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气息。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每个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贡献力量。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亲和母亲走到了一起。
父亲和母亲都是那个时代踏实肯干、积极向上的青年。父亲是一名转业军官，褪去军装后，凭借着在部队锻炼出的坚韧意志和出色能力，进入了安徽省交通厅工作。
他身材挺拔，眼神中透着军人的坚毅与果敢，走路似一阵风。虽然工作忙碌，但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母亲则是扫盲班里的一名优秀学员，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韧，成为了班里少数能写自己名字的学员之一，还被大家推举为班长。母亲面容和善，眼神中透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
他们的结合没有如今婚礼的繁杂仪式与奢华排场，一切都简单而纯粹。在那个年代，婚姻大多是在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进行的，父亲和母亲在扫盲班相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觉得对方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于是，他们郑重地打了结婚报告，交到组织上。组织经过审查和讨论后，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不久，他们顺利领到了结婚证，那是一张类似奖状、印着红色字体的纸张，但在他们心中，却是一生幸福的承诺。
领到结婚证后，他们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收拾好，搬进了组织上分配的公房。那是一间不大但充满温馨的房子，墙壁刷得洁白，地面铺着简单的水泥。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旧家具一一摆放好，有一张破旧的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简易的木床。虽然家具简陋，但两人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在公房里，他们向同事们散放喜糖。同事们纷纷围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父亲和母亲站在人群中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母亲的脸微微泛红，像一朵盛开的桃花。他们就这样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那一刻，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虽然生活简单，但有彼此相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充满温暖和希望。
然而，母亲的婚事并非一帆风顺，当初曾遭到大舅的反对。大舅当年学过私塾，在那个年代，私塾是培养有文化人才的地方，大舅在私塾里学习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知识，有着一定的文化底蕴。他写得一手好字，说话也总是引经据典，在家族中颇受尊敬。
解放后，国家急需大量有文化的干部，大舅凭借自身的才能，在安庆市总工会担任主席一职。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为工人们争取权益，深受工人们的爱戴。
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他又调到合肥市工作，职位也更高了一些。大舅一直希望母亲能嫁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人，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在他看来，父亲虽然是一名转业军官，但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似乎并没有达到他心中的标准。
或许是因为大舅对母亲婚姻有着自己的考量，又或许是对父亲并不满意，他坚决反对母亲的这桩婚事。
当母亲把和父亲结婚的消息告诉大舅时，大舅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皱着眉头，语气严肃地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随便就嫁人呢？这个男人，我看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以后怎么能给你幸福？”
母亲听了大舅的话，心里又委屈又生气，她坚定地说：“大舅，我喜欢他，我相信他能给我幸福。而且，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生活，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
但大舅并没有被母亲的话说服，他依然坚决反对。从那以后，大舅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
每次母亲去看望大舅，大舅总是冷着脸，对她和父亲的事情只字不提。
后来，父母终生都没有去过大舅家，这成了他们心中一个难以言说的遗憾。
母亲有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大舅小时候对自己的疼爱，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她知道大舅是为自己好，但她更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和父亲一起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958 年，在安徽省交通厅工作的父亲，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长江航运局与安徽省航运局分设，体制内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和安排。一纸调令打破了父亲和母亲原本平静的生活。长江航运局的调令调我父亲到芜湖港去工作，那是一份承载着新工作、新环境的文件。
那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在交通厅的食堂里吃午饭。食堂里人很多，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工作上的事情。
突然，一位同事匆匆忙忙地走到父亲身边，压低声音说：“老章，有个消息，上面可能要调你去芜湖港工作。”父亲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他放下手中的碗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讶和紧张。他连忙问道：“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同事说：“我也是刚听领导说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估计很快就会有正式通知。”
父亲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他既对新的工作机会感到兴奋，又对离开现在的环境和家人感到不舍。
他匆匆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正式通知。过了一会儿，领导把父亲叫到了办公室，递给他一份调令。父亲接过调令，手都微微颤抖，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调令上清晰地写着，他被调往芜湖港工作，要求尽快到岗。
在食堂得知这个消息时，父亲激动得手都微微颤抖，手中的碗不小心打翻，调令文件上便留下了油渍。
这小小的油渍仿佛是父亲当时心情的一个见证，它记录了父亲内心的激动、紧张和不安。父亲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在安徽省交通厅从事总机交换员的母亲。
母亲听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她一方面为父亲能有新的工作机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家人到了新的地方会不适应。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知道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变化和挑战，她只能和父亲一起勇敢地面对。
接到调令后，一家人不得不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迁徙。母亲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整理出来，她仔细地擦拭着每一件物品，仿佛在和它们告别。大姐和二哥也知道了要搬家的消息，他们虽然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也能感觉到家里气氛的变化。
大姐 1955 年出生，此时还不到上小学的年纪，但已经是个懂事的小丫头了。她主动帮母亲一起收拾行李，把一些小物件整齐地放进箱子里。她紧紧地抱着一个搪瓷脸盆，那是家里常用的物件。这个搪瓷脸盆是母亲结婚时买的，虽然已经用了很多年，边缘有些磨损，但依然干净整洁。大姐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护在怀里，眼神中既有对旧家的不舍，又有对新家的好奇。她时不时地看看搪瓷脸盆，仿佛在回忆着在这个家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二哥 1957 年出生，还是个懵懂的小娃娃。他舍不得机关幼儿园里那些心爱的积木，那些积木陪他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他每天在幼儿园里用积木搭建城堡、房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未完待续)
父亲和母亲都是那个时代踏实肯干、积极向上的青年。父亲是一名转业军官，褪去军装后，凭借着在部队锻炼出的坚韧意志和出色能力，进入了安徽省交通厅工作。
他身材挺拔，眼神中透着军人的坚毅与果敢，走路似一阵风。虽然工作忙碌，但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母亲则是扫盲班里的一名优秀学员，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韧，成为了班里少数能写自己名字的学员之一，还被大家推举为班长。母亲面容和善，眼神中透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
他们的结合没有如今婚礼的繁杂仪式与奢华排场，一切都简单而纯粹。在那个年代，婚姻大多是在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进行的，父亲和母亲在扫盲班相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觉得对方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于是，他们郑重地打了结婚报告，交到组织上。组织经过审查和讨论后，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不久，他们顺利领到了结婚证，那是一张类似奖状、印着红色字体的纸张，但在他们心中，却是一生幸福的承诺。
领到结婚证后，他们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收拾好，搬进了组织上分配的公房。那是一间不大但充满温馨的房子，墙壁刷得洁白，地面铺着简单的水泥。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旧家具一一摆放好，有一张破旧的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简易的木床。虽然家具简陋，但两人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在公房里，他们向同事们散放喜糖。同事们纷纷围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父亲和母亲站在人群中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母亲的脸微微泛红，像一朵盛开的桃花。他们就这样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那一刻，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虽然生活简单，但有彼此相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充满温暖和希望。
然而，母亲的婚事并非一帆风顺，当初曾遭到大舅的反对。大舅当年学过私塾，在那个年代，私塾是培养有文化人才的地方，大舅在私塾里学习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知识，有着一定的文化底蕴。他写得一手好字，说话也总是引经据典，在家族中颇受尊敬。
解放后，国家急需大量有文化的干部，大舅凭借自身的才能，在安庆市总工会担任主席一职。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为工人们争取权益，深受工人们的爱戴。
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他又调到合肥市工作，职位也更高了一些。大舅一直希望母亲能嫁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人，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在他看来，父亲虽然是一名转业军官，但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似乎并没有达到他心中的标准。
或许是因为大舅对母亲婚姻有着自己的考量，又或许是对父亲并不满意，他坚决反对母亲的这桩婚事。
当母亲把和父亲结婚的消息告诉大舅时，大舅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皱着眉头，语气严肃地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随便就嫁人呢？这个男人，我看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以后怎么能给你幸福？”
母亲听了大舅的话，心里又委屈又生气，她坚定地说：“大舅，我喜欢他，我相信他能给我幸福。而且，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生活，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
但大舅并没有被母亲的话说服，他依然坚决反对。从那以后，大舅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
每次母亲去看望大舅，大舅总是冷着脸，对她和父亲的事情只字不提。
后来，父母终生都没有去过大舅家，这成了他们心中一个难以言说的遗憾。
母亲有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大舅小时候对自己的疼爱，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她知道大舅是为自己好，但她更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和父亲一起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958 年，在安徽省交通厅工作的父亲，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长江航运局与安徽省航运局分设，体制内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和安排。一纸调令打破了父亲和母亲原本平静的生活。长江航运局的调令调我父亲到芜湖港去工作，那是一份承载着新工作、新环境的文件。
那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在交通厅的食堂里吃午饭。食堂里人很多，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工作上的事情。
突然，一位同事匆匆忙忙地走到父亲身边，压低声音说：“老章，有个消息，上面可能要调你去芜湖港工作。”父亲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他放下手中的碗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讶和紧张。他连忙问道：“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同事说：“我也是刚听领导说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估计很快就会有正式通知。”
父亲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他既对新的工作机会感到兴奋，又对离开现在的环境和家人感到不舍。
他匆匆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正式通知。过了一会儿，领导把父亲叫到了办公室，递给他一份调令。父亲接过调令，手都微微颤抖，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调令上清晰地写着，他被调往芜湖港工作，要求尽快到岗。
在食堂得知这个消息时，父亲激动得手都微微颤抖，手中的碗不小心打翻，调令文件上便留下了油渍。
这小小的油渍仿佛是父亲当时心情的一个见证，它记录了父亲内心的激动、紧张和不安。父亲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在安徽省交通厅从事总机交换员的母亲。
母亲听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她一方面为父亲能有新的工作机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家人到了新的地方会不适应。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知道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变化和挑战，她只能和父亲一起勇敢地面对。
接到调令后，一家人不得不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迁徙。母亲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整理出来，她仔细地擦拭着每一件物品，仿佛在和它们告别。大姐和二哥也知道了要搬家的消息，他们虽然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也能感觉到家里气氛的变化。
大姐 1955 年出生，此时还不到上小学的年纪，但已经是个懂事的小丫头了。她主动帮母亲一起收拾行李，把一些小物件整齐地放进箱子里。她紧紧地抱着一个搪瓷脸盆，那是家里常用的物件。这个搪瓷脸盆是母亲结婚时买的，虽然已经用了很多年，边缘有些磨损，但依然干净整洁。大姐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护在怀里，眼神中既有对旧家的不舍，又有对新家的好奇。她时不时地看看搪瓷脸盆，仿佛在回忆着在这个家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二哥 1957 年出生，还是个懵懂的小娃娃。他舍不得机关幼儿园里那些心爱的积木，那些积木陪他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他每天在幼儿园里用积木搭建城堡、房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