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薇的到访，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漾起的涟漪尚未完全平复，另一股来自远方的强劲气流，便再次搅动了我的世界。
周一早上，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准备开始一周的工作，一眼就瞥见桌上躺着一封熟悉的乳白色铜版纸信封。没有署名，但那张扬遒劲的字体，我一眼就认出是赵瑞龙的。
距离他上一封邀请我“下海”的信，才过去不到两个月。这次，他又要说什么？
我拿起信封，手感依旧温润，带着南方沿海城市特有的潮湿气息。撕开封口，里面只有薄薄一页纸，但上面的内容，却比上一封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炫耀和轻蔑。
“致远兄台鉴：
南国一别，倏忽两月。前信邀兄共襄盛举，惜无回音，想必兄仍眷恋衙斋，甘之如饴。
弟近日于南海之滨，偶得机缘，参与一地产项目。不过旬月之间，账面浮盈已逾此数。”——信纸空白处，他用钢笔随意写下了一个让我眼皮直跳的数字，那是我在研究室辛苦工作十年也未必能攒下的金额。
“昨日与当地官员宴饮，谈及内地官场，皆言‘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乃常态。像兄这般有志青年，埋首于文山会海，周旋于案牍劳形，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何日方能崭露头角？即便侥幸得遇贵人，如周副秘书长者，赏识一二，然则依体制内升迁之缓，论资排辈之苛，待到主政一方，兄华发已生，壮志恐亦消磨殆尽矣！”
看到这里，我的呼吸不由得一窒。他不仅知道周副秘书长赏识我，甚至连“主政一方”这种我内心深处偶尔掠过的、自己都不敢细想的念头，都被他如此直白、甚至略带嘲讽地点了出来。他在省城，或者说在某个圈子里，有着怎样的信息网？
“此间天地，绝非内地官场可比。规则简单，成败立判。资本所向，权力亦需让路三分。弟之‘瑞龙实业’，近日又获港资青睐，前景不可限量。虚席以待，再问兄台：可愿抛却桎梏，共逐时代浪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若兄仍执意固守，他日弟携巨富归省，与兄同桌，恐兄仅为一陪坐之小吏耳。言尽于此，望兄三思。
顺颂
时祺！
弟：瑞龙谨启
xx年x月x日于南海之滨”
信看完了。
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愤怒地将信纸揉成一团，反而异常平静地将它轻轻放回桌面。
但内心深处，却掀起了比上一次更加汹涌的波涛。
赵瑞龙的话，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试图用“学习成长”、“观察思考”来掩盖的焦虑和不安。他描绘的“旬月浮盈逾x万”、“港资青睐”、“资本所向，权力让路”，像一幅极具诱惑力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那是另一种活法，一种充满了速度、激情和巨大物质回报的活法。
而他所描述的体制内现状——“升迁之缓”、“论资排辈”、“壮志消磨”，又何尝不是我所亲眼所见、甚至亲身感受到的呢？张主任的谨小慎微，老王们的明哲保身，钱处长们的汲汲营营，不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衍生出的生存策略吗？周副秘书长的赏识固然珍贵，但正如赵瑞龙所说，等到“主政一方”何其遥远？过程中又有多少变数？
他最后那句“恐兄仅为一陪坐之小吏耳”，更是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我内心最敏感、最不甘的地方。我想起了上次列席会议时，自己坐在墙边记录席上的那种渺小感和无力感。难道我寒窗苦读，奋力拼搏，最终的目标，就只是在某个高级别的会议上，做一个无声的记录者，一个“陪坐的小吏”吗？
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不甘，混杂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几乎要冲垮我的理智。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大院里那些行色匆匆、穿着同样单调制服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一辈子都会在这个大院里，重复着类似的工作，沿着既定的阶梯缓慢攀升，或者原地踏步。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吗？
赵瑞龙的信，像一面哈哈镜，扭曲地放大了体制内的弊端和另一种生活的诱惑。它逼着我不得不去正视那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我到底要什么？是沿着这条看似稳妥、实则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仕途走下去，还是像他一样，投身商海，去博取一种更直接、更刺激的成功？
我知道，赵瑞龙的信并非出于真正的关心，更多的是一种炫耀，一种试图将我拉入他的阵营、或者至少打击我自信的策略。但不可否认，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是尖锐的，是我无法永远回避的。
我将那封信锁进了抽屉深处，但我知道，它带来的冲击和拷问，已经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些心神不宁。起草文件时容易走神，参加会议时也时常思绪飘忽。赵瑞龙信中的那些话，和他随手写下的那个数字，总是不经意间在我脑海里闪现。
对桌的老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有一次凑过来，低声问：“致远，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勉强笑了笑，敷衍道：“没事，可能就是有点累。”
老王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只是嘀咕了一句：“年轻人，心思别太重。”
我知道，我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边，是周副秘书长代表的、需要深厚积淀和耐心等待的体制内路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为民服务的初心，但前路漫漫，荆棘密布。
另一边，是赵瑞龙代表的、充满诱惑和风险的商海之路，追求效率和财富，似乎能更快地实现个人价值，但也可能迷失在资本的浪潮中。
沈清薇代表的那个简单、纯粹的世界，似乎正在离我越来越远。
我该何去何从？这个选择，或许将决定我的一生。
周一早上，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准备开始一周的工作，一眼就瞥见桌上躺着一封熟悉的乳白色铜版纸信封。没有署名，但那张扬遒劲的字体，我一眼就认出是赵瑞龙的。
距离他上一封邀请我“下海”的信，才过去不到两个月。这次，他又要说什么？
我拿起信封，手感依旧温润，带着南方沿海城市特有的潮湿气息。撕开封口，里面只有薄薄一页纸，但上面的内容，却比上一封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炫耀和轻蔑。
“致远兄台鉴：
南国一别，倏忽两月。前信邀兄共襄盛举，惜无回音，想必兄仍眷恋衙斋，甘之如饴。
弟近日于南海之滨，偶得机缘，参与一地产项目。不过旬月之间，账面浮盈已逾此数。”——信纸空白处，他用钢笔随意写下了一个让我眼皮直跳的数字，那是我在研究室辛苦工作十年也未必能攒下的金额。
“昨日与当地官员宴饮，谈及内地官场，皆言‘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乃常态。像兄这般有志青年，埋首于文山会海，周旋于案牍劳形，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何日方能崭露头角？即便侥幸得遇贵人，如周副秘书长者，赏识一二，然则依体制内升迁之缓，论资排辈之苛，待到主政一方，兄华发已生，壮志恐亦消磨殆尽矣！”
看到这里，我的呼吸不由得一窒。他不仅知道周副秘书长赏识我，甚至连“主政一方”这种我内心深处偶尔掠过的、自己都不敢细想的念头，都被他如此直白、甚至略带嘲讽地点了出来。他在省城，或者说在某个圈子里，有着怎样的信息网？
“此间天地，绝非内地官场可比。规则简单，成败立判。资本所向，权力亦需让路三分。弟之‘瑞龙实业’，近日又获港资青睐，前景不可限量。虚席以待，再问兄台：可愿抛却桎梏，共逐时代浪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若兄仍执意固守，他日弟携巨富归省，与兄同桌，恐兄仅为一陪坐之小吏耳。言尽于此，望兄三思。
顺颂
时祺！
弟：瑞龙谨启
xx年x月x日于南海之滨”
信看完了。
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愤怒地将信纸揉成一团，反而异常平静地将它轻轻放回桌面。
但内心深处，却掀起了比上一次更加汹涌的波涛。
赵瑞龙的话，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试图用“学习成长”、“观察思考”来掩盖的焦虑和不安。他描绘的“旬月浮盈逾x万”、“港资青睐”、“资本所向，权力让路”，像一幅极具诱惑力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那是另一种活法，一种充满了速度、激情和巨大物质回报的活法。
而他所描述的体制内现状——“升迁之缓”、“论资排辈”、“壮志消磨”，又何尝不是我所亲眼所见、甚至亲身感受到的呢？张主任的谨小慎微，老王们的明哲保身，钱处长们的汲汲营营，不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衍生出的生存策略吗？周副秘书长的赏识固然珍贵，但正如赵瑞龙所说，等到“主政一方”何其遥远？过程中又有多少变数？
他最后那句“恐兄仅为一陪坐之小吏耳”，更是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我内心最敏感、最不甘的地方。我想起了上次列席会议时，自己坐在墙边记录席上的那种渺小感和无力感。难道我寒窗苦读，奋力拼搏，最终的目标，就只是在某个高级别的会议上，做一个无声的记录者，一个“陪坐的小吏”吗？
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不甘，混杂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几乎要冲垮我的理智。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楼下大院里那些行色匆匆、穿着同样单调制服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一辈子都会在这个大院里，重复着类似的工作，沿着既定的阶梯缓慢攀升，或者原地踏步。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吗？
赵瑞龙的信，像一面哈哈镜，扭曲地放大了体制内的弊端和另一种生活的诱惑。它逼着我不得不去正视那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我到底要什么？是沿着这条看似稳妥、实则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仕途走下去，还是像他一样，投身商海，去博取一种更直接、更刺激的成功？
我知道，赵瑞龙的信并非出于真正的关心，更多的是一种炫耀，一种试图将我拉入他的阵营、或者至少打击我自信的策略。但不可否认，他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是尖锐的，是我无法永远回避的。
我将那封信锁进了抽屉深处，但我知道，它带来的冲击和拷问，已经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些心神不宁。起草文件时容易走神，参加会议时也时常思绪飘忽。赵瑞龙信中的那些话，和他随手写下的那个数字，总是不经意间在我脑海里闪现。
对桌的老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有一次凑过来，低声问：“致远，怎么了？魂不守舍的，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勉强笑了笑，敷衍道：“没事，可能就是有点累。”
老王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只是嘀咕了一句：“年轻人，心思别太重。”
我知道，我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边，是周副秘书长代表的、需要深厚积淀和耐心等待的体制内路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为民服务的初心，但前路漫漫，荆棘密布。
另一边，是赵瑞龙代表的、充满诱惑和风险的商海之路，追求效率和财富，似乎能更快地实现个人价值，但也可能迷失在资本的浪潮中。
沈清薇代表的那个简单、纯粹的世界，似乎正在离我越来越远。
我该何去何从？这个选择，或许将决定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