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州回来的路上，孙厅长一直闭目养神，直到车子驶入省城地界，他才忽然开口：“小林，这次调研的情况，回去后你先整理个初稿，重点是开发区土地闲置和大河村失地农民安置存在的问题。”
“好的，孙厅长。”我连忙应下，心里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有些没底。这份报告该如何落笔，才能既反映真实问题，又不至于过于尖锐？
“记住，”孙厅长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依旧闭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分量，“汇报，不是告状，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要把问题说清楚，更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清楚。”
我细细品味着这句话，感觉又学到了关键的一课。
回到政策研究室，我立刻投入了紧张的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工作。我把在平州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开发区那片触目惊心的闲置土地，以及大河村村民关于补偿款和就业的抱怨，都尽可能客观、详实地记录下来。同时，我也查阅了国家和省里关于开发区建设、土地管理、失地农民安置的相关政策文件。
起草初稿时，我反复琢磨孙厅长的提醒和之前王老师关于“文件语气”的教导。我没有使用情绪化的批判字眼，而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列举了平州开发区规划面积、已建成面积、实际入驻企业数量、土地闲置率等具体数字；描述了大河村被征地面积、官方补偿标准与村民实际到手款的差距、承诺就业与实际情况的落差。
在问题分析部分，我指出了盲目追求“政策效应”、土地利用粗放、监管不到位、对失地农民长远生计考虑不足等问题。最后，在建议部分，我没有空喊口号，而是提出了几条相对具体的思路：建议对全省开发区进行土地利用效率评估和清理整顿；强化土地出让后的监管和违约责任追究；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社保、技能培训、多元化安置等长效机制。
写完初稿，我长长舒了口气，自觉已经尽力在“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之间做了平衡。
我先把稿子拿给王老师看。他戴上老花镜，看得非常仔细，不时用笔在上面做着标记。
看完后，他放下稿子，沉吟片刻，说道：“情况摸得比较扎实，问题抓得也准，建议也有针对性。不过……”
他顿了顿，指着其中几处关于补偿款差距和村民抱怨的直接引述：“这些内容，事实或许如此，但写在给领导的正式报告里，语气显得过于‘原生态’，容易引发对立情绪。可以考虑换一种表述方式，比如‘据部分村民反映，补偿款发放环节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规范之处’，或者‘征地时承诺的就业岗位，与实际吸纳能力之间存在一定落差’。这样，既点出了问题，又留有余地，便于上级领导协调处理。”
我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王老师这是在教我，如何将尖锐的事实，用更符合机关话语体系的方式“包装”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汇报效果。
“还有这里，”王老师又指着我关于“盲目追求政策效应”的批评，“这个判断本身没问题，但直接写出来，打击面太广。可以改成‘部分地区在开发区建设上，可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这样，更客观，也更有建设性。”
我按照王老师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将那些可能刺眼的棱角一一磨平，让整篇报告看起来更加理性、客观、富于建设性。
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孙厅长审阅。他看完后，没多说什么，只提笔在几个细节上做了核实和微调，便签上了“请转呈周副秘书长阅”的字样。
看着那份凝聚了多方心血的报告被送走，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最终会起到什么效果。
几天后，张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小林，这次跟孙厅长出差，表现不错。你们那份报告，周副秘书长很重视，已经批示要求省国土厅、发改委牵头，对全省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一次摸底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要限期整改。”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同时涌起一股微小的成就感。这份报告，没有石沉大海，而是真的推动了改变，哪怕只是开始。
“不过，”张主任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平州那边，可能有点小意见。他们王市长昨天给我打电话，委婉地表示，省里调研他们欢迎，但希望以后反映问题能更‘全面’一些。”
我心里微微一紧。果然，如实反映问题，总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张主任看着我有些紧张的样子，笑了笑：“不用太在意。干我们这行，既要能发现问题，也要能承受压力。只要出于公心，事实准确，就不要怕。周副秘书长这次支持我们，就是最好的底气。”
从张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心情复杂。一方面为报告产生实效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初次体会到了来自基层的“反弹”。汇报的艺术，不仅仅在于如何把问题说好，似乎还在于如何应对问题被揭示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下午，我在办公楼走廊里遇到了周汝信副秘书长。他正要外出，看到我，停下脚步。
“小林，平州的报告我看了。”他语气平和，“情况摸得不错，问题抓得也准。尤其是关于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那块，提的建议有点见地。”
“谢谢秘书长肯定，我还需要多学习。”我赶紧说。
“嗯，”他点点头，“记住，在机关工作，写材料、搞汇报，是基本功。但最重要的，是心里要装着老百姓，要敢于说真话，善于说真话。这个‘善于’，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你这次，算是开了个好头。”
周副秘书长的话，像一阵暖流，驱散了我心中那点因平州“小意见”而产生的阴霾。我明白了，汇报的真正艺术，不在于粉饰太平，而在于用最恰当的方式，将真实的声音传递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回到科室，王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递给我一杯刚泡好的茶，淡淡地说：“感觉到了吧？这就是工作。以后类似的情况还会很多。记住八个字：‘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前提是实事求是，方法上可以讲究与人为善。”
我接过茶杯，温热透过杯壁传到掌心。看着窗外省府大院郁郁葱葱的树木，我知道，在学习和掌握“汇报的艺术”这条路上，我才刚刚起步。
“好的，孙厅长。”我连忙应下，心里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有些没底。这份报告该如何落笔，才能既反映真实问题，又不至于过于尖锐？
“记住，”孙厅长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依旧闭着眼，语气平淡却带着分量，“汇报，不是告状，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要把问题说清楚，更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理清楚。”
我细细品味着这句话，感觉又学到了关键的一课。
回到政策研究室，我立刻投入了紧张的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工作。我把在平州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开发区那片触目惊心的闲置土地，以及大河村村民关于补偿款和就业的抱怨，都尽可能客观、详实地记录下来。同时，我也查阅了国家和省里关于开发区建设、土地管理、失地农民安置的相关政策文件。
起草初稿时，我反复琢磨孙厅长的提醒和之前王老师关于“文件语气”的教导。我没有使用情绪化的批判字眼，而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列举了平州开发区规划面积、已建成面积、实际入驻企业数量、土地闲置率等具体数字；描述了大河村被征地面积、官方补偿标准与村民实际到手款的差距、承诺就业与实际情况的落差。
在问题分析部分，我指出了盲目追求“政策效应”、土地利用粗放、监管不到位、对失地农民长远生计考虑不足等问题。最后，在建议部分，我没有空喊口号，而是提出了几条相对具体的思路：建议对全省开发区进行土地利用效率评估和清理整顿；强化土地出让后的监管和违约责任追究；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社保、技能培训、多元化安置等长效机制。
写完初稿，我长长舒了口气，自觉已经尽力在“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之间做了平衡。
我先把稿子拿给王老师看。他戴上老花镜，看得非常仔细，不时用笔在上面做着标记。
看完后，他放下稿子，沉吟片刻，说道：“情况摸得比较扎实，问题抓得也准，建议也有针对性。不过……”
他顿了顿，指着其中几处关于补偿款差距和村民抱怨的直接引述：“这些内容，事实或许如此，但写在给领导的正式报告里，语气显得过于‘原生态’，容易引发对立情绪。可以考虑换一种表述方式，比如‘据部分村民反映，补偿款发放环节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规范之处’，或者‘征地时承诺的就业岗位，与实际吸纳能力之间存在一定落差’。这样，既点出了问题，又留有余地，便于上级领导协调处理。”
我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王老师这是在教我，如何将尖锐的事实，用更符合机关话语体系的方式“包装”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汇报效果。
“还有这里，”王老师又指着我关于“盲目追求政策效应”的批评，“这个判断本身没问题，但直接写出来，打击面太广。可以改成‘部分地区在开发区建设上，可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这样，更客观，也更有建设性。”
我按照王老师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将那些可能刺眼的棱角一一磨平，让整篇报告看起来更加理性、客观、富于建设性。
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孙厅长审阅。他看完后，没多说什么，只提笔在几个细节上做了核实和微调，便签上了“请转呈周副秘书长阅”的字样。
看着那份凝聚了多方心血的报告被送走，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最终会起到什么效果。
几天后，张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小林，这次跟孙厅长出差，表现不错。你们那份报告，周副秘书长很重视，已经批示要求省国土厅、发改委牵头，对全省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一次摸底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要限期整改。”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同时涌起一股微小的成就感。这份报告，没有石沉大海，而是真的推动了改变，哪怕只是开始。
“不过，”张主任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平州那边，可能有点小意见。他们王市长昨天给我打电话，委婉地表示，省里调研他们欢迎，但希望以后反映问题能更‘全面’一些。”
我心里微微一紧。果然，如实反映问题，总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张主任看着我有些紧张的样子，笑了笑：“不用太在意。干我们这行，既要能发现问题，也要能承受压力。只要出于公心，事实准确，就不要怕。周副秘书长这次支持我们，就是最好的底气。”
从张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心情复杂。一方面为报告产生实效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初次体会到了来自基层的“反弹”。汇报的艺术，不仅仅在于如何把问题说好，似乎还在于如何应对问题被揭示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下午，我在办公楼走廊里遇到了周汝信副秘书长。他正要外出，看到我，停下脚步。
“小林，平州的报告我看了。”他语气平和，“情况摸得不错，问题抓得也准。尤其是关于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那块，提的建议有点见地。”
“谢谢秘书长肯定，我还需要多学习。”我赶紧说。
“嗯，”他点点头，“记住，在机关工作，写材料、搞汇报，是基本功。但最重要的，是心里要装着老百姓，要敢于说真话，善于说真话。这个‘善于’，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你这次，算是开了个好头。”
周副秘书长的话，像一阵暖流，驱散了我心中那点因平州“小意见”而产生的阴霾。我明白了，汇报的真正艺术，不在于粉饰太平，而在于用最恰当的方式，将真实的声音传递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回到科室，王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递给我一杯刚泡好的茶，淡淡地说：“感觉到了吧？这就是工作。以后类似的情况还会很多。记住八个字：‘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前提是实事求是，方法上可以讲究与人为善。”
我接过茶杯，温热透过杯壁传到掌心。看着窗外省府大院郁郁葱葱的树木，我知道，在学习和掌握“汇报的艺术”这条路上，我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