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团“蹲点”的日子，方俊感觉自己就像个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对手戏”。
白天，他在张股长的“精心”安排下，走访各个连队，参加一场又一场“组织”好的座谈会。他和那些被提前打过招呼的“演员”们亲切交谈，在本子上记录下一件件感人肺腑、却又查无实据的“先进事迹”。
晚上，他就和张股长、一营教导员等人推杯换盏。在酒桌上，这些人彻底放下了戒备，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他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毫无顾忌地交流着如何“包装典型”、“拔高思想”的“先进经验”，甚至还吹嘘起以前是如何把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写成西瓜大的功劳，最终骗取了上级表彰的光辉历史。
方俊全程笑着，听着，记着。他的酒量似乎变得出奇的好，不管对方怎么灌，他总能保持着三分清醒。而他搜集到的“料”，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猛。
他发现，造假，在A团一营的宣传工作中，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常态，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从标语口号到事迹报告，从学习简报到立功材料，处处都充斥着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水分。
而这一切的根源，并非是张股长这些人天生就喜欢撒谎，而是一种自上而下形成的、畸形的“政绩观”。上级领导喜欢看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上级领导需要什么典型，他们就造什么典型。在这场层层加码的汇报游戏中，事实的真相，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巨大的、化了脓的疮疤。
方俊决定必须把它揭开。哪怕揭开的过程会鲜血淋漓，会让他自己也沾上一身腥。
十天后，方俊带着厚厚的一沓采访记录，向张股长和A团的领导“辞行”。
“方老弟，材料可就全拜托你了！”临行前，团政治处主任亲自把他送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定要把我们一营一连的光荣传统，把‘李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
“主任放心，”方俊一脸郑重地保证，“我一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
看着方俊远去的吉普车，张股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得意地对主任说：“领导，您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小子，已经被咱们给‘团结’过来了！这下，咱们团的先进，是铁板钉钉了！”
然而，他们谁也想不到，这位被他们成功“团结”过来的方干事，回到师部后，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写那篇他们翘首以盼的“经验材料”。
方俊回到宿舍，把自己关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他将自己这半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将那些座谈会上的虚假发言，酒桌上的无耻吹嘘，以及那些凭空捏造的“先进事迹”，原原本本地，一个字不落地写成了一份长达万字的——
《关于炮兵A团“四爱”活动中弄虚作假问题的调查报告》
他把这份报告，写得像一篇侦察报告一样，精准、冷静、客观，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细节。
报告的开头，他先是肯定了A团在开展“四爱”活动中的积极性。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列举事实。
他详细地记录了“李军”这个人物是如何被“策划”出来的；那封感人肺腑的“军嫂来信”，又是如何被“加工润色”的。他把参与座谈的几位战士的发言，和连队里其他战士对他提起的、关于这几位战士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比如，那位在座谈会上讲自己“抢救训练器材”的小张，根据其他战士反映，是个训练中经常偷奸耍滑的老兵油子，那次所谓的“抢救”，不过是把一个被风吹倒的篮球架扶了起来。
那位讲自己“用津贴帮助战友”的小王，实际上却是喜爱占点小便宜，经常找战友借钱不还，那一次是在对方的极力催促下，才终于还清了拖了几个月的欠款。
一个个鲜活而又残酷的对比，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那份光鲜亮丽的简报上。
在报告的最后，方俊没有简单地进行批判。他结合自己在一线采访的所见所闻，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口吻，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浮夸风”、“造假风”产生的根源。
他写道：“……‘务虚’不等于‘虚无’，政治工作绝不是文字游戏。当我们基层的政治干部，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如何编造材料、迎合上级的时候，我们离我们的兵，就越来越远了。真正的先进典型，就在我们广大的基层官兵之中，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功勋。就像二九七高地的石大柱，他或许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思想高深的豪言壮语，但他膝上那沓错字连篇的家信，比任何精心编造的报告，都更能体现‘四爱’精神的真谛……”
他把石大柱的例子，和“李军”的例子，放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对比。
写完最后一个字，方俊放下笔，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被抽干了力气。
他设想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就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它炸掉的，不仅仅是A团的“先进”，更是孙海平极力推崇的“典型”。
他这个揭盖子的人，会不会被压在下面，粉身碎骨？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些事，明知危险，也必须去做。这是他作为一个兵，最后的底线。
他没有把报告交给刘建国，更没有交给孙海平。他不想连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科长，更不相信孙海平会公正地处理这份报告。
他想起了杨岚的那通电话，想起了她在电话里说的那句：“我爸无意中提了一句……”
他心里，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冒险的想法。
他把报告和自己之前写的那篇《军功章的另一半》的剪报，以及石大柱那些家信的几张照片复印件，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
白天，他在张股长的“精心”安排下，走访各个连队，参加一场又一场“组织”好的座谈会。他和那些被提前打过招呼的“演员”们亲切交谈，在本子上记录下一件件感人肺腑、却又查无实据的“先进事迹”。
晚上，他就和张股长、一营教导员等人推杯换盏。在酒桌上，这些人彻底放下了戒备，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他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毫无顾忌地交流着如何“包装典型”、“拔高思想”的“先进经验”，甚至还吹嘘起以前是如何把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写成西瓜大的功劳，最终骗取了上级表彰的光辉历史。
方俊全程笑着，听着，记着。他的酒量似乎变得出奇的好，不管对方怎么灌，他总能保持着三分清醒。而他搜集到的“料”，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猛。
他发现，造假，在A团一营的宣传工作中，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常态，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从标语口号到事迹报告，从学习简报到立功材料，处处都充斥着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水分。
而这一切的根源，并非是张股长这些人天生就喜欢撒谎，而是一种自上而下形成的、畸形的“政绩观”。上级领导喜欢看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上级领导需要什么典型，他们就造什么典型。在这场层层加码的汇报游戏中，事实的真相，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巨大的、化了脓的疮疤。
方俊决定必须把它揭开。哪怕揭开的过程会鲜血淋漓，会让他自己也沾上一身腥。
十天后，方俊带着厚厚的一沓采访记录，向张股长和A团的领导“辞行”。
“方老弟，材料可就全拜托你了！”临行前，团政治处主任亲自把他送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定要把我们一营一连的光荣传统，把‘李军’同志的先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
“主任放心，”方俊一脸郑重地保证，“我一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
看着方俊远去的吉普车，张股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得意地对主任说：“领导，您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小子，已经被咱们给‘团结’过来了！这下，咱们团的先进，是铁板钉钉了！”
然而，他们谁也想不到，这位被他们成功“团结”过来的方干事，回到师部后，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写那篇他们翘首以盼的“经验材料”。
方俊回到宿舍，把自己关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他将自己这半个月来的所见所闻，将那些座谈会上的虚假发言，酒桌上的无耻吹嘘，以及那些凭空捏造的“先进事迹”，原原本本地，一个字不落地写成了一份长达万字的——
《关于炮兵A团“四爱”活动中弄虚作假问题的调查报告》
他把这份报告，写得像一篇侦察报告一样，精准、冷静、客观，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细节。
报告的开头，他先是肯定了A团在开展“四爱”活动中的积极性。然后，笔锋一转，开始列举事实。
他详细地记录了“李军”这个人物是如何被“策划”出来的；那封感人肺腑的“军嫂来信”，又是如何被“加工润色”的。他把参与座谈的几位战士的发言，和连队里其他战士对他提起的、关于这几位战士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比如，那位在座谈会上讲自己“抢救训练器材”的小张，根据其他战士反映，是个训练中经常偷奸耍滑的老兵油子，那次所谓的“抢救”，不过是把一个被风吹倒的篮球架扶了起来。
那位讲自己“用津贴帮助战友”的小王，实际上却是喜爱占点小便宜，经常找战友借钱不还，那一次是在对方的极力催促下，才终于还清了拖了几个月的欠款。
一个个鲜活而又残酷的对比，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那份光鲜亮丽的简报上。
在报告的最后，方俊没有简单地进行批判。他结合自己在一线采访的所见所闻，用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口吻，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浮夸风”、“造假风”产生的根源。
他写道：“……‘务虚’不等于‘虚无’，政治工作绝不是文字游戏。当我们基层的政治干部，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如何编造材料、迎合上级的时候，我们离我们的兵，就越来越远了。真正的先进典型，就在我们广大的基层官兵之中，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功勋。就像二九七高地的石大柱，他或许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思想高深的豪言壮语，但他膝上那沓错字连篇的家信，比任何精心编造的报告，都更能体现‘四爱’精神的真谛……”
他把石大柱的例子，和“李军”的例子，放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比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对比。
写完最后一个字，方俊放下笔，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被抽干了力气。
他设想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就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它炸掉的，不仅仅是A团的“先进”，更是孙海平极力推崇的“典型”。
他这个揭盖子的人，会不会被压在下面，粉身碎骨？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些事，明知危险，也必须去做。这是他作为一个兵，最后的底线。
他没有把报告交给刘建国，更没有交给孙海平。他不想连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科长，更不相信孙海平会公正地处理这份报告。
他想起了杨岚的那通电话，想起了她在电话里说的那句：“我爸无意中提了一句……”
他心里，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冒险的想法。
他把报告和自己之前写的那篇《军功章的另一半》的剪报，以及石大柱那些家信的几张照片复印件，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