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的恒基中心顶楼办公室，落地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正被正午的阳光镀上金箔，货轮拖着白色航迹缓缓驶过，像在平静的海面划开脆弱的裂痕。陈启棠坐在酸枝木大班椅上，指尖摩挲着玻璃镇纸下的字条——泛黄的信纸上“1997年7月，欠汇丰1200万，楼被收，家散了”的字迹早已褪色，却被他用红笔圈了三道，像三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爹，内地资产清单整理好了。”陈文博推门进来，手里捧着黑色皮质文件夹，额角还带着从楼下会议室赶来的汗意，“广州那两个商铺，上个月报价又涨了8%，中介说再等等，年底能再涨5%。上海的写字楼租金也涨了，每月能收500万，何必急着卖？”
陈启棠没抬头，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示意他坐下。他把玻璃镇纸挪开，抽出字条放在资产清单上，红圈正好对着“广州天河商铺”的条目：“你再看看这个，1997年的时候，你王叔也说‘房价还能涨’，结果呢？他在铜锣湾的三个铺，不到半年就被银行收了，跳楼前给我写了这张字条，让我记住‘潮水退得比涨得快’。”
陈文博皱眉，翻开资产清单，手指在“广州商铺估值1.2亿”的数字上划过：“现在不一样，内地在搞‘去库存’，政策托底，跟1997年的香港不一样。我上个月去深圳考察，开发商都在抢地，房价每月都在跳涨，咱们现在撤，太可惜了。”
“可惜？”陈启棠终于抬头，老花镜后的眼睛里带着一丝锐利，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财经报纸，头版标题“内地房企负债率超80%，多家房企信托违约”被他用蓝笔勾出，“你只看到房价涨，没看到涨背后的窟窿。高杠杆拿地，信托利息比租金还高，一旦政策变，这些房企第一个爆雷，到时候咱们手里的商铺，就是砸在手里的砖头。”他顿了顿，指尖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敲了敲，“只有这个不一样，租金稳，现金流实，是压舱石，剩下的非核心资产，必须清。”
陈文博还想争辩，却见陈启棠拿起笔，在广州两个商铺的条目上画了圈，笔尖用力，把纸都戳出了小坑：“通知财务部，今天就去注册‘恒远离岸公司’，注册地选英属维尔京，把内地50%的资金转进去，先转到伦敦账户，再分拨到悉尼和多伦多的子账户。广州那两个铺，按低于市场价5%挂出去，一周内必须卖掉，别等。”
“低于市场价5%？”陈文博愣住，“这样咱们至少少赚600万。”
“600万买个安稳，值。”陈启棠靠在椅背上，目光又落回那张字条，“1997年我要是早割肉，也不会亏掉半个身家。现在内地的楼市，就是1997年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跌的时候更惨。咱们不贪最后一个铜板，才能保住本金。”
当天下午，恒基的财务部就忙了起来。法务部联系香港的律师行，加急办理离岸公司注册手续；资产部的员工抱着广州商铺的资料，往中介公司跑，反复强调“一周内成交，价格可谈，但必须快”；资金部则盯着银行系统，每一笔资金转出都要陈启棠亲自确认，转账备注统一写“海外投资款”，避开“资产转移”的敏感字样。
陈文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电脑上内地楼市的涨幅数据，心里还是不服气。他打开微信，翻出深圳开发商朋友的朋友圈，“今日拿地，溢价120%”的字眼刺得他眼睛疼。他给朋友发消息：“恒基在卖广州的铺，你要不要看看？”朋友很快回复：“现在谁还买商铺？都去抢住宅地了，你们恒基太保守了。”
这话让陈文博更憋屈，他拿着手机去找陈启棠，却在办公室门口听见父亲跟伦敦分公司的电话：“写字楼的租金必须按月收，不能拖欠，这笔钱是咱们的救命钱，不能出任何差错。”挂了电话，陈启棠看到他，招手让他进来，递给他一杯普洱茶：“刚泡的，暖胃。”
“爹，深圳的朋友说咱们太保守了，现在都在抢住宅地。”陈文博接过茶杯，语气还是带着委屈。
陈启棠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保守？1997年那些不保守的，现在都在哪儿？咱们做地产，不是做赌徒，要做船长，知道什么时候该扬帆，什么时候该弃船。内地现在的楼市，就像台风天里的船，看着风大，能吹得船快，但风一停，船就沉了。咱们的离岸账户，就是救生艇，不是为了逃，是为了等台风过。”他指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你看那些货轮，遇到台风，都会开进避风港，不会硬闯，咱们也一样。”
一周后，广州的两个商铺顺利卖出，买家是做服装生意的潮汕商人，付款很爽快，1.14亿的资金当天就到了恒基的香港账户，第二天就被转到了伦敦的离岸公司。陈文博拿着银行水单，走进陈启棠的办公室，脸上的表情复杂——有惋惜，也有一丝佩服。
“资金到账了？”陈启棠问，手里还在看上海写字楼的租金报表。
“到了，伦敦那边已经确认。”陈文博把水单放在桌上，“上海的写字楼这个月收了520万租金，比上个月多了20万。”
陈启棠点点头，在报表上签了字，递给陈文博：“把这笔租金存进香港的汇丰账户，作为应急资金。以后内地的业务，就以运营为主，不拿新地，负债率控制在25%以下。”他顿了顿，又把那张1997年的字条推给陈文博，“你把这个复印一份，放在你的办公桌抽屉里，每天看一眼，记住，咱们恒基的命，不是靠赌来的，是靠稳来的。”
陈文博接过字条，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面，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铜锣湾，指着王叔空置的商铺说“这就是贪的代价”。那时候他不懂，现在看着内地房企疯狂拿地的新闻，看着账户里安稳的离岸资金，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离岸账户不是为了赚更多，而是为了保住已经拥有的；上海写字楼的租金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在风暴来临时，有一块不沉的压舱石。
夕阳西下时，陈启棠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渐次亮起。他拿起手机，给伦敦分公司发了条消息：“盯着英镑汇率，有波动及时汇报。”然后又翻开内地资产清单，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画了个勾，旁边写着“长期持有，现金流核心”。恒基内地业务的占比，从30%降到了25%，这个数字在他看来，不是收缩，而是安全的开始——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追着规模狂奔的时代，他选择把救生艇备好，等着那场迟早会来的风暴。
“爹，内地资产清单整理好了。”陈文博推门进来，手里捧着黑色皮质文件夹，额角还带着从楼下会议室赶来的汗意，“广州那两个商铺，上个月报价又涨了8%，中介说再等等，年底能再涨5%。上海的写字楼租金也涨了，每月能收500万，何必急着卖？”
陈启棠没抬头，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示意他坐下。他把玻璃镇纸挪开，抽出字条放在资产清单上，红圈正好对着“广州天河商铺”的条目：“你再看看这个，1997年的时候，你王叔也说‘房价还能涨’，结果呢？他在铜锣湾的三个铺，不到半年就被银行收了，跳楼前给我写了这张字条，让我记住‘潮水退得比涨得快’。”
陈文博皱眉，翻开资产清单，手指在“广州商铺估值1.2亿”的数字上划过：“现在不一样，内地在搞‘去库存’，政策托底，跟1997年的香港不一样。我上个月去深圳考察，开发商都在抢地，房价每月都在跳涨，咱们现在撤，太可惜了。”
“可惜？”陈启棠终于抬头，老花镜后的眼睛里带着一丝锐利，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财经报纸，头版标题“内地房企负债率超80%，多家房企信托违约”被他用蓝笔勾出，“你只看到房价涨，没看到涨背后的窟窿。高杠杆拿地，信托利息比租金还高，一旦政策变，这些房企第一个爆雷，到时候咱们手里的商铺，就是砸在手里的砖头。”他顿了顿，指尖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敲了敲，“只有这个不一样，租金稳，现金流实，是压舱石，剩下的非核心资产，必须清。”
陈文博还想争辩，却见陈启棠拿起笔，在广州两个商铺的条目上画了圈，笔尖用力，把纸都戳出了小坑：“通知财务部，今天就去注册‘恒远离岸公司’，注册地选英属维尔京，把内地50%的资金转进去，先转到伦敦账户，再分拨到悉尼和多伦多的子账户。广州那两个铺，按低于市场价5%挂出去，一周内必须卖掉，别等。”
“低于市场价5%？”陈文博愣住，“这样咱们至少少赚600万。”
“600万买个安稳，值。”陈启棠靠在椅背上，目光又落回那张字条，“1997年我要是早割肉，也不会亏掉半个身家。现在内地的楼市，就是1997年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跌的时候更惨。咱们不贪最后一个铜板，才能保住本金。”
当天下午，恒基的财务部就忙了起来。法务部联系香港的律师行，加急办理离岸公司注册手续；资产部的员工抱着广州商铺的资料，往中介公司跑，反复强调“一周内成交，价格可谈，但必须快”；资金部则盯着银行系统，每一笔资金转出都要陈启棠亲自确认，转账备注统一写“海外投资款”，避开“资产转移”的敏感字样。
陈文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电脑上内地楼市的涨幅数据，心里还是不服气。他打开微信，翻出深圳开发商朋友的朋友圈，“今日拿地，溢价120%”的字眼刺得他眼睛疼。他给朋友发消息：“恒基在卖广州的铺，你要不要看看？”朋友很快回复：“现在谁还买商铺？都去抢住宅地了，你们恒基太保守了。”
这话让陈文博更憋屈，他拿着手机去找陈启棠，却在办公室门口听见父亲跟伦敦分公司的电话：“写字楼的租金必须按月收，不能拖欠，这笔钱是咱们的救命钱，不能出任何差错。”挂了电话，陈启棠看到他，招手让他进来，递给他一杯普洱茶：“刚泡的，暖胃。”
“爹，深圳的朋友说咱们太保守了，现在都在抢住宅地。”陈文博接过茶杯，语气还是带着委屈。
陈启棠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保守？1997年那些不保守的，现在都在哪儿？咱们做地产，不是做赌徒，要做船长，知道什么时候该扬帆，什么时候该弃船。内地现在的楼市，就像台风天里的船，看着风大，能吹得船快，但风一停，船就沉了。咱们的离岸账户，就是救生艇，不是为了逃，是为了等台风过。”他指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你看那些货轮，遇到台风，都会开进避风港，不会硬闯，咱们也一样。”
一周后，广州的两个商铺顺利卖出，买家是做服装生意的潮汕商人，付款很爽快，1.14亿的资金当天就到了恒基的香港账户，第二天就被转到了伦敦的离岸公司。陈文博拿着银行水单，走进陈启棠的办公室，脸上的表情复杂——有惋惜，也有一丝佩服。
“资金到账了？”陈启棠问，手里还在看上海写字楼的租金报表。
“到了，伦敦那边已经确认。”陈文博把水单放在桌上，“上海的写字楼这个月收了520万租金，比上个月多了20万。”
陈启棠点点头，在报表上签了字，递给陈文博：“把这笔租金存进香港的汇丰账户，作为应急资金。以后内地的业务，就以运营为主，不拿新地，负债率控制在25%以下。”他顿了顿，又把那张1997年的字条推给陈文博，“你把这个复印一份，放在你的办公桌抽屉里，每天看一眼，记住，咱们恒基的命，不是靠赌来的，是靠稳来的。”
陈文博接过字条，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面，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铜锣湾，指着王叔空置的商铺说“这就是贪的代价”。那时候他不懂，现在看着内地房企疯狂拿地的新闻，看着账户里安稳的离岸资金，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离岸账户不是为了赚更多，而是为了保住已经拥有的；上海写字楼的租金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在风暴来临时，有一块不沉的压舱石。
夕阳西下时，陈启棠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渐次亮起。他拿起手机，给伦敦分公司发了条消息：“盯着英镑汇率，有波动及时汇报。”然后又翻开内地资产清单，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画了个勾，旁边写着“长期持有，现金流核心”。恒基内地业务的占比，从30%降到了25%，这个数字在他看来，不是收缩，而是安全的开始——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追着规模狂奔的时代，他选择把救生艇备好，等着那场迟早会来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