过身，眉头紧锁。司马炎想看《蜀书》，未必是真对蜀汉历史感兴趣。当年司马昭灭蜀后，曾命人搜集蜀汉的史料，无非是想证明“晋代魏，魏灭蜀”乃是“天命所归”。陈寿若写得太过直白，说蜀汉亡于君昏臣佞，恐怕会触怒司马炎——毕竟，西晋的朝堂上，也不乏像黄皓这样的奸佞。
可若曲臂逢迎，把蜀汉的灭亡归咎于“天命已尽”，他又对不起那些埋骨蜀地的忠魂，对不起王二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那句“先生要写实话啊”。
他重新坐回案前，拿起笔，蘸了蘸墨。目光扫过案上的史料：诸葛亮《后出师表》里“然不伐贼，王业亦亡”的焦虑；蒋琬、费祎“休养生息”却处处受制于宦官的无奈；姜维“九伐中原”却屡屡被粮草掣肘的挣扎；谯周《仇国论》里“处大国之旁，而无备御之心者，危亡之道也”的警示……
这些文字，像一块块拼图，渐渐在他眼前拼出蜀汉灭亡的全貌：那不是一场突然的崩塌，而是无数个“小恶”累积的结果——是刘禅在朝堂上对黄皓的纵容，是大臣们对贪腐的默许，是所有人都在“得过且过”中，亲手挖空了王朝的根基。
他忽然想起成都城里的那间铁匠铺。王二说，赵五在蜀汉灭亡后，依旧每天打铁，只是在铁器上刻了个小小的“汉”字。有魏兵看到，要砸他的铺子，赵五举着铁锤说：“铁是蜀地的铁，火是蜀地的火，我刻什么字，与你们何干？”
那股子藏在民间的韧劲，比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更让陈寿动容。
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在竹简上写下：“后主讳禅，字公嗣……宠信黄皓，朝政日非。终至邓艾偷渡阴平，兵临城下，遂降。”
写完这几句，他停了停，又添了一句：“然蜀之亡也，非独后主之过。自丞相亮殁，朝野无复有忧国忘身之士，贪鄙者进，忠直者退，天险虽在，人心已散，亡故必然。”
放下笔时，他手心已沁出冷汗。这样写，既点出了刘禅的昏庸，也指出了朝堂的整体溃烂，算是折中。可他知道，这仍未道尽全部——那些在沓中冻饿的士兵，那些在阴平被漠视的狱警，那些在成都街头哭泣的百姓，他们的声音，终究没能完全走进正史的字里行间。
傍晚时分，张华派人送来一箱蜀锦，说是司马炎的赏赐。陈寿看着那些绚烂的锦缎，忽然想起王二说的，黄皓曾用三车蜀锦贿赂魏将，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而那些织锦的工匠，在蜀汉灭亡后，依旧在织，只是织出的锦缎上，再也没有了“汉”字纹样。
他让人把蜀锦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封信，说“史书当以实录为先，不敢受此重赏”。
夜深了，陈寿仍在灯下校勘史料。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下下敲在寂静的夜里。他拿起那卷姜维言论的帛书，轻轻抚平上面的褶皱，忽然觉得，自己写《蜀书》，或许不只是为了给青史留一份记录，更是为了替那些无法开口的人说话——替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替姜维说“生为汉臣，死为汉鬼”的执拗，替王二、赵五们说“汉魂不灭”的朴素信念。
他在《诸葛亮传》的末尾，写下“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看似公允，实则藏着惋惜——若不是蜀汉朝堂已烂，以诸葛亮的才能，何至于“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姜维传》里，他写“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可后面又补了一句“然国亡主辱，维仍欲死战，亦见其忠”——他终究不忍心，把这位孤臣写得太过不堪。
写到最后，他在《蜀书》的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蜀地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及后主，暗弱无能，近小人，远贤臣，纲纪崩弛，民怨渐生。虽有武侯、伯约之辈竭力扶持，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悲夫！”
写完最后一个字，雄鸡已开始报晓。陈寿推开窗，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心血，终于落笔。他知道，这部《蜀书》或许会引来非议，或许会触怒权贵，但他问心无愧。
青史的笔墨，终究有限，无法记下所有的悲欢。但只要那些关键的叹息与掂量还在——记着谁在坚守，谁在沉沦，谁在剜心，谁在饮鸩——后世读史时，总能从字缝里，读出那个王朝灭亡的真正密码。
就像此刻窗棂间漏进的晨光，虽照不亮所有角落，却足以让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真相，显出几分轮廓。陈寿收起竹简，仿佛听见蜀地的风，穿过洛阳的街巷，带着沓中的雪，带着江油的尘，带着无数未说出口的故事，轻轻落在他的案头。
那是历史的余温，也是警示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