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徐渊，大概是上海滩最矛盾的一个存在——既是揣着未来的“先知”，却活得比谁都煎熬；又像踩在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步都要算尽分寸，避免踏错半分。
精神内耗早已成了刻进骨髓的习惯。 他不必为睡眠费神，那身“无损固化”的体质让他哪怕连续熬夜，脊背也依旧挺直，指尖握笔时稳得不见半分颤意，可精神上的疲惫却像藤蔓，早把心缠得密不透风。霞飞路那栋徐公馆的书房，总亮着上海滩后半夜最固执的一盏灯。柚木书桌上的黄铜烟灰缸，永远是满的，烟蒂挤得像座小坟，泛着灰白的余烬，偶尔有火星子在暗处明灭，倒比他眼底的光更鲜活些，要知道现实世界中的徐渊可是个不抽烟的人。
他在夜里做思考，不是商人对着账本算盈亏，是坐在藤椅上，指尖夹着烟，任由烟雾把自己裹进一片模糊里，脑子里却在演一场场没有观众的戏。支持工运？他能想到工人举着标语涌上街，也能想到军阀的马队踏过来，血溅在石板路上——或许能逼资方让一步，可那些冲在最前的年轻人，有多少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强硬对抗军阀？他手里那点护厂的私兵，在真枪实弹的队伍面前，不过是纸糊的墙，到头来工厂被占，跟着他吃饭的工人一家老小，又该去哪讨活路？甚至偶尔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把历史的真相说出去？他仿佛能看到自己被当成疯子绑起来，或者被洋人、军阀联手“处理”掉——没人会信，只会把他的话当成颠覆世道的胡言，反而加速更多人的死。
每一条路的尽头，似乎都是深渊，只是深浅不同。想到最后，烟烧到了指尖，烫得他猛地回神，才发现满手心都是汗，心里空落落的，比没烟抽还难受，更不敢抬手落子。
孤独更是像潮水，一涨潮就把他淹得透不过气。
这世上好像只有他醒着，可醒着的人最苦。他知道哪里有坑，却不能拉所有人躲开；知道谁是好人，却不能明着护；知道未来会痛，却不能提前喊一声“小心”。这种话到嘴边咽回去，心事烂在肚子里的日子，比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夜路还难——走夜路还有月亮，他连月亮都没有。
行动上的矛盾，更是把他撕成了两半。
徐渊默许甚至暗中帮着工人办夜校。他让人把工厂旁边那间闲置的工具房腾出来，偷偷修了窗户、糊了墙纸；缺笔墨，他让账房以“采购办公用品”的名义多买些，夜里让心腹悄悄送过去。他总觉得，多识几个字，就少受点骗，将来真到了难的时候，懂道理的人，或许能活得更明白点——这是他作为“未来人”的私心，想让这些人能多几分自保的本事。
可真到了罢工的时候，他又得换张脸。纱厂工人要涨工钱，几百人堵在厂门口，他穿着西装，带着护兵过去，脸上挂着商人惯有的笑，先让账房把拖欠的工钱当场发了，又说“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我跟其他股东（实际上并没有）谈了，每月多加两成补贴”，软的给足；转头却又对着几个带头喊“要跟资方拼到底”的年轻人，压低声音说“你们要是再闹，惊动了巡捕房，我可保不住谁”，硬的也给够。他算准了工人要的是活路，不是拼命，才敢这么软硬兼施，把事压下去。可看着工人散去时，一些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的失望，他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帮了夜校，却又亲手浇灭了他们一次“反抗”的火，自己都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对农民也是。上次郊区遭了灾，有个老农的田被地主强占了，走投无路，跪在他工厂门口求帮忙。他让人把老农扶起来，给了些钱，又托人找了当地的乡绅说情，把田还了回去。老农磕头谢他，他赶紧躲开，心里却不是滋味。
可要是听说哪里闹土地革命，他却得赶紧让人把工厂在乡下的原料仓库护好，甚至默许地方团丁去“维持秩序”——只要别闹到他的产业区，别伤着他的人，其他的，他只能当没看见。他知道那些农民也是被逼的，可他不敢沾——大规模的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怕自己一插手，就像蝴蝶扇翅膀，引来更大的风暴，到时候别说护别人，连自己都护不住。
工厂里的事也一样。他从国外订了新的织布机，比旧机器快三成，还不用工人弯腰弓背地守着，他亲自带着工头拆箱子、看图纸，教他们怎么用。机器转起来那天，车间里的工人都笑了，说“徐老板真是疼人”，他听着也笑，可心里清楚，他是为了效率，也是为了将来——真到了打仗的时候，多造点布，就能多救几个人。
如果谁要是提“成立工人纠察队”，徐渊立马就冷了脸。上次有个留洋回来的设计师，私下里跟工人说“要成立工会才有保障”，他当天就找了个由头，把人辞退了。他知道工会是好东西，可在这时候，沾上“政治”两个字的工会，就是火药桶，洋人怕，军阀怕，连他也怕——一旦被人扣上“资助赤色组织”的帽子，他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
连赚钱都透着股小心翼翼。他靠着穿越者“先知”的优势，总能在金融市场上捞点好处。有人劝他去买租界的地，说稳赚不赔，他没听；有人说该把钱存去国外银行，他也没动。反而把大半利润都换成了设备和军火——能造零件的机床、能织布的机器，还有药品、五金，轻重武器都偷偷存在苏州河沿岸的几个仓库里或者装备受自己控制的卫队以及二姐夫曾维献的部队。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用，也知道这样最安全——不搞地产，不碰鸦片，不跟洋人争利，就守着自己的工厂，囤点“正经东西”，大家都这样搞，至少不会被人当成眼中钉。
说到底，徐渊的摇摆不是懦弱。他不是没血性，只是历史上见过太多血，怕了；不是没主见，只是知道的太多，不敢轻易拿主意。他像被人按在“三维撕裂”的夹缝里——过去的身份、现在的处境、未来的记忆，哪一头都扯着他；又被“存在性焦虑”压着——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对，怕一步错，就万劫不复。
他同情那些举着标语的工人，却怕他们的热血洒得不值；他恨那些吸民脂民膏的旧势力，却得露出假模假式的笑脸跟他们打交道；他揣着未来的地图，却不敢随便指方向，怕指错了路，把人引向更深的坑。他的犹豫、妥协、闭嘴，都是在刀尖上找平衡——想护着自己，护着家人，护着可能被他决定影响着的人，也想让“历史”别因为他乱了套，可心里的理想和良知又总在翻涌，像有个声音在问“你这样算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吗？”
他就是个被困住的人。困在自己的心里，困在历史的缝里，戴着商人的面具、担着大家长的担子、保守着未来人的秘密，在旧社会20年代的上海滩，跳一场没人懂的舞。每一步都踩着疼，每一圈都绕着怕，只能等——等某个大浪拍过来，比如已经发生的“五卅”那天的血，或者即将发生的“四一二”那天的雨，把他脚下的钢丝冲断，到时候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纵身跳下去，选一条路，哪怕是深渊，也只能往前走了。
在1927年4月12日那场血腥镇压前夕，社会各个层面都呈现出诸多微妙而危险的变化，种种预兆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
社会氛围变得诡谲不安，谣言如病毒般在街头巷尾、茶馆酒楼迅速传播。“工人纠察队要抢枪”“共产党要暴动”之类的耳语不绝于耳，“蒋介石要清党”的风声也甚嚣尘上，这些谣言真假难辨，却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与此同时，街头陌生人明显增多，他们多为各方势力眼线，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处尤其活跃，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搜集情报，让本就紧张的气氛愈发微妙。不同阵营的人之间，警惕与敌意莫名增加，哪怕一次普通争吵，都可能因政治立场的猜忌而迅速升级，情绪紧绷到了极点。
舆论导向也在悄然转变。一些原本态度暧昧或中立的报纸，言论开始转向，大量文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强调“维持秩序”，为后续行动铺垫舆论。而上海青帮等与国民党右派势力关系密切的帮派势力，活动愈发频繁，人员聚集、物资调动等异常动向，往往是暴力行动的前兆。
军事与准军事力量同样出现异动。北洋军阀溃兵尚未肃清，“国民革命军”部队陆续进驻上海及周边，这些部队派系与政治倾向复杂，其布防和调动令人警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诞生的工人纠察队，作为重要武装力量，不断遭遇摩擦事件，同时一些身份不明的“民间武装”组织也开始活跃起来。
政治人物的言行也暗藏玄机。蒋介石集团在公开场合虽仍高唱革命口号，但言辞间对“反共”态度愈发暧昧，强调“军纪”“统一指挥”，隐隐透露出清理异己的决心。各国驻沪领事馆、外国商团与蒋介石集团接触密切，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似乎达成了某种默许或交易。
对于拥有“拾荒者之眼”（洞察本质）和“推演”（预测分析）超凡能力的徐渊而言，这些预兆带来的冲击更为深刻。
他看得出穿街头陌生人的伪装，辨别其军警或帮派分子身份；从报纸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根据记忆里的一些未来档案解密推演出舆论战的真实目的；必要时还可以捕捉关键人物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其内心的杀机或恐惧。更甚者，通过“推演”能力，他能将零散征兆串联，模拟出政变可能发生的多种方式与后果，深切体会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压迫感。
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1927年4月12日那个血腥的清晨，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帮派勾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的突然袭击与残酷镇压……
精神内耗早已成了刻进骨髓的习惯。 他不必为睡眠费神，那身“无损固化”的体质让他哪怕连续熬夜，脊背也依旧挺直，指尖握笔时稳得不见半分颤意，可精神上的疲惫却像藤蔓，早把心缠得密不透风。霞飞路那栋徐公馆的书房，总亮着上海滩后半夜最固执的一盏灯。柚木书桌上的黄铜烟灰缸，永远是满的，烟蒂挤得像座小坟，泛着灰白的余烬，偶尔有火星子在暗处明灭，倒比他眼底的光更鲜活些，要知道现实世界中的徐渊可是个不抽烟的人。
他在夜里做思考，不是商人对着账本算盈亏，是坐在藤椅上，指尖夹着烟，任由烟雾把自己裹进一片模糊里，脑子里却在演一场场没有观众的戏。支持工运？他能想到工人举着标语涌上街，也能想到军阀的马队踏过来，血溅在石板路上——或许能逼资方让一步，可那些冲在最前的年轻人，有多少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强硬对抗军阀？他手里那点护厂的私兵，在真枪实弹的队伍面前，不过是纸糊的墙，到头来工厂被占，跟着他吃饭的工人一家老小，又该去哪讨活路？甚至偶尔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把历史的真相说出去？他仿佛能看到自己被当成疯子绑起来，或者被洋人、军阀联手“处理”掉——没人会信，只会把他的话当成颠覆世道的胡言，反而加速更多人的死。
每一条路的尽头，似乎都是深渊，只是深浅不同。想到最后，烟烧到了指尖，烫得他猛地回神，才发现满手心都是汗，心里空落落的，比没烟抽还难受，更不敢抬手落子。
孤独更是像潮水，一涨潮就把他淹得透不过气。
这世上好像只有他醒着，可醒着的人最苦。他知道哪里有坑，却不能拉所有人躲开；知道谁是好人，却不能明着护；知道未来会痛，却不能提前喊一声“小心”。这种话到嘴边咽回去，心事烂在肚子里的日子，比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夜路还难——走夜路还有月亮，他连月亮都没有。
行动上的矛盾，更是把他撕成了两半。
徐渊默许甚至暗中帮着工人办夜校。他让人把工厂旁边那间闲置的工具房腾出来，偷偷修了窗户、糊了墙纸；缺笔墨，他让账房以“采购办公用品”的名义多买些，夜里让心腹悄悄送过去。他总觉得，多识几个字，就少受点骗，将来真到了难的时候，懂道理的人，或许能活得更明白点——这是他作为“未来人”的私心，想让这些人能多几分自保的本事。
可真到了罢工的时候，他又得换张脸。纱厂工人要涨工钱，几百人堵在厂门口，他穿着西装，带着护兵过去，脸上挂着商人惯有的笑，先让账房把拖欠的工钱当场发了，又说“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我跟其他股东（实际上并没有）谈了，每月多加两成补贴”，软的给足；转头却又对着几个带头喊“要跟资方拼到底”的年轻人，压低声音说“你们要是再闹，惊动了巡捕房，我可保不住谁”，硬的也给够。他算准了工人要的是活路，不是拼命，才敢这么软硬兼施，把事压下去。可看着工人散去时，一些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的失望，他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帮了夜校，却又亲手浇灭了他们一次“反抗”的火，自己都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对农民也是。上次郊区遭了灾，有个老农的田被地主强占了，走投无路，跪在他工厂门口求帮忙。他让人把老农扶起来，给了些钱，又托人找了当地的乡绅说情，把田还了回去。老农磕头谢他，他赶紧躲开，心里却不是滋味。
可要是听说哪里闹土地革命，他却得赶紧让人把工厂在乡下的原料仓库护好，甚至默许地方团丁去“维持秩序”——只要别闹到他的产业区，别伤着他的人，其他的，他只能当没看见。他知道那些农民也是被逼的，可他不敢沾——大规模的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怕自己一插手，就像蝴蝶扇翅膀，引来更大的风暴，到时候别说护别人，连自己都护不住。
工厂里的事也一样。他从国外订了新的织布机，比旧机器快三成，还不用工人弯腰弓背地守着，他亲自带着工头拆箱子、看图纸，教他们怎么用。机器转起来那天，车间里的工人都笑了，说“徐老板真是疼人”，他听着也笑，可心里清楚，他是为了效率，也是为了将来——真到了打仗的时候，多造点布，就能多救几个人。
如果谁要是提“成立工人纠察队”，徐渊立马就冷了脸。上次有个留洋回来的设计师，私下里跟工人说“要成立工会才有保障”，他当天就找了个由头，把人辞退了。他知道工会是好东西，可在这时候，沾上“政治”两个字的工会，就是火药桶，洋人怕，军阀怕，连他也怕——一旦被人扣上“资助赤色组织”的帽子，他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
连赚钱都透着股小心翼翼。他靠着穿越者“先知”的优势，总能在金融市场上捞点好处。有人劝他去买租界的地，说稳赚不赔，他没听；有人说该把钱存去国外银行，他也没动。反而把大半利润都换成了设备和军火——能造零件的机床、能织布的机器，还有药品、五金，轻重武器都偷偷存在苏州河沿岸的几个仓库里或者装备受自己控制的卫队以及二姐夫曾维献的部队。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用，也知道这样最安全——不搞地产，不碰鸦片，不跟洋人争利，就守着自己的工厂，囤点“正经东西”，大家都这样搞，至少不会被人当成眼中钉。
说到底，徐渊的摇摆不是懦弱。他不是没血性，只是历史上见过太多血，怕了；不是没主见，只是知道的太多，不敢轻易拿主意。他像被人按在“三维撕裂”的夹缝里——过去的身份、现在的处境、未来的记忆，哪一头都扯着他；又被“存在性焦虑”压着——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对，怕一步错，就万劫不复。
他同情那些举着标语的工人，却怕他们的热血洒得不值；他恨那些吸民脂民膏的旧势力，却得露出假模假式的笑脸跟他们打交道；他揣着未来的地图，却不敢随便指方向，怕指错了路，把人引向更深的坑。他的犹豫、妥协、闭嘴，都是在刀尖上找平衡——想护着自己，护着家人，护着可能被他决定影响着的人，也想让“历史”别因为他乱了套，可心里的理想和良知又总在翻涌，像有个声音在问“你这样算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吗？”
他就是个被困住的人。困在自己的心里，困在历史的缝里，戴着商人的面具、担着大家长的担子、保守着未来人的秘密，在旧社会20年代的上海滩，跳一场没人懂的舞。每一步都踩着疼，每一圈都绕着怕，只能等——等某个大浪拍过来，比如已经发生的“五卅”那天的血，或者即将发生的“四一二”那天的雨，把他脚下的钢丝冲断，到时候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纵身跳下去，选一条路，哪怕是深渊，也只能往前走了。
在1927年4月12日那场血腥镇压前夕，社会各个层面都呈现出诸多微妙而危险的变化，种种预兆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
社会氛围变得诡谲不安，谣言如病毒般在街头巷尾、茶馆酒楼迅速传播。“工人纠察队要抢枪”“共产党要暴动”之类的耳语不绝于耳，“蒋介石要清党”的风声也甚嚣尘上，这些谣言真假难辨，却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与此同时，街头陌生人明显增多，他们多为各方势力眼线，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处尤其活跃，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搜集情报，让本就紧张的气氛愈发微妙。不同阵营的人之间，警惕与敌意莫名增加，哪怕一次普通争吵，都可能因政治立场的猜忌而迅速升级，情绪紧绷到了极点。
舆论导向也在悄然转变。一些原本态度暧昧或中立的报纸，言论开始转向，大量文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强调“维持秩序”，为后续行动铺垫舆论。而上海青帮等与国民党右派势力关系密切的帮派势力，活动愈发频繁，人员聚集、物资调动等异常动向，往往是暴力行动的前兆。
军事与准军事力量同样出现异动。北洋军阀溃兵尚未肃清，“国民革命军”部队陆续进驻上海及周边，这些部队派系与政治倾向复杂，其布防和调动令人警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诞生的工人纠察队，作为重要武装力量，不断遭遇摩擦事件，同时一些身份不明的“民间武装”组织也开始活跃起来。
政治人物的言行也暗藏玄机。蒋介石集团在公开场合虽仍高唱革命口号，但言辞间对“反共”态度愈发暧昧，强调“军纪”“统一指挥”，隐隐透露出清理异己的决心。各国驻沪领事馆、外国商团与蒋介石集团接触密切，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似乎达成了某种默许或交易。
对于拥有“拾荒者之眼”（洞察本质）和“推演”（预测分析）超凡能力的徐渊而言，这些预兆带来的冲击更为深刻。
他看得出穿街头陌生人的伪装，辨别其军警或帮派分子身份；从报纸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根据记忆里的一些未来档案解密推演出舆论战的真实目的；必要时还可以捕捉关键人物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其内心的杀机或恐惧。更甚者，通过“推演”能力，他能将零散征兆串联，模拟出政变可能发生的多种方式与后果，深切体会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压迫感。
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1927年4月12日那个血腥的清晨，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帮派勾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的突然袭击与残酷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