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渊而言，这场战役的意义远超一次普通的后勤支援。此前，83师作为国内精锐部队，曾一度面临卷入内战的可能。而他通过构建的商贸与物流网络，不仅为83师提供了关键的物资补给，更间接推动这支部队将枪口转向外敌，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民族而战。
战役中的诸多战例，更印证了他的判断：当中国军队拥有精良装备与充足后勤保障时，其战斗力足以与强敌匹敌，甚至在局部战场实现突破。比如在某次阵地争夺战中，83师凭借徐渊网络输送的重机枪与弹药，成功压制日军进攻，坚守阵地达三日之久，打破了日军“三日破防”的预期。83师的卓越战绩，如同一剂强心针，极大鼓舞了全国上下的抗日士气，也让南京国民政府内部部分此前对国防建设持消极态度的人士开始反思，重新审视国防战略布局与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为后续国防工业的发展与军队建设埋下了重要伏笔。
战后，83师的战功得到了官方认可，曾维献因在战役中指挥有方、战功卓着，正式升任第83师师长。他在就职后，第一时间派人向徐渊致谢，两人也由此建立了除亲戚之外更深层次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而徐渊则并未沉溺于战役的功绩，而是迅速回归商业领域，继续经营他那盘根错节的商业帝国。凭借战时积累的政商资源与人脉，他的生意版图进一步扩张，从原本的商贸、物流，逐渐延伸至矿产、制造等领域，更深地嵌入到时代洪流中的政经网络之中。
但徐渊内心清楚，1932年的淞沪抗战不过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序幕。日军的侵略野心并未因停战协定而收敛，东亚局势依旧暗流涌动。他已在暗中开始布局：一方面，加大对兵工厂、运输线路的投资，储备战略物资；另一方面，通过海外商业渠道，与更多反日力量建立联系，收集情报。他深知，未来的全面战争一旦爆发，需要调动的资源与影响力将远超此次淞沪战役，而他早已做好准备，等待着为民族存亡再次挺身而出的时刻。
1932年5月6日的上海，晨雾尚未完全消散，徐公馆的书房里弥漫着一种与窗外平静街景截然不同的凝重气息。厚重的丝绒窗帘将大部分晨光隔绝在外，仅留一道狭长的光带斜斜落在打磨得光滑如镜的红木地板上，无数细微的尘埃在光带中无声盘旋，像是预示着即将搅动的时局。
收音机就放在书桌一角，木质外壳泛着温润的光泽，里面正传来播音员播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的声音。那语调里带着几分刻意营造的“如释重负”，试图让听众相信战火已息、和平将至。但坐在宽大梨花木书桌后的徐渊，脸上却没有丝毫轻松。他身着一身深灰色暗纹绸衫，手指修长，正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节奏缓慢却透着不容错辨的思虑。
桌面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蓝箭头的淞沪战场态势图，边角已被反复翻阅得有些卷边。徐渊的目光从收音机上移开，扫过墙上悬挂的巨大中国地图——那地图用羊皮纸装裱，边角镶着铜扣，上海的位置被一枚红色图钉牢牢固定。他盯着那枚图钉，眼神深邃，仿佛能穿透纸张，看到这座城市之下潜藏的危机。“协定签了，仗停了，可这不是结束，只是喘口气的功夫。”他低声自语，指尖在桌面轻轻一顿，“日本人哪会甘心吃亏？”
这次淞沪抗战，83师的表现远超所有人预期。无论是正面阵地的顽强防守，还是局部反击的凌厉攻势，其装备精良度、火力持续性和后勤补给效率，都远非其他中国军队可比。日军在庙行、江湾等地接连受挫，甚至有整建制小队被击溃，这样的“耻辱”，以日本军方的脾性，绝不会就此翻篇。徐渊很清楚，日军战后必然会动用所有情报网络，追查83师战力突增的原因。
日本在华的情报机构早已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从军政要员到商界名流，几乎都在其监视范围之内。自己通过商贸网络，悄悄为83师输送巨额资金、紧缺军需，甚至动用海外渠道采购特殊备件的事，或许能借着战时的混乱瞒过一时，但只要日军认真追查，迟早会查到“徐渊”这个名字。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是83师背后的“后勤支柱”，后果不堪设想——暗杀、绑架、产业查封，这些都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到时候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妻儿、管家老周这些身边人，都会被卷入危险之中。
不过，徐渊并未陷入焦虑。他来到国术时空后也常年在商场摸爬滚打，早已练就了在危机中寻找生机的本领。他冷静分析：此刻日军的重心，必然放在与英美法等列强的外交周旋上——停战细节的敲定、租界利益的划分、撤军时间的谈判，每一项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他们暂时腾不出手来追查一个“普通商人”的底细。“这就是最好的窗口期，必须抓住。”他心中已有决断，抬手按下了桌角的银色电铃，铃声轻脆，却像一道无声的指令，打破了书房的寂静。
片刻后，书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灰色长衫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约莫五十岁上下，面容精干，眼神锐利却不外露，走路时脚步轻盈，几乎听不到声响——正是跟随徐家两代人、如今徐渊最信任的心腹管家周培劳。周培劳最早曾是徐渊父亲徐明远的亲随，后来转为管家，不仅打理着徐公馆的日常事务，更经手徐渊诸多不便公开的隐秘事务，是他最可靠的“执行人”。
“先生。”周培劳走到书桌前，微微躬身，垂手而立，姿态恭敬却不谄媚。他跟随徐渊多年，早已习惯了主人的行事风格，知道此刻无需寒暄，只需静候指令。
徐渊果然没有多余的话，直接开口，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老周，启动‘南迁计划’第一阶段。记住，动作要快，但不能声张，要像春雨浇地一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周培劳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恢复平静，从袖口取出一个小巧的牛皮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做好记录准备。
“第一，立刻通知财务，”徐渊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从今天起，让他通过我们在香港和广州的两家联号，把公司账上能调动的流动资金，分批转去香港。一部分以‘进出口贸易结算’的名义走账，另一部分就用‘投资香港实业’的名头，比如入股码头或者纺织厂，做得越真实越好。另外，还要留一部分，通过可靠的票号，转到武汉、长沙的几家钱庄——就找之前合作过的，他们的东家是自己人，信得过。上海总部的账面，只留够日常运营的钱，比如员工薪水、店铺租金，多一分都不要留。”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么做，一是把钱转移到英控的香港，日军暂时不敢动；二是把部分资金放到武汉、长沙这些内陆腹地，就算上海出了事，我们在内地也有资金周转。核心资产不能留在虎口边上。”周培劳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字迹工整，关键信息都用特殊符号做了标记。
“第二，给仓储部和物流部的负责人打电话，”徐渊继续说道，“让他们立刻暂停接收新的高价值进口货物，尤其是西药、精密仪器这些容易引人注意的。然后盘点现有库存，把里面的战略物资列个详细清单——比如德国进口的听诊器、手术器械，还有治疗外伤的磺胺类药品，以及通讯用的无线电发报机、汽油、柴油这些，都要单独列出来。”
“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周培劳轻声问了一句，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在关键环节确认细节，避免出错。
“联系我们自己的人手，再找几家信誉好的保安队，让他们配合。”徐渊回答，“把这些物资分批装船，走长江水道溯江而上，先运到汉口的仓库——那里我们有个隐秘的货栈，之前用来存放茶叶的，很安全。后续如果情况有变，再从汉口转到重庆、宜昌去。对外就说这些是‘支援内地工厂建设的物资’，手续要办齐全，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这些东西，现在是宝贝，等将来打起来，就是保命的家伙，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也不能被他们查封。”
“第三，关于人。”徐渊的语气稍稍放缓，却依旧严肃，“让人事部整理一份核心技术人员的名单——比如负责进口设备维修的工程师、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操作人员，还有制药厂的几位老药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信息都列清楚。然后以‘公司拓展内地业务’的名义，去跟他们谈，问他们愿不愿意南下或者西迁。愿意去的，给双倍安家费，还保证到了香港或者武汉分公司后，职位和薪水都不变，甚至可以提升一级。”
他强调道：“第一批名单上的人，必须在这个月内动身，不能拖。人是根基，尤其是这些有技术的人，将来不管是重建工厂，还是支援前线，都离不开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
“第四，处理上海的部分产业。”徐渊的目光再次落到墙上的地图上，这次聚焦在闸北和虹口的区域，“我们在闸北有三个仓库，还有虹口的两处临街商铺，这些地方位置关键，但现在太显眼了——闸北是之前的战场，虹口又是日本人聚集区，留着容易出事。让房产部的人去接触有意向的买家，优先找欧美背景的洋行，比如英国的‘怡和洋行’或者美国的‘美孚公司’，他们的背景硬，日本人不敢轻易招惹。价格可以适当让一点，比如比市场价低一成，关键是要快，而且要低调，不能让人知道是我们在卖。”
徐渊顿了顿，给周培劳记录的时间，也在想着后续的可能。
战役中的诸多战例，更印证了他的判断：当中国军队拥有精良装备与充足后勤保障时，其战斗力足以与强敌匹敌，甚至在局部战场实现突破。比如在某次阵地争夺战中，83师凭借徐渊网络输送的重机枪与弹药，成功压制日军进攻，坚守阵地达三日之久，打破了日军“三日破防”的预期。83师的卓越战绩，如同一剂强心针，极大鼓舞了全国上下的抗日士气，也让南京国民政府内部部分此前对国防建设持消极态度的人士开始反思，重新审视国防战略布局与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为后续国防工业的发展与军队建设埋下了重要伏笔。
战后，83师的战功得到了官方认可，曾维献因在战役中指挥有方、战功卓着，正式升任第83师师长。他在就职后，第一时间派人向徐渊致谢，两人也由此建立了除亲戚之外更深层次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而徐渊则并未沉溺于战役的功绩，而是迅速回归商业领域，继续经营他那盘根错节的商业帝国。凭借战时积累的政商资源与人脉，他的生意版图进一步扩张，从原本的商贸、物流，逐渐延伸至矿产、制造等领域，更深地嵌入到时代洪流中的政经网络之中。
但徐渊内心清楚，1932年的淞沪抗战不过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序幕。日军的侵略野心并未因停战协定而收敛，东亚局势依旧暗流涌动。他已在暗中开始布局：一方面，加大对兵工厂、运输线路的投资，储备战略物资；另一方面，通过海外商业渠道，与更多反日力量建立联系，收集情报。他深知，未来的全面战争一旦爆发，需要调动的资源与影响力将远超此次淞沪战役，而他早已做好准备，等待着为民族存亡再次挺身而出的时刻。
1932年5月6日的上海，晨雾尚未完全消散，徐公馆的书房里弥漫着一种与窗外平静街景截然不同的凝重气息。厚重的丝绒窗帘将大部分晨光隔绝在外，仅留一道狭长的光带斜斜落在打磨得光滑如镜的红木地板上，无数细微的尘埃在光带中无声盘旋，像是预示着即将搅动的时局。
收音机就放在书桌一角，木质外壳泛着温润的光泽，里面正传来播音员播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的声音。那语调里带着几分刻意营造的“如释重负”，试图让听众相信战火已息、和平将至。但坐在宽大梨花木书桌后的徐渊，脸上却没有丝毫轻松。他身着一身深灰色暗纹绸衫，手指修长，正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节奏缓慢却透着不容错辨的思虑。
桌面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蓝箭头的淞沪战场态势图，边角已被反复翻阅得有些卷边。徐渊的目光从收音机上移开，扫过墙上悬挂的巨大中国地图——那地图用羊皮纸装裱，边角镶着铜扣，上海的位置被一枚红色图钉牢牢固定。他盯着那枚图钉，眼神深邃，仿佛能穿透纸张，看到这座城市之下潜藏的危机。“协定签了，仗停了，可这不是结束，只是喘口气的功夫。”他低声自语，指尖在桌面轻轻一顿，“日本人哪会甘心吃亏？”
这次淞沪抗战，83师的表现远超所有人预期。无论是正面阵地的顽强防守，还是局部反击的凌厉攻势，其装备精良度、火力持续性和后勤补给效率，都远非其他中国军队可比。日军在庙行、江湾等地接连受挫，甚至有整建制小队被击溃，这样的“耻辱”，以日本军方的脾性，绝不会就此翻篇。徐渊很清楚，日军战后必然会动用所有情报网络，追查83师战力突增的原因。
日本在华的情报机构早已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从军政要员到商界名流，几乎都在其监视范围之内。自己通过商贸网络，悄悄为83师输送巨额资金、紧缺军需，甚至动用海外渠道采购特殊备件的事，或许能借着战时的混乱瞒过一时，但只要日军认真追查，迟早会查到“徐渊”这个名字。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是83师背后的“后勤支柱”，后果不堪设想——暗杀、绑架、产业查封，这些都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段，到时候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妻儿、管家老周这些身边人，都会被卷入危险之中。
不过，徐渊并未陷入焦虑。他来到国术时空后也常年在商场摸爬滚打，早已练就了在危机中寻找生机的本领。他冷静分析：此刻日军的重心，必然放在与英美法等列强的外交周旋上——停战细节的敲定、租界利益的划分、撤军时间的谈判，每一项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他们暂时腾不出手来追查一个“普通商人”的底细。“这就是最好的窗口期，必须抓住。”他心中已有决断，抬手按下了桌角的银色电铃，铃声轻脆，却像一道无声的指令，打破了书房的寂静。
片刻后，书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灰色长衫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约莫五十岁上下，面容精干，眼神锐利却不外露，走路时脚步轻盈，几乎听不到声响——正是跟随徐家两代人、如今徐渊最信任的心腹管家周培劳。周培劳最早曾是徐渊父亲徐明远的亲随，后来转为管家，不仅打理着徐公馆的日常事务，更经手徐渊诸多不便公开的隐秘事务，是他最可靠的“执行人”。
“先生。”周培劳走到书桌前，微微躬身，垂手而立，姿态恭敬却不谄媚。他跟随徐渊多年，早已习惯了主人的行事风格，知道此刻无需寒暄，只需静候指令。
徐渊果然没有多余的话，直接开口，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老周，启动‘南迁计划’第一阶段。记住，动作要快，但不能声张，要像春雨浇地一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周培劳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恢复平静，从袖口取出一个小巧的牛皮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做好记录准备。
“第一，立刻通知财务，”徐渊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从今天起，让他通过我们在香港和广州的两家联号，把公司账上能调动的流动资金，分批转去香港。一部分以‘进出口贸易结算’的名义走账，另一部分就用‘投资香港实业’的名头，比如入股码头或者纺织厂，做得越真实越好。另外，还要留一部分，通过可靠的票号，转到武汉、长沙的几家钱庄——就找之前合作过的，他们的东家是自己人，信得过。上海总部的账面，只留够日常运营的钱，比如员工薪水、店铺租金，多一分都不要留。”
他顿了顿，补充道：“这么做，一是把钱转移到英控的香港，日军暂时不敢动；二是把部分资金放到武汉、长沙这些内陆腹地，就算上海出了事，我们在内地也有资金周转。核心资产不能留在虎口边上。”周培劳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字迹工整，关键信息都用特殊符号做了标记。
“第二，给仓储部和物流部的负责人打电话，”徐渊继续说道，“让他们立刻暂停接收新的高价值进口货物，尤其是西药、精密仪器这些容易引人注意的。然后盘点现有库存，把里面的战略物资列个详细清单——比如德国进口的听诊器、手术器械，还有治疗外伤的磺胺类药品，以及通讯用的无线电发报机、汽油、柴油这些，都要单独列出来。”
“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周培劳轻声问了一句，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在关键环节确认细节，避免出错。
“联系我们自己的人手，再找几家信誉好的保安队，让他们配合。”徐渊回答，“把这些物资分批装船，走长江水道溯江而上，先运到汉口的仓库——那里我们有个隐秘的货栈，之前用来存放茶叶的，很安全。后续如果情况有变，再从汉口转到重庆、宜昌去。对外就说这些是‘支援内地工厂建设的物资’，手续要办齐全，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这些东西，现在是宝贝，等将来打起来，就是保命的家伙，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也不能被他们查封。”
“第三，关于人。”徐渊的语气稍稍放缓，却依旧严肃，“让人事部整理一份核心技术人员的名单——比如负责进口设备维修的工程师、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操作人员，还有制药厂的几位老药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信息都列清楚。然后以‘公司拓展内地业务’的名义，去跟他们谈，问他们愿不愿意南下或者西迁。愿意去的，给双倍安家费，还保证到了香港或者武汉分公司后，职位和薪水都不变，甚至可以提升一级。”
他强调道：“第一批名单上的人，必须在这个月内动身，不能拖。人是根基，尤其是这些有技术的人，将来不管是重建工厂，还是支援前线，都离不开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
“第四，处理上海的部分产业。”徐渊的目光再次落到墙上的地图上，这次聚焦在闸北和虹口的区域，“我们在闸北有三个仓库，还有虹口的两处临街商铺，这些地方位置关键，但现在太显眼了——闸北是之前的战场，虹口又是日本人聚集区，留着容易出事。让房产部的人去接触有意向的买家，优先找欧美背景的洋行，比如英国的‘怡和洋行’或者美国的‘美孚公司’，他们的背景硬，日本人不敢轻易招惹。价格可以适当让一点，比如比市场价低一成，关键是要快，而且要低调，不能让人知道是我们在卖。”
徐渊顿了顿，给周培劳记录的时间，也在想着后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