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孙厅长谢绝了市里安排的陪同，只让我们的司机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开往开发区边缘的大河村。
“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他在车上重复了昨晚的话，眼神望向窗外略显萧瑟的田野。
车子在坑洼不平的村道上颠簸，最终停在村口一棵大槐树下。几个穿着旧棉袄、袖着手晒太阳的老农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辆陌生的轿车。
孙厅长推门下车，我也赶紧跟上。他脸上那种在会议室里的严肃刻板消失了，换上了一副相对平和，甚至带着点谦和的笑容。
“老哥几个，晒太阳呢？”他主动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不算高档的香烟，挨个递过去。
老农们有些拘谨，迟疑地接过烟。一个年纪最大、胡子花白的老人打量着孙厅长，又看看我，谨慎地问：“你们是……上头来的？”
“省里来的，随便看看。”孙厅长自己也没点烟，就站在他们中间，像拉家常一样，“老人家，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糊口。”老白胡子叹了口气，“地少了，好地都让开发区占去了。”
“哦？开发区占了多少地？补偿款到位了吗？”孙厅长顺着话头问，语气很自然。
“俺们村占了小二百亩呢！”旁边一个黑瘦的汉子忍不住插嘴，“补偿？说是说一亩地给八千，到手才五千！剩下的说是扣了什么青苗费、管理费，糊弄鬼呢！”
“就是！还说占了地能进厂当工人，屁！那厂子盖起来都快一年了，就没见招过工！”另一个愤愤不平地补充。
老白胡子相对沉稳些，瞪了那两人一眼：“少说两句！”然后对孙厅长说，“领导，别听他们瞎嚷嚷，政府有政府的难处。”
孙厅长点点头，没继续追问补偿款，转而问：“那没了地，大伙儿现在都靠什么营生？”
“能干啥？年轻的出去打工，像我们这老胳膊老腿，就在家闲着，或者去附近打点零工呗。”老白胡子语气里透着无奈。
“开发区建起来，总得有点好处吧？比如路修好了？”孙厅长引导着。
“路是修了，大马路，可那是给汽车跑的，跟咱关系不大。”黑瘦汉子嗤笑一声，“倒是拉建材的大车，整天轰隆隆的，灰大的没法出门。”
这时，一个穿着半旧西装、腋下夹着个公文包的中年人急匆匆从村里跑出来，老远就堆起笑脸：“哎呀，是省里来的领导吧？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来人是大河村的村支书，姓王。他一来，刚才还七嘴八舌的老农们顿时都不说话了，眼神躲闪，默默散开了一些。
王支书热情地想邀请孙厅长去村委会坐坐，“喝口热茶，听听汇报”。
孙厅长摆摆手：“不麻烦了，王支书。我们就是路过，跟老乡们随便聊聊。听说咱们村土地被征用了不少，乡亲们后续生活安置，村里有什么打算？”
王支书脸上笑容不变，话语却像排练过一样流畅：“请领导放心！我们坚决支持开发区建设！征地补偿都是严格按照政策来的，全部足额发放到户！对于失地农民，我们一方面积极向开发区企业推荐就业，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发展庭院经济、搞特色养殖……”
他侃侃而谈，一套一套的，全是“积极”、“稳妥”、“大力发展”之类的词，与刚才老农们抱怨的“到手五千”、“没招过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孙厅长静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看不出信了还是没信。等王支书说完，他才淡淡地问：“我刚才听老乡说，补偿款好像有点出入？青苗费、管理费是怎么回事？”
王支书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自然：“啊，那个啊……可能是有些乡亲对政策理解有偏差。各项费用都是经过核算、公示的，绝对没有问题！个别群众有点情绪，也是正常的，我们正在耐心做工作。”
“嗯，群众工作要细致。”孙厅长没再深究，话锋一转，“带我们去村里转转吧，看看乡亲们实际的生活情况。”
王支书连忙答应：“好好好，领导请！”
在王支书的陪同下，我们走访了几户村民。看到的家庭，条件确实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贫困。但每当孙厅长问起征地、补偿、生活来源等问题，村民们在王支书“鼓励”的目光下，回答都变得含糊其辞，要么说“还行”，要么说“政府有安排”，与村口那几个老农的态度截然不同。
我注意到，孙厅长看得很仔细，不仅看房子、看家具，还看米缸、看灶台。在一户老人家，他看到桌上放着吃剩的咸菜和硬馒头，沉默了片刻。
从最后一户出来，孙厅长对王支书说：“好了，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再去开发区那边看看。”
王支书如释重负，又说了几句“请领导多指导”的客套话，目送我们离开。
车子驶离大河村，孙厅长脸上的那点平和消失了，恢复了之前的冷峻。
“看到了吧？”他忽然开口，像是问我，又像是自问自答，“这就是基层的脸谱。有敢说真话的，但更多的是不敢说、不愿说，或者被教会了怎么说。”
我默默点头，心里五味杂陈。村口老农的抱怨是真实的，王支书的汇报也是“真实”的，只是这两种“真实”指向了完全不同的图景。
“那个王支书，”孙厅长冷哼一声，“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补偿款的事，肯定有猫腻，但他把话堵死了，说是‘群众理解偏差’，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就不好深究。”
我回想起王支书那熟练而警惕的表情，深以为然。
“所以，下基层调研，不能光听汇报，不能只看安排好的‘样板戏’。”孙厅长总结道，“要会看，会听，会琢磨。要能从老百姓欲言又止的表情里，从他们简陋的生活条件里，读出汇报材料上没有的东西。”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些，才是我们制定政策最需要了解的实情。”
车子重新开回到那片空旷的开发区。阳光下，那些闲置的土地和孤零零的厂房，此刻在我眼中，不再仅仅是经济数据，而是与大河村村民那无奈的眼神、那桌上的咸菜硬馒头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忽然对“开发区过热”这个问题，有了一种更具体、更沉甸甸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土地资源的浪费，更是关系到无数普通人生活和希望的沉重话题。
孙厅长让司机在开发区边缘停下，他下车，再次远眺这片土地，目光深沉。
我知道，这次出差带给我的震撼和思考，远远超出了出发前的想象。基层的脸谱，远比文件上的文字复杂、生动，也沉重得多。而如何穿透这些脸谱，触摸到最真实的脉搏，将是我接下来需要长期学习的课题。
回程的路上，我看着孙厅长清瘦而坚毅的侧影，心里明白，这位“孙大圣”教给我的，远不止如何调研，更是一种审视世界、理解现实的角度和方法。这份收获，比任何形式的表扬都来得珍贵。
“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他在车上重复了昨晚的话，眼神望向窗外略显萧瑟的田野。
车子在坑洼不平的村道上颠簸，最终停在村口一棵大槐树下。几个穿着旧棉袄、袖着手晒太阳的老农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辆陌生的轿车。
孙厅长推门下车，我也赶紧跟上。他脸上那种在会议室里的严肃刻板消失了，换上了一副相对平和，甚至带着点谦和的笑容。
“老哥几个，晒太阳呢？”他主动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不算高档的香烟，挨个递过去。
老农们有些拘谨，迟疑地接过烟。一个年纪最大、胡子花白的老人打量着孙厅长，又看看我，谨慎地问：“你们是……上头来的？”
“省里来的，随便看看。”孙厅长自己也没点烟，就站在他们中间，像拉家常一样，“老人家，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糊口。”老白胡子叹了口气，“地少了，好地都让开发区占去了。”
“哦？开发区占了多少地？补偿款到位了吗？”孙厅长顺着话头问，语气很自然。
“俺们村占了小二百亩呢！”旁边一个黑瘦的汉子忍不住插嘴，“补偿？说是说一亩地给八千，到手才五千！剩下的说是扣了什么青苗费、管理费，糊弄鬼呢！”
“就是！还说占了地能进厂当工人，屁！那厂子盖起来都快一年了，就没见招过工！”另一个愤愤不平地补充。
老白胡子相对沉稳些，瞪了那两人一眼：“少说两句！”然后对孙厅长说，“领导，别听他们瞎嚷嚷，政府有政府的难处。”
孙厅长点点头，没继续追问补偿款，转而问：“那没了地，大伙儿现在都靠什么营生？”
“能干啥？年轻的出去打工，像我们这老胳膊老腿，就在家闲着，或者去附近打点零工呗。”老白胡子语气里透着无奈。
“开发区建起来，总得有点好处吧？比如路修好了？”孙厅长引导着。
“路是修了，大马路，可那是给汽车跑的，跟咱关系不大。”黑瘦汉子嗤笑一声，“倒是拉建材的大车，整天轰隆隆的，灰大的没法出门。”
这时，一个穿着半旧西装、腋下夹着个公文包的中年人急匆匆从村里跑出来，老远就堆起笑脸：“哎呀，是省里来的领导吧？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来人是大河村的村支书，姓王。他一来，刚才还七嘴八舌的老农们顿时都不说话了，眼神躲闪，默默散开了一些。
王支书热情地想邀请孙厅长去村委会坐坐，“喝口热茶，听听汇报”。
孙厅长摆摆手：“不麻烦了，王支书。我们就是路过，跟老乡们随便聊聊。听说咱们村土地被征用了不少，乡亲们后续生活安置，村里有什么打算？”
王支书脸上笑容不变，话语却像排练过一样流畅：“请领导放心！我们坚决支持开发区建设！征地补偿都是严格按照政策来的，全部足额发放到户！对于失地农民，我们一方面积极向开发区企业推荐就业，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发展庭院经济、搞特色养殖……”
他侃侃而谈，一套一套的，全是“积极”、“稳妥”、“大力发展”之类的词，与刚才老农们抱怨的“到手五千”、“没招过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孙厅长静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看不出信了还是没信。等王支书说完，他才淡淡地问：“我刚才听老乡说，补偿款好像有点出入？青苗费、管理费是怎么回事？”
王支书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自然：“啊，那个啊……可能是有些乡亲对政策理解有偏差。各项费用都是经过核算、公示的，绝对没有问题！个别群众有点情绪，也是正常的，我们正在耐心做工作。”
“嗯，群众工作要细致。”孙厅长没再深究，话锋一转，“带我们去村里转转吧，看看乡亲们实际的生活情况。”
王支书连忙答应：“好好好，领导请！”
在王支书的陪同下，我们走访了几户村民。看到的家庭，条件确实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贫困。但每当孙厅长问起征地、补偿、生活来源等问题，村民们在王支书“鼓励”的目光下，回答都变得含糊其辞，要么说“还行”，要么说“政府有安排”，与村口那几个老农的态度截然不同。
我注意到，孙厅长看得很仔细，不仅看房子、看家具，还看米缸、看灶台。在一户老人家，他看到桌上放着吃剩的咸菜和硬馒头，沉默了片刻。
从最后一户出来，孙厅长对王支书说：“好了，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再去开发区那边看看。”
王支书如释重负，又说了几句“请领导多指导”的客套话，目送我们离开。
车子驶离大河村，孙厅长脸上的那点平和消失了，恢复了之前的冷峻。
“看到了吧？”他忽然开口，像是问我，又像是自问自答，“这就是基层的脸谱。有敢说真话的，但更多的是不敢说、不愿说，或者被教会了怎么说。”
我默默点头，心里五味杂陈。村口老农的抱怨是真实的，王支书的汇报也是“真实”的，只是这两种“真实”指向了完全不同的图景。
“那个王支书，”孙厅长冷哼一声，“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补偿款的事，肯定有猫腻，但他把话堵死了，说是‘群众理解偏差’，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就不好深究。”
我回想起王支书那熟练而警惕的表情，深以为然。
“所以，下基层调研，不能光听汇报，不能只看安排好的‘样板戏’。”孙厅长总结道，“要会看，会听，会琢磨。要能从老百姓欲言又止的表情里，从他们简陋的生活条件里，读出汇报材料上没有的东西。”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些，才是我们制定政策最需要了解的实情。”
车子重新开回到那片空旷的开发区。阳光下，那些闲置的土地和孤零零的厂房，此刻在我眼中，不再仅仅是经济数据，而是与大河村村民那无奈的眼神、那桌上的咸菜硬馒头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忽然对“开发区过热”这个问题，有了一种更具体、更沉甸甸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土地资源的浪费，更是关系到无数普通人生活和希望的沉重话题。
孙厅长让司机在开发区边缘停下，他下车，再次远眺这片土地，目光深沉。
我知道，这次出差带给我的震撼和思考，远远超出了出发前的想象。基层的脸谱，远比文件上的文字复杂、生动，也沉重得多。而如何穿透这些脸谱，触摸到最真实的脉搏，将是我接下来需要长期学习的课题。
回程的路上，我看着孙厅长清瘦而坚毅的侧影，心里明白，这位“孙大圣”教给我的，远不止如何调研，更是一种审视世界、理解现实的角度和方法。这份收获，比任何形式的表扬都来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