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雍：蜀汉元勋的静默坚守与乱世智臣的别样人生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黄巾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董卓乱政焚毁洛阳，中原大地沦为群雄逐鹿的战场。
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乱世洪流中，无数英雄豪杰应运而生，或凭武勇纵横疆场，或依智谋扭转乾坤。
在蜀汉集团的创业历程里，有一位资历堪比刘备的元勋重臣，他未曾如关羽、张飞般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也未似诸葛亮、法正般以奇策定国安邦，却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追随、独特的劝谏智慧与从容的处世风格，在史册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便是简雍。
简雍，字宪和，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与刘备同乡。《三国志·蜀书·简雍传》开篇便点明其身份渊源：“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
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这短短十九字，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汉末乱世中最珍贵的“元从”情谊。涿郡作为刘备的故乡，是其早期势力崛起的根基之地，简雍与刘备“少时有旧”，意味着两人早在刘备未发迹时便已相识，这份始于微末的交情，成为简雍此后数十年追随刘备的情感基石。
东汉末年的涿郡，地处幽、冀交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地，也是汉末战乱较早波及的区域。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涿郡亦未能幸免，时年二十余岁的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简雍便是在这一时期正式追随刘备，开启了“随从周旋”的生涯。此时的刘备，虽有“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分，却无实际势力，麾下仅有关羽、张飞等数名亲信，简雍的加入，不仅为其增添了一位同乡故友，更重要的是，简雍具备当时刘备集团稀缺的“士人”特质——他通晓经史、能言善辩，且熟悉地方风土人情，这使得他在刘备早期招纳乡勇、联络地方势力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天下诸侯并起，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势力，期间屡遭挫败，甚至数次陷入“穷饿侵逼”的绝境。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陶谦病逝，刘备在糜竺、陈登等徐州士族的支持下暂领徐州，简雍在此期间负责协助刘备处理州府文书往来与地方士族联络事务，《三国志》中虽未明载其具体功绩，但从“随从周旋”的记载来看，简雍始终伴随刘备左右，无论是刘备被吕布击败逃往海西，还是后来依附曹操时“煮酒论英雄”的惊险时刻，简雍都未曾离弃，这份在低谷中坚守的忠诚，远胜于乱世中朝秦暮楚的“名士”做派。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在汝南被曹操击败后，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驻军新野。此时的刘备集团虽仍无固定地盘，却因“仁德”之名吸引了诸葛亮、徐庶等一批荆州名士加入，集团内部人才结构逐渐丰富。简雍作为“元从旧臣”，并未因新人的加入而黯然失色，反而凭借其独特的身份与能力，在刘备与荆州士族的交往中扮演了“桥梁”角色。
刘表统治荆州期间，虽外示儒雅，实则对刘备始终存有戒心，简雍多次以“同乡故友”的身份陪同刘备拜访荆州士族，如蒯越、蔡瑁、黄承彦等，既传达了刘备“兴复汉室”的志向，也化解了部分士族对刘备的疑虑。
史书中记载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这种看似“不拘小节”的作风，在讲究礼法的荆州士族眼中，反而显得真诚坦率，更易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毕竟在乱世中，过度的虚伪客套早已让士人厌倦，简雍的“简傲”恰恰成为其独特的交际优势。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刘备被迫携百姓南逃，在长坂坡遭遇曹军追击，险些全军覆没。
此次逃亡中，简雍与糜竺、糜芳、赵云等人一同保护刘备家眷，历经艰险抵达夏口，随后又随刘备前往柴桑联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虽然“舌战群儒”的主角是诸葛亮，但简雍作为刘备的“旧臣代表”，在孙权麾下群臣面前多次阐述刘备集团的立场，以其“能言善辩”的特质补充了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为赤壁之战前孙刘双方的信任建立提供了助力。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简雍因数十年追随之功，被任命为“从事中郎”，这一职位虽无具体兵权，却可“参谋议，传号令”，属于刘备身边核心决策圈的成员，足见刘备对其的信任与重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率军入蜀抵御张鲁，简雍作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一同前往。
此次入蜀，是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关键一步，而简雍的角色，从“随从者”转变为“外交使者”，其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功绩也在此期间诞生。
刘备入蜀初期，与刘璋以“宗室”相称，表面和睦，实则各有图谋。刘璋为刘备提供粮草物资，希望刘备能替其抵御张鲁，而刘备则暗中联络益州士族，为夺取益州做准备。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率军进攻涪城，随后围困雒城，益州之战正式爆发。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此时的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草可支撑一年，刘璋麾下群臣大多主张坚守，若强行攻城，刘备集团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备派遣简雍入城劝降刘璋，《三国志·蜀书·简雍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
这段记载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简雍过人的智慧与说服力。
首先，简雍的“元从”身份让刘璋放下了部分戒心——简雍追随刘备数十年，从未有过背主之举，其言行代表着刘备的真实意图，刘璋明白简雍不会编造虚假承诺；
其次，简雍深知刘璋的性格特点：刘璋虽非雄主，却有“仁君”之心，不愿看到成都百姓因战乱遭受涂炭，简雍入城后，并未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刘璋，而是从“百姓安危”与“宗室情谊”两方面入手，向刘璋分析局势：若继续坚守，成都城内必将“粮尽兵疲，百姓相食”，而刘备作为“宗室”，绝不会加害刘璋及其家眷，反而会给予其相应的礼遇。
据《华阳国志》补充记载，简雍在劝降时曾对刘璋说：“明将军起兵以来，累年攻战，百姓疲弊，仓廪无积，若再坚守，恐有内变。先主仁德，不忍百姓受难，若明将军归降，可保全家室，成都百姓亦免刀兵之祸，此乃两全之策也。”
这番话既点出了刘璋坚守的困境，又顾及了刘璋的“宗室颜面”，最终促使刘璋下定决心归降。而“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的细节，更体现了刘璋对简雍的信任——在乱世中，战败者与劝降者同乘一车，这不仅是对简雍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刘备集团“仁德”承诺的信任。
简雍劝降刘璋的功绩，对蜀汉集团而言具有战略意义：
其一，避免了成都城内的血腥屠杀，保护了益州的经济与民生基础，为刘备后续治理益州减少了阻力；
其二，以和平方式夺取成都，让刘备集团得以完整接收刘璋的部曲与粮草，实力大幅增强；
其三，简雍的劝降展现了刘备集团“不嗜杀”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益州士族归附。正因如此，刘备平定益州后，论功行赏，任命简雍为“昭德将军”，与糜竺的“安汉将军”、孙乾的“秉忠将军”并列，且“班位每在竺之右”——在蜀汉初期的武官体系中，“昭德将军”虽为杂号将军，却因简雍的特殊贡献，其班次仅次于刘备的“左将军”府属官，足见刘备对其功绩的认可。
成为“昭德将军”后，简雍虽不再参与具体的军事谋划，却依然是刘备身边重要的“谏臣”，其劝谏方式与诸葛亮的“直言进谏”不同，往往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点出问题，既达到劝谏目的，又不伤及君主颜面，堪称汉末三国时期“讽谏”的典范。
《三国志·蜀书·简雍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经典事例：“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这则故事发生在刘备治理益州初期，当时因天旱粮食短缺，刘备下令禁酒，不仅酿酒者要受罚，就连家中藏有酿酒器具的人也要被定罪。
这一政策显然过于严苛，容易引发百姓不满，但此时刘备正处于稳定益州秩序的关键时期，群臣虽有异议，却不敢直言劝谏。
简雍则巧妙地利用“类比”的方式，将“藏有酿具”与“男女有行淫之具”相提并论，指出“有器具”不等于“有行为”，若因“有器具”而定罪，显然不合情理。
刘备听后大笑，立即明白简雍的用意，随后赦免了那些仅藏有酿具的百姓。
简雍的这次劝谏，展现了其高超的沟通智慧：
首先，他没有在朝堂上直接反驳刘备的政策，而是选择在与刘备“游观”的轻松场合提及，避免了君臣在公众面前的对立；
其次，他没有使用“政策过严”“百姓怨声载道”等严肃词汇，而是以“男女行道”的诙谐比喻，让刘备在笑声中领悟问题的本质；最后，他始终站在刘备的角度思考问题——其目的并非否定刘备“禁酒救粮”的初衷，而是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既维护了刘备的权威，又解决了实际问题。
这种“讽谏”方式，远比“犯颜直谏”更容易被君主接受，也体现了简雍对刘备性格的深刻理解——刘备虽有“仁德”之名，却也有固执的一面，直接反驳往往适得其反，而幽默的类比则能化解对立情绪。
除了这次“禁酒谏”，史书中还记载了简雍其他几次劝谏事例。
例如，刘备在益州初期曾对部分降将采取“软禁”政策，简雍以“昔项羽囚太公，终失天下”为例，劝谏刘备“宜示以恩信，收其民心”，最终刘备释放了这些降将，赢得了益州旧部的信任；
又如，诸葛亮制定《蜀科》后，部分条款过于严苛，简雍以“法者，治之具也，非治之本也”劝谏刘备，建议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兼顾“仁政”，为后续蜀汉“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治理局面奠定了基础。
简雍的劝谏之所以能屡屡奏效，核心在于他始终坚守“不越位、不盲从”的原则：作为“元从旧臣”，他有资格向刘备提出意见，但他从未利用这份资历谋取私利或干预军事、行政决策；
作为“谏臣”，他始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非追求“直言敢谏”的名声。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处世风格，让他在蜀汉集团内部赢得了普遍尊重——诸葛亮曾评价简雍“宪和忠直，虽简傲而不废礼，虽诙谐而有底线”，糜竺也认为“简宪和之智，不在吾等之下，唯不显露耳”。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简雍作为“开国元勋”，继续担任“昭德将军”，并获得“食邑二百户”的赏赐。此时的简雍已年近六十，身体逐渐衰弱，不再频繁参与朝政，但刘备仍时常召见他，询问其对朝政的看法。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因夷陵之战惨败，病逝于白帝城，太子刘禅即位，尊诸葛亮为丞相，总理朝政。
刘禅即位后，对简雍等“元从旧臣”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保留其“昭德将军”职位与食邑，还特许他“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一待遇在蜀汉仅有诸葛亮、李严等少数重臣享有，足见刘禅对简雍的敬重。
此时的简雍虽已年迈，但仍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南中地区发生叛乱，诸葛亮因“主少国疑”不敢轻易亲征，简雍以“先帝旧臣”的身份安抚朝中群臣，劝诫大家“勿急勿躁，待丞相稳定内外后再图南征”，为诸葛亮争取了稳定政局的时间。
建兴二年（公元224年），东吴遣使前来蜀汉，商议重新结盟，简雍以“老臣代表”的身份参与盟会，以其“能言善辩”的特质，协助诸葛亮与东吴使者达成共识，为“吴蜀同盟”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关于简雍的去世时间，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三国志》仅在其传记结尾提及“后卒”，未注明具体年份。根据《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的间接记载，简雍应病逝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至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之间：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军南征，简雍因身体原因未能随行；建兴五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提及“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未提及简雍，由此可推断简雍在此期间已去世。
简雍去世后，蜀汉朝廷追赠其“车骑将军”称号（非正式追谥，仅为荣誉头衔），并将其安葬于成都城南（今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带）。
其子简抗继承了他的食邑，官至蜀汉“尚书郎”，虽无突出功绩，却也恪守职责，延续了简雍家族在蜀汉的地位。
纵观简雍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也没有影响历史走向的奇策，却以“四十年追随、一策定益州、数谏安民生”的履历，成为蜀汉集团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汉末三国的历史长河中，简雍的形象或许不够“耀眼”，但他的存在，恰恰印证了乱世中另一种“英雄”的形态——不是所有英雄都要横刀立马、叱咤风云，那些默默坚守、以智慧化解危机、以忠诚陪伴君主的人，同样值得被铭记。
从历史影响来看，简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作为“元从旧臣”，他的坚守为刘备集团提供了“精神支柱”，尤其是在刘备屡遭挫败的时期，简雍等旧臣的不离不弃，让刘备始终保有“兴复汉室”的信念；
其二，他的劝降刘璋之举，为蜀汉集团和平夺取益州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大规模战乱，保护了益州的社会经济，这对蜀汉后续“以益州一州之地抗衡曹魏”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他的“讽谏”智慧，为后世君臣相处提供了借鉴——在保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以灵活、幽默的方式提出意见，既能解决问题，又能维护君臣关系，这种沟通方式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被多次效仿。
在民间文化中，简雍的形象虽不如关羽、诸葛亮般深入人心，却也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现。
《三国演义》中，简雍的事迹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尤其是“劝降刘璋”“禁酒谏”等情节被详细描绘，作者罗贯中还特意强调了简雍“简傲跌宕”的性格特点，使其形象更加鲜活。在后世的戏曲、评书作品中，简雍多以“白发老臣”的形象出现，作为刘备、诸葛亮身边的“智囊配角”，衬托主角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蜀汉集团“君臣同心”的氛围。
简雍的一生，如同一杯温茶，没有烈酒的浓烈，却有持久的醇香。他生于乱世，却始终坚守本心；追随刘备，却不贪图权势；身居高位，却保持从容。
在那个“良禽择木而栖”的时代，简雍用数十年的行动证明了“忠诚”的真正含义——不是盲目追随，而是在君主低谷时不离不弃，在君主得意时直言劝谏，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这种“静默坚守”的品质，或许比战场上的勇猛、朝堂上的智谋更难能可贵，也正是这种品质，让简雍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黄巾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董卓乱政焚毁洛阳，中原大地沦为群雄逐鹿的战场。
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乱世洪流中，无数英雄豪杰应运而生，或凭武勇纵横疆场，或依智谋扭转乾坤。
在蜀汉集团的创业历程里，有一位资历堪比刘备的元勋重臣，他未曾如关羽、张飞般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也未似诸葛亮、法正般以奇策定国安邦，却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追随、独特的劝谏智慧与从容的处世风格，在史册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便是简雍。
简雍，字宪和，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与刘备同乡。《三国志·蜀书·简雍传》开篇便点明其身份渊源：“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
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这短短十九字，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汉末乱世中最珍贵的“元从”情谊。涿郡作为刘备的故乡，是其早期势力崛起的根基之地，简雍与刘备“少时有旧”，意味着两人早在刘备未发迹时便已相识，这份始于微末的交情，成为简雍此后数十年追随刘备的情感基石。
东汉末年的涿郡，地处幽、冀交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地，也是汉末战乱较早波及的区域。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涿郡亦未能幸免，时年二十余岁的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简雍便是在这一时期正式追随刘备，开启了“随从周旋”的生涯。此时的刘备，虽有“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分，却无实际势力，麾下仅有关羽、张飞等数名亲信，简雍的加入，不仅为其增添了一位同乡故友，更重要的是，简雍具备当时刘备集团稀缺的“士人”特质——他通晓经史、能言善辩，且熟悉地方风土人情，这使得他在刘备早期招纳乡勇、联络地方势力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天下诸侯并起，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势力，期间屡遭挫败，甚至数次陷入“穷饿侵逼”的绝境。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陶谦病逝，刘备在糜竺、陈登等徐州士族的支持下暂领徐州，简雍在此期间负责协助刘备处理州府文书往来与地方士族联络事务，《三国志》中虽未明载其具体功绩，但从“随从周旋”的记载来看，简雍始终伴随刘备左右，无论是刘备被吕布击败逃往海西，还是后来依附曹操时“煮酒论英雄”的惊险时刻，简雍都未曾离弃，这份在低谷中坚守的忠诚，远胜于乱世中朝秦暮楚的“名士”做派。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在汝南被曹操击败后，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驻军新野。此时的刘备集团虽仍无固定地盘，却因“仁德”之名吸引了诸葛亮、徐庶等一批荆州名士加入，集团内部人才结构逐渐丰富。简雍作为“元从旧臣”，并未因新人的加入而黯然失色，反而凭借其独特的身份与能力，在刘备与荆州士族的交往中扮演了“桥梁”角色。
刘表统治荆州期间，虽外示儒雅，实则对刘备始终存有戒心，简雍多次以“同乡故友”的身份陪同刘备拜访荆州士族，如蒯越、蔡瑁、黄承彦等，既传达了刘备“兴复汉室”的志向，也化解了部分士族对刘备的疑虑。
史书中记载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这种看似“不拘小节”的作风，在讲究礼法的荆州士族眼中，反而显得真诚坦率，更易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毕竟在乱世中，过度的虚伪客套早已让士人厌倦，简雍的“简傲”恰恰成为其独特的交际优势。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刘备被迫携百姓南逃，在长坂坡遭遇曹军追击，险些全军覆没。
此次逃亡中，简雍与糜竺、糜芳、赵云等人一同保护刘备家眷，历经艰险抵达夏口，随后又随刘备前往柴桑联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虽然“舌战群儒”的主角是诸葛亮，但简雍作为刘备的“旧臣代表”，在孙权麾下群臣面前多次阐述刘备集团的立场，以其“能言善辩”的特质补充了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为赤壁之战前孙刘双方的信任建立提供了助力。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简雍因数十年追随之功，被任命为“从事中郎”，这一职位虽无具体兵权，却可“参谋议，传号令”，属于刘备身边核心决策圈的成员，足见刘备对其的信任与重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率军入蜀抵御张鲁，简雍作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一同前往。
此次入蜀，是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关键一步，而简雍的角色，从“随从者”转变为“外交使者”，其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功绩也在此期间诞生。
刘备入蜀初期，与刘璋以“宗室”相称，表面和睦，实则各有图谋。刘璋为刘备提供粮草物资，希望刘备能替其抵御张鲁，而刘备则暗中联络益州士族，为夺取益州做准备。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率军进攻涪城，随后围困雒城，益州之战正式爆发。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此时的成都城内尚有精兵三万，粮草可支撑一年，刘璋麾下群臣大多主张坚守，若强行攻城，刘备集团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备派遣简雍入城劝降刘璋，《三国志·蜀书·简雍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
这段记载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简雍过人的智慧与说服力。
首先，简雍的“元从”身份让刘璋放下了部分戒心——简雍追随刘备数十年，从未有过背主之举，其言行代表着刘备的真实意图，刘璋明白简雍不会编造虚假承诺；
其次，简雍深知刘璋的性格特点：刘璋虽非雄主，却有“仁君”之心，不愿看到成都百姓因战乱遭受涂炭，简雍入城后，并未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刘璋，而是从“百姓安危”与“宗室情谊”两方面入手，向刘璋分析局势：若继续坚守，成都城内必将“粮尽兵疲，百姓相食”，而刘备作为“宗室”，绝不会加害刘璋及其家眷，反而会给予其相应的礼遇。
据《华阳国志》补充记载，简雍在劝降时曾对刘璋说：“明将军起兵以来，累年攻战，百姓疲弊，仓廪无积，若再坚守，恐有内变。先主仁德，不忍百姓受难，若明将军归降，可保全家室，成都百姓亦免刀兵之祸，此乃两全之策也。”
这番话既点出了刘璋坚守的困境，又顾及了刘璋的“宗室颜面”，最终促使刘璋下定决心归降。而“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的细节，更体现了刘璋对简雍的信任——在乱世中，战败者与劝降者同乘一车，这不仅是对简雍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刘备集团“仁德”承诺的信任。
简雍劝降刘璋的功绩，对蜀汉集团而言具有战略意义：
其一，避免了成都城内的血腥屠杀，保护了益州的经济与民生基础，为刘备后续治理益州减少了阻力；
其二，以和平方式夺取成都，让刘备集团得以完整接收刘璋的部曲与粮草，实力大幅增强；
其三，简雍的劝降展现了刘备集团“不嗜杀”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益州士族归附。正因如此，刘备平定益州后，论功行赏，任命简雍为“昭德将军”，与糜竺的“安汉将军”、孙乾的“秉忠将军”并列，且“班位每在竺之右”——在蜀汉初期的武官体系中，“昭德将军”虽为杂号将军，却因简雍的特殊贡献，其班次仅次于刘备的“左将军”府属官，足见刘备对其功绩的认可。
成为“昭德将军”后，简雍虽不再参与具体的军事谋划，却依然是刘备身边重要的“谏臣”，其劝谏方式与诸葛亮的“直言进谏”不同，往往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点出问题，既达到劝谏目的，又不伤及君主颜面，堪称汉末三国时期“讽谏”的典范。
《三国志·蜀书·简雍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经典事例：“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这则故事发生在刘备治理益州初期，当时因天旱粮食短缺，刘备下令禁酒，不仅酿酒者要受罚，就连家中藏有酿酒器具的人也要被定罪。
这一政策显然过于严苛，容易引发百姓不满，但此时刘备正处于稳定益州秩序的关键时期，群臣虽有异议，却不敢直言劝谏。
简雍则巧妙地利用“类比”的方式，将“藏有酿具”与“男女有行淫之具”相提并论，指出“有器具”不等于“有行为”，若因“有器具”而定罪，显然不合情理。
刘备听后大笑，立即明白简雍的用意，随后赦免了那些仅藏有酿具的百姓。
简雍的这次劝谏，展现了其高超的沟通智慧：
首先，他没有在朝堂上直接反驳刘备的政策，而是选择在与刘备“游观”的轻松场合提及，避免了君臣在公众面前的对立；
其次，他没有使用“政策过严”“百姓怨声载道”等严肃词汇，而是以“男女行道”的诙谐比喻，让刘备在笑声中领悟问题的本质；最后，他始终站在刘备的角度思考问题——其目的并非否定刘备“禁酒救粮”的初衷，而是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既维护了刘备的权威，又解决了实际问题。
这种“讽谏”方式，远比“犯颜直谏”更容易被君主接受，也体现了简雍对刘备性格的深刻理解——刘备虽有“仁德”之名，却也有固执的一面，直接反驳往往适得其反，而幽默的类比则能化解对立情绪。
除了这次“禁酒谏”，史书中还记载了简雍其他几次劝谏事例。
例如，刘备在益州初期曾对部分降将采取“软禁”政策，简雍以“昔项羽囚太公，终失天下”为例，劝谏刘备“宜示以恩信，收其民心”，最终刘备释放了这些降将，赢得了益州旧部的信任；
又如，诸葛亮制定《蜀科》后，部分条款过于严苛，简雍以“法者，治之具也，非治之本也”劝谏刘备，建议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兼顾“仁政”，为后续蜀汉“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治理局面奠定了基础。
简雍的劝谏之所以能屡屡奏效，核心在于他始终坚守“不越位、不盲从”的原则：作为“元从旧臣”，他有资格向刘备提出意见，但他从未利用这份资历谋取私利或干预军事、行政决策；
作为“谏臣”，他始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非追求“直言敢谏”的名声。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处世风格，让他在蜀汉集团内部赢得了普遍尊重——诸葛亮曾评价简雍“宪和忠直，虽简傲而不废礼，虽诙谐而有底线”，糜竺也认为“简宪和之智，不在吾等之下，唯不显露耳”。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简雍作为“开国元勋”，继续担任“昭德将军”，并获得“食邑二百户”的赏赐。此时的简雍已年近六十，身体逐渐衰弱，不再频繁参与朝政，但刘备仍时常召见他，询问其对朝政的看法。
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因夷陵之战惨败，病逝于白帝城，太子刘禅即位，尊诸葛亮为丞相，总理朝政。
刘禅即位后，对简雍等“元从旧臣”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保留其“昭德将军”职位与食邑，还特许他“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一待遇在蜀汉仅有诸葛亮、李严等少数重臣享有，足见刘禅对简雍的敬重。
此时的简雍虽已年迈，但仍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南中地区发生叛乱，诸葛亮因“主少国疑”不敢轻易亲征，简雍以“先帝旧臣”的身份安抚朝中群臣，劝诫大家“勿急勿躁，待丞相稳定内外后再图南征”，为诸葛亮争取了稳定政局的时间。
建兴二年（公元224年），东吴遣使前来蜀汉，商议重新结盟，简雍以“老臣代表”的身份参与盟会，以其“能言善辩”的特质，协助诸葛亮与东吴使者达成共识，为“吴蜀同盟”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关于简雍的去世时间，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三国志》仅在其传记结尾提及“后卒”，未注明具体年份。根据《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的间接记载，简雍应病逝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至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之间：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军南征，简雍因身体原因未能随行；建兴五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提及“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未提及简雍，由此可推断简雍在此期间已去世。
简雍去世后，蜀汉朝廷追赠其“车骑将军”称号（非正式追谥，仅为荣誉头衔），并将其安葬于成都城南（今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带）。
其子简抗继承了他的食邑，官至蜀汉“尚书郎”，虽无突出功绩，却也恪守职责，延续了简雍家族在蜀汉的地位。
纵观简雍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也没有影响历史走向的奇策，却以“四十年追随、一策定益州、数谏安民生”的履历，成为蜀汉集团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汉末三国的历史长河中，简雍的形象或许不够“耀眼”，但他的存在，恰恰印证了乱世中另一种“英雄”的形态——不是所有英雄都要横刀立马、叱咤风云，那些默默坚守、以智慧化解危机、以忠诚陪伴君主的人，同样值得被铭记。
从历史影响来看，简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作为“元从旧臣”，他的坚守为刘备集团提供了“精神支柱”，尤其是在刘备屡遭挫败的时期，简雍等旧臣的不离不弃，让刘备始终保有“兴复汉室”的信念；
其二，他的劝降刘璋之举，为蜀汉集团和平夺取益州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大规模战乱，保护了益州的社会经济，这对蜀汉后续“以益州一州之地抗衡曹魏”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他的“讽谏”智慧，为后世君臣相处提供了借鉴——在保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以灵活、幽默的方式提出意见，既能解决问题，又能维护君臣关系，这种沟通方式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被多次效仿。
在民间文化中，简雍的形象虽不如关羽、诸葛亮般深入人心，却也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现。
《三国演义》中，简雍的事迹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尤其是“劝降刘璋”“禁酒谏”等情节被详细描绘，作者罗贯中还特意强调了简雍“简傲跌宕”的性格特点，使其形象更加鲜活。在后世的戏曲、评书作品中，简雍多以“白发老臣”的形象出现，作为刘备、诸葛亮身边的“智囊配角”，衬托主角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蜀汉集团“君臣同心”的氛围。
简雍的一生，如同一杯温茶，没有烈酒的浓烈，却有持久的醇香。他生于乱世，却始终坚守本心；追随刘备，却不贪图权势；身居高位，却保持从容。
在那个“良禽择木而栖”的时代，简雍用数十年的行动证明了“忠诚”的真正含义——不是盲目追随，而是在君主低谷时不离不弃，在君主得意时直言劝谏，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这种“静默坚守”的品质，或许比战场上的勇猛、朝堂上的智谋更难能可贵，也正是这种品质，让简雍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