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跟在那个泥泞中跋涉的小女孩身后，以近乎蠕动的速度，又前行了约莫一里地。路的一侧，山坡稍缓处，依稀能看到几缕炊烟。小女孩到了这里，像只识途的小鹿，离开大路，拐上一条更窄、几乎被杂草淹没的羊肠小道，身影很快消失在坡后的竹林里。
“那就是野猪沟了。”李卫国轻声说，像是在做一个注解。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那条吞噬了小女孩身影的小路，心里堵得厉害。
车子继续向前，颠簸了半个多小时，视野终于稍微开阔了一些。一个规模稍大的村落出现在眼前，依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散落着几十户人家，大多是黄泥垒墙、黑瓦盖顶的旧屋。村口立着一根斑驳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个早已锈蚀、看不出原貌的大喇叭。一棵巨大的老槐树伫立在村口，枝干虬曲，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树下围着几个石墩。
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山南乡的坳背村。
车子刚在槐树下停稳，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的老人，就在几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的簇拥下，快步迎了上来。他约莫六十多岁年纪，身材干瘦，背微微佝偻，但脚步却异常扎实，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像这大山的褶皱，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透着山里人特有的执拗和历经风霜的沉稳。
“是林县长吧？欢迎欢迎！”老人伸出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我是坳背村的支书，姓杨，杨大山。”他的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杨支书，你好，打扰你们了。”我用力回握了一下，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心的老茧。
“哎呀，林县长您太客气了！您能来我们这山旮旯里，是我们全村人的福气！”杨支书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往村里引，“路上不好走吧？这破路，真是委屈您了！”
他这话说得真诚，没有丝毫的虚套，让我对这个老支书瞬间生出了几分好感。
村委会就在老槐树后面不远，是几间同样低矮的土坯房，门口挂着的木牌，“坳背村村民委员会”几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会议室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条桌和几条长凳，墙壁上贴着些早已泛黄的文件和宣传画。
落座后，村干部们显得有些拘谨，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里带着好奇，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杨支书倒是很坦然，他吩咐一个年轻村干部：“去，给林县长倒碗水来，用咱们后山打的泉水泡！”
水很快端上来了，盛在一个粗瓷大碗里，清澈见底，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
“林县长，我们坳背村，穷，也没啥好招待的，就这口水，还算是甜的。”杨支书看着我，目光坦诚。
我喝了一口水，放下碗：“杨支书，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真话，看看真实情况。咱们坳背村，眼下最难的，是什么？”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几个村干部互相看了看，最后目光都落在了杨大山身上。
杨支书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烟盒，卷了一支粗大的旱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
“最难的吗？”他吐出一口烟，声音低沉了些，“说起来，哪都难。但最卡脖子的，还是外面那条路，您来时候走过的‘阎王路’。”
他用的这个词，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就因为这路，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或者让那些黑心贩子往死里压价。村里的娃娃们上学难，老人们有个急病，往外送更是要命。”他用粗糙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前年，村东头老李家的媳妇，夜里突发急症，等大家用门板把她抬到乡卫生院，人……人就没了。要是路好，能赶上啊！”
他的声音里没有太多的激动，只有一种沉重的、被现实反复捶打后的无奈。但这平静的叙述，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控诉都更有力量。
“跟乡里、县里反映过吗？”我问。
“反映？年年反映！”旁边一个憋了半天的村干部忍不住插话，“报告打上去一摞一摞的，都是石沉大海！最多的时候，乡里来说要勘测，来了几个人，拿着杆子比划了半天，吃了顿饭就走了，再没下文！”
杨支书瞪了那个村干部一眼，后者悻悻地闭上了嘴。
“林县长，您别见怪。”杨支书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些，“下面人心里有气。我们也知道，县里困难，用钱的地方多。可能……可能我们坳背村，确实太偏了，不值得花那么大代价吧。”
他这话，带着一种近乎认命的苦涩，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刺痛。那种因为地处偏远就被“不值得”的想法，我在省里的一些讨论中隐约听到过，但此刻从一位老支书口中说出来，带着血淋淋的现实温度。
“没有什么不值得！”我下意识地提高了声音，打断了他，“每一个村子，每一个百姓，都值得！路，必须修！”
我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杨支书抬起眼，那双清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似乎在判断我这话有几分真心，几分是年轻领导初来乍到的热血。
片刻的沉默后，他缓缓开口，话锋却忽然一转：“林县长，您有这份心，我老杨代表坳背村的老少爷们，先谢谢您。可是……修路，光有心不行，得有钱，有指标，还得……有过硬的关系。”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我在这坳背村当了三十多年支书，见过的领导，也不少。刚来时，像您这样拍胸脯打包票的，也不是没有。可最后……唉。”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那一声“唉”，道尽了无数的失望和现实的复杂。
他没有质疑我的决心，他质疑的是这决心在冰冷的现实面前，能坚持多久。他给我看的，不仅仅是坳背村的贫困，更是横亘在改变这种贫困面前的，那无形的、盘根错节的阻力。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位老支书，他不仅仅是一个诉苦的基层干部，他更像一个冷静的考官，在用这山村几十年不变的贫困现状，考校着我这个新县长的成色。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闪躲。我知道，任何空泛的承诺在此刻都是苍白的。
“杨支书，”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外面那条依稀可见的、如同伤疤般的土路，“我林致远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只要我还在青云县一天，我就跟这条路耗上了！钱，我去找；指标，我去跑；关系，我去碰！就算头破血流，我也要试试，看能不能把这条‘阎王路’，给它打通了！”
我的声音在简陋的会议室里回荡。村干部们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将信将疑的光。
杨大山支书久久地看着我，手里的旱烟已经熄灭了，他也没有察觉。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眼睛，像山里的深潭，幽深得看不到底。
良久，他也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窗外。
“林县长，”他开口，声音异常平静，“您知道，修这条路，最难的是什么吗？”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抬起干枯的手指，没有指向路，而是指向了村委会墙上贴着的一张泛黄的、落款是十几年前的“坳背村公路建设初步规划图”。
“不是钱，不是指标，甚至不是关系。”他轻轻地说，每个字都像石头落地，“是时间，是人心。是等着等着，人心就凉了，就散了，就不再信了。”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得像山鹰：“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打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结果的仗？”
老支书的话，像一盆冰水，混着这山区的寒气，从我的头顶浇下。但奇怪的是，我心中那团被现实屡屡捶打却仍未熄灭的火，反而烧得更旺了。
我看着他那双充满审视和期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我，准备好了。”
“那就是野猪沟了。”李卫国轻声说，像是在做一个注解。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那条吞噬了小女孩身影的小路，心里堵得厉害。
车子继续向前，颠簸了半个多小时，视野终于稍微开阔了一些。一个规模稍大的村落出现在眼前，依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散落着几十户人家，大多是黄泥垒墙、黑瓦盖顶的旧屋。村口立着一根斑驳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个早已锈蚀、看不出原貌的大喇叭。一棵巨大的老槐树伫立在村口，枝干虬曲，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树下围着几个石墩。
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山南乡的坳背村。
车子刚在槐树下停稳，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的老人，就在几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的簇拥下，快步迎了上来。他约莫六十多岁年纪，身材干瘦，背微微佝偻，但脚步却异常扎实，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像这大山的褶皱，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透着山里人特有的执拗和历经风霜的沉稳。
“是林县长吧？欢迎欢迎！”老人伸出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我是坳背村的支书，姓杨，杨大山。”他的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杨支书，你好，打扰你们了。”我用力回握了一下，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心的老茧。
“哎呀，林县长您太客气了！您能来我们这山旮旯里，是我们全村人的福气！”杨支书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往村里引，“路上不好走吧？这破路，真是委屈您了！”
他这话说得真诚，没有丝毫的虚套，让我对这个老支书瞬间生出了几分好感。
村委会就在老槐树后面不远，是几间同样低矮的土坯房，门口挂着的木牌，“坳背村村民委员会”几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会议室里，光线昏暗，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条桌和几条长凳，墙壁上贴着些早已泛黄的文件和宣传画。
落座后，村干部们显得有些拘谨，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里带着好奇，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杨支书倒是很坦然，他吩咐一个年轻村干部：“去，给林县长倒碗水来，用咱们后山打的泉水泡！”
水很快端上来了，盛在一个粗瓷大碗里，清澈见底，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
“林县长，我们坳背村，穷，也没啥好招待的，就这口水，还算是甜的。”杨支书看着我，目光坦诚。
我喝了一口水，放下碗：“杨支书，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真话，看看真实情况。咱们坳背村，眼下最难的，是什么？”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几个村干部互相看了看，最后目光都落在了杨大山身上。
杨支书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烟盒，卷了一支粗大的旱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
“最难的吗？”他吐出一口烟，声音低沉了些，“说起来，哪都难。但最卡脖子的，还是外面那条路，您来时候走过的‘阎王路’。”
他用的这个词，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就因为这路，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或者让那些黑心贩子往死里压价。村里的娃娃们上学难，老人们有个急病，往外送更是要命。”他用粗糙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前年，村东头老李家的媳妇，夜里突发急症，等大家用门板把她抬到乡卫生院，人……人就没了。要是路好，能赶上啊！”
他的声音里没有太多的激动，只有一种沉重的、被现实反复捶打后的无奈。但这平静的叙述，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控诉都更有力量。
“跟乡里、县里反映过吗？”我问。
“反映？年年反映！”旁边一个憋了半天的村干部忍不住插话，“报告打上去一摞一摞的，都是石沉大海！最多的时候，乡里来说要勘测，来了几个人，拿着杆子比划了半天，吃了顿饭就走了，再没下文！”
杨支书瞪了那个村干部一眼，后者悻悻地闭上了嘴。
“林县长，您别见怪。”杨支书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些，“下面人心里有气。我们也知道，县里困难，用钱的地方多。可能……可能我们坳背村，确实太偏了，不值得花那么大代价吧。”
他这话，带着一种近乎认命的苦涩，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刺痛。那种因为地处偏远就被“不值得”的想法，我在省里的一些讨论中隐约听到过，但此刻从一位老支书口中说出来，带着血淋淋的现实温度。
“没有什么不值得！”我下意识地提高了声音，打断了他，“每一个村子，每一个百姓，都值得！路，必须修！”
我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杨支书抬起眼，那双清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似乎在判断我这话有几分真心，几分是年轻领导初来乍到的热血。
片刻的沉默后，他缓缓开口，话锋却忽然一转：“林县长，您有这份心，我老杨代表坳背村的老少爷们，先谢谢您。可是……修路，光有心不行，得有钱，有指标，还得……有过硬的关系。”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沧桑：“我在这坳背村当了三十多年支书，见过的领导，也不少。刚来时，像您这样拍胸脯打包票的，也不是没有。可最后……唉。”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那一声“唉”，道尽了无数的失望和现实的复杂。
他没有质疑我的决心，他质疑的是这决心在冰冷的现实面前，能坚持多久。他给我看的，不仅仅是坳背村的贫困，更是横亘在改变这种贫困面前的，那无形的、盘根错节的阻力。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位老支书，他不仅仅是一个诉苦的基层干部，他更像一个冷静的考官，在用这山村几十年不变的贫困现状，考校着我这个新县长的成色。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闪躲。我知道，任何空泛的承诺在此刻都是苍白的。
“杨支书，”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外面那条依稀可见的、如同伤疤般的土路，“我林致远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只要我还在青云县一天，我就跟这条路耗上了！钱，我去找；指标，我去跑；关系，我去碰！就算头破血流，我也要试试，看能不能把这条‘阎王路’，给它打通了！”
我的声音在简陋的会议室里回荡。村干部们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将信将疑的光。
杨大山支书久久地看着我，手里的旱烟已经熄灭了，他也没有察觉。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眼睛，像山里的深潭，幽深得看不到底。
良久，他也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窗外。
“林县长，”他开口，声音异常平静，“您知道，修这条路，最难的是什么吗？”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抬起干枯的手指，没有指向路，而是指向了村委会墙上贴着的一张泛黄的、落款是十几年前的“坳背村公路建设初步规划图”。
“不是钱，不是指标，甚至不是关系。”他轻轻地说，每个字都像石头落地，“是时间，是人心。是等着等着，人心就凉了，就散了，就不再信了。”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得像山鹰：“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打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结果的仗？”
老支书的话，像一盆冰水，混着这山区的寒气，从我的头顶浇下。但奇怪的是，我心中那团被现实屡屡捶打却仍未熄灭的火，反而烧得更旺了。
我看着他那双充满审视和期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我，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