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杨树浦的路上，轿车缓缓行驶，车内气氛略显沉闷。大掌柜何茂才偷偷打量着坐在一旁的徐渊，只见他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眉头微微皱起，脸上满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何茂才心想，这位东家怕是还沉浸在父母离世的巨大悲痛之中，一时难以释怀。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略带歉意地说道：“少爷，实在对不住，老头子没注意到您的心情，可您是徐家的顶梁柱，还得保重身子才是。”说着，他眼中满是关切与心疼。
徐渊微微转过头，没有过多解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说道：“茂才叔，不必这么说，这不怪你。只是……”他顿了顿，又把目光投向窗外，停止继续说下去。
何茂才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少爷，我知道您心里苦，可逝者已逝，咱们还得往前看呐。徐家上下这么多双眼睛都望着您，您可得振作起来。”
徐渊默默点了点头，说道：“茂才叔，你的话我都明白。今晚一起吃个晚餐吧，咱们也好好聊聊。”这邀请不过是出于客套，他此刻满心烦忧，其实并无心情应酬。
何茂才自然察觉到了徐渊的言不由衷，他摆了摆手，说道：“少爷，心意咱心领了。您今儿也累了，估计想自己静静。这些徐氏实业的详细信息您先拿着，我就不打扰了。”说着，他拿起放在一旁的资料，轻轻放在徐渊身边，随后又对着前排的司机说道：“小李，下一个路口把我放下就行。”
不一会儿，车缓缓停下。何茂才推开车门，转身说道：“少爷，您回去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徐渊点了点头，回了句：“茂才叔，您慢走。”
老人家关上车门，看着轿车缓缓驶离，眼神中满是担忧。他默默祈祷着徐家能在这位年轻少爷的带领下，顺利度过眼前的难关。
三月的夜，带着料峭春寒漫过霞飞路，徐公馆的轮廓在薄暮里渐渐清晰。欧式主楼的罗马柱沾着夜雾，廊下雕花门窗透出暖黄的灯光，将柱身的凹槽照得明明灭灭，像给这西洋的典雅镀了层朦胧的东方晕染。
内庭的假山刚抽出几丛新绿，池沼里的冰融得差不多了，水面浮着残冰碎裂的微光，倒映着亭台飞檐的影子，檐角悬着的宫灯被晚风推得轻轻晃，绢面透出的光洒在刚冒芽的青苔石上，软了几分寒意。穿堂风裹着墙外花园的气息钻进来——是早樱的淡香混着湿土味，还有新抽的紫藤嫩芽那股清冽的草木气，在中式庭院的精巧里添了几分春日的骚动。
公馆外的花园正处在新旧交替里，几株早樱树缀着粉白的花苞，有的已怯生生绽开半朵，被夜露打湿了花瓣，香气随风一阵阵漫到街面。偶有汽车驶过霞飞路，引擎声远了，就只剩主楼窗里飘出的轻声细语。
罗马柱的阴影里，藏着新抽的春藤；飞檐翘角下，悬着染了花香的风。这三月的夜，把西洋建筑的庄重、中式园林的细腻，连同料峭里悄悄冒头的春意，都酿成了徐公馆独有的味道。
徐渊的皮鞋踩在庭院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仆人们垂手立在廊下，见他眉头微蹙，谁也不敢多言，只待那道身影掠过雕花月洞门，才悄悄松了口气。
三月的夜风还带着潮气，他立在假山下看了会儿新抽的藤芽，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扣，最终还是转身往主楼去。刚踏上台阶，客厅方向就传来轻缓的脚步声——大姐徐宁茹穿着月白旗袍，领口别着枚珍珠扣，手里还搭着件驼色披肩；二姐徐佳茹则是西式洋装，发梢卷得一丝不苟。
“阿渊回来啦？”徐宁茹的声音温温柔柔，目光扫过他沾了些夜露的肩头，“厨房还温着汤，让张妈再炒两个菜？”
徐渊摆摆手，脱大衣时带起一阵风，混着外头早樱的淡香：“不用了，你们歇着吧。”他简单提了句工厂的事，语气里的倦意藏不住，“茂才叔拿了些文件，我去书房看看。”
徐佳茹想再说些什么，被大姐悄悄按住。看着弟弟的身影消失在书房门后，她才轻声道：“怕是杨树浦那边又出了什么岔子，这些终究是要他来面对的，我们看着点，先这样吧。”两姊妹望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相视轻轻叹了口气。
书房内，徐渊将资料摊在红木桌上，窗外的月光有些清冷，他抛开心中繁杂的思绪，开始仔细梳理眼前的文件信息。
明远缫丝厂，拥有意大利产的缫丝设备240台，员工近千人。每台缫丝机每日可缫制生丝约0.7公斤，若设备满负荷运转，工厂每日生丝产量约170公斤，月产优质生丝通常在5吨左右。
生丝品质分为“厂丝”（机制丝）与“土丝”，明远缫丝厂作为相对先进的民族企业，多产厂丝，主要供应国内丝绸织造厂，或经上海、广州等口岸外销至欧美、日本等地。来自未来的记忆里历史上1920-1930年代是缫丝业高峰，再看何茂才给的资料也能对应的上。明远缫丝厂1924年出口生丝达六十二吨，年总产值因丝价波动（每担厂丝价格通常在数百银元）有些出入，合计五十七万余银元。刨除人力、设备折旧、原材料采购、上下打点等成本，一年的净收入在十九万余银元。
至于华新纺织厂此时拥有纱锭枚、线锭1190枚，布机500台，工人4700余。产能和营收上，每枚纱锭日均产纱0.5磅计，月产棉纱约3750担（1担=100斤），按16支纱每担180银元计，月营收约67.5万银元。
每台织布机日均产布40码，月产棉布约60万码（约合1.5万匹），按每匹2.8银元计，月营收约4.2万银元。每枚线锭月产线约50担，营收约1万银元。月总营收约72.7万银元。成本结构里原材料棉花占比约60%-70%，国内棉花（如山东、河南产）每担约20-25银元，进口美棉每担约30-35银元，原料供应相对稳定。工人月薪约4-8银元（男工略高，女工、童工较低），4700名工人月工资总额约2.5-3万银元。纱锭、布机折旧及蒸汽机/电力费用月均约1-1.5万银元。民国时期民族企业税负相对较轻（部分享有地方优惠），月均约5000-8000银元。
这样算下来月净利润约22.7万银元（营收-成本），年化净利润可达270万银元以上。
现在的国内纺织业处于相对繁荣的时期（一战后列强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对华大规模商品倾销，民族纺织业获得一定发展空间）。市场需求上国内对棉纱、棉布的需求旺盛（民生必需品），且部分产品可销往东南亚等地，棉纱、棉布价格处于上升通道（1925年上海市场16支棉纱每包约180-200银元，标准白布每匹约2.5-3银元）。
总体而言，1925年前后这类大型纺织厂处于盈利高峰期，年净利润可达200-300万银元（按当时购买力，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0-400元），是民族工业中盈利能力较强的代表。和徐氏实业同时期存在的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厂、穆藕初的上海厚生纱厂等，均在这一时期实现快速扩张，印证了行业的高景气度。
民国时期商业领域呈现出一种高收入与高风险如影随形的态势。对于像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这样颇具规模的大型轻工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棉花，作为纺织业的关键原料，其价格的波动就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企业的成本控制。每当汛期来临，雨水泛滥，棉田往往遭受重创，棉花收成大受影响。收成减少，市场上的棉花供应量随之降低，国外的资本家可不是来善堂的，趁火打劫下价格便如同脱缰的野马般飙升。这对于依赖棉花为主要原料的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利润空间被无情压缩。
而局部战乱，更是犹如一场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搅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军阀混战使得交通要道被封锁，原料运输变得困难重重，工厂时常面临原料短缺的困境，生产进度被迫中断。同时，战乱也让人们的生活陷入动荡，消费能力下降，产品销售渠道受阻，堆积如山的货物无法及时变现，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僵局。
更不容忽视的是列强，尤其是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实力，不断向中国市场倾销纺织品。日本纺织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较高的质量，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对中国本土纺织企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在与日本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即便面临着如此多的风险与挑战，徐氏实业在杨树浦的这两个工厂，此时依旧宛如两只下金蛋的母鸡，凭借着自身的规模优势、长期积累的市场渠道以及熟练的工人队伍，每年依旧能给徐家带来两百九十余万银元的纯收入。这笔巨额财富，在当时那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引得无数人觊觎和眼红。
徐渊坐在霞飞路公馆的书房里，柔和的灯光洒在他手中的资料上。他静静地看着那些记录着工厂营收数据的纸张，心中五味杂陈。从未来的价值观来看，这些巨额财富的背后，是底层劳动者们无尽的血汗。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时间劳作，忍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他们的健康和尊严被无情践踏。而徐家正是通过这种压榨和剥削的方式，积累起了庞大的家业。这份家业虽然为他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广泛的影响力，但在徐渊眼中，这也是当下随时可能引发危机的催命符，更是未来必将遭到历史清算的铁证。
何茂才心想，这位东家怕是还沉浸在父母离世的巨大悲痛之中，一时难以释怀。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略带歉意地说道：“少爷，实在对不住，老头子没注意到您的心情，可您是徐家的顶梁柱，还得保重身子才是。”说着，他眼中满是关切与心疼。
徐渊微微转过头，没有过多解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说道：“茂才叔，不必这么说，这不怪你。只是……”他顿了顿，又把目光投向窗外，停止继续说下去。
何茂才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少爷，我知道您心里苦，可逝者已逝，咱们还得往前看呐。徐家上下这么多双眼睛都望着您，您可得振作起来。”
徐渊默默点了点头，说道：“茂才叔，你的话我都明白。今晚一起吃个晚餐吧，咱们也好好聊聊。”这邀请不过是出于客套，他此刻满心烦忧，其实并无心情应酬。
何茂才自然察觉到了徐渊的言不由衷，他摆了摆手，说道：“少爷，心意咱心领了。您今儿也累了，估计想自己静静。这些徐氏实业的详细信息您先拿着，我就不打扰了。”说着，他拿起放在一旁的资料，轻轻放在徐渊身边，随后又对着前排的司机说道：“小李，下一个路口把我放下就行。”
不一会儿，车缓缓停下。何茂才推开车门，转身说道：“少爷，您回去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徐渊点了点头，回了句：“茂才叔，您慢走。”
老人家关上车门，看着轿车缓缓驶离，眼神中满是担忧。他默默祈祷着徐家能在这位年轻少爷的带领下，顺利度过眼前的难关。
三月的夜，带着料峭春寒漫过霞飞路，徐公馆的轮廓在薄暮里渐渐清晰。欧式主楼的罗马柱沾着夜雾，廊下雕花门窗透出暖黄的灯光，将柱身的凹槽照得明明灭灭，像给这西洋的典雅镀了层朦胧的东方晕染。
内庭的假山刚抽出几丛新绿，池沼里的冰融得差不多了，水面浮着残冰碎裂的微光，倒映着亭台飞檐的影子，檐角悬着的宫灯被晚风推得轻轻晃，绢面透出的光洒在刚冒芽的青苔石上，软了几分寒意。穿堂风裹着墙外花园的气息钻进来——是早樱的淡香混着湿土味，还有新抽的紫藤嫩芽那股清冽的草木气，在中式庭院的精巧里添了几分春日的骚动。
公馆外的花园正处在新旧交替里，几株早樱树缀着粉白的花苞，有的已怯生生绽开半朵，被夜露打湿了花瓣，香气随风一阵阵漫到街面。偶有汽车驶过霞飞路，引擎声远了，就只剩主楼窗里飘出的轻声细语。
罗马柱的阴影里，藏着新抽的春藤；飞檐翘角下，悬着染了花香的风。这三月的夜，把西洋建筑的庄重、中式园林的细腻，连同料峭里悄悄冒头的春意，都酿成了徐公馆独有的味道。
徐渊的皮鞋踩在庭院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仆人们垂手立在廊下，见他眉头微蹙，谁也不敢多言，只待那道身影掠过雕花月洞门，才悄悄松了口气。
三月的夜风还带着潮气，他立在假山下看了会儿新抽的藤芽，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扣，最终还是转身往主楼去。刚踏上台阶，客厅方向就传来轻缓的脚步声——大姐徐宁茹穿着月白旗袍，领口别着枚珍珠扣，手里还搭着件驼色披肩；二姐徐佳茹则是西式洋装，发梢卷得一丝不苟。
“阿渊回来啦？”徐宁茹的声音温温柔柔，目光扫过他沾了些夜露的肩头，“厨房还温着汤，让张妈再炒两个菜？”
徐渊摆摆手，脱大衣时带起一阵风，混着外头早樱的淡香：“不用了，你们歇着吧。”他简单提了句工厂的事，语气里的倦意藏不住，“茂才叔拿了些文件，我去书房看看。”
徐佳茹想再说些什么，被大姐悄悄按住。看着弟弟的身影消失在书房门后，她才轻声道：“怕是杨树浦那边又出了什么岔子，这些终究是要他来面对的，我们看着点，先这样吧。”两姊妹望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相视轻轻叹了口气。
书房内，徐渊将资料摊在红木桌上，窗外的月光有些清冷，他抛开心中繁杂的思绪，开始仔细梳理眼前的文件信息。
明远缫丝厂，拥有意大利产的缫丝设备240台，员工近千人。每台缫丝机每日可缫制生丝约0.7公斤，若设备满负荷运转，工厂每日生丝产量约170公斤，月产优质生丝通常在5吨左右。
生丝品质分为“厂丝”（机制丝）与“土丝”，明远缫丝厂作为相对先进的民族企业，多产厂丝，主要供应国内丝绸织造厂，或经上海、广州等口岸外销至欧美、日本等地。来自未来的记忆里历史上1920-1930年代是缫丝业高峰，再看何茂才给的资料也能对应的上。明远缫丝厂1924年出口生丝达六十二吨，年总产值因丝价波动（每担厂丝价格通常在数百银元）有些出入，合计五十七万余银元。刨除人力、设备折旧、原材料采购、上下打点等成本，一年的净收入在十九万余银元。
至于华新纺织厂此时拥有纱锭枚、线锭1190枚，布机500台，工人4700余。产能和营收上，每枚纱锭日均产纱0.5磅计，月产棉纱约3750担（1担=100斤），按16支纱每担180银元计，月营收约67.5万银元。
每台织布机日均产布40码，月产棉布约60万码（约合1.5万匹），按每匹2.8银元计，月营收约4.2万银元。每枚线锭月产线约50担，营收约1万银元。月总营收约72.7万银元。成本结构里原材料棉花占比约60%-70%，国内棉花（如山东、河南产）每担约20-25银元，进口美棉每担约30-35银元，原料供应相对稳定。工人月薪约4-8银元（男工略高，女工、童工较低），4700名工人月工资总额约2.5-3万银元。纱锭、布机折旧及蒸汽机/电力费用月均约1-1.5万银元。民国时期民族企业税负相对较轻（部分享有地方优惠），月均约5000-8000银元。
这样算下来月净利润约22.7万银元（营收-成本），年化净利润可达270万银元以上。
现在的国内纺织业处于相对繁荣的时期（一战后列强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对华大规模商品倾销，民族纺织业获得一定发展空间）。市场需求上国内对棉纱、棉布的需求旺盛（民生必需品），且部分产品可销往东南亚等地，棉纱、棉布价格处于上升通道（1925年上海市场16支棉纱每包约180-200银元，标准白布每匹约2.5-3银元）。
总体而言，1925年前后这类大型纺织厂处于盈利高峰期，年净利润可达200-300万银元（按当时购买力，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0-400元），是民族工业中盈利能力较强的代表。和徐氏实业同时期存在的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厂、穆藕初的上海厚生纱厂等，均在这一时期实现快速扩张，印证了行业的高景气度。
民国时期商业领域呈现出一种高收入与高风险如影随形的态势。对于像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这样颇具规模的大型轻工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棉花，作为纺织业的关键原料，其价格的波动就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企业的成本控制。每当汛期来临，雨水泛滥，棉田往往遭受重创，棉花收成大受影响。收成减少，市场上的棉花供应量随之降低，国外的资本家可不是来善堂的，趁火打劫下价格便如同脱缰的野马般飙升。这对于依赖棉花为主要原料的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利润空间被无情压缩。
而局部战乱，更是犹如一场场突如其来的噩梦，搅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军阀混战使得交通要道被封锁，原料运输变得困难重重，工厂时常面临原料短缺的困境，生产进度被迫中断。同时，战乱也让人们的生活陷入动荡，消费能力下降，产品销售渠道受阻，堆积如山的货物无法及时变现，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僵局。
更不容忽视的是列强，尤其是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实力，不断向中国市场倾销纺织品。日本纺织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较高的质量，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对中国本土纺织企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在与日本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即便面临着如此多的风险与挑战，徐氏实业在杨树浦的这两个工厂，此时依旧宛如两只下金蛋的母鸡，凭借着自身的规模优势、长期积累的市场渠道以及熟练的工人队伍，每年依旧能给徐家带来两百九十余万银元的纯收入。这笔巨额财富，在当时那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引得无数人觊觎和眼红。
徐渊坐在霞飞路公馆的书房里，柔和的灯光洒在他手中的资料上。他静静地看着那些记录着工厂营收数据的纸张，心中五味杂陈。从未来的价值观来看，这些巨额财富的背后，是底层劳动者们无尽的血汗。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时间劳作，忍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他们的健康和尊严被无情践踏。而徐家正是通过这种压榨和剥削的方式，积累起了庞大的家业。这份家业虽然为他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广泛的影响力，但在徐渊眼中，这也是当下随时可能引发危机的催命符，更是未来必将遭到历史清算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