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的冬夜像块浸了凉水的棉絮，沉甸甸压在屋顶上，窗外的寒风卷着残叶，先是在院中的梧桐枝桠间打个旋，发出“呜呜”的闷响，再撞向主卧的窗棂，“簌簌”的轻响透过厚重的绒帘渗进来，却被室内昏黄的床头灯光晕烘得淡了，只在窗帘下缘留下一丝极浅的凉意。
徐渊靠在床头，背后垫着块绣着兰草暗纹的棉枕，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床单上细密的针脚——那是陈舒妍前几日亲手缝补的，针脚匀得像尺子量过。他的目光落在窗帘缝隙漏出的一点墨色夜色上，像是在听风的走向，又像是在透过这夜色，望向千里之外战火与灾荒交织的土地。
陈舒妍刚洗漱完，乌发还带着点湿润的暖意，她坐在梳妆台前，握着一把象牙梳，缓缓顺着长发往下滑。梳齿掠过发尾时，她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的自己——眉峰不自觉地蹙着，眼底那点忧虑像沾了水的墨，晕开浅浅一层，连原本温和的眼神都沉了几分。她放下梳子，睡衣的真丝衣角轻轻扫过梳妆台的描金边缘，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在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声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渊哥，”她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双手下意识地拢了拢睡衣领口，指尖触到微凉的布料，声音也带着点压不住的沉，“前些日子从江苏常熟来的那位远房亲戚徐驰卿，你还记得吗？他来家里拜访时，跟我说了好多外面的事，那些话我这几天总在脑子里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跟你好好说说。”
徐渊收回目光，看向妻子，指尖轻轻拍了拍身侧的床沿，语气温和却带着点了然——这年月，能让人如此挂心的，从来不是轻松事。“我记得，驰卿常年在江南一带奔波，见的比我们在这山城小院里多得多。他说的，定是关乎战事或是民生的难事，你慢慢说，别着急。”
陈舒妍点了点头，手指攥紧了睡衣的衣襟，像是要从这细微的力道里汲取一点勇气，才继续开口：“他说，南边江西那边，红军的处境已经难到了极点。国民政府为了‘围剿’中央苏区，这次动了真格的——足足动员了百万兵力，还调来了飞机和重炮，沿着苏区的外围，一圈圈修起了碉堡，搞所谓的‘堡垒主义’，就像一张网，一点点往里面收紧，把苏区的出路都堵死了。”
她咽了口唾沫，喉间有点发紧，想起徐驰卿说这些时，眉头皱得能夹碎纸：“可偏偏，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在博古同志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他们非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跟国民党军搞‘堡垒对堡垒’，还用‘短促突击’的战法硬拼。今年四月，广昌那场仗打得最惨，红军拼尽全力也没守住，最后广昌还是丢了。”
“广昌一失守，中央苏区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陈舒妍的声音低了些，带着难以置信的沉重，“到了九月，苏区的范围缩得越来越小，粮食、弹药、药品什么都缺，连能打仗的青壮年都快凑不齐了，想打破‘围剿’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在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只能被迫开始战略转移——驰卿说，这就是现在大家私下里说的‘长征’。”
她抬眼看向徐渊，眼里蒙了层薄薄的水汽：“十月十号晚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机关是从瑞金出发的，跟着一起转移的主力部队，差不多有八万六千多人，后来从江西于都那些地方陆续动身。那么多人，背着枪，带着仅有的物资，踏上一条连终点都不知道的路，想想都觉得难……”
徐渊沉默了片刻，指尖轻轻敲了敲床头的胡桃木栏杆，声音低沉而清晰，带着对错误指挥的愤懑，也有对红军将士的惋惜：“李德不懂中国的地形，更不懂红军的实际情况，博古又一味盲从，把打仗当成纸上谈兵。‘堡垒对堡垒’，红军哪里有那么多重炮去跟国民党军拼？‘短促突击’更是把将士们的性命往火坑里送。广昌一丢，苏区的门户就破了，转移是不得已的选择，可这一路要过的山、要渡的河，还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
徐渊倒是不奇怪妻子陈舒妍对共产党的特殊“好感”，这年头的进步学生受文学作品等影响，倾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常有的事情，更何况他本人也不反对……
陈舒妍吸了吸鼻子，擦了擦眼角，又往下说，语气里多了几分痛心：“可内忧还没解决，外患就更让人揪心了。九一八事变过去三年了，东北早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占了，现在他们还在一步步往华北扩张，民族危机越来越重。可蒋委员长呢？他偏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去年四月，还特意严令那些‘剿共’的将领——说‘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就‘立斩无赦’！”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握着衣襟的手指也紧了些：“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抗日放在心上。今年四月二十号，是共产党先提出来，然后找了宋庆龄先生（尊称）、何香凝先生、李杜将军这些有威望的人，一共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了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清清楚楚地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到了七月，为了反对日本人的侵略，也为了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专门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带着抗日的旗帜往北边去。还有东北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跟日本人艰苦抗击，天那么冷，他们连棉衣都凑不齐，武器也差得远，可还是没放弃，一直在跟日本人硬拼……”
徐渊伸手握住妻子微凉的手，掌心的温度慢慢透过指尖传过去，他的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懑，眼神也沉了几分：“‘攘外必先安内’，这根本就是误国之策！日本人都快打到家门口了，他却把枪口对着自己人，还不准别人提抗日，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只会让日本人更嚣张，让那些想保家卫国的人寒心。共产党敢高举抗日的旗帜，敢实实在在地做抗日的事，不管别的，单这一点，就已经赢得了无数忧国忧民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陈舒妍的眼眶更红了，反握住丈夫的手，声音里带着点哽咽，还有对灾民的心疼：“可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年的天灾，才真的是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徐驰卿说，今年中国中部和南部，遭了近百年都没见过的特大旱灾，好多地方都叫它‘甲戌大荒’。全国一共有十六个省受了旱灾影响，其中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的灾情最严重，几乎是赤地千里。”
她想起徐驰卿描述的高温惨状，声音都跟着发紧：“就说南京吧，从六月二十四号开始，天气突然就热了起来，一点缓冲都没有。到了七月十二号那天，室内温度竟然达到了四十二点五摄氏度，室外更是飙到了四十八点九摄氏度！那么热的天，老百姓哪里受得住？南京警厅后来查了，从七月三号到七月二十一号，这还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光南京城里因为酷热死亡的人，就有一千零六十七个！”
“不光是南京，江苏的无锡、扬州，浙江的萧山，还有北平、徐州，河南的郑州，到处都在报中暑死亡的案例。”陈舒妍的声音低得像在呢喃，“拉黄包车的师傅，在太阳底下跑两趟就倒在路边；路边的乞丐，没水喝，没地方躲太阳，转眼就没了气；就连住在屋子里的老人小孩，也有不少因为热得喘不过气，就这么没了……”
“田里的庄稼更是全毁了。”她吸了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却还是掩不住声音里的沉痛，“地里的土裂得能塞进拳头，庄稼苗全枯了，一点收成的指望都没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算了一笔账，就因为这场旱灾，江苏的损失大约有一亿八千万元，浙江是一亿九千七百八十万元，安徽更惨，损失了三亿四千六百万元！河南、湖北、江西这三个省，农作物的总损失也有三亿一千四百万元。把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湖南、河南、湖北、江西、陕西这十个省加起来，农作物损失的总值，足足有十四万四千五百万元！”
“粮价也跟着疯涨。”陈舒妍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从六月开始，米价就一天一个样，蹭蹭往上涨。上海本地产的米，还有从外地运过去的米，价格都在涨，到了七月九号那天，一担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十一元八角！皖南那些受灾更重的县，米价涨得更离谱，老百姓手里哪有那么多钱买米？好多人家，一天就只能喝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甚至连粥都喝不上。”
“灾荒一闹，社会也乱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不忍，“浙江嘉兴、王店镇那些地方，农民实在没饭吃，只能成群结队地去请愿，求官府放粮，有的实在饿急了，就去粮店抢米；江苏海门那边，有好多难民一路乞讨着往南边逃，碰到有人不肯给吃的，就会发生殴斗，甚至打架伤人。更让人心里难受的是，因为秋收彻底没了指望，家里又揭不开锅，好多人实在活不下去，就选择了自杀——在江苏、浙江等地，投河的、上吊的，报纸上都登了好多这样的事，每一件都让人揪心……”
徐渊靠在床头，背后垫着块绣着兰草暗纹的棉枕，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床单上细密的针脚——那是陈舒妍前几日亲手缝补的，针脚匀得像尺子量过。他的目光落在窗帘缝隙漏出的一点墨色夜色上，像是在听风的走向，又像是在透过这夜色，望向千里之外战火与灾荒交织的土地。
陈舒妍刚洗漱完，乌发还带着点湿润的暖意，她坐在梳妆台前，握着一把象牙梳，缓缓顺着长发往下滑。梳齿掠过发尾时，她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的自己——眉峰不自觉地蹙着，眼底那点忧虑像沾了水的墨，晕开浅浅一层，连原本温和的眼神都沉了几分。她放下梳子，睡衣的真丝衣角轻轻扫过梳妆台的描金边缘，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在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声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渊哥，”她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双手下意识地拢了拢睡衣领口，指尖触到微凉的布料，声音也带着点压不住的沉，“前些日子从江苏常熟来的那位远房亲戚徐驰卿，你还记得吗？他来家里拜访时，跟我说了好多外面的事，那些话我这几天总在脑子里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跟你好好说说。”
徐渊收回目光，看向妻子，指尖轻轻拍了拍身侧的床沿，语气温和却带着点了然——这年月，能让人如此挂心的，从来不是轻松事。“我记得，驰卿常年在江南一带奔波，见的比我们在这山城小院里多得多。他说的，定是关乎战事或是民生的难事，你慢慢说，别着急。”
陈舒妍点了点头，手指攥紧了睡衣的衣襟，像是要从这细微的力道里汲取一点勇气，才继续开口：“他说，南边江西那边，红军的处境已经难到了极点。国民政府为了‘围剿’中央苏区，这次动了真格的——足足动员了百万兵力，还调来了飞机和重炮，沿着苏区的外围，一圈圈修起了碉堡，搞所谓的‘堡垒主义’，就像一张网，一点点往里面收紧，把苏区的出路都堵死了。”
她咽了口唾沫，喉间有点发紧，想起徐驰卿说这些时，眉头皱得能夹碎纸：“可偏偏，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在博古同志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他们非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跟国民党军搞‘堡垒对堡垒’，还用‘短促突击’的战法硬拼。今年四月，广昌那场仗打得最惨，红军拼尽全力也没守住，最后广昌还是丢了。”
“广昌一失守，中央苏区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陈舒妍的声音低了些，带着难以置信的沉重，“到了九月，苏区的范围缩得越来越小，粮食、弹药、药品什么都缺，连能打仗的青壮年都快凑不齐了，想打破‘围剿’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在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只能被迫开始战略转移——驰卿说，这就是现在大家私下里说的‘长征’。”
她抬眼看向徐渊，眼里蒙了层薄薄的水汽：“十月十号晚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机关是从瑞金出发的，跟着一起转移的主力部队，差不多有八万六千多人，后来从江西于都那些地方陆续动身。那么多人，背着枪，带着仅有的物资，踏上一条连终点都不知道的路，想想都觉得难……”
徐渊沉默了片刻，指尖轻轻敲了敲床头的胡桃木栏杆，声音低沉而清晰，带着对错误指挥的愤懑，也有对红军将士的惋惜：“李德不懂中国的地形，更不懂红军的实际情况，博古又一味盲从，把打仗当成纸上谈兵。‘堡垒对堡垒’，红军哪里有那么多重炮去跟国民党军拼？‘短促突击’更是把将士们的性命往火坑里送。广昌一丢，苏区的门户就破了，转移是不得已的选择，可这一路要过的山、要渡的河，还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
徐渊倒是不奇怪妻子陈舒妍对共产党的特殊“好感”，这年头的进步学生受文学作品等影响，倾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常有的事情，更何况他本人也不反对……
陈舒妍吸了吸鼻子，擦了擦眼角，又往下说，语气里多了几分痛心：“可内忧还没解决，外患就更让人揪心了。九一八事变过去三年了，东北早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占了，现在他们还在一步步往华北扩张，民族危机越来越重。可蒋委员长呢？他偏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去年四月，还特意严令那些‘剿共’的将领——说‘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就‘立斩无赦’！”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握着衣襟的手指也紧了些：“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抗日放在心上。今年四月二十号，是共产党先提出来，然后找了宋庆龄先生（尊称）、何香凝先生、李杜将军这些有威望的人，一共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了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清清楚楚地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到了七月，为了反对日本人的侵略，也为了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专门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带着抗日的旗帜往北边去。还有东北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跟日本人艰苦抗击，天那么冷，他们连棉衣都凑不齐，武器也差得远，可还是没放弃，一直在跟日本人硬拼……”
徐渊伸手握住妻子微凉的手，掌心的温度慢慢透过指尖传过去，他的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懑，眼神也沉了几分：“‘攘外必先安内’，这根本就是误国之策！日本人都快打到家门口了，他却把枪口对着自己人，还不准别人提抗日，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只会让日本人更嚣张，让那些想保家卫国的人寒心。共产党敢高举抗日的旗帜，敢实实在在地做抗日的事，不管别的，单这一点，就已经赢得了无数忧国忧民之士的同情和支持。”
陈舒妍的眼眶更红了，反握住丈夫的手，声音里带着点哽咽，还有对灾民的心疼：“可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年的天灾，才真的是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徐驰卿说，今年中国中部和南部，遭了近百年都没见过的特大旱灾，好多地方都叫它‘甲戌大荒’。全国一共有十六个省受了旱灾影响，其中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的灾情最严重，几乎是赤地千里。”
她想起徐驰卿描述的高温惨状，声音都跟着发紧：“就说南京吧，从六月二十四号开始，天气突然就热了起来，一点缓冲都没有。到了七月十二号那天，室内温度竟然达到了四十二点五摄氏度，室外更是飙到了四十八点九摄氏度！那么热的天，老百姓哪里受得住？南京警厅后来查了，从七月三号到七月二十一号，这还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光南京城里因为酷热死亡的人，就有一千零六十七个！”
“不光是南京，江苏的无锡、扬州，浙江的萧山，还有北平、徐州，河南的郑州，到处都在报中暑死亡的案例。”陈舒妍的声音低得像在呢喃，“拉黄包车的师傅，在太阳底下跑两趟就倒在路边；路边的乞丐，没水喝，没地方躲太阳，转眼就没了气；就连住在屋子里的老人小孩，也有不少因为热得喘不过气，就这么没了……”
“田里的庄稼更是全毁了。”她吸了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却还是掩不住声音里的沉痛，“地里的土裂得能塞进拳头，庄稼苗全枯了，一点收成的指望都没有。中央农业实验所算了一笔账，就因为这场旱灾，江苏的损失大约有一亿八千万元，浙江是一亿九千七百八十万元，安徽更惨，损失了三亿四千六百万元！河南、湖北、江西这三个省，农作物的总损失也有三亿一千四百万元。把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湖南、河南、湖北、江西、陕西这十个省加起来，农作物损失的总值，足足有十四万四千五百万元！”
“粮价也跟着疯涨。”陈舒妍的语气里满是无奈，“从六月开始，米价就一天一个样，蹭蹭往上涨。上海本地产的米，还有从外地运过去的米，价格都在涨，到了七月九号那天，一担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了十一元八角！皖南那些受灾更重的县，米价涨得更离谱，老百姓手里哪有那么多钱买米？好多人家，一天就只能喝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甚至连粥都喝不上。”
“灾荒一闹，社会也乱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不忍，“浙江嘉兴、王店镇那些地方，农民实在没饭吃，只能成群结队地去请愿，求官府放粮，有的实在饿急了，就去粮店抢米；江苏海门那边，有好多难民一路乞讨着往南边逃，碰到有人不肯给吃的，就会发生殴斗，甚至打架伤人。更让人心里难受的是，因为秋收彻底没了指望，家里又揭不开锅，好多人实在活不下去，就选择了自杀——在江苏、浙江等地，投河的、上吊的，报纸上都登了好多这样的事，每一件都让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