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对于那三家刚从釜山来到纽约，怀揣着“美国梦”、本以为能在这片新大陆大展拳脚的韩国商人家庭而言，仿佛陷入了一场漫长而诡异的噩梦。一条冰冷、无形的绞索，正从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悄然浮现，缓缓收紧，勒得他们呼吸困难，濒临窒息。
金氏一家（主营纺织品配额贸易）：
金社长是个典型的韩国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眉宇间带着大男子主义的固执和些许成功商人的傲慢。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穿着笔挺的西装，准备去他在曼哈顿下城租用的办公室，处理他视为命脉的纺织品配额生意。然而，他的好心情在抵达地库时荡然无存。他那辆新买的奔驰轿车，四个轮胎全都诡异地瘪了下去——不是被尖锐物扎破，而是气门芯被人拧松，让空气缓慢地漏光。更让他血压飙升的是，车身上被人用难以清洗的、粘稠的黑色油脂，画上了一些扭曲丑陋、意义不明的涂鸦，像某种邪恶的诅咒。
“阿西吧！哪个狗崽子干的！”金社长暴怒的吼声在地库回荡，却无人回应。他只能一边咒骂，一边手忙脚乱地呼叫道路救援，上班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错过了与一个潜在重要客户的电话会议。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的公司座机开始被各种莫名其妙的订单咨询电话轰炸。对方往往说得有模有样，对纺织品规格、配额细节要求极为复杂苛刻，耗费了他和秘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反复沟通、准备样品目录。但最终，这些“潜在客户”要么在最后关头以荒谬的理由取消订单，要么就直接挂断电话，再也联系不上，仿佛从未存在过。
更让他心惊的是，一些原本合作还算愉快、维系着他生意周转的本地小型分销商，开始以“市场不好”、“资金周转困难”等含糊其辞的理由，要么推迟付款，要么干脆减少订单量。当他试图主动联系几个掌握着关键配额资源的中间人时，对方的电话不是长时间无人接听，就是接通后态度变得异常公事公办，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和回避，避而不谈正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见鬼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金社长终于在办公室里彻底失控，将一叠厚厚的文件狠狠摔在桌上，纸张四散飞扬。他双眼布满血丝，头发凌乱，昂贵的西装也起了褶皱。他像困兽般在办公室里踱步，胸腔里充斥着无处发泄的怒火和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恐惧。他隐约感觉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阴影里地搅乱他生意的每一个环节，他却连对方的衣角都摸不到。报警？他试过了，警察来了，例行公事地记录了“恶意破坏财物”和“骚扰电话”，耸耸肩表示会“留意”，但这种商业上的微妙变化和无形压力，根本不在他们能处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倍感屈辱和恐慌。
朴氏一家（试图进军餐饮业，正在筹备一家韩餐馆）：
朴社长一家原本踌躇满志，几乎押上了大部分积蓄，在皇后区一个颇具潜力的地段租下了一个不错的店面，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纽约最正宗的韩餐馆。他们精心设计了菜单，连装修风格都反复推敲，准备在圣诞节这个黄金档期前盛大开业。然而，他们的美国梦，从装修阶段就开始变成了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先是各种订好的装修材料开始“意外”地延迟送达。今天说运输的卡车坏了，明天说仓库需要紧急盘点，理由五花八门却低级得让人无法反驳。接着，他们雇佣的那个原本还算可靠的装修队，工人们开始频繁地“生病”或“家里有急事”，请假条一张接一张，施工进度如同蜗牛爬行，一拖再拖。
“社长，这样下去不行啊！租金每天都在烧啊！”装修工头也一脸无奈，他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却不敢明说。
更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是，卫生局、消防局，甚至建筑标准署的人，开始隔三差五地进行“临时抽查”。这些官员们面无表情，拿着检查表，总能挑出一些近乎吹毛求疵、以往根本不会在意的小问题——某个插座的安装位置偏离标准几厘米，通风管道拐角处的清洁度“存疑”，消防器材的摆放距离“可能”不符合最新规定……一张张整改通知单雪片般飞来，虽然不涉及巨额罚款，却像一道道枷锁，死死地拖住了他们的脚步，开业日期变得遥遥无期。
他们预订的厨房设备供应商也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抱歉地通知，几样核心设备，如特定的韩国烤炉和大型冷藏柜，“由于供应链问题”缺货，需要无限期等待。
“怎么会这样？明明签合同的时候保证有货的！”朴社长对着电话几乎是在哀求，但得到的只有冰冷的重复。
朴社长的妻子本就有些迷信，在接连的打击下，精神近乎崩溃。她偷偷去找了一个据说很灵验的韩裔算命先生。回来后，她脸色苍白，抓住丈夫的手臂，声音颤抖：“大师说……说我们冲撞了这里的地头蛇，煞气缠身，流年大凶啊！”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得朴社长也喘不过气。筹备开业的资金像水一样无声地流走，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他急得嘴角起了一串燎泡，口腔里全是苦涩的味道，一种深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
李氏一家（从事小家电进口）：
李社长性格相对内敛谨慎，他的麻烦，更多体现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附骨之疽，让人寝食难安。
他家订的报纸和牛奶开始频繁“丢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恶意破坏——报纸被撕得粉碎，洒满门前；牛奶瓶被打翻，乳白色的液体混合着碎玻璃，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深更半夜，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尖锐地响起，打破夜的宁静。接起来，那头往往只有一片死寂的沉默，或者滋滋作响的、令人不安的电流声。有时，则会播放一段录制的、调子古怪、咿咿呀呀的东方戏曲，在寂静的午夜回荡，听得人毛骨悚然，后背发凉。
他的妻子去附近的超市购物，原本简单的日常也变成了煎熬。结账时，她所在的队伍总会遇到“系统故障”或者“价格争议”，收银员慢条斯理地处理，迫使她提着购物篮，在排队人群异样、审视甚至带着些许不耐烦的目光中，尴尬地站立良久。这种无形的排斥和刁难，比直接的辱骂更让她难受。
而他们的孩子，那个当初试图拉扯小雨、态度嚣张的男生，在学校里的处境更是急转直下。原本还有一些同学会跟他们说说话，现在，所有人在走廊上见到他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散开，或者投来冰冷的、带着鄙夷的目光。课间休息时，他们兄弟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耳边隐约传来其他孩子压低声音的指点和议论。连老师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公正”而疏离，不再有任何多余的关怀。孩子回到家，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失去了光彩，晚上时常被噩梦惊醒，尖叫着坐起，浑身冷汗。
“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能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小儿子在一天晚饭时，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眼泪大颗大颗掉进饭碗里。
李社长看着儿子恐惧的小脸，妻子疲惫而惊惶的眼神，心中充满了作为父亲和丈夫却无法保护家人的愤怒、自责与深入骨髓的无力感。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不知道该向谁挥出。
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寻的压力，让三个家庭在短短几天内都饱受煎熬，精神濒临崩溃。他们尝试过沟通，尝试过报警，但所有正常的渠道似乎都失灵了。他们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张巨大而粘稠的蛛网，越是挣扎，被缠绕得越紧，冰冷的丝线勒入皮肉，窒息感越来越强，却连编织这张网的蜘蛛在哪里都看不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三家人在金社长那间气氛压抑的公寓里聚在了一起。客厅里烟雾缭绕，三个男人面色阴沉地喝着烈性烧酒，没有人说话，只有酒杯重重放在桌上的碰撞声和沉重的叹息。女人们则聚在厨房角落，愁容满面，低声交换着各自家庭的恐怖经历，语气中充满了抱怨、恐惧和迷茫。
“我们家那位，嘴上起了一圈泡，整晚整晚睡不着……”
“别提了，我家孩子现在都不敢去上学了……”
“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肯定是！可我们刚来，能得罪谁？”
那三个闯下大祸的男孩，则像三只受惊的鹌鹑，缩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低着头，不敢看自己的父母，更不敢互相交流。他们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蛮横，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恐惧、后悔和深深的迷茫。他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在异国他乡，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会引来如此恐怖的反噬；有些人，是他们绝对、绝对惹不起的。
“砰！”
金社长猛地将空酒杯顿在桌上，清脆的响声像刀子一样划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红着眼睛，声音因为酒精和愤怒而沙哑异常，“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是谁在往死里搞我们！还有，学校那件事……那个女孩，周小雨，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来头？！”
朴社长和李社长猛地抬起头，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绝望，以及一丝隐隐的、让他们不寒而栗的猜测。
金氏一家（主营纺织品配额贸易）：
金社长是个典型的韩国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眉宇间带着大男子主义的固执和些许成功商人的傲慢。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穿着笔挺的西装，准备去他在曼哈顿下城租用的办公室，处理他视为命脉的纺织品配额生意。然而，他的好心情在抵达地库时荡然无存。他那辆新买的奔驰轿车，四个轮胎全都诡异地瘪了下去——不是被尖锐物扎破，而是气门芯被人拧松，让空气缓慢地漏光。更让他血压飙升的是，车身上被人用难以清洗的、粘稠的黑色油脂，画上了一些扭曲丑陋、意义不明的涂鸦，像某种邪恶的诅咒。
“阿西吧！哪个狗崽子干的！”金社长暴怒的吼声在地库回荡，却无人回应。他只能一边咒骂，一边手忙脚乱地呼叫道路救援，上班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错过了与一个潜在重要客户的电话会议。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的公司座机开始被各种莫名其妙的订单咨询电话轰炸。对方往往说得有模有样，对纺织品规格、配额细节要求极为复杂苛刻，耗费了他和秘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反复沟通、准备样品目录。但最终，这些“潜在客户”要么在最后关头以荒谬的理由取消订单，要么就直接挂断电话，再也联系不上，仿佛从未存在过。
更让他心惊的是，一些原本合作还算愉快、维系着他生意周转的本地小型分销商，开始以“市场不好”、“资金周转困难”等含糊其辞的理由，要么推迟付款，要么干脆减少订单量。当他试图主动联系几个掌握着关键配额资源的中间人时，对方的电话不是长时间无人接听，就是接通后态度变得异常公事公办，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和回避，避而不谈正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见鬼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金社长终于在办公室里彻底失控，将一叠厚厚的文件狠狠摔在桌上，纸张四散飞扬。他双眼布满血丝，头发凌乱，昂贵的西装也起了褶皱。他像困兽般在办公室里踱步，胸腔里充斥着无处发泄的怒火和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恐惧。他隐约感觉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阴影里地搅乱他生意的每一个环节，他却连对方的衣角都摸不到。报警？他试过了，警察来了，例行公事地记录了“恶意破坏财物”和“骚扰电话”，耸耸肩表示会“留意”，但这种商业上的微妙变化和无形压力，根本不在他们能处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倍感屈辱和恐慌。
朴氏一家（试图进军餐饮业，正在筹备一家韩餐馆）：
朴社长一家原本踌躇满志，几乎押上了大部分积蓄，在皇后区一个颇具潜力的地段租下了一个不错的店面，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纽约最正宗的韩餐馆。他们精心设计了菜单，连装修风格都反复推敲，准备在圣诞节这个黄金档期前盛大开业。然而，他们的美国梦，从装修阶段就开始变成了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先是各种订好的装修材料开始“意外”地延迟送达。今天说运输的卡车坏了，明天说仓库需要紧急盘点，理由五花八门却低级得让人无法反驳。接着，他们雇佣的那个原本还算可靠的装修队，工人们开始频繁地“生病”或“家里有急事”，请假条一张接一张，施工进度如同蜗牛爬行，一拖再拖。
“社长，这样下去不行啊！租金每天都在烧啊！”装修工头也一脸无奈，他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却不敢明说。
更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是，卫生局、消防局，甚至建筑标准署的人，开始隔三差五地进行“临时抽查”。这些官员们面无表情，拿着检查表，总能挑出一些近乎吹毛求疵、以往根本不会在意的小问题——某个插座的安装位置偏离标准几厘米，通风管道拐角处的清洁度“存疑”，消防器材的摆放距离“可能”不符合最新规定……一张张整改通知单雪片般飞来，虽然不涉及巨额罚款，却像一道道枷锁，死死地拖住了他们的脚步，开业日期变得遥遥无期。
他们预订的厨房设备供应商也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抱歉地通知，几样核心设备，如特定的韩国烤炉和大型冷藏柜，“由于供应链问题”缺货，需要无限期等待。
“怎么会这样？明明签合同的时候保证有货的！”朴社长对着电话几乎是在哀求，但得到的只有冰冷的重复。
朴社长的妻子本就有些迷信，在接连的打击下，精神近乎崩溃。她偷偷去找了一个据说很灵验的韩裔算命先生。回来后，她脸色苍白，抓住丈夫的手臂，声音颤抖：“大师说……说我们冲撞了这里的地头蛇，煞气缠身，流年大凶啊！”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得朴社长也喘不过气。筹备开业的资金像水一样无声地流走，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他急得嘴角起了一串燎泡，口腔里全是苦涩的味道，一种深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
李氏一家（从事小家电进口）：
李社长性格相对内敛谨慎，他的麻烦，更多体现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附骨之疽，让人寝食难安。
他家订的报纸和牛奶开始频繁“丢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恶意破坏——报纸被撕得粉碎，洒满门前；牛奶瓶被打翻，乳白色的液体混合着碎玻璃，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深更半夜，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尖锐地响起，打破夜的宁静。接起来，那头往往只有一片死寂的沉默，或者滋滋作响的、令人不安的电流声。有时，则会播放一段录制的、调子古怪、咿咿呀呀的东方戏曲，在寂静的午夜回荡，听得人毛骨悚然，后背发凉。
他的妻子去附近的超市购物，原本简单的日常也变成了煎熬。结账时，她所在的队伍总会遇到“系统故障”或者“价格争议”，收银员慢条斯理地处理，迫使她提着购物篮，在排队人群异样、审视甚至带着些许不耐烦的目光中，尴尬地站立良久。这种无形的排斥和刁难，比直接的辱骂更让她难受。
而他们的孩子，那个当初试图拉扯小雨、态度嚣张的男生，在学校里的处境更是急转直下。原本还有一些同学会跟他们说说话，现在，所有人在走廊上见到他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散开，或者投来冰冷的、带着鄙夷的目光。课间休息时，他们兄弟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耳边隐约传来其他孩子压低声音的指点和议论。连老师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公正”而疏离，不再有任何多余的关怀。孩子回到家，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失去了光彩，晚上时常被噩梦惊醒，尖叫着坐起，浑身冷汗。
“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能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小儿子在一天晚饭时，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眼泪大颗大颗掉进饭碗里。
李社长看着儿子恐惧的小脸，妻子疲惫而惊惶的眼神，心中充满了作为父亲和丈夫却无法保护家人的愤怒、自责与深入骨髓的无力感。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不知道该向谁挥出。
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寻的压力，让三个家庭在短短几天内都饱受煎熬，精神濒临崩溃。他们尝试过沟通，尝试过报警，但所有正常的渠道似乎都失灵了。他们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张巨大而粘稠的蛛网，越是挣扎，被缠绕得越紧，冰冷的丝线勒入皮肉，窒息感越来越强，却连编织这张网的蜘蛛在哪里都看不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三家人在金社长那间气氛压抑的公寓里聚在了一起。客厅里烟雾缭绕，三个男人面色阴沉地喝着烈性烧酒，没有人说话，只有酒杯重重放在桌上的碰撞声和沉重的叹息。女人们则聚在厨房角落，愁容满面，低声交换着各自家庭的恐怖经历，语气中充满了抱怨、恐惧和迷茫。
“我们家那位，嘴上起了一圈泡，整晚整晚睡不着……”
“别提了，我家孩子现在都不敢去上学了……”
“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肯定是！可我们刚来，能得罪谁？”
那三个闯下大祸的男孩，则像三只受惊的鹌鹑，缩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低着头，不敢看自己的父母，更不敢互相交流。他们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初的蛮横，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恐惧、后悔和深深的迷茫。他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在异国他乡，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会引来如此恐怖的反噬；有些人，是他们绝对、绝对惹不起的。
“砰！”
金社长猛地将空酒杯顿在桌上，清脆的响声像刀子一样划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红着眼睛，声音因为酒精和愤怒而沙哑异常，“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是谁在往死里搞我们！还有，学校那件事……那个女孩，周小雨，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来头？！”
朴社长和李社长猛地抬起头，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绝望，以及一丝隐隐的、让他们不寒而栗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