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第四次北伐(一)-《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

  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统率大军突破曹魏边防,再度进攻祁山。这也宣告时隔三年后,蜀汉第四次北伐正式拉开序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役至少在建兴七年第三次北伐已付诸准备。即蜀汉先拿下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所在今甘肃文县)二郡,扫清祁山外围,又趁曹真主力围攻汉中之际遣魏延、吴懿挺进南安(今甘肃陇西县),重创陇右魏军。

  及至建兴九年,汉军二出祁山已是万事俱备,箭在弦上。

  作为顶尖的战略家,诸葛亮从不浪战,总是尽一切可能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此番用兵亦不例外,他派遣使者远赴鲜卑,说服曹魏的附义王——鲜卑首领轲比能助阵。

  轲比能欣然从命,出兵至原北地郡的石城一带观望,与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面对汉军的凌厉攻势,曹魏“边军不能制敌”,诸葛亮很快包围了祁山堡,并控制周边城邑。及至三月,汉军已攻占位于祁山以东,扼西汉水要道的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兵锋直逼天水郡腹地。

  陇右无谷

  此时,坐拥主场优势的魏军却出现异常情况,史称“陇右无谷”。

  这不免奇哉怪也。自诸葛亮一次北伐之后,陇右已太平了两年。

  虽然建兴八年冬十月起大旱数月,但此时应已经粮草入府,何“无谷”?恐怕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建兴八年秋破郭淮、费曜所部,吴懿挺进南安,大遂尽,于是乎,转过年竟然在主场闹起了粮荒。

  诸葛亮也恰恰对症下药。纵观第四次北伐,汉军的军事行动正是以补给问题为核心次第展开。

  面对汉军的咄咄攻势,曹魏朝廷做了个基本判断,《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

  确实,汉军的补给线从汉中沔县(今陕西勉县)至祁山,于崇山峻岭中绵延五百里,看似难以久战。

  然而,事实却与他们判断截然相反。正当雍州刺史郭淮为粮荒问题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软硬兼施,从羌、胡少数民族口中夺食之时,诸葛亮却仅仅令以屯垦着称的祁山万户“出租税五百石供军”,足见二郡的补给状况有天壤之别。

  对照史料,不难发现曹魏此次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有备而来,针对汉军的补给短板,投入由其本人发明的运输利器——“木牛”。

  这是一种可载一人一年口粮,日行二十里,便于山地运输的崭新工具。

  有木牛相助,汉军的后勤压力大为减轻,持久战成为战术选项之一,这也是诸葛亮敢于越险深入,在补给问题上与魏军一争短长的物质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古今同理。

  郭淮刮了一通地皮,虽然暂时缓解陇右魏军的粮荒,但以边军对敌,委实力不能逮。一旦祁山陷落,汉军粮道畅通无阻,以此为据点大举北上,陇右局势较之第一次北伐恐怕更为严峻。为今之计,也只能期盼朝廷派遣中军赴援了。

  春三月,洛阳援军已整装待发,而统帅人选却令魏明帝曹叡大伤脑筋。此前,大司马曹真一直负责对蜀汉战事,但去年北伐连连溃败不说,而归后不久,强撑病躯,求了个移防的帅印,但行未远,曹真回师后便一病不起,迁延至此时已堪提帅哀哉。

  曹魏大将,曹真之次便是车骑将军张合,此公长期活跃于关中、陇西,是曹营“五子良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可谓老当益壮,军事经验之丰富天下罕有其匹。

  按理说,由张合接掌帅印可谓顺理成章,但大约是张将军当年临阵反水,导致袁绍官渡大败的黑历史令曹叡有所犹豫,于是乎,从荆州前线招来出身根正苗红的大将军司马懿,使其抚军西北长安,空降指挥关右魏军。

  临阵换将,兵家大忌。司马懿虽然这几年屡建功勋,毕竟于军旅之事素历尚浅,张合曾为宿将,岂能心服?当年周瑜用事,程普“自以久将”,虽处卑也。

  司马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果不其然,大将军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点,已经和二把手张合话不投机,发生激烈的争执;《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宣王使要、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出,西救祁山。

  合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

  细读这段史料不难发现,司马懿与张合的态度南辕北辙。此前从未与诸葛亮交手的司马懿持进取策。

  此时郭淮、费曜等人所率的陇右机动兵力约四万人,倾巢而出,主动救援祁山,他本人亦亲率主力为后援,大有灭此朝食,毕其功于一役之势。

  而与诸葛亮交手多次的张合极为谨慎,主张分兵屯驻关陇的雍城、郿城为预备队,一则防备汉军出奇兵进攻关中,二可做好梯次防守的准备。

  司马懿欲进而张合欲守,这二位的态度恐怕与人们的固有印象大相径庭。

  将帅各持己见,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曹魏大军遂按照司马懿的布置滚滚而西。

  以兵力而论,曹魏赴援的中军有所谓“十万之众”,加之地方驻军,兵力近三倍于汉军。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倍则攻之,魏军又是内线作战,司马懿的谋划大含常理。

  很可惜,诸葛亮统率下的汉军就是一支不含常理的部队。于是,在不知不觉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已经置魏军于悬危之境。

  上邽割麦

  出乎司马懿意料,援救祁山的大军尚未到位,诸葛亮竟然亲自找上门来了。《汉晋春秋》载:“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宣王于上邽。”

  上邽不但是天水重镇,更是陇右屯田所在,蜀军口粮仰赖于此。

  在“陇右无谷”的大背景下,一旦上邽屯田遭到破坏,魏军便难以就地补给,不得不仰赖关中,和汉军一样走上千里运粮的道路,其主场作战优势必然大为削弱。

  很显然,司马懿对汉军战役目标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他一心欲“西救祁山”,认为攻占祁山是整个战役的得失,而诸葛亮却不纠结于一城一地的锱铢,而是盘算釜底抽薪,企图动摇魏军在陇右持续作战的根基。

  面对汉军大兵压境,留守上邽的郭淮、费曜为保屯田不失,硬着头皮提兵迎击。此番正中诸葛亮下怀,他徘徊于此,正是看上了上邽附近的渭河充分发挥其长处,利于汉军布阵。

  两天后,刚刚在阳溪一败涂地的郭、费二位又中诸葛亮埋伏,真是与走了背运,一路颓退。汉军乘胜军之锋岂可当可勇,毫无悬念地再次“大破其复”,这真是“计毒莫过绝粮”!

  几家欢喜几家愁,司马懿统率大军方到陇东大道近头的邽(今陕西阳平关),闻知屯田有失,慌忙“卷甲晨夜赴之”。

  奈何从长安至到上邽山路远,折合汉里只六卿至七百里,待到魏军主力赶到,自然为时晚矣。面对此情此景,司马懿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修城扎寨,与诸葛亮形成对峙之势,再图伺机决战。

  诸葛亮绝粮之计既已得售,已无孤军逗留之理,且上邽守军与司马懿主力形成东西呼应之势,于汉军非是理想战场。

  于是,诸葛亮开始主动后撤,进入木门(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西南)一带的山岳丘陵地带,引诱魏军追击,以发挥汉军山地作战的长处。在上邽交手一合,此时的司马懿与战前气壮山河的态度迥异,虽然想攻汉军,却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始终保持距离,与其说是追击,不如说是灞桥折柳,依依送别。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极态度大约是曹、刘两家数十年交锋以来被颠几过一遭,何况魏士民之力数倍于敌,又干奈何陇右无粮之兵?老资格的张合再次坐不住了,又唱起了反调——《汉晋春秋》记载:

  张合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

  仔细品味张合之策,其实并未求与诸葛亮一决雌雄,倒也算不上什么激进主张,仅仅要求通过分兵袭扰汉军补给线,关照一下朝野的观瞻而已。

  然而,仅仅是这么一点微小的请求,修正的保守疗法,也不为司马懿所接受,这位大将军是凭干条计、我有老主意,照方抓药,继续“欢送”汉军。一路跟到汉军的卤城大本营,又保持着安全距离,“登山掘营”,高挂免战牌。

  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祁山从二月被围,咬牙坚守已三月有余,卤城离祁山不过咫尺之遥,守将贾栩、魏平在祁山堡上眺望这场“静坐战争”,恐怕早已七窍生烟。于是,他们再三派遣使者潜出重围,要求司马懿出战。碰了几回钉子后,终于撂下一句狠话:“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

  正所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区区部将都敢对主帅如此锥心刺骨,这位大将军在陇右军中的威望也真是够瞧的了。

  司马懿本就是空降司令,根基不稳,一旦威风扫地,如何号令三军?面对此情此景,凭他老谋深算,也得如坐针毡。

  看到司马懿被拿住了痛脚,诸将趁机联名请战,张合作为资历深厚的二把手,本该镇镇场子,但自打司马懿上任以来,言不听计不从,恐怕早有腹诽,自然也乐得袖手旁观,看司马懿的笑话。

  终于,落了个孤家寡人的司马懿再也顶不住了,为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军事威望,出战已经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骰子既已掷下,祁山脚下诡异的平静也一扫而空,到处是人喧马嘶,鼓声响彻。

  在这片东西十余公里,南北不过一二公里的狭长河谷中,汉、魏两国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事统帅即将直接指挥麾下精锐人马展开一场全面冲突,这也是建安二十四年(219)以来西线罕见的主力会战。

  祁山大战

  此时,“登山掘营”的魏军大本营当在今甘肃礼县盐官镇以东的红军山一带,当地犹存有“藏兵湾”“将军营”等地名;汉军则“据南北二山”,依托卤城两侧山势布防,当即今盐官镇两侧的马坪山、四棱山,又在西汉水架设浮桥以沟通南北,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完全切断了魏军救援祁山的道路。

  由于西汉水北岸地势较为开阔,是祁山大道之所经,诸葛亮亲率主力在此镇守,西汉水南岸地形逼仄,以山地为主,通行不便,“南围”则由无当监王平率领主要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飞军”精锐守卫。据此可见,汉军的布防呈现出北重南轻的态势。

  建兴九年五月辛巳,经过长期思考,蛰伏已久的司马懿终于出招了,落下的第一手便在汉军看似兵力薄弱的南围。他命令副帅张合统重兵沿西汉水南岸长驱西进,强攻王平所部。

  所谓“逐二兔不如逐一兔”,司马懿是当世第一流的军事统帅,张合也是历战名将,很难想象,大战当前,他们竟然会无故分散兵力。显然,张合进攻汉军南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旦王平支撑不住,诸葛亮主力便要通过狭窄的西汉水浮桥驰援,司马懿大军趁汉军忙乱之际沿北岸大路发动进攻,自然胜券在握。

  可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司马懿、张合知不知姑且不论,对敌情的掌握委实有些粗糙。

  南围守将王平官拜“无当监”,换言之,他是所谓“无当飞军”的统帅。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这是汉军中一等一的精锐部队,尤其擅长山地作战,南围依山为营,正是得其所哉。任凭魏军来势汹汹,王平所部稳若泰山,令张合一筹莫展。

  正当魏军在南围陷入苦战之际,司马懿亲率中路主力沿西汉水北岸大道径直杀奔诸葛亮大营而来。

  一时间,旌旗猎猎,征尘蔽日,大地仿佛在十万甲士马蹄的践踏下微微颤抖。

  出乎司马懿意料,诸葛亮对南围战事置之不理,严阵以待,只候君来。相较于分兵南北岸、彼此不能相救的魏军,汉军集中所有主力用于打击司马懿一路。“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史书中对于此战的记载只有《三国志·王平传》及《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寥寥数语,考察卤城地形,结合史料记载,在此尝试复原战局:

  卤城一带虽有大道,却受西汉水和丘陵地形的约束,可供大军驰骋的河谷平地南北宽不过一千米有余。

  魏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副帅张合别攻南围,其兵力优势必然削弱,又限于地形,大军难以完全展开,其引以为傲的骑兵军团无法发挥机动优势绕后侧袭,只能从正面冲击,战斗力大打折扣。

  司马懿的对策便是以最精锐的中军为前锋,试图撕裂汉军的防御。诸葛亮针锋相对,派出魏延、高翔、吴班三员大将主动迎击。

  狭路相逢,正面冲突,这正是以防御严密着称、“先为不可败”的八阵图之所长。诸葛亮出祁山以来即在卤城苦心经营,显然是相中此处的山水地势适宜于汉军一展所长,换言之,卤城便是诸葛亮预设的理想战场。

  他指挥汉军一退再退,将魏军引诱至此,苦心孤诣,正是为今日之战。

  魏军既入彀中,自然讨不了好去。司马懿亲自殿后,如惊涛怒浪,汉军八阵如砥柱中流,连车长枪,强弓硬弩,步步推进。

  终于,在汉军战阵缓慢而坚定的挤压下,魏军动摇了,退却了,崩溃了。恐慌如瘟疫一般传染了每一个人,最勇猛无畏的中军锐士也成了丧家之犬,为减轻负担,尽快逃脱汉军的利箭,他们纷纷丢盔弃甲,争先恐后地向后狂奔。失去秩序的军队只是一群待宰羔羊而已,战斗很快演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作为魏军最高统帅的司马懿,正在经历无比陌生却痛烈至极的体验——败北。

  大军在他的指挥下被打得溃不成军,而这位军事天才却无能为力,只能被败军裹挟着向大本营退去——这是他最后的底线。

  主力既溃,张合自然也放弃在南围的无用功,魏军倾巢而出,却落了个全线溃退的结局,汉军“大破之”,这便是五月辛巳日主力会战的结果。

  司马懿西线初用兵,这便是他交出的学费清单:“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玄铠即铁甲。

  角弩是以牛角为饰、有效射程二百步、射击精度很高的强弩,这是装备于中军精锐的尖端武器。

  汉军阵斩即有三千,即便以一比三的伤亡比,魏军总伤亡亦当在万人以上。

  古典时代的军队都是以少数精锐为核心,现下中军大败亏输,当然全军动摇。

  这真是“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司马懿要稳定战线显然已不可能。于是,魏军拔营退走,向上邽方向收缩防线。

  诸葛亮则乘胜追击,沿木门道北进,再度兵临上邽。

  经过一番剧烈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上邽刚袭战后的态势,但今时不同往日,司马懿既丢掉了屯田补给,又在祁山脚下元气大伤,里子面子输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