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冬天，格外凛冽。狂风如一头头暴怒的野兽，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横冲直撞，肆意地撕扯着一切。居委会办公室那扇陈旧的铁窗，在狂风的侵袭下，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在痛苦地呻吟。窗缝里，刺骨的寒风像无数条冰冷的蛇，一个劲儿地往里钻，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作响。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紧紧地握着钢笔，指节因为长时间的寒冷和用力，已经冻得发僵，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每写下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即便如此，我心中的那股劲儿却丝毫未减——距离上次高考失利，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
这两年里，我无数次在夜深人静时，对着那盏昏黄的台灯，默默发誓：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再考一次！
这回，我比从前更加拼命了。白天的居委会，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陀螺，而我，就是这个陀螺的核心，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旋转。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来得及穿透那厚重的云层，我就已经来到了居委会。帮孤寡老人订豆奶，是我每天的第一项任务。我轻轻地敲开每一扇门，带着温和的笑容，将热气腾腾的豆奶递到老人们手中。看着他们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我的心里也涌起一股暖流。
紧接着，便是登记新生儿户口。看着那一个个粉嫩的小生命，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小心翼翼地在本子上记录下他们的信息，犹如在书写着一个个美好的未来。
中午，刚扒拉两口饭，就有人匆匆忙忙地赶来，说是要调解邻里纠纷。张家说李家的煤堆占了过道，影响他们出行；李家则嫌张家的孩子太吵，打扰了他们的休息。两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气氛紧张得像火的临界点一点就着。
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疲惫，耐着性子，两边劝说。我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的说话，已经变得沙哑，每说一句话，都像是用砂纸在摩擦。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润喉糖，含在嘴里，那甜丝丝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给我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让我能够继续压下几分疲惫，努力地化解着这场矛盾。
下午，我还要挨家挨户地发防疫宣传单。我抱着一沓厚厚的宣传单，穿梭在一间又一间居民区之间，做完这一切，我的右腿就像面条一样软弱无力，每走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上。我只能趁没人的时候，靠在墙角，偷偷地揉一会儿膝盖。膝盖上传来的阵阵酸胀，让我忍不住皱起眉头，但我却不敢歇太久——桌上还堆着没整理完的档案，那些档案就像一个个等待我解决的小难题，时刻提醒着我不能停下脚步。
等晚上回到那间独居的小屋，天早就黑透了。我伸手拉响开关，“啪”的一声，灯亮了，昏黄的光瞬间铺满桌面，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映在墙上，像个倔强地立着的剪影。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影子，如同看到了那个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自己。
书桌上，堆着新借的复习资料，数学、语文、政治，一本本摊开，像一座座等待我攀登的小山。
演算稿纸一张接一张铺在旁边，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解题步骤。起初，字迹还带着疲惫的潦草，那是我那颗疲惫的心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但后来，越写越工整，每一步推导都清清楚楚，就像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漏看一个符号，再错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有时候，学到后半夜，眼皮沉得像挂了铅，怎么都睁不开。我就趴在桌上眯五分钟，那短暂的五分钟，仿佛是我与疲惫的一场较量。
醒来后，我用冷水洗把脸，冰凉的水激得人打个寒颤，脑子也跟着清醒过来。我揉了揉眼睛，继续投入到学习中。
窗外的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好像是这寂静夜晚中的一点点缀。昏黄的灯光下，整个房间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我翻书的声响，“沙沙沙”，那声音就像一首无声的战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我对着课本上的“落霞与孤鹜齐飞”默默地念着，像能透过这优美的诗句，看到那片壮丽的晚霞和飞翔的孤鹜。又低头演算一道解析几何题，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犹如在书写着我的梦想。我心里反复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说不定这次就能成。”每一次的坚持，都是我对命运的一次抗争，都是我对未来的一份期待。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1981年初夏，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揣着忐忑的心情，骑车一路狂奔向教育局教育科。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
我挤进人群，目光飞快地在榜单上扫视着，心也随着那一个个名字的跳动而加速。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张毅”两个字上——分数超了重点线！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遍，确认没看错，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我攥着成绩单的手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节都有些发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只憋了很久的雄鹰，终于要展开翅膀，冲破云霄，飞向那片属于我的广阔天空。
可命运却再次给了我沉重的一击。体检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衫，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医院。
轮到我检查腿时，我主动凑到医生跟前，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恳求：“大夫，我生活学习都能自理，走路、看书、做题，一点不影响脑力劳动，您多费心看看……”我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希望医生多停留一秒，多问一句，我的命运就能发生改变。
可医生头都没抬，手里的钢笔在体检表上机械地划着，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割着我的心。他的眼神漠然得像冰锥子，直直地扎进我心里，让我瞬间从头凉到脚。他什么也没说，可那毫不犹豫的动作，像在无声地宣告我的命运——我被淘汰了。
发榜那天，我起得比鸡还早，天刚蒙蒙亮就骑车去了教育局打探消息。榜单贴在大楼的外墙上，位置很高，我仰着头，从第一个名字开始看，一个一个往下找。眼睛酸了就揉一揉，再继续看，直到最后一个名字，也没看见“张毅”两个字。
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周围的人却在欢呼，有人举着录取通知书，和家人抱在一起笑；有人蹦蹦跳跳地讨论要去哪个城市上学，笑声、欢呼声裹着初夏的风飘过来，在我听来，却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得耳朵生疼。
我站在人群里，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明明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街上，脚下的土地是热的，可我却觉得自己被隔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往亮处走，我却困在原地，连一点光都照不进来。那种孤独和绝望，就像潮水一般，将我紧紧地淹没。
后来，补习班的王老师偷偷把我拉到一边，他叹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张毅，你的档案被退回来了，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体检不合格……”那“不合格”三个字像晴天霹雳，把我最后一点希望炸得粉碎。当我领回《未录取通知》，那张薄薄的纸冷冰冰的，上面印着“经审核，未达到录取标准”的官方文字，没写原因，可我比谁都清楚。
走出教育局大门，风往骨头缝里钻，我穿着单衣，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心里空得厉害，像被掏走了最重要的东西。当年招工受挫，只是没当成“全民工”，可这次高考失利，是堵死了我用正统路子往上走的所有可能——我想靠知识改变命运，却连门都进不去。
我没有歇斯底里，只是骑上那辆永久自行车，在街上游荡。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车轮碾过柏油路，发出“咯吱”的声响，这是我那破碎的心在发出痛苦的呻吟。
当我看见有人举着录取通知书，和父母笑着说话，我赶紧低下头，绕开他们，怕多看一眼，都会让我的心更疼一分；看见学生们背着书包往学校走，脸上洋溢着朝气，我觉得他们的世界像隔着一层玻璃，我能看见，却碰不到，只能远远地望着，心中满是无奈和失落。
我骑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从天亮骑到天黑，直到路灯亮起来，才慢慢骑回小屋。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开灯，任由黑暗裹住自己。墙上贴满了演算稿和复习提纲，白天看的时候还觉得亲切，此刻在昏暗中却像一张张嘲讽的脸，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和愚蠢。
我摸黑走到书桌前，指尖抚过纸上的公式，那些熟悉的“x y”“sinα”，此刻陌生得可怕，像在笑话我的天真——我算得再对，背得再熟，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过不了“腿”这一关。脑子里全是解不开的结，像一团乱麻：“难道大脑的价值，还抵不过一条残腿？”“国家说要选拔人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选‘完人’了？”“招工不要我，大学不要我，残疾人想找条自己的路，就这么难吗？我这条命，到底该往哪儿放？”失恋的苦、招工的痛，都没这么熬人——失恋丢的是一段感情，可高考的失败，丢的是我对“存在”的所有底气，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不配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总想起那个被退回的档案袋。牛皮纸做的袋子，边角有些磨损，上面贴着我的名字和考号，袋口敞着，像张着嘴在嘲笑我。里面的体检表上，“不合格”的红印章盖得清清楚楚，红得刺眼，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刻在我心上，一想起就疼。
那不是简单的拒绝，是把我两年的努力、无数个不眠的夜晚，都钉在了“残疾”这两个字上，让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有时候在休息时段，我会骑车去附近的师范学院门口。校门敞开着，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有的抱着书本，有的说说笑笑，他们的声音里满是青春的活力。那道门不高，没有栏杆，物理上没有任何障碍，可制度上的墙，却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靠在自行车上，看着里面的教学楼——窗户亮着灯，图书馆的玻璃门进进出出的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苦的、涩的，一股脑涌上来。
“张毅，你怎么来了？”突然听到校园传来熟悉的叫我名字声。我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谷建国。他现在是这所学院里的大二学生。
看着兴奋的谷建国，我内心感受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在这样的场合，遇上了好同学，好朋友，那份久别重逢的喜悦涌上心头；忧伤的是，我刚刚又被大学拒录了，那种被命运抛弃的痛苦再次袭来。
谷建国得知我的情况后，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张毅，别灰心，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你一定会有机会的。”说着，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宿舍里整洁干净，书桌上摆满了书籍和文具，看着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床铺，我仿佛看到了谷建国他们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接着，他又带我去了学校红楼校史馆，那里面陈列着学校的历史和荣誉，每一件展品都如同在诉说着学校的故事；还有教学楼，教室里传来老师讲课的声音和学生讨论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知识的力量；操场更是热闹非凡，学生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听到谷建国的介绍，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时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讲台上，老师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我认真地做着笔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想象着在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喜欢的书，轻轻翻开，阳光洒在书页上，那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却了一切烦恼；想象着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为一道题争得面红耳赤，大家各抒己见，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绽放——可这些，都只是幻想。
待不了三十分钟，我就告别了谷建国，骑上车离开。身后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从没存在过。那声叹息，是我内心深处无奈的呐喊，又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日子转眼到了1982年的冬天，我坐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老槐树。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寒风里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高考的伤，结了一层薄薄的痂，可只要一想起，还是会疼；当年招工的落差、初恋的苦涩，也会时不时冒出来，像细小的针，轻轻刺一下心脏。但我知道，日子不会停，像磨盘似的，一圈一圈转着，把那些过往的苦痛与希望都细细碾碎，融入生活的琐碎与烟火之中。(未完待续)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紧紧地握着钢笔，指节因为长时间的寒冷和用力，已经冻得发僵，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每写下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即便如此，我心中的那股劲儿却丝毫未减——距离上次高考失利，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
这两年里，我无数次在夜深人静时，对着那盏昏黄的台灯，默默发誓：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再考一次！
这回，我比从前更加拼命了。白天的居委会，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陀螺，而我，就是这个陀螺的核心，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旋转。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来得及穿透那厚重的云层，我就已经来到了居委会。帮孤寡老人订豆奶，是我每天的第一项任务。我轻轻地敲开每一扇门，带着温和的笑容，将热气腾腾的豆奶递到老人们手中。看着他们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我的心里也涌起一股暖流。
紧接着，便是登记新生儿户口。看着那一个个粉嫩的小生命，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小心翼翼地在本子上记录下他们的信息，犹如在书写着一个个美好的未来。
中午，刚扒拉两口饭，就有人匆匆忙忙地赶来，说是要调解邻里纠纷。张家说李家的煤堆占了过道，影响他们出行；李家则嫌张家的孩子太吵，打扰了他们的休息。两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气氛紧张得像火的临界点一点就着。
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疲惫，耐着性子，两边劝说。我的声音因为长时间的说话，已经变得沙哑，每说一句话，都像是用砂纸在摩擦。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润喉糖，含在嘴里，那甜丝丝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给我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让我能够继续压下几分疲惫，努力地化解着这场矛盾。
下午，我还要挨家挨户地发防疫宣传单。我抱着一沓厚厚的宣传单，穿梭在一间又一间居民区之间，做完这一切，我的右腿就像面条一样软弱无力，每走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上。我只能趁没人的时候，靠在墙角，偷偷地揉一会儿膝盖。膝盖上传来的阵阵酸胀，让我忍不住皱起眉头，但我却不敢歇太久——桌上还堆着没整理完的档案，那些档案就像一个个等待我解决的小难题，时刻提醒着我不能停下脚步。
等晚上回到那间独居的小屋，天早就黑透了。我伸手拉响开关，“啪”的一声，灯亮了，昏黄的光瞬间铺满桌面，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映在墙上，像个倔强地立着的剪影。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影子，如同看到了那个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自己。
书桌上，堆着新借的复习资料，数学、语文、政治，一本本摊开，像一座座等待我攀登的小山。
演算稿纸一张接一张铺在旁边，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解题步骤。起初，字迹还带着疲惫的潦草，那是我那颗疲惫的心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但后来，越写越工整，每一步推导都清清楚楚，就像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漏看一个符号，再错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有时候，学到后半夜，眼皮沉得像挂了铅，怎么都睁不开。我就趴在桌上眯五分钟，那短暂的五分钟，仿佛是我与疲惫的一场较量。
醒来后，我用冷水洗把脸，冰凉的水激得人打个寒颤，脑子也跟着清醒过来。我揉了揉眼睛，继续投入到学习中。
窗外的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好像是这寂静夜晚中的一点点缀。昏黄的灯光下，整个房间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我翻书的声响，“沙沙沙”，那声音就像一首无声的战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我对着课本上的“落霞与孤鹜齐飞”默默地念着，像能透过这优美的诗句，看到那片壮丽的晚霞和飞翔的孤鹜。又低头演算一道解析几何题，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犹如在书写着我的梦想。我心里反复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说不定这次就能成。”每一次的坚持，都是我对命运的一次抗争，都是我对未来的一份期待。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1981年初夏，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揣着忐忑的心情，骑车一路狂奔向教育局教育科。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
我挤进人群，目光飞快地在榜单上扫视着，心也随着那一个个名字的跳动而加速。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张毅”两个字上——分数超了重点线！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遍，确认没看错，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我攥着成绩单的手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节都有些发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只憋了很久的雄鹰，终于要展开翅膀，冲破云霄，飞向那片属于我的广阔天空。
可命运却再次给了我沉重的一击。体检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衫，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医院。
轮到我检查腿时，我主动凑到医生跟前，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恳求：“大夫，我生活学习都能自理，走路、看书、做题，一点不影响脑力劳动，您多费心看看……”我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希望医生多停留一秒，多问一句，我的命运就能发生改变。
可医生头都没抬，手里的钢笔在体检表上机械地划着，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割着我的心。他的眼神漠然得像冰锥子，直直地扎进我心里，让我瞬间从头凉到脚。他什么也没说，可那毫不犹豫的动作，像在无声地宣告我的命运——我被淘汰了。
发榜那天，我起得比鸡还早，天刚蒙蒙亮就骑车去了教育局打探消息。榜单贴在大楼的外墙上，位置很高，我仰着头，从第一个名字开始看，一个一个往下找。眼睛酸了就揉一揉，再继续看，直到最后一个名字，也没看见“张毅”两个字。
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周围的人却在欢呼，有人举着录取通知书，和家人抱在一起笑；有人蹦蹦跳跳地讨论要去哪个城市上学，笑声、欢呼声裹着初夏的风飘过来，在我听来，却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得耳朵生疼。
我站在人群里，像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明明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街上，脚下的土地是热的，可我却觉得自己被隔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往亮处走，我却困在原地，连一点光都照不进来。那种孤独和绝望，就像潮水一般，将我紧紧地淹没。
后来，补习班的王老师偷偷把我拉到一边，他叹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张毅，你的档案被退回来了，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体检不合格……”那“不合格”三个字像晴天霹雳，把我最后一点希望炸得粉碎。当我领回《未录取通知》，那张薄薄的纸冷冰冰的，上面印着“经审核，未达到录取标准”的官方文字，没写原因，可我比谁都清楚。
走出教育局大门，风往骨头缝里钻，我穿着单衣，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心里空得厉害，像被掏走了最重要的东西。当年招工受挫，只是没当成“全民工”，可这次高考失利，是堵死了我用正统路子往上走的所有可能——我想靠知识改变命运，却连门都进不去。
我没有歇斯底里，只是骑上那辆永久自行车，在街上游荡。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车轮碾过柏油路，发出“咯吱”的声响，这是我那破碎的心在发出痛苦的呻吟。
当我看见有人举着录取通知书，和父母笑着说话，我赶紧低下头，绕开他们，怕多看一眼，都会让我的心更疼一分；看见学生们背着书包往学校走，脸上洋溢着朝气，我觉得他们的世界像隔着一层玻璃，我能看见，却碰不到，只能远远地望着，心中满是无奈和失落。
我骑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从天亮骑到天黑，直到路灯亮起来，才慢慢骑回小屋。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开灯，任由黑暗裹住自己。墙上贴满了演算稿和复习提纲，白天看的时候还觉得亲切，此刻在昏暗中却像一张张嘲讽的脸，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和愚蠢。
我摸黑走到书桌前，指尖抚过纸上的公式，那些熟悉的“x y”“sinα”，此刻陌生得可怕，像在笑话我的天真——我算得再对，背得再熟，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过不了“腿”这一关。脑子里全是解不开的结，像一团乱麻：“难道大脑的价值，还抵不过一条残腿？”“国家说要选拔人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选‘完人’了？”“招工不要我，大学不要我，残疾人想找条自己的路，就这么难吗？我这条命，到底该往哪儿放？”失恋的苦、招工的痛，都没这么熬人——失恋丢的是一段感情，可高考的失败，丢的是我对“存在”的所有底气，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不配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总想起那个被退回的档案袋。牛皮纸做的袋子，边角有些磨损，上面贴着我的名字和考号，袋口敞着，像张着嘴在嘲笑我。里面的体检表上，“不合格”的红印章盖得清清楚楚，红得刺眼，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刻在我心上，一想起就疼。
那不是简单的拒绝，是把我两年的努力、无数个不眠的夜晚，都钉在了“残疾”这两个字上，让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有时候在休息时段，我会骑车去附近的师范学院门口。校门敞开着，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有的抱着书本，有的说说笑笑，他们的声音里满是青春的活力。那道门不高，没有栏杆，物理上没有任何障碍，可制度上的墙，却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靠在自行车上，看着里面的教学楼——窗户亮着灯，图书馆的玻璃门进进出出的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苦的、涩的，一股脑涌上来。
“张毅，你怎么来了？”突然听到校园传来熟悉的叫我名字声。我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谷建国。他现在是这所学院里的大二学生。
看着兴奋的谷建国，我内心感受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在这样的场合，遇上了好同学，好朋友，那份久别重逢的喜悦涌上心头；忧伤的是，我刚刚又被大学拒录了，那种被命运抛弃的痛苦再次袭来。
谷建国得知我的情况后，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张毅，别灰心，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你一定会有机会的。”说着，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宿舍里整洁干净，书桌上摆满了书籍和文具，看着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床铺，我仿佛看到了谷建国他们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接着，他又带我去了学校红楼校史馆，那里面陈列着学校的历史和荣誉，每一件展品都如同在诉说着学校的故事；还有教学楼，教室里传来老师讲课的声音和学生讨论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知识的力量；操场更是热闹非凡，学生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听到谷建国的介绍，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时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讲台上，老师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我认真地做着笔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想象着在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喜欢的书，轻轻翻开，阳光洒在书页上，那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却了一切烦恼；想象着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为一道题争得面红耳赤，大家各抒己见，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中绽放——可这些，都只是幻想。
待不了三十分钟，我就告别了谷建国，骑上车离开。身后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从没存在过。那声叹息，是我内心深处无奈的呐喊，又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日子转眼到了1982年的冬天，我坐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老槐树。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寒风里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高考的伤，结了一层薄薄的痂，可只要一想起，还是会疼；当年招工的落差、初恋的苦涩，也会时不时冒出来，像细小的针，轻轻刺一下心脏。但我知道，日子不会停，像磨盘似的，一圈一圈转着，把那些过往的苦痛与希望都细细碾碎，融入生活的琐碎与烟火之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