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王华，乃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为官清正，学识渊博。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王阳明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然而，王阳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天性聪颖，却不安于循规蹈矩的章句之学。幼时，他常沉默寡言，但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五岁仍不能言，家人忧之，后有高僧过其门，抚其顶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王伦根据《论语·卫灵公》所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其取名为“守仁”，字伯安。神奇的是，改名后他便开口说话了，且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
他的启蒙教育始于祖父的亲自教导。十一岁时，他随祖父赴京，途经镇江金山寺。一日，祖父与友人饮酒赋诗，正沉吟间，年幼的守仁在一旁脱口而出：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举座皆惊，惊叹其诗才与气魄。这并非简单的童言稚语，已然透露出他超越年龄的视野和磅礴的想象力。
在京期间，他接受正式的儒学教育。一次，他向塾师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曰：“惟读书登第耳。”少年王阳明却持不同看法，他认真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学为圣贤”，这个宏大的志向，如同种子，深深植入了他的心田，指引了他一生的求索。
十五岁那年，他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遍览山川形胜，探询诸族部落，甚至想上书朝廷，陈述平定边患之策，被父亲斥为“狂”而制止。这段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体魄，更开阔了他的胸襟，在他心中埋下了“事功”的种子。他并非枯坐书斋的酸儒，而是向往着内圣外王的统一。
十七岁，他奉父命到江西洪都（南昌）迎娶诸氏。新婚之日，他信步走入铁柱宫，见一道士趺坐，便与之谈论养生之道，听得入迷，竟将婚礼大事忘得一干二净，直至次日凌晨才被寻回。此事可见其性情之专注，一旦投入，便能超越世俗常轨。
婚后，他暂居岳父官署，每日习练书法。他并非盲目临摹，而是探究其理。他取古人法帖，凝神观察其点画气势，揣摩古人运笔之意，不仅书法大进，更悟得“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的道理。这已初露其“心学”端倪——学问之道，关键在于此心的精明与专注。
二十一岁，他随父寓居北京。彼时，他遍读朱熹着作，为其中“格物致知”之说所吸引。为了实践“格物”之功，他邀了一位钱姓朋友，对着父亲官署庭院中的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二人日夜不息地凝视竹子，希望“格”出其中蕴含的“天理”。结果，朋友三日后便病倒，王阳明自己也劳思成疾，却一无所获。他不得不叹息：“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这次失败的“亭前格竹”经历，使他第一次对当时奉为圭臬的朱子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意识到，向外穷究物理，以期豁然贯通的方法，似乎此路不通。内心的困惑与苦闷，驱使他转向其他领域寻求答案。
此后，他一度沉溺于辞章诗文，与京城名士李梦阳、何景明等交往，很快便以文采斐然闻名。但不久他便觉得，这不过是“雕虫篆刻”，于世道人心无补，并非安身立命之本。于是他又转向佛、道二氏。他习练导引术，能预知友人来访；与禅师论道，能机锋应对。他曾游九华山，寻仙访道，遇蔡蓬头，蔡只道“尚未”；访地藏洞异僧，僧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这些经历，让他领略了二氏在精神修养上的精深，但他最终觉得，佛氏遗弃人伦物理，追求寂灭，有悖于儒家生生不息之理；道家偏向长生私己，未能尽性至命。他感慨：“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但于我有所未尽耳。” 他意识到，真正的道，应在人伦日用之中，而非远离尘世的虚无之境。
经历了词章、佛道的求索与扬弃，王阳明重新回归儒家正道。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考中进士，观政工部，正式步入仕途。他虽身在官场，但心中的根本问题——“如何成为圣贤”——始终萦绕不去。他一面处理实务，一面继续着他的精神探索，等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悟道时刻。此时的王阳明，就像一块饱吸了各种思想养分的海绵，只待一个契机，便能挤压出照亮千古的智慧之光。
然而，王阳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天性聪颖，却不安于循规蹈矩的章句之学。幼时，他常沉默寡言，但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五岁仍不能言，家人忧之，后有高僧过其门，抚其顶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王伦根据《论语·卫灵公》所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其取名为“守仁”，字伯安。神奇的是，改名后他便开口说话了，且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
他的启蒙教育始于祖父的亲自教导。十一岁时，他随祖父赴京，途经镇江金山寺。一日，祖父与友人饮酒赋诗，正沉吟间，年幼的守仁在一旁脱口而出：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举座皆惊，惊叹其诗才与气魄。这并非简单的童言稚语，已然透露出他超越年龄的视野和磅礴的想象力。
在京期间，他接受正式的儒学教育。一次，他向塾师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曰：“惟读书登第耳。”少年王阳明却持不同看法，他认真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学为圣贤”，这个宏大的志向，如同种子，深深植入了他的心田，指引了他一生的求索。
十五岁那年，他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遍览山川形胜，探询诸族部落，甚至想上书朝廷，陈述平定边患之策，被父亲斥为“狂”而制止。这段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体魄，更开阔了他的胸襟，在他心中埋下了“事功”的种子。他并非枯坐书斋的酸儒，而是向往着内圣外王的统一。
十七岁，他奉父命到江西洪都（南昌）迎娶诸氏。新婚之日，他信步走入铁柱宫，见一道士趺坐，便与之谈论养生之道，听得入迷，竟将婚礼大事忘得一干二净，直至次日凌晨才被寻回。此事可见其性情之专注，一旦投入，便能超越世俗常轨。
婚后，他暂居岳父官署，每日习练书法。他并非盲目临摹，而是探究其理。他取古人法帖，凝神观察其点画气势，揣摩古人运笔之意，不仅书法大进，更悟得“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的道理。这已初露其“心学”端倪——学问之道，关键在于此心的精明与专注。
二十一岁，他随父寓居北京。彼时，他遍读朱熹着作，为其中“格物致知”之说所吸引。为了实践“格物”之功，他邀了一位钱姓朋友，对着父亲官署庭院中的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二人日夜不息地凝视竹子，希望“格”出其中蕴含的“天理”。结果，朋友三日后便病倒，王阳明自己也劳思成疾，却一无所获。他不得不叹息：“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这次失败的“亭前格竹”经历，使他第一次对当时奉为圭臬的朱子学说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意识到，向外穷究物理，以期豁然贯通的方法，似乎此路不通。内心的困惑与苦闷，驱使他转向其他领域寻求答案。
此后，他一度沉溺于辞章诗文，与京城名士李梦阳、何景明等交往，很快便以文采斐然闻名。但不久他便觉得，这不过是“雕虫篆刻”，于世道人心无补，并非安身立命之本。于是他又转向佛、道二氏。他习练导引术，能预知友人来访；与禅师论道，能机锋应对。他曾游九华山，寻仙访道，遇蔡蓬头，蔡只道“尚未”；访地藏洞异僧，僧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这些经历，让他领略了二氏在精神修养上的精深，但他最终觉得，佛氏遗弃人伦物理，追求寂灭，有悖于儒家生生不息之理；道家偏向长生私己，未能尽性至命。他感慨：“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但于我有所未尽耳。” 他意识到，真正的道，应在人伦日用之中，而非远离尘世的虚无之境。
经历了词章、佛道的求索与扬弃，王阳明重新回归儒家正道。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考中进士，观政工部，正式步入仕途。他虽身在官场，但心中的根本问题——“如何成为圣贤”——始终萦绕不去。他一面处理实务，一面继续着他的精神探索，等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悟道时刻。此时的王阳明，就像一块饱吸了各种思想养分的海绵，只待一个契机，便能挤压出照亮千古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