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岔路前的抉择-《逐道万界的稳健大神》

  就连曾对徐渊心存忌惮的重庆高层,在多次依赖他的实业度过难关后,也不得不承认“徐渊的力量,是抗战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与岳父陈济晟当年投下的那枚“棋子”,如今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那条通往西北的隐秘航线,成了支撑持久抗战的重要生命线;徐氏-陈氏的商业帝国,不仅没有在战火中崩塌,反而因“实业救国”的口碑,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更与未来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收音机里的广播还在继续,欢呼声透过窗户涌入书房,徐渊的眼眶渐渐湿润。八年抗战,他从一个只想守护家族实业的商人,变成了一个与民族命运同呼吸、共命运的参与者;他的产业,从单纯的商业版图,变成了支撑抗战的工业脊梁;他的选择,从最初的“分散投资”,变成了坚定的“民族大义”。他失去了很多——牺牲的战士、受损的产业、无数个彻夜难眠的焦灼夜晚,但他也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一封刚收到的电报,那是延安发来的贺电,字迹遒劲有力:“抗战胜利,功在全民。感谢徐先生八年来的鼎力相助,愿共赴建国新程。”徐渊握紧电报,指尖微微颤抖。他知道,抗战的胜利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一手打造的工业体系,将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那些跨越阵营的信任与合作,将为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奠定基础。

  窗外的阳光穿透了重庆的迷雾,照在书房里,也照在徐渊的脸上。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欣慰,更有对未来的笃定。八年烽火淬炼,他不仅见证了民族的浴火重生,更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一个商业帝国的命运,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就了一条更加坚实的道路。山河已归,前路可期,这个新生的国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

  那么,自己呢?

  1945年8月的重庆,南山徐家大院的书房里静得能听见钟摆的滴答声,与窗外零星炸开的烟花声、此起彼伏的欢呼喧闹形成尖锐的割裂。徐渊凭窗而立,他望着山下漫山遍野的灯火——那是人们庆祝抗战胜利的光,却照不进他心底半分,反倒让重庆秋夜特有的浓厚雾霭,仿佛顺着窗缝渗了进来,将他的内心紧紧包裹,只剩一片刺骨的冰凉与沉坠的沉重。

  书桌上,两封字迹迥异的信函静静地躺在那里,宛如两道截然不同的溪流,在这张平整的桌面上流淌而过,并于桌心处交汇成一条若隐若现、难以跨越的天堑——而这条鸿沟所代表的意义深远无比:它不仅象征着那个即将被撕裂开来的特殊年代已然迫近;更昭示了一场翻天覆地之变革已如箭在弦上般蓄势待发!

  位于左侧的那封信函源自南京方面,其所用纸张乃是一种闪烁着微弱金光的特制笺纸,显得颇为贵重且神秘莫测。信封上的文字更是经过精心雕琢而成,每一笔每一划都透露出对收件人徐渊的高度赞赏之意。信中的言辞可谓是不吝赞美之词,诸如“实业救国,功勋卓着”等溢美之辞充斥其间,甚至还打算赐予这位“大人物”一枚“国民政府一等爱国勋章”以作表彰和奖励。从这些字句当中不难看出,寄件方的那些国民政府高层似乎有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极力拉拢并稳固住自己,好让他继续死心塌地地依附于这艘摇摇欲坠、四处漏风漏水的老旧破船之上。

  再看右侧摆放着的另一封信,则显然出自延安地区某位亲密朋友之手。此信使用的并非什么华丽昂贵的信纸,而是一张朴素洁白的麻布纸张,但正是这样简单质朴的材质反而给人带来一种别样的亲切感。纸上的字体虽然算不上工整美观,但却充满了真挚诚恳之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往昔岁月的深深怀念以及对彼此间深厚友谊的珍视之情。此外,信件之中还隐约提到了关于将来国家建设发展的宏伟规划构想,可以说是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好画卷。然而与此同时,字里行间又隐隐约约地暗示出存在某种无法逾越的阶级界限,使得徐渊这个收件人不禁心生顾虑,有些事情实在不便深思下去……

  指尖拂过两张纸页,徐渊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闷痛得喘不过气。内心的风暴早已掀起滔天巨浪,一个问题如同惊雷般反复炸响:留下,还是离开?

  他太清楚了,这不是一道可以拖延的选择题,而是必须即刻作答的生死命题。留下,就意味着要被强行卷入他深恶痛绝的内战漩涡,别无退路。

  留下?不……

  八年岁月悠悠而过,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使命。他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勇气,投身于实业之中,并以此作为坚实的护盾来抵御外敌入侵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他还巧妙地运用手中掌握的巨额财富,化作锋利无比的刀刃,全力支持着抗日战争的后半部分后勤保障工作。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他亲身体验到并见证了这个国民政府从上至下所呈现出的严重腐坏和溃烂现象。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句谚语绝非仅仅只是一个玩笑话或者夸张之词!事实上,当那些英勇无畏的前线战士们正在忍饥挨饿、艰难困苦地扛起长枪保卫祖国时,而远在后方的孔祥熙和宋子文等权贵家族却利用战争时期实施的物资管理制度漏洞,大肆谋取暴利,借机发国难财。他们不仅大量囤积稀缺物资,抬高价格,而且还明目张胆地进行走私活动,将老百姓辛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全部掠夺一空。

  更为糟糕的是,整个军队体系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和权力争夺。各级军官只顾自身利益,贪污受贿成风,导致广大士兵生活条件恶劣,缺乏足够的衣物和食物供应,甚至连必需的弹药都极度短缺。原本应该成为抗击侵略者重要力量的正面战场,如今已经被这种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彻底侵蚀,其根基摇摇欲坠。

  此外,那个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的特务统治更是无处不在,犹如一张严密的大网,让人无处可逃。只要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之声,立刻就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和迫害。无数无辜之人遭受不公正审判,身陷囹圄,使得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人们终日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想当初,他义无反顾地倾尽所有家产去援助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之战,完全是因为心中怀揣着那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民族责任感以及保家卫国、驱赶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就是对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集团盲目忠诚。

  如今抗战胜利,内战的阴云已在天边集结,他毫不怀疑,这个早已失尽民心的政权,只会将国家拖入更深的渊薮,而他一手打造的庞大产业,只会成为各方势力眼中垂涎欲滴的“肥肉”——轻则被无休止地勒索摊派、强制征用,重则被扣上“通共”的罪名,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性命难保。

  可另一面,就真的有出路吗?“大资本家”“大地主”——这两个标签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里,无论哪一方最终胜出,都显得无比刺眼。国民党视他为可榨取、可利用的“钱袋子”,用完即弃是必然结局;而那些他曾欣赏过的、抗日时坚决清廉的“先进代表”,他研读过他们的纲领,深知其阶级革命的理论内核——他这样的实业家,恰恰是那个需要被“革命”的对象。他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在“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土地改革”的口号声中自处,如何能保证自己多年的心血不被清算,如何能让家族老小在全新的秩序里安然立足。那份来自延安的密信虽暖,却始终没有给出他想要的答案,阶级的鸿沟如同天堑,让他不敢轻易迈步。

  离开,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可去哪里?

  南洋?那是岳父陈济晟的发迹之地,虽有侨胞根基,却远在海外,远离故土不说,战后的殖民秩序尚未重建,动荡不安,他的产业多扎根于国内,远洋转运,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能轻易完成迁移?欧美?虽有早年合作的资本网络,可异国他乡,终究是客,他这样带着东方背景的实业家,在西方世界里不过是无根的浮萍,稍有不慎便会被吞噬,更何况,他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让他舍不得就此远走,看着这片刚从战火中挣脱的土地,再次陷入纷争。

  窗外的欢呼声渐渐淡了,雾霭却愈发浓重,将书房里的灯光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光晕。徐渊拿起那封来自延安的密信,指尖微微颤抖,信上“共赴建国新程”的字迹映入眼帘,却让他愈发迷茫。他想起八年间输送的无数药品、钢材,想起那些为护运物资牺牲的侨胞子弟,想起延安窑洞里那不灭的灯火,心中五味杂陈。

  留下是深渊,离开无归途。夜雾沉沉,徐渊站在历史的歧路口,只觉得前路茫茫,每一步都踏在刀尖之上。他的选择,不仅关乎一个商业帝国的存亡,更关乎整个家族的命运,而这沉甸甸的重量,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