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的民国，时局如同一架吱呀作响的旧机器，在动荡与苟安中艰难运转。徐渊的生意版图早已铺展到西南数省，工厂的烟囱刺破晨雾，农场的稻浪连缀天际，船队的汽笛在长江上下游弋，矿场的灯火点亮深山——这般体量，早已不是独善其身便能安稳度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他比谁都清楚。他像一艘燃煤巨轮的船长，驾驶着承载千钧的庞然大物航行在惊涛骇浪与暗礁密布的海域，纵有超越时代的远见拨开迷雾，纵有一身超凡武力能抵御零星风浪，也终究无法完全挣脱这片海域的污浊规则，甚至，他的船身早已在航行中，染上了与这片海域别无二致的颜色。
内心深处，他对国民政府那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对那些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对渗透到骨髓里的系统性腐败，始终存着一股由衷的厌恶。那些盘踞在权力中枢的衮衮诸公，西装革履下藏着的是填不满的欲壑，往往将国家利益与私人荷包混为一谈。今日是“国防捐”，明日是“建设费”，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与勒索如影随形，更有甚者，借着视察、审批的由头，暗示索要“干股”“分红”，那副心照不宣的嘴脸，如同附骨之疽，黏上了便甩不脱，每每想起都令他作呕。他更痛恨那种官商勾结、沆瀣一气鱼肉百姓的模式，可这模式却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市场，谁也无法真正置身其外。
然而，理想主义的清高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那庞大的实业帝国，早已不是可以轻易掉头的轻舟——遍布西南的工厂里，有成千上万双等着发薪的手；农场需要按时缴纳赋税才能保住土地；船队要打通关节才能顺利通行；矿场更得应付地方势力的盘剥。为了维持这体系的运转，为了保护那些跟着他吃饭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他不得不捏着鼻子，默许了以何茂才为首的“徐氏实业经理团”去处理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务。他们像一群熟练的庖丁，游走在灰色地带：打点各路“神仙”时，红包的厚度要恰到好处；应付层出不穷的检查时，说辞要滴水不漏；与各方周旋时，既要守住底线，又得让对方有利可图。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自己也不得不“和光同尘”，在酒桌上与那些官员碰杯，签下一些心照不宣的“利益输送”协议，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心上划开一道细微的口子。
这种默许，带着一种清醒的无奈。夜深人静时，他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西装革履，气度雍容，可骨子里，他自己这个掌控着庞大资本和土地资源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不也正是这个不平等体系中最顶级的“食利者”之一吗？这种身份，像一道无形的鸿沟，让他与同样以国家为猎场的“四大家族”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竞争与猜忌。他的工厂多生产一尺布，可能就触动了对方的纺织利益；他的船队多运一批货，或许就挤占了对方的航运份额。他扩张的每一步，都可能踩在对方敏感的神经上，而他展现出的独立性和强大财力，既让人垂涎三尺，更让人暗中忌惮。这种微妙的平衡，如同在刀尖上跳舞，脚下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便会粉身碎骨。
“厚生武术交流会”的成功举办，像一把双刃剑。它为他赢得了铺天盖地的社会声望，报纸上“爱国实业家”“国术先驱”的赞誉不绝于耳，连街头巷尾的百姓都知道“徐先生”为强国强种办了件大事。可这声望也像一盏明灯，将他照得更亮，让他更加暴露在各方视线之下。送走南北宗师后，他并未立刻离开南京，表面上，他会带着随从流连于秦淮河畔的画舫，听几段昆曲；会登上紫金山麓的茶楼，点一壶碧螺春，看山下城郭连绵，仿佛在享受盛会后的片刻闲暇。实则，他锐利的目光从未放松，如同最精密的探测器，在茶楼酒肆的喧嚣中捕捉异常的眼神，在街头巷尾的人流里辨识那些若隐若现的“尾巴”——是军统的便衣？他们总爱揣着怀表，眼神警惕；是中统的特务？他们习惯在腰间别着硬物；亦或是某位大佬私下派来的私人侦探？他需要知道，来自哪些方向的监视最为密切，才能提前做好防备。
与此同时，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投入到那些令人疲惫的迎来送往中。与政府部委的官员吃饭，得听他们吹嘘政绩，再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实业扶持上；与银行界的巨子会谈，要在利息、贷款额度上讨价还价，还得防备对方与其他势力勾结；甚至要与一些手握实权的军方人物周旋，在觥筹交错间，试探军火采购的可能性，交换关于边境局势的情报。这些应酬像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句话都带着试探，每一次举杯都藏着算计，让他感到意兴阑珊，内心深处对这片政治泥潭的厌倦，几乎要溢出来。
离开南京，他先回了上海。法租界的徐公馆依旧是老样子，雕花铁门后，园丁修剪着冬青，女佣擦拭着黄铜扶手，可空气中的气氛却与往日不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紧绷。他在书房里快速处理了积压的几件紧要公务：与德国厂商敲定新一批机器的进口合同，在电报上签下名字；与美国银行家通电话，确认下一季度的资金调度方案；让秘书整理好与苏联方面的贸易清单。站在熟悉的书房窗口，望着外滩的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万国建筑在暮色中勾勒出繁华的轮廓，可他却感觉，自己与这座曾经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城市的联系，正在一点点变得淡薄。这里的繁华之下，隐藏着太多的不确定——日军在华北的动作越来越频繁，租界的安宁如同风中残烛，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一种对家庭温暖的强烈渴望，如同藤蔓般缠绕上心头，驱使他尽快结束行程。重庆，南山之上的徐家大院，才是他此刻最想回去的地方。那里有等他归去的妻子陈殊妍，她会泡好他
内心深处，他对国民政府那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对那些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对渗透到骨髓里的系统性腐败，始终存着一股由衷的厌恶。那些盘踞在权力中枢的衮衮诸公，西装革履下藏着的是填不满的欲壑，往往将国家利益与私人荷包混为一谈。今日是“国防捐”，明日是“建设费”，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与勒索如影随形，更有甚者，借着视察、审批的由头，暗示索要“干股”“分红”，那副心照不宣的嘴脸，如同附骨之疽，黏上了便甩不脱，每每想起都令他作呕。他更痛恨那种官商勾结、沆瀣一气鱼肉百姓的模式，可这模式却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市场，谁也无法真正置身其外。
然而，理想主义的清高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那庞大的实业帝国，早已不是可以轻易掉头的轻舟——遍布西南的工厂里，有成千上万双等着发薪的手；农场需要按时缴纳赋税才能保住土地；船队要打通关节才能顺利通行；矿场更得应付地方势力的盘剥。为了维持这体系的运转，为了保护那些跟着他吃饭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他不得不捏着鼻子，默许了以何茂才为首的“徐氏实业经理团”去处理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务。他们像一群熟练的庖丁，游走在灰色地带：打点各路“神仙”时，红包的厚度要恰到好处；应付层出不穷的检查时，说辞要滴水不漏；与各方周旋时，既要守住底线，又得让对方有利可图。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自己也不得不“和光同尘”，在酒桌上与那些官员碰杯，签下一些心照不宣的“利益输送”协议，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心上划开一道细微的口子。
这种默许，带着一种清醒的无奈。夜深人静时，他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西装革履，气度雍容，可骨子里，他自己这个掌控着庞大资本和土地资源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不也正是这个不平等体系中最顶级的“食利者”之一吗？这种身份，像一道无形的鸿沟，让他与同样以国家为猎场的“四大家族”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竞争与猜忌。他的工厂多生产一尺布，可能就触动了对方的纺织利益；他的船队多运一批货，或许就挤占了对方的航运份额。他扩张的每一步，都可能踩在对方敏感的神经上，而他展现出的独立性和强大财力，既让人垂涎三尺，更让人暗中忌惮。这种微妙的平衡，如同在刀尖上跳舞，脚下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便会粉身碎骨。
“厚生武术交流会”的成功举办，像一把双刃剑。它为他赢得了铺天盖地的社会声望，报纸上“爱国实业家”“国术先驱”的赞誉不绝于耳，连街头巷尾的百姓都知道“徐先生”为强国强种办了件大事。可这声望也像一盏明灯，将他照得更亮，让他更加暴露在各方视线之下。送走南北宗师后，他并未立刻离开南京，表面上，他会带着随从流连于秦淮河畔的画舫，听几段昆曲；会登上紫金山麓的茶楼，点一壶碧螺春，看山下城郭连绵，仿佛在享受盛会后的片刻闲暇。实则，他锐利的目光从未放松，如同最精密的探测器，在茶楼酒肆的喧嚣中捕捉异常的眼神，在街头巷尾的人流里辨识那些若隐若现的“尾巴”——是军统的便衣？他们总爱揣着怀表，眼神警惕；是中统的特务？他们习惯在腰间别着硬物；亦或是某位大佬私下派来的私人侦探？他需要知道，来自哪些方向的监视最为密切，才能提前做好防备。
与此同时，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投入到那些令人疲惫的迎来送往中。与政府部委的官员吃饭，得听他们吹嘘政绩，再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实业扶持上；与银行界的巨子会谈，要在利息、贷款额度上讨价还价，还得防备对方与其他势力勾结；甚至要与一些手握实权的军方人物周旋，在觥筹交错间，试探军火采购的可能性，交换关于边境局势的情报。这些应酬像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句话都带着试探，每一次举杯都藏着算计，让他感到意兴阑珊，内心深处对这片政治泥潭的厌倦，几乎要溢出来。
离开南京，他先回了上海。法租界的徐公馆依旧是老样子，雕花铁门后，园丁修剪着冬青，女佣擦拭着黄铜扶手，可空气中的气氛却与往日不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紧绷。他在书房里快速处理了积压的几件紧要公务：与德国厂商敲定新一批机器的进口合同，在电报上签下名字；与美国银行家通电话，确认下一季度的资金调度方案；让秘书整理好与苏联方面的贸易清单。站在熟悉的书房窗口，望着外滩的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万国建筑在暮色中勾勒出繁华的轮廓，可他却感觉，自己与这座曾经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城市的联系，正在一点点变得淡薄。这里的繁华之下，隐藏着太多的不确定——日军在华北的动作越来越频繁，租界的安宁如同风中残烛，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一种对家庭温暖的强烈渴望，如同藤蔓般缠绕上心头，驱使他尽快结束行程。重庆，南山之上的徐家大院，才是他此刻最想回去的地方。那里有等他归去的妻子陈殊妍，她会泡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