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信副秘书长的问题，像一颗精准的子弹，瞬间击穿了我所有精心构筑的防御。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噪音，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我张着嘴，喉咙干得发紧，那句准备好的、四平八稳的官腔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面对这位目光如炬的领导，任何虚伪的搪塞都显得愚蠢而徒劳。
赌一把！
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呐喊。为了清河县那些沉默的面孔，也为了那个尚未完全麻木的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所有的犹豫和恐惧都挤压出去。抬起头，迎向周汝信那深邃而平静的目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定：
“周副秘书长，报告……是为了刊发需要，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我选择了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实际的清河县，情况要……严峻得多。”
周汝信的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他只是微微向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做了一个倾听的姿态。“哦？说说看，怎么个严峻法？”
他的鼓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道压抑已久的闸门。
我开始讲述。不再是报告里那些干巴巴的“现象”和“建议”，而是活生生的、带着泥土气息和泪水的真实。
我讲到了河口村的老支书，他那浑浊眼神里对上级政策的期盼与无奈；我讲到了村民张大河，讲到他家徒四壁的土房，讲到他因为交不起那些名目繁多的摊派款，如何在村干部面前卑微地恳求，如何因为拿不出给儿子治病的钱而蹲在墙角无声地流泪；我描述了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如何不得不采取一些简单甚至粗暴的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我所见所闻。但那些细节，那些人物的命运，本身就带着强大的冲击力。我讲到了那份被强行摊派、远超承受能力的“共同生产费”，讲到了基层财政的困窘与农民负担沉重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周汝信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只是偶尔会轻轻皱一下眉头，或者用手指无意识地敲击一下沙发扶手。他的眼神始终专注，让我感觉到，他不仅在听，而且在思考，在消化这些来自最底层的信息。
当我终于说完，感觉像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身心俱疲，但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块压在心头许久的巨石，似乎被挪开了一角。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周汝信良久没有说话，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省城略显灰蒙的天空。他的背影挺拔，却似乎也承载着某种沉重。
“共同生产费……农民负担……”他低声重复着这几个词，像是在咀嚼其中的分量。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少了几分之前的审视，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致远同志，”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慢了些，“你反映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也很……典型。可能不止一个清河县存在。”
他走回沙发坐下，看着我，语气变得郑重：“你能深入到基层，看到真实的情况，这很好。更难得的是，你还有勇气，在我面前把这些真实情况说出来。”
他话锋一转：“但是，你要明白，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个报告，甚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牵扯到财政体制、税费改革、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非常复杂，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慧和策略。”
我点了点头，这一点，我在撰写那份“阉割版”报告时，就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
“你的这份报告，虽然发表在精简版上，内容也做了……处理，”周汝信指了指那份内参，“但它至少把一个现象，摆到了台面上。而这，”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就是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更深入、更具体的情况，我会记在心里，也会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方式，向上反映，推动研究。”
他这番话，没有给我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没有说立刻就能解决清河县的问题。但“记在心里”、“向上反映”、“推动研究”这几个词，从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口中说出来，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我知道，这或许就是目前情况下，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它像在无边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微光，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
一股暖流，混杂着委屈、释然和一丝微弱的希望，涌上我的心头。鼻子竟然有些发酸。我赶紧低下头，掩饰住自己的失态。
“谢谢……谢谢副秘书长。”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不必谢我。”周汝信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沉稳，“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责任。你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这本身，就值得肯定。”
他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这是一个结束谈话的信号。
我识趣地站起身：“副秘书长，那我先回去了。”
“嗯。”周汝信点了点头，在我转身走向门口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我耳中，“致远，保持这份敏锐，还有……这份初心。不容易，但很重要。”
我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孙秘书依旧在伏案工作，看到我出来，他抬头看了一眼，金丝眼镜后的目光似乎比之前柔和了一些，对我微微颔首。
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回办公室的走廊上，周副秘书长最后那句话，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保持这份敏锐，还有……这份初心。”
初心？我的初心是什么？是刚入大学时，那个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凭借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农家子弟？还是第一次踏入政府大院时，那个怀揣着“为民请命”、“造福一方”书生意气的青年？
或许，两者都有。而此刻，这丝来自高层的、对“真实”的认可和那声关于“初心”的提醒，像一剂强心针，注入我几乎快要被现实磨平的心田。
它无法立刻改变清河县的现状，也无法消除体制内固有的沉疴。但它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喻的慰藉，让我觉得，之前的痛苦、挣扎和那次不得已的妥协，似乎……有了一丝价值。
这丝慰藉，很微弱，却像暗夜里的萤火，足以照亮接下来很长一段晦暗不明的路。
我张着嘴，喉咙干得发紧，那句准备好的、四平八稳的官腔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面对这位目光如炬的领导，任何虚伪的搪塞都显得愚蠢而徒劳。
赌一把！
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呐喊。为了清河县那些沉默的面孔，也为了那个尚未完全麻木的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所有的犹豫和恐惧都挤压出去。抬起头，迎向周汝信那深邃而平静的目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定：
“周副秘书长，报告……是为了刊发需要，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我选择了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实际的清河县，情况要……严峻得多。”
周汝信的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他只是微微向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做了一个倾听的姿态。“哦？说说看，怎么个严峻法？”
他的鼓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那道压抑已久的闸门。
我开始讲述。不再是报告里那些干巴巴的“现象”和“建议”，而是活生生的、带着泥土气息和泪水的真实。
我讲到了河口村的老支书，他那浑浊眼神里对上级政策的期盼与无奈；我讲到了村民张大河，讲到他家徒四壁的土房，讲到他因为交不起那些名目繁多的摊派款，如何在村干部面前卑微地恳求，如何因为拿不出给儿子治病的钱而蹲在墙角无声地流泪；我描述了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如何不得不采取一些简单甚至粗暴的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我所见所闻。但那些细节，那些人物的命运，本身就带着强大的冲击力。我讲到了那份被强行摊派、远超承受能力的“共同生产费”，讲到了基层财政的困窘与农民负担沉重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周汝信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只是偶尔会轻轻皱一下眉头，或者用手指无意识地敲击一下沙发扶手。他的眼神始终专注，让我感觉到，他不仅在听，而且在思考，在消化这些来自最底层的信息。
当我终于说完，感觉像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身心俱疲，但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块压在心头许久的巨石，似乎被挪开了一角。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周汝信良久没有说话，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省城略显灰蒙的天空。他的背影挺拔，却似乎也承载着某种沉重。
“共同生产费……农民负担……”他低声重复着这几个词，像是在咀嚼其中的分量。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少了几分之前的审视，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致远同志，”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慢了些，“你反映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也很……典型。可能不止一个清河县存在。”
他走回沙发坐下，看着我，语气变得郑重：“你能深入到基层，看到真实的情况，这很好。更难得的是，你还有勇气，在我面前把这些真实情况说出来。”
他话锋一转：“但是，你要明白，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个报告，甚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牵扯到财政体制、税费改革、基层治理等方方面面，非常复杂，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慧和策略。”
我点了点头，这一点，我在撰写那份“阉割版”报告时，就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
“你的这份报告，虽然发表在精简版上，内容也做了……处理，”周汝信指了指那份内参，“但它至少把一个现象，摆到了台面上。而这，”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就是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更深入、更具体的情况，我会记在心里，也会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方式，向上反映，推动研究。”
他这番话，没有给我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没有说立刻就能解决清河县的问题。但“记在心里”、“向上反映”、“推动研究”这几个词，从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口中说出来，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我知道，这或许就是目前情况下，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它像在无边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微光，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
一股暖流，混杂着委屈、释然和一丝微弱的希望，涌上我的心头。鼻子竟然有些发酸。我赶紧低下头，掩饰住自己的失态。
“谢谢……谢谢副秘书长。”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不必谢我。”周汝信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沉稳，“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责任。你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这本身，就值得肯定。”
他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这是一个结束谈话的信号。
我识趣地站起身：“副秘书长，那我先回去了。”
“嗯。”周汝信点了点头，在我转身走向门口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我耳中，“致远，保持这份敏锐，还有……这份初心。不容易，但很重要。”
我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孙秘书依旧在伏案工作，看到我出来，他抬头看了一眼，金丝眼镜后的目光似乎比之前柔和了一些，对我微微颔首。
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回办公室的走廊上，周副秘书长最后那句话，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保持这份敏锐，还有……这份初心。”
初心？我的初心是什么？是刚入大学时，那个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凭借知识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农家子弟？还是第一次踏入政府大院时，那个怀揣着“为民请命”、“造福一方”书生意气的青年？
或许，两者都有。而此刻，这丝来自高层的、对“真实”的认可和那声关于“初心”的提醒，像一剂强心针，注入我几乎快要被现实磨平的心田。
它无法立刻改变清河县的现状，也无法消除体制内固有的沉疴。但它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喻的慰藉，让我觉得，之前的痛苦、挣扎和那次不得已的妥协，似乎……有了一丝价值。
这丝慰藉，很微弱，却像暗夜里的萤火，足以照亮接下来很长一段晦暗不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