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元宵节，晚八点
省政府大楼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白日的喧嚣散尽后，显露出它寂静的骨架。这是我春节假期里的第三个值班夜，也是最后一个。窗外，零星的烟花在城市的夜空中炸开，短暂地照亮我所在的这间位于五楼的政策研究室值班室，旋即又归于沉寂，留下硝烟的味道，被寒风从窗缝里一丝丝送进来。
值班日志摊开在桌上，前面几页是前几位同事规整的字迹：“一切正常”、“无特殊情况”。轮到我了，我握着笔，却觉得这轻飘飘的四个字，难以概括这座大楼在节日里所承载的重量。
桌上的老式电话突然爆发出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宁静。我心头一跳，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
“省政府总值班室。”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
“是……是省政府吗？”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略显苍老的声音，夹杂着焦急和不确定，“俺是榆树沟的农民，李……李满仓俺叫。俺们村那个扶贫款，这都正月十五了，咋还没影哩？娃开学等着交学费，实在是没法子了……”
我的心揪了一下。榆树沟，我知道那个地方，在省里挂号的贫困村。扶贫款延迟发放？这可不是小事。
“李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我一边安抚，一边迅速抓过旁边的值班记录本和便签，“您是哪个乡哪个村的？具体是什么扶贫款？原定什么时候发放？”
老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信息有些零碎，但我大致听明白了：是一笔针对特困户的专项教育补贴，年前就应该到位的。我记下了他的姓名、村庄、所属乡镇以及联系方式。
“李大爷，您反映的情况我记下了。现在是假期，相关部门还没正式上班。等明天一早，我会把您的情况向负责的部门反映，请他们尽快核查处理。您放心，事情一定会有着落的。”
“谢谢政府，谢谢领导……”老人连声道谢，声音带着哽咽，挂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忙音，我放下电话，看着便签上记录的信息，心情有些沉重。这本不该是一个元宵夜，一位老农该操心的事情。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时竟如此艰难。
我郑重地在值班日志上写下：“晚八点零七分，接榆树沟村村民李满仓电话，反映教育扶贫款未按时发放问题。已记录详情，承诺节后转办。”这行字，比前面所有的“一切正常”都更具分量。
刚放下笔，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
门开了，周副秘书长端着个不锈钢饭盒走了进来，身上带着室外的寒气。
“秘书长？您怎么来了？”我连忙站起身。今晚并不该他带班。
“家里待不住，过来看看。”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几个白白胖胖的元宵，还冒着热气，“尝尝，你阿姨自己摇的，芝麻花生馅儿。”
一股甜香在值班室里弥漫开来。我看着那盒元宵，心里暖烘烘的，刚才因那通电话而生的些许压抑也散了不少。
“谢谢秘书长。”我拿起一个，小心地咬了一口，香甜软糯。
“刚才是谁的电话？我好像听到你在记录什么事。”周副秘书长随口问道，自己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把李满仓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
他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嗯，记下来是对的。基层的声音，哪怕再微弱，传到这里都不容易。我们坐在这栋大楼里，有时候就需要听听这些‘不正常’的声音，才能知道所谓的‘一切正常’背后，是不是真的天下太平。”
他顿了顿，看向我：“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我思考了一下，说：“按照流程，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应该把记录的情况通过办公系统转给省扶贫办，请他们核实处理。”
“流程没错。”周副秘书长点点头，话锋却是一转，“但你想过没有，扶贫办接到转办件，需要下发到市里，市里再转到县里，县里再通知乡镇去核实……这一圈转下来，最快也要三五天。那位老李家的孩子，等得起吗？”
我愣住了。我只想到了按规矩办事，却忽略了办事的效率和群众的急迫性。
“那……您的意思是？”
“值班室的内线电话本，你桌上有吧？”周副秘书长指了指电话机旁边一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找到榆树沟所在县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直通电话——如果册子上有的话。明天一早，不是等上班，是早上八点整，直接打过去，以省政府总值班室的名义，询问这个情况，请他们立即核查，并要求今天下班前将初步核实情况反馈给你。”
我有些惊讶：“这……符合程序吗？会不会越级了？”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周副秘书长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程序是为人服务的，不是给人设障的。老百姓等米下锅，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当然，话要说得客气，是‘询问’和‘请他们核实’，不是命令。但这个电话打过去，和你发一个不痛不痒的转办件，效果绝对不一样。”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权力运用的微妙之处，既要恪守边界，又要在关键时刻展现它的分量与温度。
“我明白了，秘书长。明天一早我就办。”
“嗯。”他满意地点点头，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偶尔升起的烟花，“值班辛苦，但也是个好机会。能让你安静下来，看到、听到一些平时被文件和会议淹没的东西。守住这部电话，就是守住一条通道。”
他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我过年期间的情况，聊了聊清薇来陪我过年的琐事，气氛轻松了不少。临走时，他再次叮嘱：“记住，值班日志不仅要记‘无事’，更要记‘有事’。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无论事情大小，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认真对待，就是为民负责。”
送走周副秘书长，值班室重新安静下来。我翻开新的一页值班日志，将刚才与他的谈话，以及明天处理李满仓电话的打算，简要地记录了下来。这一次，我写得格外认真。
时间悄然流逝，接近午夜十二点。窗外的烟花声渐渐稀疏。我检查了一遍各楼层的安全情况，确认一切正常。
在日志的最后，我端端正正地写下：“午夜十二点，巡视完毕，大楼安全，一切正常。待处理事项：榆树沟村扶贫款问题（明早八点跟进）。”
合上日志本，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个元宵节的值班，因为一个意外的电话和一位领导的深夜到访，变得不再平凡。它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栋大楼脉搏的另一面——不仅仅是权力与规则，更是责任与温度。那盒甜糯的元宵，和那个亟待解决的扶贫款问题，如同今晚值班的一体两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省政府大楼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白日的喧嚣散尽后，显露出它寂静的骨架。这是我春节假期里的第三个值班夜，也是最后一个。窗外，零星的烟花在城市的夜空中炸开，短暂地照亮我所在的这间位于五楼的政策研究室值班室，旋即又归于沉寂，留下硝烟的味道，被寒风从窗缝里一丝丝送进来。
值班日志摊开在桌上，前面几页是前几位同事规整的字迹：“一切正常”、“无特殊情况”。轮到我了，我握着笔，却觉得这轻飘飘的四个字，难以概括这座大楼在节日里所承载的重量。
桌上的老式电话突然爆发出刺耳的铃声，打破了宁静。我心头一跳，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
“省政府总值班室。”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
“是……是省政府吗？”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略显苍老的声音，夹杂着焦急和不确定，“俺是榆树沟的农民，李……李满仓俺叫。俺们村那个扶贫款，这都正月十五了，咋还没影哩？娃开学等着交学费，实在是没法子了……”
我的心揪了一下。榆树沟，我知道那个地方，在省里挂号的贫困村。扶贫款延迟发放？这可不是小事。
“李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我一边安抚，一边迅速抓过旁边的值班记录本和便签，“您是哪个乡哪个村的？具体是什么扶贫款？原定什么时候发放？”
老人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信息有些零碎，但我大致听明白了：是一笔针对特困户的专项教育补贴，年前就应该到位的。我记下了他的姓名、村庄、所属乡镇以及联系方式。
“李大爷，您反映的情况我记下了。现在是假期，相关部门还没正式上班。等明天一早，我会把您的情况向负责的部门反映，请他们尽快核查处理。您放心，事情一定会有着落的。”
“谢谢政府，谢谢领导……”老人连声道谢，声音带着哽咽，挂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忙音，我放下电话，看着便签上记录的信息，心情有些沉重。这本不该是一个元宵夜，一位老农该操心的事情。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时竟如此艰难。
我郑重地在值班日志上写下：“晚八点零七分，接榆树沟村村民李满仓电话，反映教育扶贫款未按时发放问题。已记录详情，承诺节后转办。”这行字，比前面所有的“一切正常”都更具分量。
刚放下笔，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
门开了，周副秘书长端着个不锈钢饭盒走了进来，身上带着室外的寒气。
“秘书长？您怎么来了？”我连忙站起身。今晚并不该他带班。
“家里待不住，过来看看。”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几个白白胖胖的元宵，还冒着热气，“尝尝，你阿姨自己摇的，芝麻花生馅儿。”
一股甜香在值班室里弥漫开来。我看着那盒元宵，心里暖烘烘的，刚才因那通电话而生的些许压抑也散了不少。
“谢谢秘书长。”我拿起一个，小心地咬了一口，香甜软糯。
“刚才是谁的电话？我好像听到你在记录什么事。”周副秘书长随口问道，自己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把李满仓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
他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嗯，记下来是对的。基层的声音，哪怕再微弱，传到这里都不容易。我们坐在这栋大楼里，有时候就需要听听这些‘不正常’的声音，才能知道所谓的‘一切正常’背后，是不是真的天下太平。”
他顿了顿，看向我：“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我思考了一下，说：“按照流程，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应该把记录的情况通过办公系统转给省扶贫办，请他们核实处理。”
“流程没错。”周副秘书长点点头，话锋却是一转，“但你想过没有，扶贫办接到转办件，需要下发到市里，市里再转到县里，县里再通知乡镇去核实……这一圈转下来，最快也要三五天。那位老李家的孩子，等得起吗？”
我愣住了。我只想到了按规矩办事，却忽略了办事的效率和群众的急迫性。
“那……您的意思是？”
“值班室的内线电话本，你桌上有吧？”周副秘书长指了指电话机旁边一本蓝色封皮的小册子，“找到榆树沟所在县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直通电话——如果册子上有的话。明天一早，不是等上班，是早上八点整，直接打过去，以省政府总值班室的名义，询问这个情况，请他们立即核查，并要求今天下班前将初步核实情况反馈给你。”
我有些惊讶：“这……符合程序吗？会不会越级了？”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周副秘书长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程序是为人服务的，不是给人设障的。老百姓等米下锅，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当然，话要说得客气，是‘询问’和‘请他们核实’，不是命令。但这个电话打过去，和你发一个不痛不痒的转办件，效果绝对不一样。”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权力运用的微妙之处，既要恪守边界，又要在关键时刻展现它的分量与温度。
“我明白了，秘书长。明天一早我就办。”
“嗯。”他满意地点点头，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偶尔升起的烟花，“值班辛苦，但也是个好机会。能让你安静下来，看到、听到一些平时被文件和会议淹没的东西。守住这部电话，就是守住一条通道。”
他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我过年期间的情况，聊了聊清薇来陪我过年的琐事，气氛轻松了不少。临走时，他再次叮嘱：“记住，值班日志不仅要记‘无事’，更要记‘有事’。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无论事情大小，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认真对待，就是为民负责。”
送走周副秘书长，值班室重新安静下来。我翻开新的一页值班日志，将刚才与他的谈话，以及明天处理李满仓电话的打算，简要地记录了下来。这一次，我写得格外认真。
时间悄然流逝，接近午夜十二点。窗外的烟花声渐渐稀疏。我检查了一遍各楼层的安全情况，确认一切正常。
在日志的最后，我端端正正地写下：“午夜十二点，巡视完毕，大楼安全，一切正常。待处理事项：榆树沟村扶贫款问题（明早八点跟进）。”
合上日志本，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个元宵节的值班，因为一个意外的电话和一位领导的深夜到访，变得不再平凡。它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栋大楼脉搏的另一面——不仅仅是权力与规则，更是责任与温度。那盒甜糯的元宵，和那个亟待解决的扶贫款问题，如同今晚值班的一体两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