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屠维协洽（己未年，公元299年），尽于目章涒滩（庚申年，公元300年），共二年。
晋孝惠皇帝（司马衷）上之下元康九年（己未年，公元299年）
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大败氐族军队，俘获齐万年。
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族、狄族扰乱华夏，应当及早断绝其根源，于是撰写了《徙戎论》来警醒朝廷，说：
“夷、蛮、戎、狄这些民族，居住的地方在九州边远地区，大禹平定九州时，西戎就归顺了。他们的性情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族、狄族最为严重，衰弱时就畏惧臣服，强盛时就侵略反叛。当他们强盛时，像汉高祖被困于白登山，汉文帝驻军于霸上；等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汉成帝那样国力衰微，匈奴单于却来朝见。这些都是已经验证过的历史经验。所以有道之君治理戎狄，只是对他们有所防备，防御有常规，即使他们磕头进贡，边城也不放松固守；当他们强暴为寇时，军队也不长途远征。只期望境内获得安宁，边疆不受侵犯罢了。
“等到周王室失去纲纪，诸侯擅自征伐，疆界防守不固，利害各异，戎狄乘机侵入中原，有的诸侯招诱安抚他们为己所用。从此以后，四夷交相入侵，与中原人混杂居住。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远播，驱逐了胡人（匈奴），赶走了越人，那时候，中原不再有四夷侵扰了。
“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反叛的羌人，把他们的残余部落迁徙到关中，安置在冯翊、河东的空地上。几年之后，羌人部落繁衍兴盛，既仗着自己富强，又苦于汉人的侵扰；永初元年（107年），羌人大规模叛乱，攻陷城池，杀害将领守臣，邓骘战败，叛军侵扰到河内郡。十年之中，汉人和夷人都疲惫不堪，任尚、马贤才勉强平定。从此以后，余烬未息，稍有机会，就又侵扰反叛，东汉中期的外患，以此最为严重。曹魏兴起之初，与蜀汉分隔，边境上的戎族，在两国之间摇摆。魏武帝（曹操）将武都的氐人迁徙到秦州，想以此削弱敌寇、增强国力，抵御蜀汉，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的利益。如今轮到我们来承担，已经深受其害了。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戎狄适宜居住在这里。不是我族类，其心必异。趁着他们衰败之际，把他们迁到京畿附近，士人百姓习惯性地轻视侮辱他们，认为他们弱小，使他们怨恨之气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衍兴盛，就会产生异心。凭着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怒的情绪，一旦等到可乘之机，就会做出凶暴叛逆之事；而且他们居住在内地，没有关塞阻隔，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掠取散布在野外的积蓄，所以能够使祸患滋长蔓延，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已经验证过的事情了。当今适宜的做法，应该趁着军威正盛，各项事务尚未松懈，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各支羌人，迁徙到先零、罕幵、析支（古代羌人居住地）地区；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迁出关中，让他们回到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境内。发给他们在路上的口粮，让他们足以到达，各自依附本族，返回故土。派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去安置他们。这样，戎人、晋人不再混杂，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侵扰华夏之心，发生战乱警报，也因为远离中原，有山河阻隔，即使为害，造成的灾难也不会太大。
“反驳的人说：氐人叛乱刚刚平定，关中饥荒瘟疫，百姓困苦，都盼望安宁休息；却想让疲惫的百姓去迁徙猜疑的敌寇，恐怕会力量耗尽，事情无法完成，前面的祸患尚未消除，后面的变乱又爆发了。回答说：您认为现在的氐人是还挟有残余力量，悔过向善，感念我们的恩德而来归附呢？还是走投无路，智尽力穷，惧怕我们诛杀才到这一步的呢？回答是：没有余力了，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命运，让他们进退都听从我们的命令了。安居乐业的人不愿迁徙，安于居住的人没有迁移的念头。当他们正猜疑恐惧，畏惧害怕，仓促不安时，所以可以用武力威慑来控制他们，让他们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死亡流散，离散未聚，与关中百姓家家结仇时，所以可以迁徙到遥远的地方，让他们心里不再怀念故土。圣贤谋划事情，是在事情未发生时就着手处理，在混乱未形成时就进行治理。最高境界是道义不彰显而天下太平，德化不显扬而功业成就。其次是能够转祸为福，变失败为成功，遇到困境必能渡过，碰到阻碍也能畅通。现在您面对弊政的终结却不考虑改革的开始，吝惜改变路线的辛劳而重蹈覆辙，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关中的百姓有一百多万，粗略估计，戎狄占了一半，无论让他们定居还是迁徙，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口粮。如果有人穷困匮乏，颗粒无继，那就应当用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必定不会让他们饿死沟壑而不去侵掠为害。现在我们将他们迁走，沿途供给粮食，让他们回到同族聚居的地方，自然能互相周济，而秦地（关中）的百姓就能得到他们留下的那一半粮食。这就是给迁移的人提供口粮，给留下的人留下积存的粮仓，缓解关中的人口压力，消除盗贼的根源，避免眼前的损害，建立长久的利益。如果害怕眼前一点小劳苦而忘记了永保安宁的大计，吝惜短期的烦劳而给子孙后代留下强敌，这就不是所谓的能开创基业、传之后代，为子孙长远打算的做法了。
“并州的匈奴，本是匈奴中凶恶的寇贼。建安年间（曹操时期），派右贤王去卑诱骗扣押了呼厨泉单于，听任其部落散居在六个郡。咸熙年间（曹魏末期），因为其中一部太强大，分成三部分统领；泰始初年（西晋初年），又增加为四部；于是有了刘猛的内叛，勾结外虏；近来郝散的变乱，发生在谷远。如今匈奴五部之众，户口达到数万，人口之兴盛，超过了西戎（羌人）；他们天性骁勇，弓马娴熟，胜过氐族、羌族一倍。如果发生意外的战乱，那么并州地区将令人忧心。
“正始年间（曹魏时期），毋丘俭讨伐高句骊，将其残余部落迁到荥阳。刚开始迁徙时，只有百来户；子孙繁衍，如今已有数千户；几代之后，必定会非常兴盛。现在百姓失业，尚且有人逃亡反叛，狗马肥壮了，尚且会咬人，何况是夷狄，怎能不叛变！只是目前他们力量微弱，势力不足罢了。
“治理国家的人，忧虑不在于人口少而在于不安定。以四海的广阔，士民的富庶，难道还需要夷虏居住在内地才能满足需求吗！这些人都可以晓谕遣送，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地域，慰藉他们羁旅他乡、思念故土的心情，解除我们华夏民族的细微忧患。施恩惠于中原，安抚四方，德泽流传后世，这才是长远之计啊！”朝廷没有采纳。
散骑常侍贾谧在太子东宫侍讲，对太子态度傲慢，成都王司马颖看见后斥责了他。贾谧恼怒，向贾后告状，于是将司马颖外放为平北将军，镇守邺城。征召梁王司马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当初，晋武帝有“石函之制”的规定，不是至亲不得镇守关中；司马颙轻视财物，爱护士人，朝廷认为他贤能，所以任用了他。
夏季，六月，戊戌日，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
贾后淫乱暴虐日益严重，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又用竹箱装载路上遇到的年轻男子入宫，事后又怕泄露消息，往往杀掉他们。贾模担心灾祸殃及自己，非常忧虑。裴頠与贾模以及张华商议废黜贾后，改立谢淑妃（太子生母）。贾模、张华都说：“皇上自己并无废黜之意，而我们擅自行动，倘若皇上心意不以为然，怎么办！况且诸王势力正强，各结朋党，恐怕一旦祸起，我们身死国危，对国家无益。”裴頠说：“确实如您所说。但是皇后如此昏聩暴虐，祸乱立刻就会发生。”张华说：“你们二位都是皇后的亲戚，说的话或许能被相信，应该多向她陈述祸福的警戒，希望她不要太过悖逆，那么天下还不至于大乱，我们这些人得以悠闲度日罢了。”裴頠早晚劝说他的姨母广城君（郭槐），让她告诫贾后要亲厚对待太子。贾模也多次向贾后讲述祸福的道理；贾后不听，反而认为贾模是在诋毁自己而疏远他；贾模不得志，忧愤而死。
秋季，八月，任命裴頠为尚书仆射。裴頠虽然是贾后的亲属，但素有崇高声望，四海之内唯恐他不居高位。不久下诏让裴頠专管门下省事务（侍中的职责），裴頠上表坚决推辞，理由是“贾模刚死，又用臣代替他，提高外戚的声望，显露偏私的行为，有损圣朝声誉。”惠帝不听。有人对裴頠说：“您可以进言，就应当尽力向皇后进言；如果进言而不被采纳，就应当远走避祸。倘若这两点都做不到，即使上十次表章，也难以免祸了。”裴頠感慨良久，最终没能听从。
惠帝为人愚笨迟钝。一次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从：“这个鸣叫的东西，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当时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惠帝听说后，说：“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此权力掌握在群臣手中，政令出自多家，有权势地位的人家，互相举荐请托，如同市场交易。贾氏、郭氏恣意专横，贿赂公开进行。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钱神论》来讽刺这种现象，说：“钱的形体，有天地的形象（外圆内方），人们亲近它如同兄长，称它‘孔方’。没有德行却受尊崇，没有权势却炙手可热，能推开皇宫金门，进入紫禁大殿。危险可以转安，死人可以救活，尊贵可以变卑贱，活人可以处死。所以愤怒争执，没有钱不能取胜；冤屈困顿，没有钱不能疏通；怨恨仇隙，没有钱不能化解；美名善誉，没有钱不能传播。洛阳城中的朱衣高官、当权人士，喜爱我家孔方兄，都无止无休，握着我的手，抱着我始终不离。如今所有的人，只认钱罢了！”另外，朝廷大臣专以苛刻挑剔互相标榜，每当有疑难争议，群臣各自坚持己见，刑法不能统一，案件诉讼繁多。裴頠上表说：“先王施行刑罚与奖赏相称，轻重一致，所以下面听令有常规，官吏安于职守。元康四年（294年）刮大风，太庙的屋瓦掉了几片，就免去了太常荀寓的官职；事情轻微而惩罚过重，违背了常典。元康五年（295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御史台）主管官员害怕重蹈覆辙，在房梁屋栋之间仔细查找，找到十五处瓦片轻微歪斜的地方，于是下令逮捕太常，再次兴起刑狱。今年八月，陵园上一根粗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在道路上奔走，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弹劾的结果难以预测，四处奔走骚扰，竞相推卸责任，至今太常还被关押未释。刑律条文有限而违法犯禁的原因无穷，所以才有临时议定处置的制度，确实不能都按常规处理。至于这类事情，都属处理过当，恐怕奸邪的官吏借此机会，随意决定刑罚轻重。”然而这种随意议罪的风气并未停止，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说：“近世以来，法令出处多门，政令很不统一，官吏不知该遵守什么，百姓不知该避开什么，奸诈之人因此得逞其私，在上位者难以检查下属，同样的事情判决却不同，刑狱不公平。君臣的职分，各有主管。法令要得到执行，所以让主管官员严守条文；事理有疑难不通，所以让大臣解释疑难；事情有临时需要变通，所以由君主权衡决断。主管官员严守条文，如同张释之依法判处惊驾（犯跸）那样公平；大臣解释疑难，如同公孙弘判决郭解案件那样；君主权衡决断，如同汉高祖处死丁公那样。天下万事，除非属于这三类情况，不得随意超越法律议论，都应依法令从事；这样法令才能取信于下，人心不惑，官吏不容奸邪，才可以谈论政事了。”惠帝于是下诏：“郎官、令史中再有超出法令条文随意议论判决案件的，将事情上报。”然而还是不能革除弊端。
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建立了将官员分为九等（九品）的制度，想让百官安于职守，不急于升迁，考核他们的能力优劣，明确赏罚。但贾氏、郭氏当权，求官的人想尽快升迁，事情最终没能实行。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托病推辞不出。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茂先（张华）华而不实，裴逸民（裴頠）贪得无厌，抛弃礼法典制而依附贼后（贾后），这岂是大丈夫的作为！裴逸民常有心拉拢我，我常担心他沉入深渊时余波会殃及我，怎能提起衣裳去靠近他呢！”
关内侯、敦煌人索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骆驼叹息道：“将来会看到你在荆棘丛中了！”
冬季，十一月，甲子朔日（初一），发生日食。
当初，广城君郭槐因为贾后没有儿子，常常劝贾后要慈爱太子。贾谧骄横放纵，多次对太子无礼，广城君总是严厉责备他。广城君想让韩寿的女儿做太子妃，太子也想与韩氏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韩寿的妻子贾午（贾后妹）以及贾后都不同意，却为太子聘娶了王衍的小女儿。太子听说王衍的长女美貌，而贾后为贾谧聘娶了她，心中不平，颇有怨言。等到广城君病重，临终时，拉着贾后的手，嘱咐她要尽心对待太子，言辞非常恳切。又说：“赵粲、贾午，必定会败坏你家的事；我死后，别再让她们进宫。千万记住我的话。”贾后不听，反而更与赵粲、贾午图谋陷害太子。
太子年幼时有美名，长大后，不
晋孝惠皇帝（司马衷）上之下元康九年（己未年，公元299年）
春季，正月，孟观在中亭大败氐族军队，俘获齐万年。
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族、狄族扰乱华夏，应当及早断绝其根源，于是撰写了《徙戎论》来警醒朝廷，说：
“夷、蛮、戎、狄这些民族，居住的地方在九州边远地区，大禹平定九州时，西戎就归顺了。他们的性情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族、狄族最为严重，衰弱时就畏惧臣服，强盛时就侵略反叛。当他们强盛时，像汉高祖被困于白登山，汉文帝驻军于霸上；等到他们衰弱时，像汉元帝、汉成帝那样国力衰微，匈奴单于却来朝见。这些都是已经验证过的历史经验。所以有道之君治理戎狄，只是对他们有所防备，防御有常规，即使他们磕头进贡，边城也不放松固守；当他们强暴为寇时，军队也不长途远征。只期望境内获得安宁，边疆不受侵犯罢了。
“等到周王室失去纲纪，诸侯擅自征伐，疆界防守不固，利害各异，戎狄乘机侵入中原，有的诸侯招诱安抚他们为己所用。从此以后，四夷交相入侵，与中原人混杂居住。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远播，驱逐了胡人（匈奴），赶走了越人，那时候，中原不再有四夷侵扰了。
“东汉建武年间，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反叛的羌人，把他们的残余部落迁徙到关中，安置在冯翊、河东的空地上。几年之后，羌人部落繁衍兴盛，既仗着自己富强，又苦于汉人的侵扰；永初元年（107年），羌人大规模叛乱，攻陷城池，杀害将领守臣，邓骘战败，叛军侵扰到河内郡。十年之中，汉人和夷人都疲惫不堪，任尚、马贤才勉强平定。从此以后，余烬未息，稍有机会，就又侵扰反叛，东汉中期的外患，以此最为严重。曹魏兴起之初，与蜀汉分隔，边境上的戎族，在两国之间摇摆。魏武帝（曹操）将武都的氐人迁徙到秦州，想以此削弱敌寇、增强国力，抵御蜀汉，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的利益。如今轮到我们来承担，已经深受其害了。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戎狄适宜居住在这里。不是我族类，其心必异。趁着他们衰败之际，把他们迁到京畿附近，士人百姓习惯性地轻视侮辱他们，认为他们弱小，使他们怨恨之气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衍兴盛，就会产生异心。凭着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怒的情绪，一旦等到可乘之机，就会做出凶暴叛逆之事；而且他们居住在内地，没有关塞阻隔，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掠取散布在野外的积蓄，所以能够使祸患滋长蔓延，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已经验证过的事情了。当今适宜的做法，应该趁着军威正盛，各项事务尚未松懈，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各支羌人，迁徙到先零、罕幵、析支（古代羌人居住地）地区；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迁出关中，让他们回到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境内。发给他们在路上的口粮，让他们足以到达，各自依附本族，返回故土。派属国都尉、抚夷护军等官员去安置他们。这样，戎人、晋人不再混杂，各得其所。即使他们有侵扰华夏之心，发生战乱警报，也因为远离中原，有山河阻隔，即使为害，造成的灾难也不会太大。
“反驳的人说：氐人叛乱刚刚平定，关中饥荒瘟疫，百姓困苦，都盼望安宁休息；却想让疲惫的百姓去迁徙猜疑的敌寇，恐怕会力量耗尽，事情无法完成，前面的祸患尚未消除，后面的变乱又爆发了。回答说：您认为现在的氐人是还挟有残余力量，悔过向善，感念我们的恩德而来归附呢？还是走投无路，智尽力穷，惧怕我们诛杀才到这一步的呢？回答是：没有余力了，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命运，让他们进退都听从我们的命令了。安居乐业的人不愿迁徙，安于居住的人没有迁移的念头。当他们正猜疑恐惧，畏惧害怕，仓促不安时，所以可以用武力威慑来控制他们，让他们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死亡流散，离散未聚，与关中百姓家家结仇时，所以可以迁徙到遥远的地方，让他们心里不再怀念故土。圣贤谋划事情，是在事情未发生时就着手处理，在混乱未形成时就进行治理。最高境界是道义不彰显而天下太平，德化不显扬而功业成就。其次是能够转祸为福，变失败为成功，遇到困境必能渡过，碰到阻碍也能畅通。现在您面对弊政的终结却不考虑改革的开始，吝惜改变路线的辛劳而重蹈覆辙，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关中的百姓有一百多万，粗略估计，戎狄占了一半，无论让他们定居还是迁徙，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口粮。如果有人穷困匮乏，颗粒无继，那就应当用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必定不会让他们饿死沟壑而不去侵掠为害。现在我们将他们迁走，沿途供给粮食，让他们回到同族聚居的地方，自然能互相周济，而秦地（关中）的百姓就能得到他们留下的那一半粮食。这就是给迁移的人提供口粮，给留下的人留下积存的粮仓，缓解关中的人口压力，消除盗贼的根源，避免眼前的损害，建立长久的利益。如果害怕眼前一点小劳苦而忘记了永保安宁的大计，吝惜短期的烦劳而给子孙后代留下强敌，这就不是所谓的能开创基业、传之后代，为子孙长远打算的做法了。
“并州的匈奴，本是匈奴中凶恶的寇贼。建安年间（曹操时期），派右贤王去卑诱骗扣押了呼厨泉单于，听任其部落散居在六个郡。咸熙年间（曹魏末期），因为其中一部太强大，分成三部分统领；泰始初年（西晋初年），又增加为四部；于是有了刘猛的内叛，勾结外虏；近来郝散的变乱，发生在谷远。如今匈奴五部之众，户口达到数万，人口之兴盛，超过了西戎（羌人）；他们天性骁勇，弓马娴熟，胜过氐族、羌族一倍。如果发生意外的战乱，那么并州地区将令人忧心。
“正始年间（曹魏时期），毋丘俭讨伐高句骊，将其残余部落迁到荥阳。刚开始迁徙时，只有百来户；子孙繁衍，如今已有数千户；几代之后，必定会非常兴盛。现在百姓失业，尚且有人逃亡反叛，狗马肥壮了，尚且会咬人，何况是夷狄，怎能不叛变！只是目前他们力量微弱，势力不足罢了。
“治理国家的人，忧虑不在于人口少而在于不安定。以四海的广阔，士民的富庶，难道还需要夷虏居住在内地才能满足需求吗！这些人都可以晓谕遣送，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地域，慰藉他们羁旅他乡、思念故土的心情，解除我们华夏民族的细微忧患。施恩惠于中原，安抚四方，德泽流传后世，这才是长远之计啊！”朝廷没有采纳。
散骑常侍贾谧在太子东宫侍讲，对太子态度傲慢，成都王司马颖看见后斥责了他。贾谧恼怒，向贾后告状，于是将司马颖外放为平北将军，镇守邺城。征召梁王司马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当初，晋武帝有“石函之制”的规定，不是至亲不得镇守关中；司马颙轻视财物，爱护士人，朝廷认为他贤能，所以任用了他。
夏季，六月，戊戌日，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
贾后淫乱暴虐日益严重，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又用竹箱装载路上遇到的年轻男子入宫，事后又怕泄露消息，往往杀掉他们。贾模担心灾祸殃及自己，非常忧虑。裴頠与贾模以及张华商议废黜贾后，改立谢淑妃（太子生母）。贾模、张华都说：“皇上自己并无废黜之意，而我们擅自行动，倘若皇上心意不以为然，怎么办！况且诸王势力正强，各结朋党，恐怕一旦祸起，我们身死国危，对国家无益。”裴頠说：“确实如您所说。但是皇后如此昏聩暴虐，祸乱立刻就会发生。”张华说：“你们二位都是皇后的亲戚，说的话或许能被相信，应该多向她陈述祸福的警戒，希望她不要太过悖逆，那么天下还不至于大乱，我们这些人得以悠闲度日罢了。”裴頠早晚劝说他的姨母广城君（郭槐），让她告诫贾后要亲厚对待太子。贾模也多次向贾后讲述祸福的道理；贾后不听，反而认为贾模是在诋毁自己而疏远他；贾模不得志，忧愤而死。
秋季，八月，任命裴頠为尚书仆射。裴頠虽然是贾后的亲属，但素有崇高声望，四海之内唯恐他不居高位。不久下诏让裴頠专管门下省事务（侍中的职责），裴頠上表坚决推辞，理由是“贾模刚死，又用臣代替他，提高外戚的声望，显露偏私的行为，有损圣朝声誉。”惠帝不听。有人对裴頠说：“您可以进言，就应当尽力向皇后进言；如果进言而不被采纳，就应当远走避祸。倘若这两点都做不到，即使上十次表章，也难以免祸了。”裴頠感慨良久，最终没能听从。
惠帝为人愚笨迟钝。一次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从：“这个鸣叫的东西，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当时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惠帝听说后，说：“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此权力掌握在群臣手中，政令出自多家，有权势地位的人家，互相举荐请托，如同市场交易。贾氏、郭氏恣意专横，贿赂公开进行。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钱神论》来讽刺这种现象，说：“钱的形体，有天地的形象（外圆内方），人们亲近它如同兄长，称它‘孔方’。没有德行却受尊崇，没有权势却炙手可热，能推开皇宫金门，进入紫禁大殿。危险可以转安，死人可以救活，尊贵可以变卑贱，活人可以处死。所以愤怒争执，没有钱不能取胜；冤屈困顿，没有钱不能疏通；怨恨仇隙，没有钱不能化解；美名善誉，没有钱不能传播。洛阳城中的朱衣高官、当权人士，喜爱我家孔方兄，都无止无休，握着我的手，抱着我始终不离。如今所有的人，只认钱罢了！”另外，朝廷大臣专以苛刻挑剔互相标榜，每当有疑难争议，群臣各自坚持己见，刑法不能统一，案件诉讼繁多。裴頠上表说：“先王施行刑罚与奖赏相称，轻重一致，所以下面听令有常规，官吏安于职守。元康四年（294年）刮大风，太庙的屋瓦掉了几片，就免去了太常荀寓的官职；事情轻微而惩罚过重，违背了常典。元康五年（295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御史台）主管官员害怕重蹈覆辙，在房梁屋栋之间仔细查找，找到十五处瓦片轻微歪斜的地方，于是下令逮捕太常，再次兴起刑狱。今年八月，陵园上一根粗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在道路上奔走，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弹劾的结果难以预测，四处奔走骚扰，竞相推卸责任，至今太常还被关押未释。刑律条文有限而违法犯禁的原因无穷，所以才有临时议定处置的制度，确实不能都按常规处理。至于这类事情，都属处理过当，恐怕奸邪的官吏借此机会，随意决定刑罚轻重。”然而这种随意议罪的风气并未停止，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说：“近世以来，法令出处多门，政令很不统一，官吏不知该遵守什么，百姓不知该避开什么，奸诈之人因此得逞其私，在上位者难以检查下属，同样的事情判决却不同，刑狱不公平。君臣的职分，各有主管。法令要得到执行，所以让主管官员严守条文；事理有疑难不通，所以让大臣解释疑难；事情有临时需要变通，所以由君主权衡决断。主管官员严守条文，如同张释之依法判处惊驾（犯跸）那样公平；大臣解释疑难，如同公孙弘判决郭解案件那样；君主权衡决断，如同汉高祖处死丁公那样。天下万事，除非属于这三类情况，不得随意超越法律议论，都应依法令从事；这样法令才能取信于下，人心不惑，官吏不容奸邪，才可以谈论政事了。”惠帝于是下诏：“郎官、令史中再有超出法令条文随意议论判决案件的，将事情上报。”然而还是不能革除弊端。
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建立了将官员分为九等（九品）的制度，想让百官安于职守，不急于升迁，考核他们的能力优劣，明确赏罚。但贾氏、郭氏当权，求官的人想尽快升迁，事情最终没能实行。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托病推辞不出。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茂先（张华）华而不实，裴逸民（裴頠）贪得无厌，抛弃礼法典制而依附贼后（贾后），这岂是大丈夫的作为！裴逸民常有心拉拢我，我常担心他沉入深渊时余波会殃及我，怎能提起衣裳去靠近他呢！”
关内侯、敦煌人索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骆驼叹息道：“将来会看到你在荆棘丛中了！”
冬季，十一月，甲子朔日（初一），发生日食。
当初，广城君郭槐因为贾后没有儿子，常常劝贾后要慈爱太子。贾谧骄横放纵，多次对太子无礼，广城君总是严厉责备他。广城君想让韩寿的女儿做太子妃，太子也想与韩氏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韩寿的妻子贾午（贾后妹）以及贾后都不同意，却为太子聘娶了王衍的小女儿。太子听说王衍的长女美貌，而贾后为贾谧聘娶了她，心中不平，颇有怨言。等到广城君病重，临终时，拉着贾后的手，嘱咐她要尽心对待太子，言辞非常恳切。又说：“赵粲、贾午，必定会败坏你家的事；我死后，别再让她们进宫。千万记住我的话。”贾后不听，反而更与赵粲、贾午图谋陷害太子。
太子年幼时有美名，长大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