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霞飞路徐公馆的书房内，弥漫着上等龙井的清香，却掩不住空气中一丝凝重。徐渊将两份卷宗——上海实业报告与苏州田产详录——轻轻推至书桌中央。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大姐徐宁茹，以及换了一身戎装、英气中带着几分凌厉的二姐徐佳茹。
“大姐，二姐，”徐渊的声音平静无波，目光却扫过两位姐姐截然不同的气质，“父亲留下的产业，根基深厚，但也如履薄冰。昨天亲临杨树浦，回来后细读田亩账册，才知道这‘根基’二字，何其沉重，也何其脆弱。”
大姐徐宁茹身着素雅旗袍，仪态端庄，闻言微微颔首，眉宇间带着苏州士绅特有的沉稳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她轻抿一口茶，率先开口，语气温婉却直指核心：“阿渊所言极是。上海滩的实业，风云变幻，不易把持。便是苏州老家这七千亩‘根本’，如今也是步步惊心。你姐夫（覃文运）在吴县，最头疼的便是这‘钱’字。”
她放下茶盏，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卷宗边缘，仿佛在触碰一个烫手的山芋：“单说这地租，实物且先不提，佃户交钱租，有交袁大头的，有交孙小头的，更有甚者，交来的是湖南那贬得只剩两成价值的‘省票’，或是四川不知哪个防区发出来的‘军票’，花花绿绿一堆废纸！县府收税，也只认足色银元或可靠的银行券。那些杂票、烂票，钱庄都不愿收，即便收了，贴水高得吓人。你姐夫为维持县政运转，不得不强令钱庄按‘官价’兑换，可这‘官价’与市价相差何止数倍？钱庄怨声载道，佃户更是苦不堪言，稍有天灾人祸，便容易激起民变。这收上来的地租，七扣八扣，真正能入库的银元，比账面上少了一大截。市面上物价一日三涨，县里开支却省不下来，这窟窿，难填啊。”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地方行政长官面对混乱金融时的无力感和对稳定根基的深切忧虑。
二姐徐佳茹冷哼一声，军靴的鞋跟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脆响，带着受军人影响特有的直白和某种强权逻辑下的理所当然：“大姐说的是钱荒，我这边的兵大爷们要的可是现大洋！饷银发下去，若是掺了杂版银元，或是发些狗屁不通的军用票，当兵的立刻就能哗变给你看！淞沪护军使衙门那边，段执政的‘国币’运到上海，十成里能有三成足色就不错了，剩下的要么是成色不足的杂洋，要么干脆是盖了戳的废纸！我们曾家（曾维献）的模范团，枪杆子硬，驻地周边的钱庄、商号不敢不认我们的‘苏州镇守使署钞’，但这玩意儿出了苏州地界，比草纸还不如！想给士兵们添置点好枪好炮，跟洋行打交道，人家只认英镑、美元，或者汇丰、花旗的本票！这烂摊子，靠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她锐利的目光扫向徐渊，“阿渊，你管着家里的钱袋子，可得有数。这世道，什么国币、省票、军钞，都是狗屁！只有真金白银，还有洋人的硬通货，才是靠得住的东西！我们曾家的枪，就是保证这些硬通货能安全落袋的底气！”
两位姐姐的视角，一个从地方治理的困境出发，一个从军阀武力的需求切入，却无比清晰地勾勒出1925年民国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图景。
此时的中华民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巅峰阶段，中央政府（此时为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极弱，货币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其核心特征就是币制不统一、发行主体多元、货币形态庞杂、流通区域割裂。
发行主体的“碎片化”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混战”。北京政府虽名义上拥有货币发行权，但实际控制力仅限于少数省份，其发行的“国币”（如袁世凯像银元、孙中山像银元）虽被定为“本位币”，却因军阀截留铸币原料、私自减重，导致“国币”成色不一，民间多以“验银”方式辨别真伪，流通范围受限。此外，北京政府为筹措军费，滥发不兑现的“军用票”，今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曾在华北发行“西北银行券”，因无准备金支撑，迅速贬值，民众拒绝接受。
各省军阀为扩充势力，纷纷设立地方银行或强制控制钱庄，自行发行货币，形成“一省一币甚至一军阀一币”的局面：直系军阀控制的长江流域（如江苏、湖北），由地方银行发行“省银行券”（如湖北官钱局的“铜元票”），仅在本省流通，跨省需兑换，手续费高达10%-20%；奉系军阀在东北发行“东三省官银号券”，并强制规定为当地税收唯一支付手段，同时严禁其他货币流入；西南军阀（如云南、四川）更甚，四川因军阀混战，大小军阀各占一县，竟出现“县票”“防区票”，部分票券仅在一个乡镇流通，一旦军阀战败，其发行的货币立即沦为废纸。
金属货币的“成色混战”中银元除中央铸造的“国币”外，地方军阀私自铸造的“杂版银元”泛滥，成色从70%到90%不等（标准应为90%），如四川军阀铸造的“大汉银元”，因含银量不足60%，被民间称为“烂板”，仅能按折扣使用；传统“银两”仍在商业大额交易中使用，但各地“平砝”（重量标准）不一，仅上海就有“规元”“漕平”等，全国多达数十种，换算复杂，需依赖钱庄“公估局”鉴定，额外增加交易成本；铜元作为小额货币，各省军阀大量铸造劣质铜元（含铜量从90%降至50%以下），面值从1文到20文不等，甚至出现“当百”“当千”的大面额铜元，导致铜元贬值，物价飞涨，1925年天津1块银元可换铜元2000文，较1912年上涨近10倍。
纸币的成为军阀敛财的主要工具，发行毫无节制。各省银行无准备金滥发，如湖南银行发行的“省票”，发行量是其资本金的50倍，导致1元省票仅值银元0.2元；中小钱庄、商号甚至寺庙、当铺都发行“私票”，票面金额从几百文到几元不等，仅在本地小范围流通，信用完全依赖发行者信誉，一旦倒闭即作废；军用票：军阀为应急军费，直接印发“军用票”，无任何担保，孙传芳在江浙发行的“五省联军军用票”，强制民众接受，半年内贬值80%，民间戏称“擦屁股都嫌硬”。
流通秩序中地域限制森严，各省为保护本地货币利益，设立“厘金局”“税卡”，对省外货币征收“贴水”（兑换费），广东的“毫洋券”（含银80%）进入广西，需缴纳20%贴水才能流通；北方的银元进入南方，常被以“成色不足”为由扣减价值，形成“货币壁垒”。
因货币混乱，钱庄成为唯一能处理跨区域兑换的机构，它们掌控各地货币比价，操纵汇率牟利。如上海钱庄对四川“防区票”的兑换率，一天内可波动30%，商人需向钱庄支付高额“汇水”才能完成交易，中小商户苦不堪言。
这一系列的混乱操作导致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与民生凋敝。
首先就是物价飞涨，1924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较1912年上涨300%，上海大米价格一年内上涨50%，底层民众以铜元交易时，常需携带成捆的“烂板铜元”。
其次是商业的萎缩，跨区域贸易因货币兑换成本过高而锐减，华北的棉布运往西南，需经过5-6次货币兑换，利润被严重侵蚀。
最后是民众信任危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货币，均难以获得民众信任，民间大量囤积银元、银两甚至实物（如粮食、布匹），形成“以物易物”的倒退现象。
此时的民国货币体系，本质上就是军阀割据政治格局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势力割据，导致货币发行沦为军阀敛财的工具，最终形成“无统一币制、无稳定价值、无流通秩序”的全面混乱，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徐渊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大姐的困境和二姐的“硬道理”，都指向一个冰冷的事实：在这个货币地狱里，任何基于“法币”或“地方信用”的财富积累都如同沙上筑塔。父亲留下的产业，无论是上海工厂的利润，还是苏州田庄的地租，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真正的“硬通货”，随时可能在这混乱的洪流中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
他脑海中迅速闪过昨日何茂才报告中的细节：工厂收到的货款，种类繁杂，风险极高。也想起了家中那“少量”却至关重要的汇丰银行股权——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乱世中宝贵的金融通道。
片刻，徐渊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开始组织语言……
“大姐，二姐，”徐渊的声音平静无波，目光却扫过两位姐姐截然不同的气质，“父亲留下的产业，根基深厚，但也如履薄冰。昨天亲临杨树浦，回来后细读田亩账册，才知道这‘根基’二字，何其沉重，也何其脆弱。”
大姐徐宁茹身着素雅旗袍，仪态端庄，闻言微微颔首，眉宇间带着苏州士绅特有的沉稳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她轻抿一口茶，率先开口，语气温婉却直指核心：“阿渊所言极是。上海滩的实业，风云变幻，不易把持。便是苏州老家这七千亩‘根本’，如今也是步步惊心。你姐夫（覃文运）在吴县，最头疼的便是这‘钱’字。”
她放下茶盏，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卷宗边缘，仿佛在触碰一个烫手的山芋：“单说这地租，实物且先不提，佃户交钱租，有交袁大头的，有交孙小头的，更有甚者，交来的是湖南那贬得只剩两成价值的‘省票’，或是四川不知哪个防区发出来的‘军票’，花花绿绿一堆废纸！县府收税，也只认足色银元或可靠的银行券。那些杂票、烂票，钱庄都不愿收，即便收了，贴水高得吓人。你姐夫为维持县政运转，不得不强令钱庄按‘官价’兑换，可这‘官价’与市价相差何止数倍？钱庄怨声载道，佃户更是苦不堪言，稍有天灾人祸，便容易激起民变。这收上来的地租，七扣八扣，真正能入库的银元，比账面上少了一大截。市面上物价一日三涨，县里开支却省不下来，这窟窿，难填啊。”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地方行政长官面对混乱金融时的无力感和对稳定根基的深切忧虑。
二姐徐佳茹冷哼一声，军靴的鞋跟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脆响，带着受军人影响特有的直白和某种强权逻辑下的理所当然：“大姐说的是钱荒，我这边的兵大爷们要的可是现大洋！饷银发下去，若是掺了杂版银元，或是发些狗屁不通的军用票，当兵的立刻就能哗变给你看！淞沪护军使衙门那边，段执政的‘国币’运到上海，十成里能有三成足色就不错了，剩下的要么是成色不足的杂洋，要么干脆是盖了戳的废纸！我们曾家（曾维献）的模范团，枪杆子硬，驻地周边的钱庄、商号不敢不认我们的‘苏州镇守使署钞’，但这玩意儿出了苏州地界，比草纸还不如！想给士兵们添置点好枪好炮，跟洋行打交道，人家只认英镑、美元，或者汇丰、花旗的本票！这烂摊子，靠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她锐利的目光扫向徐渊，“阿渊，你管着家里的钱袋子，可得有数。这世道，什么国币、省票、军钞，都是狗屁！只有真金白银，还有洋人的硬通货，才是靠得住的东西！我们曾家的枪，就是保证这些硬通货能安全落袋的底气！”
两位姐姐的视角，一个从地方治理的困境出发，一个从军阀武力的需求切入，却无比清晰地勾勒出1925年民国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图景。
此时的中华民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巅峰阶段，中央政府（此时为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极弱，货币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其核心特征就是币制不统一、发行主体多元、货币形态庞杂、流通区域割裂。
发行主体的“碎片化”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混战”。北京政府虽名义上拥有货币发行权，但实际控制力仅限于少数省份，其发行的“国币”（如袁世凯像银元、孙中山像银元）虽被定为“本位币”，却因军阀截留铸币原料、私自减重，导致“国币”成色不一，民间多以“验银”方式辨别真伪，流通范围受限。此外，北京政府为筹措军费，滥发不兑现的“军用票”，今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曾在华北发行“西北银行券”，因无准备金支撑，迅速贬值，民众拒绝接受。
各省军阀为扩充势力，纷纷设立地方银行或强制控制钱庄，自行发行货币，形成“一省一币甚至一军阀一币”的局面：直系军阀控制的长江流域（如江苏、湖北），由地方银行发行“省银行券”（如湖北官钱局的“铜元票”），仅在本省流通，跨省需兑换，手续费高达10%-20%；奉系军阀在东北发行“东三省官银号券”，并强制规定为当地税收唯一支付手段，同时严禁其他货币流入；西南军阀（如云南、四川）更甚，四川因军阀混战，大小军阀各占一县，竟出现“县票”“防区票”，部分票券仅在一个乡镇流通，一旦军阀战败，其发行的货币立即沦为废纸。
金属货币的“成色混战”中银元除中央铸造的“国币”外，地方军阀私自铸造的“杂版银元”泛滥，成色从70%到90%不等（标准应为90%），如四川军阀铸造的“大汉银元”，因含银量不足60%，被民间称为“烂板”，仅能按折扣使用；传统“银两”仍在商业大额交易中使用，但各地“平砝”（重量标准）不一，仅上海就有“规元”“漕平”等，全国多达数十种，换算复杂，需依赖钱庄“公估局”鉴定，额外增加交易成本；铜元作为小额货币，各省军阀大量铸造劣质铜元（含铜量从90%降至50%以下），面值从1文到20文不等，甚至出现“当百”“当千”的大面额铜元，导致铜元贬值，物价飞涨，1925年天津1块银元可换铜元2000文，较1912年上涨近10倍。
纸币的成为军阀敛财的主要工具，发行毫无节制。各省银行无准备金滥发，如湖南银行发行的“省票”，发行量是其资本金的50倍，导致1元省票仅值银元0.2元；中小钱庄、商号甚至寺庙、当铺都发行“私票”，票面金额从几百文到几元不等，仅在本地小范围流通，信用完全依赖发行者信誉，一旦倒闭即作废；军用票：军阀为应急军费，直接印发“军用票”，无任何担保，孙传芳在江浙发行的“五省联军军用票”，强制民众接受，半年内贬值80%，民间戏称“擦屁股都嫌硬”。
流通秩序中地域限制森严，各省为保护本地货币利益，设立“厘金局”“税卡”，对省外货币征收“贴水”（兑换费），广东的“毫洋券”（含银80%）进入广西，需缴纳20%贴水才能流通；北方的银元进入南方，常被以“成色不足”为由扣减价值，形成“货币壁垒”。
因货币混乱，钱庄成为唯一能处理跨区域兑换的机构，它们掌控各地货币比价，操纵汇率牟利。如上海钱庄对四川“防区票”的兑换率，一天内可波动30%，商人需向钱庄支付高额“汇水”才能完成交易，中小商户苦不堪言。
这一系列的混乱操作导致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与民生凋敝。
首先就是物价飞涨，1924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较1912年上涨300%，上海大米价格一年内上涨50%，底层民众以铜元交易时，常需携带成捆的“烂板铜元”。
其次是商业的萎缩，跨区域贸易因货币兑换成本过高而锐减，华北的棉布运往西南，需经过5-6次货币兑换，利润被严重侵蚀。
最后是民众信任危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货币，均难以获得民众信任，民间大量囤积银元、银两甚至实物（如粮食、布匹），形成“以物易物”的倒退现象。
此时的民国货币体系，本质上就是军阀割据政治格局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势力割据，导致货币发行沦为军阀敛财的工具，最终形成“无统一币制、无稳定价值、无流通秩序”的全面混乱，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徐渊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大姐的困境和二姐的“硬道理”，都指向一个冰冷的事实：在这个货币地狱里，任何基于“法币”或“地方信用”的财富积累都如同沙上筑塔。父亲留下的产业，无论是上海工厂的利润，还是苏州田庄的地租，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真正的“硬通货”，随时可能在这混乱的洪流中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
他脑海中迅速闪过昨日何茂才报告中的细节：工厂收到的货款，种类繁杂，风险极高。也想起了家中那“少量”却至关重要的汇丰银行股权——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乱世中宝贵的金融通道。
片刻，徐渊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开始组织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