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邓艾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之上，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族力主投降，而以刘谌为代表的宗室与少数大臣主张抵抗，双方争论的焦点远超“战与降”的战术选择——谯周言“魏强蜀弱，降则百姓免祸”，实则暗含“蜀汉非我族类”的疏离；刘谌喊“先帝创业艰难，岂可轻弃”，坚守的仍是“汉室正统”的叙事。这场争论的结果，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更是蜀汉四十余年“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认同撕裂的总爆发。从刘备入蜀时的“客主初合”，到诸葛亮治蜀时的“恩威并施”，再到后期的“离心离德”，蜀汉始终未能构建起跨越“外来”与“本土”的共同认同，这种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隔阂，最终让抵抗失去了社会根基。本章将从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剖析这种认同撕裂如何侵蚀蜀汉的统治基础，成为其灭亡的隐性杀手。
一、政治认同的断层：“汉室正统”与“益州本位”的持久对立
蜀汉政权的政治认同，从诞生起就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外来集团，高举“兴复汉室”的旗帜，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对东汉王朝的继承性上；而益州本土社会，尤其是士族阶层，更关注“益州本位”的利益，对“汉室”缺乏天然认同。这种“正统叙事”与“本土利益”的对立，构成了政治认同的断层，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
刘备集团入蜀前，益州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态。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二十余年，虽未能完全整合本土士族，但通过“东州士”（入蜀的中原、荆州士人）与本土豪强的有限合作，维持了“益州人治益州”的基本格局。本土士族如张裔、杨洪、谯周家族等，在地方治理中拥有实际话语权，其利益诉求集中在“保境安民”“减少外战”上。刘备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夺取益州，虽吸纳部分本土人士入仕，却将核心权力牢牢控制在“荆襄集团”手中，这种“以客压主”的格局，天然引发本土士族的抵触。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所封核心官员中，益州籍仅法正一人；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称帝，三公九卿几乎全为外来势力，本土士族“虽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参与感被严重削弱。
诸葛亮执政时期，试图以“法治”弥合认同断层，却未能触及根本。他提出“勤理细事，汗流终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通过严明法度、公平赏罚，暂时压制了本土士族的不满。但其“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与本土士族“息民休战”的诉求直接冲突。诸葛亮五次北伐，虽强调“汉贼不两立”，却让益州“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本土士族的经济利益与安宁生活持续受损。张裔曾委婉劝谏“蜀地疲弊，宜休养生息”，被诸葛亮以“王业不偏安”驳回；谯周作《仇国论》暗讽北伐，虽未遭严惩，却反映出本土知识阶层对“正统叙事”的质疑。这种“政治目标与本土利益”的背离，使得“汉室正统”的认同始终局限于外来集团，难以渗透到益州社会深层。
蒋琬、费祎时期，政治认同的断层开始显性化。蒋琬提出“乘水东下袭魏”，因“多有蜀人反对”而作罢（《三国志·蒋琬传》）；费祎推行“保国治民”政策，与本土士族缓和关系，却被视为“背离先帝遗志”，遭到外来集团中“主战派”的不满。此时，外来集团内部因“荆州籍”“北方籍”的差异开始分化，而本土士族则形成相对统一的利益集团，朝堂上逐渐出现“外来主战派”与“本土主和派”的清晰对立。至姜维执政，这种对立达到顶峰——姜维作为“凉州降将”，既非荆襄核心，也非益州本土，其北伐主张被本土士族视为“祸国殃民”，谯周、郤正等公开撰文批评，甚至与部分不满姜维的外来官员暗中联络，形成“反战同盟”。
政治认同的断层，在灭蜀之战中彻底暴露。当钟会、邓艾伐蜀时，外来集团多主张抵抗（如姜维、廖化），本土士族则纷纷劝降（如谯周、张绍）。更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员的反应：益州本土出身的太守、县令“多望风降魏”，而外来势力担任的地方官“虽有抵抗，却因无本地支持而迅速溃败”（《晋书·文帝纪》）。这种“外来者战，本土者降”的局面，印证了蜀汉政权始终未能将“汉室正统”转化为益州社会的普遍认同——当政权的核心认同仅存在于少数外来者心中时，其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二、文化融合的失败：地域隔阂与价值冲突的长期发酵
政治认同的断层，背后是文化融合的失败。蜀汉统治下的益州，存在“中原文化”（外来集团携带）与“巴蜀文化”（本土传统）的显着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语言、习俗、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刘备、诸葛亮虽试图以中原文化改造巴蜀，却因“强制同化”而非“自然融合”，加剧了地域隔阂，最终让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对立。
语言与习俗的隔阂，是文化融合的第一道障碍。巴蜀地区自秦以来虽纳入中原版图，但仍保留独特的方言与习俗。《蜀语》载，蜀地“言语侏离，与中原异”，民间习俗“尚巫鬼，重淫祀”，与中原“尊礼乐，重教化”的传统差异显着。刘备入蜀后，外来官员多不通蜀语，与本土百姓交流需依赖翻译；诸葛亮治蜀时，虽推广中原礼仪，却禁止民间巫祀，“毁蜀地神庙，禁百姓祠祀”（《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引发民间不满。更重要的是，外来集团以“正统文化持有者”自居，轻视巴蜀文化，称蜀人为“蛮夷”，这种文化优越感让本土社会产生强烈抵触。
价值观念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文化隔阂。中原文化强调“忠君爱国”“大一统”，而巴蜀文化因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更注重“实用主义”“地方自主”。这种差异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外来集团视“北伐中原”为“忠义之举”，本土士族则认为“保境安民”更重要；外来集团推崇“严刑峻法”，本土社会更习惯“柔性治理”（如刘璋时期的“宽柔”）。诸葛亮的“法治”虽被后世称道，却在蜀地遭遇隐性抵抗——《三国志·简雍传》载，简雍曾以“民有酿者，刑与淫祀同”讽谏诸葛亮律法过严，反映出本土社会对“中原式法治”的不适应。至后期，本土士族甚至将外来集团的文化习俗视为“压迫象征”，谯周在《仇国论》中以“因余之国”（喻蜀汉）对比“肇建之国”（喻曹魏），暗指外来者的文化统治不得人心。
教育与舆论的垄断，未能促进文化融合，反而激化了对立。诸葛亮时期，蜀汉设立太学，推广儒家经典，但太学官员多为外来学者（如尹默、李譔，均为荆州人），教材全为中原典籍，巴蜀本土文化被排除在外。民间教育则被本土士族掌控，他们通过私塾传授地方知识，形成“官方中原文化”与“民间巴蜀文化”的平行体系。舆论方面，外来集团控制官方史书与文宣，将刘备塑为“汉室苗裔”，将刘璋描绘为“暗弱之主”，以此强化“入主益州”的合法性；本土士族则通过民谣、传说等方式，传播“外来者掠夺蜀地”的叙事，如民间流传“豫州（指刘备）入蜀，蜀民遭殃”的歌谣（《华阳国志·蜀志》），这种舆论对立，让文化隔阂转化为社会情绪的对立。
文化融合的失败，使得蜀汉始终未能形成“蜀人认同”。外来者自视为“正统继承者”，将益州视为“兴复汉室的基地”；本土人则自视为“蜀地主人”，将外来者视为“临时统治者”。这种“客”与“主”的身份区隔，在和平时期表现为隐性的文化抵触，在危机时刻则转化为公开的政治分裂。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地百姓“不知有汉，只知有蜀”，对“汉室灭亡”毫无痛感，反而因“外来统治结束”而感到解脱，这正是文化融合失败的终极体现。
三、社会心理的崩解：从“隐忍服从”到“集体厌弃”的质变
政治认同的断层与文化融合的失败，最终沉淀为社会心理的崩解。益州社会对蜀汉政权的态度，从刘备时期的“隐忍服从”，到诸葛亮时期的“敬畏并存”，再到后期的“集体厌弃”，经历了一个缓慢却不可逆的质变过程。这种心理变化，虽无形却致命，它让蜀汉在危机面前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能力。
刘备入蜀初期，益州社会的心理是“隐忍服从”。经历刘璋与刘备的战争后，蜀地“户口锐减，生产凋敝”（《三国志·刘璋传》），百姓迫切需要安定，对新政权虽有抵触，却选择暂时服从。刘备集团通过“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半年”等措施，暂时稳定了人心。但这种服从是基于“生存需求”的权宜之计，而非对政权的认同——当刘备为争夺荆州发动夷陵之战，征调蜀地兵丁粮草时，民间已出现“怨声载道”（《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蜀记》），只是尚未形成公开反抗。
诸葛亮时期，社会心理转向“敬畏并存”。诸葛亮的个人权威与法治手段，让益州社会既“畏其威”，又“敬其能”。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让百姓感到压力，却因“公平”赢得一定尊重。同时，诸葛亮通过“南征”“北伐”转移内部矛盾，将社会注意力引向外部战争，暂时压制了不满情绪。但这种“敬畏”是脆弱的——它依赖于诸葛亮的个人魅力与战争带来的“短期团结”，一旦权威消失、战争失利，心理平衡便会打破。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蜀地百姓“巷哭三日”，既有哀悼，也暗含对未来的不安。
蒋琬、费祎时期，社会心理开始“疏离分化”。蒋琬的“保守”与费祎的“制衡”，让政权失去了诸葛亮时期的凝聚力，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矛盾公开化。普通百姓则因“赋税渐重”“徭役增多”，对政权的好感逐渐消失。《三国志·谯周传》载，当时民间流传“魏人来，蜀人安”的童谣，反映出社会心理开始向“期待外部改变”倾斜。此时，本土士族通过联姻、结社形成更紧密的网络，暗中构建“蜀人共同体”意识，与外来集团划清界限；外来官员则因“思乡”“危机感”，纷纷将亲属送回荆州或中原，形成“随时准备撤离”的心态。社会心理的这种分化，使得蜀汉的社会结构从“表面统一”走向“实质分裂”。
姜维执政至灭亡前，社会心理彻底转向“集体厌弃”。十年九伐带来的深重灾难，让蜀地百姓“视战争为浩劫，视政权为祸根”。《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晋阳秋》载，蜀地“户口耗减，十不存三”，幸存百姓“谈及姜维，皆咬牙切齿”；本土士族则将姜维视为“外来祸首”，与朝廷中的反战派联合，形成“倒姜”共识。更关键的是，“厌弃”不仅针对姜维，更延伸至整个蜀汉政权——当魏军伐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是因为认同曹魏，而是因为“任何改变都比现状好”。这种“集体厌弃”心理，使得蜀汉的抵抗失去了社会基础：士兵“不愿为政权卖命”，百姓“不愿为守军提供粮饷”，地方官“不愿为朝廷坚守”，最终形成“全民投降”的局面。
社会心理的崩解，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在传统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源于“天命”“正统”，更源于“民心”——当百姓普遍认为“这个政权不值得支持”时，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蜀汉的悲剧在于，它始终未能让益州社会相信“这是我们的政权”，外来集团的“正统叙事”与本土社会的“生存需求”长期对立，文化隔阂又让这种对立难以调和，最终在战争消耗中，将“隐忍”熬成了“厌弃”。
从政治认同的断层到文化融合的失败，再到社会心理的崩解，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认同构建”的全面破产。这个由外来者建立的政权，始终未能真正“扎根”益州，就像一株移植的大树，看似枝繁叶茂，实则根系浅陋，一旦遭遇风雨，便会轰然倒塌。
炎兴元年的投降，对益州社会而言，更像是一场“解缚”——摆脱了外来政权的统治，也摆脱了“兴复汉室”的沉重枷锁。当刘禅在洛阳安享“安乐公”的待遇时，蜀地百姓开始在曹魏的统治下重建生活，而那些曾经困扰蜀汉的“认同难题”，则留给了历史去评说。下一章，我们将从曹魏的视角，分析其灭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看看外部压力如何与内部矛盾共振，最终敲响蜀汉的丧钟。
一、政治认同的断层：“汉室正统”与“益州本位”的持久对立
蜀汉政权的政治认同，从诞生起就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外来集团，高举“兴复汉室”的旗帜，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对东汉王朝的继承性上；而益州本土社会，尤其是士族阶层，更关注“益州本位”的利益，对“汉室”缺乏天然认同。这种“正统叙事”与“本土利益”的对立，构成了政治认同的断层，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
刘备集团入蜀前，益州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态。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二十余年，虽未能完全整合本土士族，但通过“东州士”（入蜀的中原、荆州士人）与本土豪强的有限合作，维持了“益州人治益州”的基本格局。本土士族如张裔、杨洪、谯周家族等，在地方治理中拥有实际话语权，其利益诉求集中在“保境安民”“减少外战”上。刘备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夺取益州，虽吸纳部分本土人士入仕，却将核心权力牢牢控制在“荆襄集团”手中，这种“以客压主”的格局，天然引发本土士族的抵触。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所封核心官员中，益州籍仅法正一人；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称帝，三公九卿几乎全为外来势力，本土士族“虽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参与感被严重削弱。
诸葛亮执政时期，试图以“法治”弥合认同断层，却未能触及根本。他提出“勤理细事，汗流终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通过严明法度、公平赏罚，暂时压制了本土士族的不满。但其“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与本土士族“息民休战”的诉求直接冲突。诸葛亮五次北伐，虽强调“汉贼不两立”，却让益州“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本土士族的经济利益与安宁生活持续受损。张裔曾委婉劝谏“蜀地疲弊，宜休养生息”，被诸葛亮以“王业不偏安”驳回；谯周作《仇国论》暗讽北伐，虽未遭严惩，却反映出本土知识阶层对“正统叙事”的质疑。这种“政治目标与本土利益”的背离，使得“汉室正统”的认同始终局限于外来集团，难以渗透到益州社会深层。
蒋琬、费祎时期，政治认同的断层开始显性化。蒋琬提出“乘水东下袭魏”，因“多有蜀人反对”而作罢（《三国志·蒋琬传》）；费祎推行“保国治民”政策，与本土士族缓和关系，却被视为“背离先帝遗志”，遭到外来集团中“主战派”的不满。此时，外来集团内部因“荆州籍”“北方籍”的差异开始分化，而本土士族则形成相对统一的利益集团，朝堂上逐渐出现“外来主战派”与“本土主和派”的清晰对立。至姜维执政，这种对立达到顶峰——姜维作为“凉州降将”，既非荆襄核心，也非益州本土，其北伐主张被本土士族视为“祸国殃民”，谯周、郤正等公开撰文批评，甚至与部分不满姜维的外来官员暗中联络，形成“反战同盟”。
政治认同的断层，在灭蜀之战中彻底暴露。当钟会、邓艾伐蜀时，外来集团多主张抵抗（如姜维、廖化），本土士族则纷纷劝降（如谯周、张绍）。更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员的反应：益州本土出身的太守、县令“多望风降魏”，而外来势力担任的地方官“虽有抵抗，却因无本地支持而迅速溃败”（《晋书·文帝纪》）。这种“外来者战，本土者降”的局面，印证了蜀汉政权始终未能将“汉室正统”转化为益州社会的普遍认同——当政权的核心认同仅存在于少数外来者心中时，其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二、文化融合的失败：地域隔阂与价值冲突的长期发酵
政治认同的断层，背后是文化融合的失败。蜀汉统治下的益州，存在“中原文化”（外来集团携带）与“巴蜀文化”（本土传统）的显着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语言、习俗、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刘备、诸葛亮虽试图以中原文化改造巴蜀，却因“强制同化”而非“自然融合”，加剧了地域隔阂，最终让文化差异转化为政治对立。
语言与习俗的隔阂，是文化融合的第一道障碍。巴蜀地区自秦以来虽纳入中原版图，但仍保留独特的方言与习俗。《蜀语》载，蜀地“言语侏离，与中原异”，民间习俗“尚巫鬼，重淫祀”，与中原“尊礼乐，重教化”的传统差异显着。刘备入蜀后，外来官员多不通蜀语，与本土百姓交流需依赖翻译；诸葛亮治蜀时，虽推广中原礼仪，却禁止民间巫祀，“毁蜀地神庙，禁百姓祠祀”（《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引发民间不满。更重要的是，外来集团以“正统文化持有者”自居，轻视巴蜀文化，称蜀人为“蛮夷”，这种文化优越感让本土社会产生强烈抵触。
价值观念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文化隔阂。中原文化强调“忠君爱国”“大一统”，而巴蜀文化因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更注重“实用主义”“地方自主”。这种差异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外来集团视“北伐中原”为“忠义之举”，本土士族则认为“保境安民”更重要；外来集团推崇“严刑峻法”，本土社会更习惯“柔性治理”（如刘璋时期的“宽柔”）。诸葛亮的“法治”虽被后世称道，却在蜀地遭遇隐性抵抗——《三国志·简雍传》载，简雍曾以“民有酿者，刑与淫祀同”讽谏诸葛亮律法过严，反映出本土社会对“中原式法治”的不适应。至后期，本土士族甚至将外来集团的文化习俗视为“压迫象征”，谯周在《仇国论》中以“因余之国”（喻蜀汉）对比“肇建之国”（喻曹魏），暗指外来者的文化统治不得人心。
教育与舆论的垄断，未能促进文化融合，反而激化了对立。诸葛亮时期，蜀汉设立太学，推广儒家经典，但太学官员多为外来学者（如尹默、李譔，均为荆州人），教材全为中原典籍，巴蜀本土文化被排除在外。民间教育则被本土士族掌控，他们通过私塾传授地方知识，形成“官方中原文化”与“民间巴蜀文化”的平行体系。舆论方面，外来集团控制官方史书与文宣，将刘备塑为“汉室苗裔”，将刘璋描绘为“暗弱之主”，以此强化“入主益州”的合法性；本土士族则通过民谣、传说等方式，传播“外来者掠夺蜀地”的叙事，如民间流传“豫州（指刘备）入蜀，蜀民遭殃”的歌谣（《华阳国志·蜀志》），这种舆论对立，让文化隔阂转化为社会情绪的对立。
文化融合的失败，使得蜀汉始终未能形成“蜀人认同”。外来者自视为“正统继承者”，将益州视为“兴复汉室的基地”；本土人则自视为“蜀地主人”，将外来者视为“临时统治者”。这种“客”与“主”的身份区隔，在和平时期表现为隐性的文化抵触，在危机时刻则转化为公开的政治分裂。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蜀地百姓“不知有汉，只知有蜀”，对“汉室灭亡”毫无痛感，反而因“外来统治结束”而感到解脱，这正是文化融合失败的终极体现。
三、社会心理的崩解：从“隐忍服从”到“集体厌弃”的质变
政治认同的断层与文化融合的失败，最终沉淀为社会心理的崩解。益州社会对蜀汉政权的态度，从刘备时期的“隐忍服从”，到诸葛亮时期的“敬畏并存”，再到后期的“集体厌弃”，经历了一个缓慢却不可逆的质变过程。这种心理变化，虽无形却致命，它让蜀汉在危机面前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能力。
刘备入蜀初期，益州社会的心理是“隐忍服从”。经历刘璋与刘备的战争后，蜀地“户口锐减，生产凋敝”（《三国志·刘璋传》），百姓迫切需要安定，对新政权虽有抵触，却选择暂时服从。刘备集团通过“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半年”等措施，暂时稳定了人心。但这种服从是基于“生存需求”的权宜之计，而非对政权的认同——当刘备为争夺荆州发动夷陵之战，征调蜀地兵丁粮草时，民间已出现“怨声载道”（《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蜀记》），只是尚未形成公开反抗。
诸葛亮时期，社会心理转向“敬畏并存”。诸葛亮的个人权威与法治手段，让益州社会既“畏其威”，又“敬其能”。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让百姓感到压力，却因“公平”赢得一定尊重。同时，诸葛亮通过“南征”“北伐”转移内部矛盾，将社会注意力引向外部战争，暂时压制了不满情绪。但这种“敬畏”是脆弱的——它依赖于诸葛亮的个人魅力与战争带来的“短期团结”，一旦权威消失、战争失利，心理平衡便会打破。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蜀地百姓“巷哭三日”，既有哀悼，也暗含对未来的不安。
蒋琬、费祎时期，社会心理开始“疏离分化”。蒋琬的“保守”与费祎的“制衡”，让政权失去了诸葛亮时期的凝聚力，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矛盾公开化。普通百姓则因“赋税渐重”“徭役增多”，对政权的好感逐渐消失。《三国志·谯周传》载，当时民间流传“魏人来，蜀人安”的童谣，反映出社会心理开始向“期待外部改变”倾斜。此时，本土士族通过联姻、结社形成更紧密的网络，暗中构建“蜀人共同体”意识，与外来集团划清界限；外来官员则因“思乡”“危机感”，纷纷将亲属送回荆州或中原，形成“随时准备撤离”的心态。社会心理的这种分化，使得蜀汉的社会结构从“表面统一”走向“实质分裂”。
姜维执政至灭亡前，社会心理彻底转向“集体厌弃”。十年九伐带来的深重灾难，让蜀地百姓“视战争为浩劫，视政权为祸根”。《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晋阳秋》载，蜀地“户口耗减，十不存三”，幸存百姓“谈及姜维，皆咬牙切齿”；本土士族则将姜维视为“外来祸首”，与朝廷中的反战派联合，形成“倒姜”共识。更关键的是，“厌弃”不仅针对姜维，更延伸至整个蜀汉政权——当魏军伐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是因为认同曹魏，而是因为“任何改变都比现状好”。这种“集体厌弃”心理，使得蜀汉的抵抗失去了社会基础：士兵“不愿为政权卖命”，百姓“不愿为守军提供粮饷”，地方官“不愿为朝廷坚守”，最终形成“全民投降”的局面。
社会心理的崩解，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在传统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源于“天命”“正统”，更源于“民心”——当百姓普遍认为“这个政权不值得支持”时，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蜀汉的悲剧在于，它始终未能让益州社会相信“这是我们的政权”，外来集团的“正统叙事”与本土社会的“生存需求”长期对立，文化隔阂又让这种对立难以调和，最终在战争消耗中，将“隐忍”熬成了“厌弃”。
从政治认同的断层到文化融合的失败，再到社会心理的崩解，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认同构建”的全面破产。这个由外来者建立的政权，始终未能真正“扎根”益州，就像一株移植的大树，看似枝繁叶茂，实则根系浅陋，一旦遭遇风雨，便会轰然倒塌。
炎兴元年的投降，对益州社会而言，更像是一场“解缚”——摆脱了外来政权的统治，也摆脱了“兴复汉室”的沉重枷锁。当刘禅在洛阳安享“安乐公”的待遇时，蜀地百姓开始在曹魏的统治下重建生活，而那些曾经困扰蜀汉的“认同难题”，则留给了历史去评说。下一章，我们将从曹魏的视角，分析其灭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看看外部压力如何与内部矛盾共振，最终敲响蜀汉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