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冬，姜维在沓中收到成都传来的急信，信中是后主刘禅对其北伐的斥责：“连年征战，空耗国力，卿宜还军休养，勿再轻举。”送信的小吏私下透露，这份诏书实是黄皓与尚书令樊建合谋草拟，朝中大臣多附和，唯有老臣樊建象征性地提了句“姜维将军辛苦”。望着帐外飘落的雪花，姜维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时的场景——那时的朝堂上，蒋琬、费祎、董允、魏延、杨仪虽各有棱角，却皆能独当一面；而如今，身边可倚仗的将领只剩廖化、张翼等老将，中枢更是被黄皓之流把持。这种人才梯队的断崖式坠落，并非偶然的人事代谢，而是蜀汉人才选拔制度积弊的总爆发，当最顶尖的智慧与勇气无法进入权力核心，灭亡的阴影便早已笼罩在天府之国的上空。
一、“荆州本位”与人才选拔的路径锁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核心决策层的籍贯构成已埋下隐患。当时的“汉中王府”官员中，诸葛亮（琅琊）、关羽（河东）、张飞（涿郡）、赵云（常山）等元勋均非益州人士，益州本土仅法正（扶风，客居益州）、张裔（蜀郡）两人进入核心圈。这种“外来者主导”的格局，在刘备“兴复汉室”的旗帜下尚显合理——毕竟政权的终极目标是返回中原，核心层多为北方或荆州人士，便于未来统治的衔接。但随着荆州失守（公元219年）、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蜀汉被迫以益州为唯一根据地，“荆州本位”的人才政策却未及时调整，最终形成“非荆州系不得重用”的路径依赖。
诸葛亮执政时期，这种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蜀汉的三公九卿及重要军职中，荆州籍人士占比高达七成：蒋琬（零陵）、费祎（江夏）、董允（南郡）分掌政务，魏延（义阳）、向宠（襄阳）掌控兵权，即便是提拔的新秀，如马谡（襄阳）、邓芝（义阳），也多与荆州渊源深厚。诸葛亮并非刻意排斥益州人才，其《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南阳，属荆州）、费祎、董允，虽称“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却无一人是益州本土士族。深层原因在于，诸葛亮将“忠诚于汉室”作为首要选拔标准，而在他看来，荆州集团因与刘备“共起于微末”，天然更具“兴复汉室”的信念，益州士族则被视为“安于现状”的代表。这种基于地域的信任差异，导致益州人才长期被挡在核心决策圈之外。
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荆州本位”的弊端开始显现。随着第一代荆州籍人才陆续离世，蜀汉出现“人才断层”：蒋琬、费祎去世后，能主持政务的只剩董厥（义阳）、樊建（义阳）等二线人物；军事上，魏延被杀、赵云老去，只能依赖姜维（天水，非荆州系）这一“降将”。此时本应拓宽人才选拔范围，吸纳益州本土精英，但执政者仍固守旧例。费祎任大将军时，益州人杨洪之子杨戏因“直言不讳”被贬为庶民；姜维掌权后，试图提拔益州将领句扶（巴西），却遭黄皓阻挠，最终句扶仅任“荡寇将军”，未能进入中枢。这种对益州人才的持续压制，使得蜀汉在后期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当邓艾偷渡阴平时，守卫江油的马邈（益州人）因“久不升迁，心怀怨怼”而直接投降，这正是人才政策失败的直接体现。
更致命的是，“荆州本位”导致人才培养的“近亲繁殖”。荆州集团为巩固权力，多在内部通婚联姻：诸葛亮之女嫁与蒋琬之子，费祎之妹嫁与董允之弟，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这种圈子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蜀汉后期的官员普遍缺乏开拓精神与实战能力。如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袭爵武乡侯，却“自幼长于深宅，未历战阵”，最终在绵竹之战中因指挥失误兵败身死；樊建、董厥等重臣，“居高位而无远谋”，面对曹魏伐蜀竟提不出任何有效对策。当一个政权的人才选拔被地域与血缘捆绑，其衰落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以吏为师”与创新活力的窒息
诸葛亮推行的“以吏为师”治国理念，在短期内提升了行政效率，却长期窒息了蜀汉的人才创新活力。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颁布《为后帝伐魏诏》，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将“循吏”（遵守法度的官吏）作为人才培养的范本。他亲自撰写《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训令，要求官员“恪尽职守，勿越雷池”，这种将“服从”置于“创新”之上的导向，使得蜀汉的人才评价体系严重僵化——衡量一个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是否听话”，而非“是否有能力”。
这种僵化在军事人才培养上尤为明显。诸葛亮北伐时，偏爱“谨慎持重”的将领，如王平（巴西）因“遵承法度，言不戏谑”而受重用；而对“性矜高，善出奇计”的魏延，则始终加以压制。魏延曾提出“子午谷奇谋”，建议率五千精兵直取长安，却被诸葛亮以“风险过大”否决。这种对“风险”的过度规避，使得蜀汉军队长期缺乏战术创新，始终沿用“稳扎稳打”的传统战法。到姜维北伐时，曹魏早已摸透蜀汉的战术套路，邓艾曾评价“姜维用兵，不过诸葛旧法，可一鼓破之”，最终在沓中之战中大败姜维。当军事人才的创新尝试被视为“异端”，军队的战斗力便会持续下滑。
文官体系中，“以吏为师”则表现为对“文牍主义”的推崇。蜀汉的官员选拔，注重“明习法令”“善写公文”，如董允因“能草拟诏诰，字句无差”而任黄门侍郎，费祎因“处理文书，一日千言”而受重用。这种对“文字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官员普遍缺乏实际治理能力。据《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记载，蜀汉后期的郡守中，有近半数“出身书吏，不知农事”，在任期间“唯知催缴赋税，不问民生疾苦”。当一个政权的文官群体只会“纸上谈兵”，其治理效能便会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以吏为师”压制了思想多元。诸葛亮虽设太学，却将教学内容严格限定在“儒法合流”的框架内，严禁传播“异端学说”。益州学者谯周曾着《古史考》，对《史记》中的部分记载提出质疑，竟被斥责为“离经叛道”，太学中甚至禁止讲授其着作。这种思想管控使得蜀汉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多沦为“政策的传声筒”。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朝中大臣除了谯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外，竟无人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只能在“投降”与“逃亡”之间摇摆，这正是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
对比曹魏的人才政策，更能凸显蜀汉的局限。曹操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不拘品行”，吸纳了郭嘉（“不治行检”）、程昱（“性刚戾”）等有争议却有能力的人才；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打破了地域限制，吸纳了各地士族精英。这种开放的人才观，使得曹魏人才辈出，后期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顶尖人才，而蜀汉则在“以吏为师”的束缚下，逐渐走向人才枯竭。
三、宦官专权与人才上升通道的堵塞
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黄皓的专权，并非简单的“奸臣乱政”，而是蜀汉人才上升通道长期堵塞后的总爆发。自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费祎去世后，后主刘禅逐渐摆脱制衡，开始重用宦官处理政务。黄皓凭借“善承主意”的能力，逐渐掌控了官员任免权，形成“不附己者，辄贬黜之；附己者，虽无才亦升迁”的恶劣风气，彻底摧毁了蜀汉的人才选拔机制。
黄皓对军事人才的打压尤为致命。姜维作为蜀汉后期唯一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因“屡谏后主远离黄皓”而遭忌恨。黄皓多次在刘禅面前诋毁姜维，称其“北伐空耗国力，有异志”，甚至暗中策划以阎宇（南郡）取代姜维。为避祸，姜维不得不“自请出屯沓中”，远离中枢。这种“有功者遭贬，谄媚者升迁”的氛围，使得军中将领人心惶惶：廖化（襄阳）因“不愿依附黄皓”，虽战功卓着却始终未能封侯；张翼（犍为）因“直言劝谏”，被调任无实权的“镇南大将军”。当军事人才的上升通道被宦官堵塞，军队的战斗力便会急剧下降——阳安关守将蒋舒（荆州人）因“久不升迁，心怀不满”而投降魏军，直接导致汉中失守，这正是人才机制崩溃的标志性事件。
文官体系中，黄皓的专权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原本有能力的官员，若不愿依附黄皓，便会被排挤外放：如罗宪（襄阳）因“拒与黄皓交往”，被贬为巴东太守，远离成都；陈寿（巴西）因“父丧期间患病，使婢调药”被黄皓党羽弹劾，长期不得升迁。而依附黄皓的官员，即便平庸无能也能平步青云：如陈祗（汝南）因“与黄皓勾结，共掌朝政”，从侍中直升尚书令；阎宇因“谄事黄皓”，竟被委以“镇军大将军”的重任，却在曹魏伐蜀时“不战而逃”。这种“逆淘汰”机制，使得蜀汉后期的文官集团整体腐化，失去了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
更深远的影响是，黄皓专权摧毁了人才培养的“传帮带”传统。诸葛亮时期，蒋琬、费祎等重臣常亲自教导后辈，如诸葛亮曾带姜维“参与军机，传授兵法”；而黄皓专权后，官员晋升全凭“关系”，而非能力与资历，导致年轻人才失去成长的榜样与机会。蜀汉灭亡时，朝中四十岁以下的官员中，竟无一人能胜任重要职务，这种“人才断代”正是黄皓专权对人才培养体系的毁灭性打击。
当一个政权的人才上升通道被私利与阴谋堵塞，当有能力者被排挤、无德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其统治的合法性便会彻底丧失。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的官员们或“降”或“逃”，几乎无人愿为这个政权殉节，这并非他们天生懦弱，而是这个政权早已不值得他们守护——毕竟，连基本的公平与正义都无法保障的地方，何来忠诚可言？
四、“蜀中无大将”的真相：人才生态的全面崩溃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俗语，虽出自后世，却精准概括了蜀汉后期的人才困境。但历史的真相是，益州并非没有人才，而是蜀汉的人才生态遭到了全面破坏，使得潜在的人才要么被压制，要么被埋没，要么选择“用脚投票”，投向曹魏阵营。
益州本土从不缺乏精英。东汉时期，益州便是文化发达之地，犍为郡的扬雄、广汉郡的董扶都是全国闻名的学者；三国时期，巴西郡的王平、马忠，蜀郡的张裔、杨洪，都是能力出众的人才。但在蜀汉的人才政策下，这些本土精英大多难以施展才华：王平虽在街亭之战中立功，却因“目不知书”（出身行伍）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军层；马忠虽平定南中叛乱，却因“非荆州系”被限制在地方任职；张裔虽被诸葛亮称为“楚之良才”，却因“益州人”的身份，在丞相府中仅任长史（辅助性职务）。这种对本土人才的系统性压制，使得益州的人才资源被严重浪费。
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益州人才因不满蜀汉统治，选择投奔曹魏。如巴郡人甘宁（后归吴）、广汉人权翼（归魏），都在他国成就功业。曹魏灭蜀后，司马昭曾问蜀汉旧臣樊建：“蜀中有何良才？”樊建回答：“若使张裔、杨洪等尽其才，蜀未必亡。”这并非虚言——张裔在诸葛亮北伐时曾提出“屯田渭滨，持久对峙”的策略，却未被采纳；杨洪在刘备入蜀时曾建议“速攻成都，以防刘璋死守”，被证明极具远见。当一个政权留不住本土人才，其根基便已松动。
人才生态的崩溃，还体现在“人才评价体系”的失效。诸葛亮时期虽严格，却能“赏罚分明”：王平因功从牙门将升为讨寇将军，马谡因过被斩，即便诸葛亮“为之流涕”也不徇私。而到后期，评价体系完全被权力扭曲：黄皓的党羽陈祗“无尺寸之功”却被封为“镇军将军”，而姜维“十一次北伐，累有战功”却被斥责为“穷兵黩武”。这种“功过颠倒”的评价，彻底摧毁了人才的奋斗动力——既然“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关系好”，谁还愿意实心任事？
对比同时期的曹魏与孙吴，更能看清蜀汉人才生态的脆弱。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了中原士族，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孙吴虽有“江东本位”，却能重用周瑜（庐江）、鲁肃（临淮）等外来人才，形成“江东士族与外来精英共存”的格局。而蜀汉的“荆州本位”、“以吏为师”与宦官专权，共同构成了扼杀人才的“三重枷锁”，最终导致“蜀中无大将”的困境。
蜀汉灭亡的硝烟散尽后，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感慨：“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而后主昏暗，贤愚不分，终致倾覆。”但在这“贤愚不分”的表象背后，是人才选拔制度的系统性失败——当一个政权不能打破地域偏见，不能包容创新精神，不能保障公平竞争，即便有再多“卧龙”“凤雏”，也终将在制度的枷锁下凋零。
成都城破之日，有老吏在废墟中找到诸葛亮当年手书的《出师表》，其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字句，墨迹早已褪色，却仿佛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道尽了一个政权因人才凋零而走向灭亡的悲凉。
一、“荆州本位”与人才选拔的路径锁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核心决策层的籍贯构成已埋下隐患。当时的“汉中王府”官员中，诸葛亮（琅琊）、关羽（河东）、张飞（涿郡）、赵云（常山）等元勋均非益州人士，益州本土仅法正（扶风，客居益州）、张裔（蜀郡）两人进入核心圈。这种“外来者主导”的格局，在刘备“兴复汉室”的旗帜下尚显合理——毕竟政权的终极目标是返回中原，核心层多为北方或荆州人士，便于未来统治的衔接。但随着荆州失守（公元219年）、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蜀汉被迫以益州为唯一根据地，“荆州本位”的人才政策却未及时调整，最终形成“非荆州系不得重用”的路径依赖。
诸葛亮执政时期，这种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蜀汉的三公九卿及重要军职中，荆州籍人士占比高达七成：蒋琬（零陵）、费祎（江夏）、董允（南郡）分掌政务，魏延（义阳）、向宠（襄阳）掌控兵权，即便是提拔的新秀，如马谡（襄阳）、邓芝（义阳），也多与荆州渊源深厚。诸葛亮并非刻意排斥益州人才，其《出师表》中推荐的郭攸之（南阳，属荆州）、费祎、董允，虽称“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却无一人是益州本土士族。深层原因在于，诸葛亮将“忠诚于汉室”作为首要选拔标准，而在他看来，荆州集团因与刘备“共起于微末”，天然更具“兴复汉室”的信念，益州士族则被视为“安于现状”的代表。这种基于地域的信任差异，导致益州人才长期被挡在核心决策圈之外。
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荆州本位”的弊端开始显现。随着第一代荆州籍人才陆续离世，蜀汉出现“人才断层”：蒋琬、费祎去世后，能主持政务的只剩董厥（义阳）、樊建（义阳）等二线人物；军事上，魏延被杀、赵云老去，只能依赖姜维（天水，非荆州系）这一“降将”。此时本应拓宽人才选拔范围，吸纳益州本土精英，但执政者仍固守旧例。费祎任大将军时，益州人杨洪之子杨戏因“直言不讳”被贬为庶民；姜维掌权后，试图提拔益州将领句扶（巴西），却遭黄皓阻挠，最终句扶仅任“荡寇将军”，未能进入中枢。这种对益州人才的持续压制，使得蜀汉在后期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当邓艾偷渡阴平时，守卫江油的马邈（益州人）因“久不升迁，心怀怨怼”而直接投降，这正是人才政策失败的直接体现。
更致命的是，“荆州本位”导致人才培养的“近亲繁殖”。荆州集团为巩固权力，多在内部通婚联姻：诸葛亮之女嫁与蒋琬之子，费祎之妹嫁与董允之弟，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这种圈子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蜀汉后期的官员普遍缺乏开拓精神与实战能力。如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袭爵武乡侯，却“自幼长于深宅，未历战阵”，最终在绵竹之战中因指挥失误兵败身死；樊建、董厥等重臣，“居高位而无远谋”，面对曹魏伐蜀竟提不出任何有效对策。当一个政权的人才选拔被地域与血缘捆绑，其衰落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以吏为师”与创新活力的窒息
诸葛亮推行的“以吏为师”治国理念，在短期内提升了行政效率，却长期窒息了蜀汉的人才创新活力。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颁布《为后帝伐魏诏》，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将“循吏”（遵守法度的官吏）作为人才培养的范本。他亲自撰写《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训令，要求官员“恪尽职守，勿越雷池”，这种将“服从”置于“创新”之上的导向，使得蜀汉的人才评价体系严重僵化——衡量一个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是否听话”，而非“是否有能力”。
这种僵化在军事人才培养上尤为明显。诸葛亮北伐时，偏爱“谨慎持重”的将领，如王平（巴西）因“遵承法度，言不戏谑”而受重用；而对“性矜高，善出奇计”的魏延，则始终加以压制。魏延曾提出“子午谷奇谋”，建议率五千精兵直取长安，却被诸葛亮以“风险过大”否决。这种对“风险”的过度规避，使得蜀汉军队长期缺乏战术创新，始终沿用“稳扎稳打”的传统战法。到姜维北伐时，曹魏早已摸透蜀汉的战术套路，邓艾曾评价“姜维用兵，不过诸葛旧法，可一鼓破之”，最终在沓中之战中大败姜维。当军事人才的创新尝试被视为“异端”，军队的战斗力便会持续下滑。
文官体系中，“以吏为师”则表现为对“文牍主义”的推崇。蜀汉的官员选拔，注重“明习法令”“善写公文”，如董允因“能草拟诏诰，字句无差”而任黄门侍郎，费祎因“处理文书，一日千言”而受重用。这种对“文字功夫”的过度强调，导致官员普遍缺乏实际治理能力。据《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记载，蜀汉后期的郡守中，有近半数“出身书吏，不知农事”，在任期间“唯知催缴赋税，不问民生疾苦”。当一个政权的文官群体只会“纸上谈兵”，其治理效能便会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以吏为师”压制了思想多元。诸葛亮虽设太学，却将教学内容严格限定在“儒法合流”的框架内，严禁传播“异端学说”。益州学者谯周曾着《古史考》，对《史记》中的部分记载提出质疑，竟被斥责为“离经叛道”，太学中甚至禁止讲授其着作。这种思想管控使得蜀汉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多沦为“政策的传声筒”。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朝中大臣除了谯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外，竟无人能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只能在“投降”与“逃亡”之间摇摆，这正是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
对比曹魏的人才政策，更能凸显蜀汉的局限。曹操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不拘品行”，吸纳了郭嘉（“不治行检”）、程昱（“性刚戾”）等有争议却有能力的人才；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打破了地域限制，吸纳了各地士族精英。这种开放的人才观，使得曹魏人才辈出，后期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顶尖人才，而蜀汉则在“以吏为师”的束缚下，逐渐走向人才枯竭。
三、宦官专权与人才上升通道的堵塞
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黄皓的专权，并非简单的“奸臣乱政”，而是蜀汉人才上升通道长期堵塞后的总爆发。自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费祎去世后，后主刘禅逐渐摆脱制衡，开始重用宦官处理政务。黄皓凭借“善承主意”的能力，逐渐掌控了官员任免权，形成“不附己者，辄贬黜之；附己者，虽无才亦升迁”的恶劣风气，彻底摧毁了蜀汉的人才选拔机制。
黄皓对军事人才的打压尤为致命。姜维作为蜀汉后期唯一能独当一面的将领，因“屡谏后主远离黄皓”而遭忌恨。黄皓多次在刘禅面前诋毁姜维，称其“北伐空耗国力，有异志”，甚至暗中策划以阎宇（南郡）取代姜维。为避祸，姜维不得不“自请出屯沓中”，远离中枢。这种“有功者遭贬，谄媚者升迁”的氛围，使得军中将领人心惶惶：廖化（襄阳）因“不愿依附黄皓”，虽战功卓着却始终未能封侯；张翼（犍为）因“直言劝谏”，被调任无实权的“镇南大将军”。当军事人才的上升通道被宦官堵塞，军队的战斗力便会急剧下降——阳安关守将蒋舒（荆州人）因“久不升迁，心怀不满”而投降魏军，直接导致汉中失守，这正是人才机制崩溃的标志性事件。
文官体系中，黄皓的专权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原本有能力的官员，若不愿依附黄皓，便会被排挤外放：如罗宪（襄阳）因“拒与黄皓交往”，被贬为巴东太守，远离成都；陈寿（巴西）因“父丧期间患病，使婢调药”被黄皓党羽弹劾，长期不得升迁。而依附黄皓的官员，即便平庸无能也能平步青云：如陈祗（汝南）因“与黄皓勾结，共掌朝政”，从侍中直升尚书令；阎宇因“谄事黄皓”，竟被委以“镇军大将军”的重任，却在曹魏伐蜀时“不战而逃”。这种“逆淘汰”机制，使得蜀汉后期的文官集团整体腐化，失去了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
更深远的影响是，黄皓专权摧毁了人才培养的“传帮带”传统。诸葛亮时期，蒋琬、费祎等重臣常亲自教导后辈，如诸葛亮曾带姜维“参与军机，传授兵法”；而黄皓专权后，官员晋升全凭“关系”，而非能力与资历，导致年轻人才失去成长的榜样与机会。蜀汉灭亡时，朝中四十岁以下的官员中，竟无一人能胜任重要职务，这种“人才断代”正是黄皓专权对人才培养体系的毁灭性打击。
当一个政权的人才上升通道被私利与阴谋堵塞，当有能力者被排挤、无德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其统治的合法性便会彻底丧失。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汉的官员们或“降”或“逃”，几乎无人愿为这个政权殉节，这并非他们天生懦弱，而是这个政权早已不值得他们守护——毕竟，连基本的公平与正义都无法保障的地方，何来忠诚可言？
四、“蜀中无大将”的真相：人才生态的全面崩溃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俗语，虽出自后世，却精准概括了蜀汉后期的人才困境。但历史的真相是，益州并非没有人才，而是蜀汉的人才生态遭到了全面破坏，使得潜在的人才要么被压制，要么被埋没，要么选择“用脚投票”，投向曹魏阵营。
益州本土从不缺乏精英。东汉时期，益州便是文化发达之地，犍为郡的扬雄、广汉郡的董扶都是全国闻名的学者；三国时期，巴西郡的王平、马忠，蜀郡的张裔、杨洪，都是能力出众的人才。但在蜀汉的人才政策下，这些本土精英大多难以施展才华：王平虽在街亭之战中立功，却因“目不知书”（出身行伍）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军层；马忠虽平定南中叛乱，却因“非荆州系”被限制在地方任职；张裔虽被诸葛亮称为“楚之良才”，却因“益州人”的身份，在丞相府中仅任长史（辅助性职务）。这种对本土人才的系统性压制，使得益州的人才资源被严重浪费。
更令人痛心的是，部分益州人才因不满蜀汉统治，选择投奔曹魏。如巴郡人甘宁（后归吴）、广汉人权翼（归魏），都在他国成就功业。曹魏灭蜀后，司马昭曾问蜀汉旧臣樊建：“蜀中有何良才？”樊建回答：“若使张裔、杨洪等尽其才，蜀未必亡。”这并非虚言——张裔在诸葛亮北伐时曾提出“屯田渭滨，持久对峙”的策略，却未被采纳；杨洪在刘备入蜀时曾建议“速攻成都，以防刘璋死守”，被证明极具远见。当一个政权留不住本土人才，其根基便已松动。
人才生态的崩溃，还体现在“人才评价体系”的失效。诸葛亮时期虽严格，却能“赏罚分明”：王平因功从牙门将升为讨寇将军，马谡因过被斩，即便诸葛亮“为之流涕”也不徇私。而到后期，评价体系完全被权力扭曲：黄皓的党羽陈祗“无尺寸之功”却被封为“镇军将军”，而姜维“十一次北伐，累有战功”却被斥责为“穷兵黩武”。这种“功过颠倒”的评价，彻底摧毁了人才的奋斗动力——既然“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关系好”，谁还愿意实心任事？
对比同时期的曹魏与孙吴，更能看清蜀汉人才生态的脆弱。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了中原士族，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孙吴虽有“江东本位”，却能重用周瑜（庐江）、鲁肃（临淮）等外来人才，形成“江东士族与外来精英共存”的格局。而蜀汉的“荆州本位”、“以吏为师”与宦官专权，共同构成了扼杀人才的“三重枷锁”，最终导致“蜀中无大将”的困境。
蜀汉灭亡的硝烟散尽后，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感慨：“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而后主昏暗，贤愚不分，终致倾覆。”但在这“贤愚不分”的表象背后，是人才选拔制度的系统性失败——当一个政权不能打破地域偏见，不能包容创新精神，不能保障公平竞争，即便有再多“卧龙”“凤雏”，也终将在制度的枷锁下凋零。
成都城破之日，有老吏在废墟中找到诸葛亮当年手书的《出师表》，其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字句，墨迹早已褪色，却仿佛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道尽了一个政权因人才凋零而走向灭亡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