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从北京开会回来，脸色是罕见的凝重，连平日里常挂在嘴角的那丝温和笑意也消失不见。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下午，只让我送进去一杯清茶。那扇厚重的红木门，仿佛隔开了一个风暴正在酝酿的世界。
我知道，肯定是出大事了。这次会议关乎全省国企改革的下一步走向，周省长精心准备了一套被称为“青州方案”的激进改革计划，旨在对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大型国企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乃至部分企业的破产清算。用他的话说，“不破不立，与其钝刀子割肉，不如壮士断腕，为优质企业腾出发展空间。”
这方案在起草阶段就争议极大。如今看来，怕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力。
傍晚时分，周省长终于把我叫了进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靠在椅背上，揉着眉心，疲惫难以掩饰。
“致远，把这份文件归档吧。”他指了指桌上那份厚厚的、凝聚了他和智囊团数月心血的“青州方案”初稿，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沙哑。
我心里一沉：“省长，会议……不顺利？”
他苦笑一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句让我回味良久的话：“有时候啊，改革之难，不在于目标有多远，而在于脚下的荆棘盘根错节，你每走一步，都可能被扎得鲜血淋漓。”
他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向我这个身边最亲近的秘书剖析困境：“有人批评我们太冒进，不考虑稳定大局，说这是‘甩包袱’，会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影响社会安定。有人说我们这是背离了某些原则，方向有问题。还有人说……”他冷哼一声，“说我们这套方案，是替某些特定的资本集团开路，有利益输送的嫌疑！”
我心里咯噔一下。前两种批评尚在预料之中，但这最后一项“利益输送”的帽子，实在太重，也太恶毒了。这已经超出了工作思路的争论，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和政治立场质疑的层面。
“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方案里对投资者背景、资格审查有严格规定，完全是为了盘活国有资产……”
周省长摆摆手，打断了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有些人眼里，你呼吸都是错的。”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我，“致远，你猜，反对声音最大的是谁？”
我脑海里迅速闪过几位可能的领导，但不敢妄加猜测。
“是刘省长。”周省长直接给出了答案，语气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他联合了工会、老干局以及部分工业厅局的负责人，形成了不小的声势。理由很充分嘛，‘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每一项都站在道德高地上。”
我明白了。刘省长主管工业和国资系统多年，那些亏损国企的负责人，很多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这套改革方案，不仅触动了他的基本盘，更像是一把手术刀，要切掉他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他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所谓的“工人利益”、“国有资产”，不过是他最好的护身符和攻击武器。
“那……上面是什么意思？”我小心翼翼地问。
“上面？”周省长深吸一口气，“上面希望稳妥。意思是，方案可以继续论证，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尤其要确保稳定。说白了，‘青州方案’基本被搁置了。接下来，恐怕还是要走修修补补、财政持续输血的老路。”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陆续亮起的灯火，背影显得有些萧索。“我有时候也在想，是不是我太急了？也许他们是对的，稳定压倒一切。可是致远，你知道吗？每拖延一天，那些国企的窟窿就更大一分，财政的负担就更重一叠，最终受损的，还是这个省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啊！我们这是在用明天的资源，填补今天的漏洞，饮鸩止渴！”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甘和无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流露出如此明显的挫败感。
“省长，也许……我们可以把方案调整一下，范围缩小一点，先找一两个企业做试点？”我试图宽慰他。
“试点？”周省长转过身，脸上带着嘲讽的笑，“他们连试点的机会都不会给！刘省长已经提议，由他牵头成立一个‘国企解困工作领导小组’，重点是通过加强管理、内部挖潜来扭亏为盈。哼，这套话说了多少年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正在这时，周省长的保密电话响了。他走过去接听。
“喂，是我……钱老啊，您好您好！”周省长的语气立刻变得恭敬起来。钱老书记，是那位早已退下来，但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老革命。
我屏息静气，知道这通电话可能至关重要。
周省长听着电话，脸色变幻不定，时而点头，时而皱眉。最后，他说道：“谢谢钱老指点，我明白了。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大局为重……好的，您保重身体。”
挂了电话，周省长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
“钱老也出面了。”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他转达了上面的意思，也很委婉地提醒我，要注意团结，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他说，我还年轻，路还长，有些事，欲速则不达。”
我的一颗心彻底沉了下去。钱老的话，几乎是给“青州方案”判了死刑，也给周省长的激进改革思路敲了警钟。
“致远，”周省长坐回椅子上，神情已经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但眼神深处的那团火似乎黯淡了些，“把有关‘青州方案’的所有资料，包括调研报告、数据分析、专家意见，全部封存起来。另外，以办公厅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原定下周召开的全省国企改革深化座谈会，无限期推迟。”
“是。”我应道，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这意味着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尝试，尚未真正开始，就已夭折。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在调研中见过的、眼巴巴等着改革带来生机的工人们，他们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还有，”周省长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疲惫的妥协，“回复刘省长办公室，他提议成立的‘国企解困工作领导小组’，我原则上同意。具体事宜，请他们先拿个方案出来。”
“……是。”我再次应道。形势比人强，强如周省长，也不得不在这盘根错节的阻力面前暂时低头。
我拿起那份已然失效的“青州方案”，感觉手上有千钧之重。这不仅仅是一叠纸，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劈开荆棘的斧钺，如今，却只能被尘封在档案柜的角落里。
当我走到门口时，周省长忽然又叫住了我。
“致远。”
我回头。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似乎想从我这个年轻人身上找到某种答案或者力量。“你觉得，我们错了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坚定地回答：“省长，我认为我们没有错。只是……时机或许还不成熟。”
他听了，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近乎苦涩的微笑：“时机？也许吧。但很多事，错过了最佳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了。你记住今天，记住这种无力感。这就是改革，这就是现实。”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退出了办公室。
走在安静的走廊上，我心情沉重。周省长改革遇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次挫败，更让我直观地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残酷。一腔热血，未必能融化坚冰；正确的方向，未必能抵得过盘根错节的利益藩篱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
我抬头望向走廊窗外，暮色四合，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一片繁华安稳的景象。但在这安稳之下，又有多少沉疴痼疾在悄然蔓延？我忽然觉得，这平静的省政府大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暗流汹涌，足以将任何试图改变其流向的力量撕扯、吞噬。
周省长这棵大树，似乎也并非坚不可摧。而我，这个依附于大树的秘书，未来的路，又该如何走？
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如果……如果当初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比如，接受刘省长那边的示好，现在的处境，是否会不一样？
这个念头让我悚然一惊，立刻将其压了下去。但我知道，有些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特定的土壤和气候里，悄然生根发芽。前方的路，似乎更加迷雾重重了。
我知道，肯定是出大事了。这次会议关乎全省国企改革的下一步走向，周省长精心准备了一套被称为“青州方案”的激进改革计划，旨在对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大型国企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乃至部分企业的破产清算。用他的话说，“不破不立，与其钝刀子割肉，不如壮士断腕，为优质企业腾出发展空间。”
这方案在起草阶段就争议极大。如今看来，怕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力。
傍晚时分，周省长终于把我叫了进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靠在椅背上，揉着眉心，疲惫难以掩饰。
“致远，把这份文件归档吧。”他指了指桌上那份厚厚的、凝聚了他和智囊团数月心血的“青州方案”初稿，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沙哑。
我心里一沉：“省长，会议……不顺利？”
他苦笑一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句让我回味良久的话：“有时候啊，改革之难，不在于目标有多远，而在于脚下的荆棘盘根错节，你每走一步，都可能被扎得鲜血淋漓。”
他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向我这个身边最亲近的秘书剖析困境：“有人批评我们太冒进，不考虑稳定大局，说这是‘甩包袱’，会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影响社会安定。有人说我们这是背离了某些原则，方向有问题。还有人说……”他冷哼一声，“说我们这套方案，是替某些特定的资本集团开路，有利益输送的嫌疑！”
我心里咯噔一下。前两种批评尚在预料之中，但这最后一项“利益输送”的帽子，实在太重，也太恶毒了。这已经超出了工作思路的争论，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和政治立场质疑的层面。
“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方案里对投资者背景、资格审查有严格规定，完全是为了盘活国有资产……”
周省长摆摆手，打断了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有些人眼里，你呼吸都是错的。”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我，“致远，你猜，反对声音最大的是谁？”
我脑海里迅速闪过几位可能的领导，但不敢妄加猜测。
“是刘省长。”周省长直接给出了答案，语气带着一种复杂的意味，“他联合了工会、老干局以及部分工业厅局的负责人，形成了不小的声势。理由很充分嘛，‘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每一项都站在道德高地上。”
我明白了。刘省长主管工业和国资系统多年，那些亏损国企的负责人，很多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这套改革方案，不仅触动了他的基本盘，更像是一把手术刀，要切掉他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他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所谓的“工人利益”、“国有资产”，不过是他最好的护身符和攻击武器。
“那……上面是什么意思？”我小心翼翼地问。
“上面？”周省长深吸一口气，“上面希望稳妥。意思是，方案可以继续论证，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尤其要确保稳定。说白了，‘青州方案’基本被搁置了。接下来，恐怕还是要走修修补补、财政持续输血的老路。”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陆续亮起的灯火，背影显得有些萧索。“我有时候也在想，是不是我太急了？也许他们是对的，稳定压倒一切。可是致远，你知道吗？每拖延一天，那些国企的窟窿就更大一分，财政的负担就更重一叠，最终受损的，还是这个省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啊！我们这是在用明天的资源，填补今天的漏洞，饮鸩止渴！”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甘和无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流露出如此明显的挫败感。
“省长，也许……我们可以把方案调整一下，范围缩小一点，先找一两个企业做试点？”我试图宽慰他。
“试点？”周省长转过身，脸上带着嘲讽的笑，“他们连试点的机会都不会给！刘省长已经提议，由他牵头成立一个‘国企解困工作领导小组’，重点是通过加强管理、内部挖潜来扭亏为盈。哼，这套话说了多少年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正在这时，周省长的保密电话响了。他走过去接听。
“喂，是我……钱老啊，您好您好！”周省长的语气立刻变得恭敬起来。钱老书记，是那位早已退下来，但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老革命。
我屏息静气，知道这通电话可能至关重要。
周省长听着电话，脸色变幻不定，时而点头，时而皱眉。最后，他说道：“谢谢钱老指点，我明白了。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大局为重……好的，您保重身体。”
挂了电话，周省长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
“钱老也出面了。”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他转达了上面的意思，也很委婉地提醒我，要注意团结，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他说，我还年轻，路还长，有些事，欲速则不达。”
我的一颗心彻底沉了下去。钱老的话，几乎是给“青州方案”判了死刑，也给周省长的激进改革思路敲了警钟。
“致远，”周省长坐回椅子上，神情已经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但眼神深处的那团火似乎黯淡了些，“把有关‘青州方案’的所有资料，包括调研报告、数据分析、专家意见，全部封存起来。另外，以办公厅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原定下周召开的全省国企改革深化座谈会，无限期推迟。”
“是。”我应道，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这意味着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尝试，尚未真正开始，就已夭折。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在调研中见过的、眼巴巴等着改革带来生机的工人们，他们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还有，”周省长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疲惫的妥协，“回复刘省长办公室，他提议成立的‘国企解困工作领导小组’，我原则上同意。具体事宜，请他们先拿个方案出来。”
“……是。”我再次应道。形势比人强，强如周省长，也不得不在这盘根错节的阻力面前暂时低头。
我拿起那份已然失效的“青州方案”，感觉手上有千钧之重。这不仅仅是一叠纸，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劈开荆棘的斧钺，如今，却只能被尘封在档案柜的角落里。
当我走到门口时，周省长忽然又叫住了我。
“致远。”
我回头。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似乎想从我这个年轻人身上找到某种答案或者力量。“你觉得，我们错了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坚定地回答：“省长，我认为我们没有错。只是……时机或许还不成熟。”
他听了，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近乎苦涩的微笑：“时机？也许吧。但很多事，错过了最佳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了。你记住今天，记住这种无力感。这就是改革，这就是现实。”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退出了办公室。
走在安静的走廊上，我心情沉重。周省长改革遇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次挫败，更让我直观地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残酷。一腔热血，未必能融化坚冰；正确的方向，未必能抵得过盘根错节的利益藩篱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
我抬头望向走廊窗外，暮色四合，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一片繁华安稳的景象。但在这安稳之下，又有多少沉疴痼疾在悄然蔓延？我忽然觉得，这平静的省政府大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暗流汹涌，足以将任何试图改变其流向的力量撕扯、吞噬。
周省长这棵大树，似乎也并非坚不可摧。而我，这个依附于大树的秘书，未来的路，又该如何走？
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如果……如果当初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比如，接受刘省长那边的示好，现在的处境，是否会不一样？
这个念头让我悚然一惊，立刻将其压了下去。但我知道，有些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特定的土壤和气候里，悄然生根发芽。前方的路，似乎更加迷雾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