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杜心五眼中那簇燃得正旺的光——那是历经近七旬风霜，仍未熄灭的武者之火，是浸过家国劫难愈发灼烈的信念！徐渊喉间的劝慰突然哽住，只觉再多言语都是对这份赤诚的亵渎。他垂眸沉默，鼻尖发酸，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翻涌的情绪尽数压下，缓缓站起身，对着杜心五深深一揖，腰弯得极沉，礼数周全得近乎郑重：“杜师心意已决，如磐石难移，我……不敢再以私念相阻。只求杜师此去，务必将自身安危放在首位，若遇险境，万不可逞一时之勇。”
杜心五也随之起身，枯瘦却有力的手掌轻轻扶住徐渊的臂膀，指腹按在他肩背的穴位上，力道不重，却带着长辈特有的暖意。他掌心的老茧粗糙坚硬，那是数十年练拳、握兵器磨出的痕迹，每一道纹路都刻着江湖风雨与家国担当。“放心吧，”他拍了拍徐渊的臂膀，两声轻响，像在传递着无形的力量，脸上是欣慰与洒脱交织的神情，眼角的皱纹因笑意舒展，却更显沟壑纵横，“老头子我从清末闯到如今，庚子国难时在北平护过商队，辛亥革命时在武汉帮过义军，江湖上的刀光剑影、朝堂上的波诡云谲，见得还少吗？别的本事不敢夸口，这保命的门道、察言观色的眼力，倒是攒下了些。”
话锋一转，他目光陡然变得殷切，像看透了徐渊周身萦绕的锋芒与牵绊：“倒是你，”指尖微微用力，加重了语气，“你如今内家拳已入丹境后期，实业遍地、重庆的货栈连成片，手底下的商号、工厂牵涉不知凡几，桩桩件件都连着身家性命，更牵着不少同道的生计。乱世之中，你这条路比我更艰险——明枪有日寇的刺刀、伪军的枪口，暗箭有奸商的算计、特务的眼线。”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院角新发的竹芽，似在提点，又似在嘱托，“需记住，能力越大，肩上的担子便越重，但刚则易折，过刚必衰。要懂得藏锋守拙，像你练的太极拳那样，顺势而为，以柔克刚。这个家，这满目疮痍的国，未来终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扛起来。”
“渊谨记杜师教诲，不敢或忘。”徐渊抬眸，眼底的动容尽数化作坚定，字字落地有声，仿佛在心上刻下了烙印。
两人并肩走出书房，晨光已彻底驱散山间的薄雾，金色的光线漫过青石板铺就的庭院，将廊下的木柱投出长长的影子，天地间一片清明。院中的老桂树抽了新叶，嫩黄的芽儿沾着晨露，在风里轻轻晃，却衬得离别的气氛愈发沉厚。杜心五不再多言，只是对着徐渊抱拳一礼，手腕微沉，拳心向内，是江湖人相逢的敬意，亦是长辈对晚辈的期许，一举一动都透着老派武者的风骨。
徐渊亦抱拳还礼，双臂架起时，肩头的肌肉绷得紧实，千言万语——担忧、不舍、敬佩——都堵在喉头，最终只化作一句沙哑却恳切的：“杜师，珍重！”
杜心五闻言，哈哈一笑，笑声洪亮如钟，撞在院墙上，惊起了檐下几只麻雀，带着江湖儿女的豪迈与看透世事的洒脱。他不再回头，转身便走，灰布长衫的下摆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背影在春日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脊梁却挺得笔直，如崖间劲松，半点不弯。他的步伐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极稳，沿着蜿蜒的山道向下走去，踏过沾着晨露的青草，掠过路边不知名的野花，没有一丝犹豫，很快便被苍翠的山林吞没，只留下一道渐行渐远的剪影，最终消失在竹影婆娑的转角。
徐渊独立院中，望着师父离去的方向，久久未动。山风穿过庭院，掀起他月白布衫的衣角，带着草木的清香，却吹不散他眉峰间的凝重。他知道，此一去山高水长，津浦线的铁轨已被日军炸得支离破碎，平汉路沿线尽是硝烟，沦陷区里特务如麻，每一步都可能踏在刀尖上。但他更知道，杜师的脚步，是朝着心之所向的战场去的——那里有同胞在受难，有国土待收复，有一个老武者用余生践行的“国术救国”的誓言。他无法，也无权去阻挡。
指尖无意识地收紧，良久，他才缓缓闭了闭眼，将那份翻涌的担忧与敬意深深埋进心底。这担忧，是两人亦师亦友的情分；这敬意，是对一个武者脊梁的尊崇。而这份复杂的情绪，最终都化作一股沉劲，在他丹田处缓缓流转，成了他继续前行、变得更强的动力——乱世如洪，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让自己更硬、更稳，才能护住身边人，才能接住前辈们递过来的担子。
院外的山道上，已再无杜心五的身影，只有风卷着落叶，在青石板上滚过，发出细碎的声响。徐渊望着那片苍翠的山林，突然想起在南京厚生武术交流会上，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曾说“乱世习武，不是为了争胜负，是为了守家国”。此刻他才真正懂了，这乱世之中，每一次转身离别，都可能是永诀，未来的艰苦岁月更会变成常态。
1935年4月的春风，吹过重庆郊外山道上的新草，却吹不散徐渊心头的寒意。杜心五离开了，去了他认为可以实现自己修行意义的地方。徐渊则回到后院，立在书房窗前，指尖按着案头一张磨得发毛的《全国行政区划图》，指腹划过东北的黑土、热河的草原、冀东的平原，每一寸被红铅笔圈出的区域，都像烧在皮肉上的烙印——那是日本人四年来，凭着枪炮与阴谋，从中国版图上硬生生啃下的血肉。
他的目光先落向最北端的东北，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四年前的9月，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那天夜里，沈阳城外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成了东北沦陷的开端。日本关东军借着栽赃的由头突袭北大营，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像把钝刀，让东北军主力眼睁睁看着日军长驱直入。不过一周多光景，辽宁省的沈阳、吉林省的长春这些核心城市就插满了太阳旗，辽、吉两省的腹地几乎全落了敌手。徐渊还记得，当时他在上海厚生慈善会安置流民处听东北来的学生哭诉，说日军进城时，街上的商铺被抢得精光，一位练了半辈子查拳的师父，为了护着馆里的牌匾，被日军的刺刀挑穿了肩胛骨。
指尖往北移，触到黑龙江省的地界，徐渊的指节微微发紧。1931年11月19日，日军打齐齐哈尔，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带着部队在江桥硬拼——那是东北军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据说马将军亲赴前线，用步枪毙了三个日军军官，可终究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后只能撤退。齐齐哈尔陷落后，黑龙江全省也渐渐被日军攥在手里。徐渊曾在南京厚生武术交流会上见过马占山的旧部，那人断臂拄着拐杖，说起江桥的炮火时，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弟兄们用大刀砍翻了不少鬼子，可人家的坦克一上来，咱们的拳脚再硬也顶不住啊。”
视线顺着东北往南移，热河省的轮廓在地图上像块被撕烂的补丁。1933年2月，日军带着伪满军队打过来，省主席汤玉麟没放几枪就带着细软溃逃，国民政府的援军还没赶到，热河全境就丢了——那里可是长城的屏障，丢了热河，日军的枪口直接对准了长城防线。徐渊想起当时中央国术馆的几位教头联名请战，想带着弟子们去长城守关，却被“先剿共、后抗日”的命令压了回来，馆里的拳师们气得把练功用的石锁砸在地上，骂声震得梁上灰尘直掉。
手指往下滑，停在河北省东部，那里被画了一道粗粗的虚线，标注着“非武装区”。徐渊闭了闭眼，想起1933年5月31日那份《塘沽协定》——国民政府签的字，等于明着承认日军占了东北和热河，还把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日军倒能自由出入。他见过从冀东逃来的百姓，说那里的伪政权逼着百姓学日语，街上的孩子唱着日本歌谣，卖菜的老农因为说不出“太君”二字，就被扇得满脸是血。这哪里是“协定”，分明是把华北的门户亲手打开，让日本人的马蹄能随时踩进北平、天津。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察哈尔省东部，那里的多伦、宝昌等县镇，也被红圈标了出来。从1933年10月起，日军就带着伪满军队不断袭扰，抢粮食、拆民房，把村镇烧成废墟。到如今1935年4月，这些地方已经被日军控制得稳稳当当，听说他们在多伦建了兵站，屯了大批军火，摆明了是要进一步往华北腹地钻。杜心五谈及此处，悲愤不已，察哈尔的蒙汉同道在山里组织民团，没枪没炮，就凭着查拳、戳脚跟日军拼，可每次偷袭都要付出成倍的伤亡。
徐渊缓缓收回手，地图上的红圈密密麻麻，像一张织满了血泪的网。东北全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这些地方，早在1932年3月就被日本塞进了伪“满洲国”的壳子里。溥仪那个傀儡在长春（被日本人改叫“新京”）当“执政”，实则连出门都要被日军监视，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兵工厂和粮仓，无数矿工被折磨致死，无数粮食被运去喂饱侵华的军队。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只觉得胸口堵得发慌。桩桩件件，没有一件不暴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全面侵华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还在把大批的兵力、粮草耗在“剿共”上，对沦陷区的同胞不管不顾，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只懂妥协退让。
徐渊想起上海租界里见过的流民，想起北平街头卖儿卖女的百姓，突然明白——民心早就凉了，这些被占的领土、受辱的同胞，还有一次次的妥协退让，都在为不久后的变局埋下引信，只等一个火星，就能烧遍全国。
杜心五也随之起身，枯瘦却有力的手掌轻轻扶住徐渊的臂膀，指腹按在他肩背的穴位上，力道不重，却带着长辈特有的暖意。他掌心的老茧粗糙坚硬，那是数十年练拳、握兵器磨出的痕迹，每一道纹路都刻着江湖风雨与家国担当。“放心吧，”他拍了拍徐渊的臂膀，两声轻响，像在传递着无形的力量，脸上是欣慰与洒脱交织的神情，眼角的皱纹因笑意舒展，却更显沟壑纵横，“老头子我从清末闯到如今，庚子国难时在北平护过商队，辛亥革命时在武汉帮过义军，江湖上的刀光剑影、朝堂上的波诡云谲，见得还少吗？别的本事不敢夸口，这保命的门道、察言观色的眼力，倒是攒下了些。”
话锋一转，他目光陡然变得殷切，像看透了徐渊周身萦绕的锋芒与牵绊：“倒是你，”指尖微微用力，加重了语气，“你如今内家拳已入丹境后期，实业遍地、重庆的货栈连成片，手底下的商号、工厂牵涉不知凡几，桩桩件件都连着身家性命，更牵着不少同道的生计。乱世之中，你这条路比我更艰险——明枪有日寇的刺刀、伪军的枪口，暗箭有奸商的算计、特务的眼线。”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院角新发的竹芽，似在提点，又似在嘱托，“需记住，能力越大，肩上的担子便越重，但刚则易折，过刚必衰。要懂得藏锋守拙，像你练的太极拳那样，顺势而为，以柔克刚。这个家，这满目疮痍的国，未来终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扛起来。”
“渊谨记杜师教诲，不敢或忘。”徐渊抬眸，眼底的动容尽数化作坚定，字字落地有声，仿佛在心上刻下了烙印。
两人并肩走出书房，晨光已彻底驱散山间的薄雾，金色的光线漫过青石板铺就的庭院，将廊下的木柱投出长长的影子，天地间一片清明。院中的老桂树抽了新叶，嫩黄的芽儿沾着晨露，在风里轻轻晃，却衬得离别的气氛愈发沉厚。杜心五不再多言，只是对着徐渊抱拳一礼，手腕微沉，拳心向内，是江湖人相逢的敬意，亦是长辈对晚辈的期许，一举一动都透着老派武者的风骨。
徐渊亦抱拳还礼，双臂架起时，肩头的肌肉绷得紧实，千言万语——担忧、不舍、敬佩——都堵在喉头，最终只化作一句沙哑却恳切的：“杜师，珍重！”
杜心五闻言，哈哈一笑，笑声洪亮如钟，撞在院墙上，惊起了檐下几只麻雀，带着江湖儿女的豪迈与看透世事的洒脱。他不再回头，转身便走，灰布长衫的下摆被晨风吹得猎猎作响，背影在春日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脊梁却挺得笔直，如崖间劲松，半点不弯。他的步伐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极稳，沿着蜿蜒的山道向下走去，踏过沾着晨露的青草，掠过路边不知名的野花，没有一丝犹豫，很快便被苍翠的山林吞没，只留下一道渐行渐远的剪影，最终消失在竹影婆娑的转角。
徐渊独立院中，望着师父离去的方向，久久未动。山风穿过庭院，掀起他月白布衫的衣角，带着草木的清香，却吹不散他眉峰间的凝重。他知道，此一去山高水长，津浦线的铁轨已被日军炸得支离破碎，平汉路沿线尽是硝烟，沦陷区里特务如麻，每一步都可能踏在刀尖上。但他更知道，杜师的脚步，是朝着心之所向的战场去的——那里有同胞在受难，有国土待收复，有一个老武者用余生践行的“国术救国”的誓言。他无法，也无权去阻挡。
指尖无意识地收紧，良久，他才缓缓闭了闭眼，将那份翻涌的担忧与敬意深深埋进心底。这担忧，是两人亦师亦友的情分；这敬意，是对一个武者脊梁的尊崇。而这份复杂的情绪，最终都化作一股沉劲，在他丹田处缓缓流转，成了他继续前行、变得更强的动力——乱世如洪，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让自己更硬、更稳，才能护住身边人，才能接住前辈们递过来的担子。
院外的山道上，已再无杜心五的身影，只有风卷着落叶，在青石板上滚过，发出细碎的声响。徐渊望着那片苍翠的山林，突然想起在南京厚生武术交流会上，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曾说“乱世习武，不是为了争胜负，是为了守家国”。此刻他才真正懂了，这乱世之中，每一次转身离别，都可能是永诀，未来的艰苦岁月更会变成常态。
1935年4月的春风，吹过重庆郊外山道上的新草，却吹不散徐渊心头的寒意。杜心五离开了，去了他认为可以实现自己修行意义的地方。徐渊则回到后院，立在书房窗前，指尖按着案头一张磨得发毛的《全国行政区划图》，指腹划过东北的黑土、热河的草原、冀东的平原，每一寸被红铅笔圈出的区域，都像烧在皮肉上的烙印——那是日本人四年来，凭着枪炮与阴谋，从中国版图上硬生生啃下的血肉。
他的目光先落向最北端的东北，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四年前的9月，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那天夜里，沈阳城外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成了东北沦陷的开端。日本关东军借着栽赃的由头突袭北大营，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像把钝刀，让东北军主力眼睁睁看着日军长驱直入。不过一周多光景，辽宁省的沈阳、吉林省的长春这些核心城市就插满了太阳旗，辽、吉两省的腹地几乎全落了敌手。徐渊还记得，当时他在上海厚生慈善会安置流民处听东北来的学生哭诉，说日军进城时，街上的商铺被抢得精光，一位练了半辈子查拳的师父，为了护着馆里的牌匾，被日军的刺刀挑穿了肩胛骨。
指尖往北移，触到黑龙江省的地界，徐渊的指节微微发紧。1931年11月19日，日军打齐齐哈尔，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带着部队在江桥硬拼——那是东北军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据说马将军亲赴前线，用步枪毙了三个日军军官，可终究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后只能撤退。齐齐哈尔陷落后，黑龙江全省也渐渐被日军攥在手里。徐渊曾在南京厚生武术交流会上见过马占山的旧部，那人断臂拄着拐杖，说起江桥的炮火时，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弟兄们用大刀砍翻了不少鬼子，可人家的坦克一上来，咱们的拳脚再硬也顶不住啊。”
视线顺着东北往南移，热河省的轮廓在地图上像块被撕烂的补丁。1933年2月，日军带着伪满军队打过来，省主席汤玉麟没放几枪就带着细软溃逃，国民政府的援军还没赶到，热河全境就丢了——那里可是长城的屏障，丢了热河，日军的枪口直接对准了长城防线。徐渊想起当时中央国术馆的几位教头联名请战，想带着弟子们去长城守关，却被“先剿共、后抗日”的命令压了回来，馆里的拳师们气得把练功用的石锁砸在地上，骂声震得梁上灰尘直掉。
手指往下滑，停在河北省东部，那里被画了一道粗粗的虚线，标注着“非武装区”。徐渊闭了闭眼，想起1933年5月31日那份《塘沽协定》——国民政府签的字，等于明着承认日军占了东北和热河，还把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日军倒能自由出入。他见过从冀东逃来的百姓，说那里的伪政权逼着百姓学日语，街上的孩子唱着日本歌谣，卖菜的老农因为说不出“太君”二字，就被扇得满脸是血。这哪里是“协定”，分明是把华北的门户亲手打开，让日本人的马蹄能随时踩进北平、天津。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察哈尔省东部，那里的多伦、宝昌等县镇，也被红圈标了出来。从1933年10月起，日军就带着伪满军队不断袭扰，抢粮食、拆民房，把村镇烧成废墟。到如今1935年4月，这些地方已经被日军控制得稳稳当当，听说他们在多伦建了兵站，屯了大批军火，摆明了是要进一步往华北腹地钻。杜心五谈及此处，悲愤不已，察哈尔的蒙汉同道在山里组织民团，没枪没炮，就凭着查拳、戳脚跟日军拼，可每次偷袭都要付出成倍的伤亡。
徐渊缓缓收回手，地图上的红圈密密麻麻，像一张织满了血泪的网。东北全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这些地方，早在1932年3月就被日本塞进了伪“满洲国”的壳子里。溥仪那个傀儡在长春（被日本人改叫“新京”）当“执政”，实则连出门都要被日军监视，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兵工厂和粮仓，无数矿工被折磨致死，无数粮食被运去喂饱侵华的军队。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只觉得胸口堵得发慌。桩桩件件，没有一件不暴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全面侵华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还在把大批的兵力、粮草耗在“剿共”上，对沦陷区的同胞不管不顾，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只懂妥协退让。
徐渊想起上海租界里见过的流民，想起北平街头卖儿卖女的百姓，突然明白——民心早就凉了，这些被占的领土、受辱的同胞，还有一次次的妥协退让，都在为不久后的变局埋下引信，只等一个火星，就能烧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