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星火,小民之策-《我说我的二零二五年》

  深秋的清晨总带着股清冽的寒气,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早点摊冒出的白汽,像一缕缕扯不断的棉絮,在冷风中慢慢散开。手里捏着刚到账的尾款明细,A4纸的边缘被指尖捏得有些发皱。三百二十六万,一分不少,备注栏里清晰地写着“项目尾款及赔偿金”,多出的六万大概是甲方觉得理亏,特意加上的。这笔钱像一剂强心针,让整个工作室都活了过来——之前为了垫资,我甚至把家里的存款都挪了过来,如今总算能喘口气了。

  “林哥!”小周抱着一摞文件推门进来,脸上的笑像被阳光晒开的花,“财务刚查了,钱到账了!说这周五就能发工资,还能把之前欠的奖金补上!老王刚才在茶水间给供应商打电话,人家一听款到了,说下午就安排发货,之前耽误的工期肯定能补上!”

  “知道了。”我点点头,把明细单折好塞进抽屉,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的街心公园。隔着几层玻璃,公园里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透了,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像撒了一地碎金。自那晚把银行卡交给陈建国后,已经过去半个月,我再也没见过他。垃圾桶旁的长椅总空着,偶尔有流浪汉裹着脏兮兮的被子在那蜷缩,却都不是他——没有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没有那瓶总不离手的二锅头。

  “林哥,想啥呢?”小周把文件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轻响,“张总刚才打电话,说甲方那边松口了,想跟我们续签明年的维护合同,还说价格好商量,让你下午去趟他们公司聊聊。”

  “不去。”我几乎没犹豫,指尖在窗台上轻轻敲了敲,“让张总自己去。跟这种公司合作,太累。”

  小周愣了一下,随即挠挠头笑了:“也是,这趟太折腾了,光催款就耗了三个月。对了,上次帮我们出主意的那个……”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陈建国。总不能叫“醉汉”,也不能直呼其名,毕竟我从没跟他们提过他的来历。

  “别问了。”我打断他,声音不自觉地沉了沉,“干活去吧,把后续的验收报告整理好,下午给甲方送过去。”

  小周“哦”了一声,拿起文件退了出去,带上门的瞬间,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转身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没送出去的打火机——那天蹲在垃圾桶旁,见他的打火机总打不着,火苗明明灭灭的,像风中残烛,就特意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个新的,结果一忙起来就忘了给。银色的外壳,上面刻着“平安”两个字,是在寺庙门口的小摊上挑的,当时觉得图个吉利。

  指尖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外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知道他用那五万块干了些什么。是真的找了“懂行的人”,按他说的那样设局铺路?还是拿着钱去了别的地方,换个城市重新开始?有时候会想起他说要“让黄皮子的儿子败光家产”时,眼里那团烧得通红的火,心里总有点发紧。那毕竟是趟浑水,稍有不慎就会淹了自己,更何况黄皮子在道上的势力,不是他一个孤老头子能抗衡的。

  下午去银行转完账,路过街角那家开了十几年的茶馆,听见两个老头坐在门口的竹椅上聊天,声音随着风飘过来。

  “听说没?黄老板家那小子,前阵子在赌场输了上百万,把他爸气进医院了。”穿灰布褂子的老头呷了口茶,声音里带着点幸灾乐祸。

  “哪个黄老板?”另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放下手里的象棋谱,抬头问道。

  “还能有哪个?就是城南搞建材的那个黄老三,人称黄皮子的!”灰褂老头往地上啐了口茶叶渣,“以前多神气,仗着有点关系,坑了多少人的钱?现在好了,报应到他儿子身上了!”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手里的文件袋差点没拿稳。黄皮子的儿子……输了上百万……难道真的是陈建国做的?

  “他儿子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吗?怎么跑去赌钱了?”老花镜老头皱着眉问。

  “谁说不是呢!”灰褂老头压低了声音,往左右看了看,“我听我那在赌场打杂的侄子说,是被几个陌生人带去的。一开始让他赢了几万块,尝到甜头就收不住了,后来越陷越深,把他爸刚给他买的那辆跑车都抵押了,还借了高利贷,最后一夜之间输光了,人差点被高利贷的带走。”

  “那黄皮子能甘心?”

  “甘心?他现在跟疯狗似的,在医院里天天骂人,说要查是谁在背后算计他儿子。听说已经找了不少道上的人,把跟他儿子有过接触的人都查了个遍,连他儿子那些狐朋狗友都被他堵在家里问了三天三夜。”

  我站在树影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后背竟有些发凉。原来陈建国真的动手了,而且比我想象中更快、更狠。可他一个常年在工地打零工的老头,哪来的门路找到赌场的人?又怎么敢跟高利贷扯上关系?那五万块,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

  “查到是谁了吗?”老花镜老头追问。

  “查个屁!”灰褂老头笑了,“那几个带他儿子去赌场的,早就没影了,电话打不通,住址也是假的。黄皮子现在就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只能自己憋着气,听说昨天在医院里又跟护士吵起来了,差点动了手。”

  我悄悄往后退了几步,转身往工作室的方向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晃得人眼睛发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点解气——黄皮子那种人,确实该吃点苦头;又有点担心——陈建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万一被黄皮子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回到工作室,小周正趴在桌上对着电脑叹气,见我进来,立刻直起身:“林哥,甲方刚才又打电话了,说验收报告里有几个数据不太对,让我们重新核对。”

  “拿来我看看。”我接过报告,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茶馆老头的话。陈建国现在在哪?他会不会已经被黄皮子盯上了?

  “林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小周递过来一杯热水,“是不是累着了?要不下午你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呢。”

  “没事。”我喝了口热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再核对一遍,你去把上周的采购单整理好。”

  小周走后,我把报告扔在一边,从抽屉里翻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在手里转来转去。其实那天在公园,我没告诉陈建国,我认识黄皮子。几年前工作室刚起步时,接了个装修的活儿,甲方就是黄皮子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工程结束,对方赖账不给钱,我去找黄皮子理论,被他手下的人堵在办公室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亏了十几万才了事。那时候我就知道,黄皮子这种人,惹不起。

  可陈建国不一样。他眼里的恨太深了,深到能把自己也烧进去。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拿着那五万块,在寒风里四处找人,低声下气地求那些“懂行的”帮忙,用自己仅有的尊严去换一个渺茫的复仇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似的,总忍不住打听黄皮子的消息。去工地时问包工头,去菜市场时问卖菜的大妈,甚至路过公园时,会特意跟扫地的大爷聊几句。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黄皮子还在医院住着,脾气越来越坏;他儿子被他锁在家里,据说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那些带他儿子去赌场的人,依旧杳无音信。

  没人提到陈建国。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踪迹。

  直到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我加完班路过街心公园,看见那个熟悉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

  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是他吗?

  走近了才看清,真的是陈建国。他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只是看起来干净了些,头发也剪短了,不再是乱糟糟的一团。他没喝酒,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正小口小口地啃着,动作很慢,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似乎察觉到有人,抬起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瞬间,他愣了一下,随即放下馒头,站起身,朝着我点了点头,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既没有成功的喜悦,也没有后怕的惶恐。

  “林老板。”他开口,声音比上次清晰了些,只是依旧带着点沙哑。

  “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问他这些天去哪了,想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又想问他有没有被黄皮子发现,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吃饭了吗?”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馒头,笑了笑:“吃着呢。”

  我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深秋的傍晚已经很冷了,长椅的木头凉得刺骨。“黄皮子那边……”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出了口。

  他没直接回答,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是那张我给他的银行卡。

  “钱没用完。”他低声说,“花了不到两万,剩下的三万多,还给你。”

  我愣住了:“怎么回事?没办成?”

  “办成了。”他把银行卡放在我手里,指尖冰凉,“那几个‘懂行的’是以前跟黄皮子有仇的,听说要坑他儿子,没要多少好处就答应了。赌场的局是他们设的,高利贷也是他们找的人,演了场戏,把那小子吓得够呛,也确实让他输了不少钱。”

  “那你……”

  “黄皮子查得紧,我怕被他认出来,这几天躲在郊区的工棚里。”他啃了口馒头,“昨天听工棚里的人说,黄皮子因为气不过,跟以前的仇家起了冲突,被人举报了偷税漏税,现在税务局的人正在查他公司的账,估计自身都难保了,没时间管他儿子了。”

  我心里一惊:“税务局?这跟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他摇了摇头,眼里闪过一丝释然,“是他自己以前做的孽太多,有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捅了出去。我这才敢回来。”

  原来如此。不是他的计划多周密,而是黄皮子自己的仇家太多,墙倒众人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不一定要靠谁动手,自己种下的恶果,总有一天会自己尝。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把银行卡推回去,“这钱你拿着吧,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别再干这些危险的事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把银行卡又推了回来:“林老板,你的情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我这辈子,坑过人,也被人坑过,知道欠着别人的不好受。这三万多,你拿着,就当……就当我还你那瓶二锅头的钱。”

  我看着他眼里的坚持,没再推。把银行卡收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放在他面前:“上次见你打火机不好用,买了个新的,忘了给你。”

  他拿起打火机,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指尖在“平安”两个字上轻轻摩挲着,突然抬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林老板,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谢谢。但这次,真的谢谢你。”

  “谢我什么?”我笑了笑,“我也没帮你什么。”

  “你帮我守住了最后一点念想。”他声音有点哽咽,“我以为这世道,早就没公道了。没想到……还有人愿意信这个。”

  风又起了,吹得树叶哗哗作响。远处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洒在我们身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他把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像藏着一个宝贝,然后拿起剩下的馒头,站起身:“我该走了。”

  “去哪?”

  “回老家。”他望着远处的灯火,“村里还有几间老房子,回去种种地,守着我那死了的婆娘,也挺好。”

  我点点头:“也好,安稳。”

  他又朝我鞠了一躬,这次弯得很低,像是在告别,也像是在感谢。然后转身,朝着公园外走去。军大衣的衣角在风中摆动,步伐不快,却很稳,一步一步,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渐渐消失在夜色里。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走远的方向,心里突然变得很空,又很满。手里的银行卡还带着他的温度,口袋里的打火机似乎也在发烫。

  原来,有些公道,真的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也不是靠阴谋算出来的。它就藏在普通人的一点善意里,藏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里,像尘埃里的星火,看着微弱,却能在某个瞬间,照亮整个黑夜。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落叶,往家的方向走。路过垃圾桶时,看见里面没有空酒瓶,只有几个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馒头渣。

  第二天上班,小周拿着一份新的合同冲进办公室:“林哥!城西那个新楼盘的项目,甲方主动找我们合作了!说看了我们之前的案例,觉得我们靠谱!”

  我接过合同,看着上面的条款,笑了笑:“好,跟他们谈谈。”

  小周愣了:“不考虑了?不怕麻烦了?”

  “不怕了。”我望着窗外,阳光正好,公园里的梧桐树虽然落了叶,却依旧挺拔,“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就不怕麻烦找上门。”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着合同出去了。我靠在椅背上,拿起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在手里转了转。其实那天陈建国走后,我往他的塑料袋里塞了一沓钱,不多,就五千块,够他回老家买点种子化肥,够他安稳地过个冬天。

  我没告诉他,就像他没告诉我,那些带黄皮子儿子去赌场的人,其实是他以前在工地上救过的一个年轻人,听说了他的事,主动找来帮忙的。也没告诉他,黄皮子被举报偷税漏税,其实是王老板和李老板那些被坑过的人,联合起来收集的证据,他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一直没机会。

  这世上的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你帮别人搭一把手,别人也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撑一把伞。就像深秋的落叶,看似悄无声息地落下,却在土里埋下了春天的种子。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陈建国。听说他回了老家,真的种起了地,有人在县城的集市上见过他,挑着一担青菜在卖,脸上有了笑容,不再是那个眼神浑浊的醉汉。

  也听说黄皮子因为偷税漏税的事,公司被查封了,人也进去了,他儿子没了靠山,最后只能去工厂打工,倒也安分了不少。

  这些消息都是别人偶然提起的,我没特意打听,却都记在了心里。就像记得那个深秋的傍晚,街心公园里,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把一张银行卡递还给我,说“谢谢你还信公道”。

  有时候加班晚了,路过街心公园,我会特意在那个长椅上坐一会儿。看着垃圾桶旁干干净净的地面,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的暖光,心里总会想起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想起那句“举头三尺有神明”。

  或许神明并不存在,但那些藏在人心底的善意和坚持,就是最灵验的神明。它们像散落在人间的星火,看似微弱,却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照亮整个黑夜,让走在泥泞里的人,也能看到前方的路。

  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看到那星火时,别让它熄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