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方向看准了，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有踏上去的勇气！”
周明光最终一锤定音：“我原则同意，立即启动‘苏北治碱第一期工程’的规划深化和前期准备工作！
省里成立领导小组，我亲自担任组长，亚军同志负责资金物资统筹，
朝阳同志任常务副组长，具体抓落实，拥有工程前线临机决断之权！
同时，以省委名义，立即向华东局和北平详细汇报，全力争取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我们要举全省之力，支援苏北，打赢这场关乎汉东未来、关乎人民福祉的翻身仗。”
周明光的拍板，立刻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也为这场宏大的征程吹响了号角。
孙亚军虽然面色依旧凝重，但也郑重表态：“既然省委下了决心，省政府一定排除万难，做好统筹保障，确保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食、每一件物资，都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陈朝阳站起身，向在场的常委们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感谢省委的信任。我陈朝阳，立下军令状，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苏北人民的期望！”
他知道，真正的、更为艰巨的战斗，从现在起，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周明光见大局已定，思想已然统一，便不再犹豫，他看向孙亚军和陈朝阳，提出了最终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好！
既然省委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把账算清楚。”
“关于我汉东全省，往年粮食产出究竟多少？征收的税粮是多少？
需要支前朝鲜的又是多少？
大兴煤矿每年除本省消耗外，可以扩大生产、结余出来与外省换粮的煤炭能有多少？
最后，这苏北治碱第一期工程，初步估算需要动员多少乡亲？
如果采用一半由工程供给、一半由乡亲自带的方案，粮食缺口到底有多大？”
他目光转向孙亚军和陈朝阳：“请亚军同志，朝阳同志，就按往年的产出和实际情况，给我们一个粗略的估算，现在就要有个数。”
孙亚军深吸一口气，开始翻阅数据册，并系统整理档案，半小时后方才凝重开口：
“明光同志，各位常委，我就按最实诚的家底来报。
根据过去几年的统计，我们汉东全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薯类、大豆等所有粮食在内，年总产量粗估在八百五十万吨到九百万吨之间浮动。
这其中，需要完成的国家征购税粮。约占总产的两成，即一百七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吨。
这部分是雷打不动，必须优先保障的，关系到国家大局和前线稳定。”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重：“而在这些税粮中，根据北平要求，我们需要支援朝鲜前线的粮食，约占税粮总额的三成，
即约五十万吨。这是政治任务，一斤也不能少。”
他在纸上划下重重的一笔。
“扣除这五十万吨，省里真正能用于自身运转的，就只剩下一百三十万吨税粮。”
然后，他开始在这可怜的一百三十万吨上，进行切割：
“第一，全省六百万城镇人口的口粮，按照最低供应标准既每人每月三十斤，每月需约九万吨，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吨。这是维持城市不乱的底线。”
“第二，必不可少的战略与救灾储备，我们至少要硬挤出十万吨，这已经是极限压缩。”
“第三，省内驻军、大型厂矿、高等院校等特殊单位的供应，每年至少需要八万吨。”
他一项项报出，每报一项，那“一百三十万吨”的数字就萎缩一截。
最后，他抬起头，脸上凝重：
“一百三十万吨，减去城镇口粮一百零八万，再减去战略储备十万，再减去特供八万吨——各位同志，账算到这里，已经一分不剩，甚至还出现了一万五千吨的硬缺口。”
他双手一摊，看向陈朝阳，声音里充满无力：
“朝阳同志，现在你明白了吗？
不是省里不支持，也不是我孙亚军抠门。
省里能动的‘税粮’，在保障了前线、城镇和基本储备之后，已经是零，甚至是负数。
我们是在靠极其紧张的调度和农村百姓的低标准自给，在勉强维持着平衡。
孙亚军这番基于真实家底、分毫毕现的剖析，浇在了刚刚统一思想的会场。
压力瞬间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朝阳身上，周明光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等待着他的回答。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全省稳定与苏北未来、看似无解的死结。
陈朝阳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缓缓站起身。
他深知这个数字的残酷，但也正因为算清了这笔账，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
“亚军省长，账算得很清楚，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正因为如此，‘以煤换粮’才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选项，而是我们唯一能走通的路。”
他话音刚落，一位对农村工作极为熟悉的常委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朝阳书记，你的思路我明白，向外找出路。
但我们也得看看内部还有没有潜力。
孙省长刚才算了，全省产粮八百多万吨，去掉一百八十万吨的税粮，乡亲们手里理论上还有六百二十多万吨粮食。
就算去掉他们自己的口粮、饲料和种子，按理说也应该有些富余。
那么去年，也就是50年，我们通过供销系统，向乡亲们实际收购上来的‘购粮’，有多少？ 如果这部分能增加，不也能缓解压力吗？”
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所有常委的注意，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条内循环之路。
孙亚军闻言，脸上露出了更为复杂和无奈的神情，他轻轻敲了敲桌面：
“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但也恰恰说明了内部的艰难。
不错，账面上看，乡亲们手里是有几百万吨粮。
但实际情况是，去年我们全省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实际收购上来的粮食，不足三十万吨。”
“三十万吨？”这个数字让提问的常委都感到愕然。
周明光最终一锤定音：“我原则同意，立即启动‘苏北治碱第一期工程’的规划深化和前期准备工作！
省里成立领导小组，我亲自担任组长，亚军同志负责资金物资统筹，
朝阳同志任常务副组长，具体抓落实，拥有工程前线临机决断之权！
同时，以省委名义，立即向华东局和北平详细汇报，全力争取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我们要举全省之力，支援苏北，打赢这场关乎汉东未来、关乎人民福祉的翻身仗。”
周明光的拍板，立刻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也为这场宏大的征程吹响了号角。
孙亚军虽然面色依旧凝重，但也郑重表态：“既然省委下了决心，省政府一定排除万难，做好统筹保障，确保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食、每一件物资，都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陈朝阳站起身，向在场的常委们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感谢省委的信任。我陈朝阳，立下军令状，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苏北人民的期望！”
他知道，真正的、更为艰巨的战斗，从现在起，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周明光见大局已定，思想已然统一，便不再犹豫，他看向孙亚军和陈朝阳，提出了最终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好！
既然省委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把账算清楚。”
“关于我汉东全省，往年粮食产出究竟多少？征收的税粮是多少？
需要支前朝鲜的又是多少？
大兴煤矿每年除本省消耗外，可以扩大生产、结余出来与外省换粮的煤炭能有多少？
最后，这苏北治碱第一期工程，初步估算需要动员多少乡亲？
如果采用一半由工程供给、一半由乡亲自带的方案，粮食缺口到底有多大？”
他目光转向孙亚军和陈朝阳：“请亚军同志，朝阳同志，就按往年的产出和实际情况，给我们一个粗略的估算，现在就要有个数。”
孙亚军深吸一口气，开始翻阅数据册，并系统整理档案，半小时后方才凝重开口：
“明光同志，各位常委，我就按最实诚的家底来报。
根据过去几年的统计，我们汉东全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薯类、大豆等所有粮食在内，年总产量粗估在八百五十万吨到九百万吨之间浮动。
这其中，需要完成的国家征购税粮。约占总产的两成，即一百七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吨。
这部分是雷打不动，必须优先保障的，关系到国家大局和前线稳定。”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重：“而在这些税粮中，根据北平要求，我们需要支援朝鲜前线的粮食，约占税粮总额的三成，
即约五十万吨。这是政治任务，一斤也不能少。”
他在纸上划下重重的一笔。
“扣除这五十万吨，省里真正能用于自身运转的，就只剩下一百三十万吨税粮。”
然后，他开始在这可怜的一百三十万吨上，进行切割：
“第一，全省六百万城镇人口的口粮，按照最低供应标准既每人每月三十斤，每月需约九万吨，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吨。这是维持城市不乱的底线。”
“第二，必不可少的战略与救灾储备，我们至少要硬挤出十万吨，这已经是极限压缩。”
“第三，省内驻军、大型厂矿、高等院校等特殊单位的供应，每年至少需要八万吨。”
他一项项报出，每报一项，那“一百三十万吨”的数字就萎缩一截。
最后，他抬起头，脸上凝重：
“一百三十万吨，减去城镇口粮一百零八万，再减去战略储备十万，再减去特供八万吨——各位同志，账算到这里，已经一分不剩，甚至还出现了一万五千吨的硬缺口。”
他双手一摊，看向陈朝阳，声音里充满无力：
“朝阳同志，现在你明白了吗？
不是省里不支持，也不是我孙亚军抠门。
省里能动的‘税粮’，在保障了前线、城镇和基本储备之后，已经是零，甚至是负数。
我们是在靠极其紧张的调度和农村百姓的低标准自给，在勉强维持着平衡。
孙亚军这番基于真实家底、分毫毕现的剖析，浇在了刚刚统一思想的会场。
压力瞬间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朝阳身上，周明光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等待着他的回答。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全省稳定与苏北未来、看似无解的死结。
陈朝阳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缓缓站起身。
他深知这个数字的残酷，但也正因为算清了这笔账，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
“亚军省长，账算得很清楚，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正因为如此，‘以煤换粮’才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选项，而是我们唯一能走通的路。”
他话音刚落，一位对农村工作极为熟悉的常委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朝阳书记，你的思路我明白，向外找出路。
但我们也得看看内部还有没有潜力。
孙省长刚才算了，全省产粮八百多万吨，去掉一百八十万吨的税粮，乡亲们手里理论上还有六百二十多万吨粮食。
就算去掉他们自己的口粮、饲料和种子，按理说也应该有些富余。
那么去年，也就是50年，我们通过供销系统，向乡亲们实际收购上来的‘购粮’，有多少？ 如果这部分能增加，不也能缓解压力吗？”
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所有常委的注意，这确实是理论上的一条内循环之路。
孙亚军闻言，脸上露出了更为复杂和无奈的神情，他轻轻敲了敲桌面：
“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但也恰恰说明了内部的艰难。
不错，账面上看，乡亲们手里是有几百万吨粮。
但实际情况是，去年我们全省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实际收购上来的粮食，不足三十万吨。”
“三十万吨？”这个数字让提问的常委都感到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