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日子，像一本摊开的、字迹工整却内容枯燥的档案。直到我接手了那份关于全省乡镇企业经营状况的汇总报告。
起初，这不过是又一项例行的文字工作。各县市报上来的数据报表堆满了我的办公桌，数字密密麻麻，乍一看，都是一片“形势大好，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产值、利润、税收增长率，各项指标漂亮得像是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
“小林，初稿弄得怎么样了？”对桌的老张端着搪瓷杯，呷了一口浓茶，慢悠悠地问。他是研究室的老人，擅长把尖锐的问题写成温吞水般的汇报。
“正在汇总，张老师。”我头也不抬，手指在算盘上飞舞（那时电脑还是稀罕物），“就是觉得……这数据有点太整齐了。”
老张呵呵一笑：“下面报上来的，还能有错？咱们的任务就是归纳整理，形成报告，语言要平和，结论要积极。记住，多说成绩，少谈问题，模糊处理，皆大欢喜。”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周副秘书长赏识我，不就是因为我那份有点“刺头”的内参吗？如果只是当一个数据的搬运工，那和我大学时鄙夷的“文牍主义”有何区别？
带着这点不服气，我决定较一次真。我选取了省里公认的一个乡镇企业发展中等的县——平江县，把它报上来的数据，与我从统计局要来的同期电力消耗数据、银行贷款增量数据，甚至通过同学关系搞到的该县主要工业原料进货数据，放在一起交叉比对。
这一比，问题出来了。
报表上显示，平江县乡镇企业上半年利润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可同期工业用电量却几乎零增长，银行贷款更是紧缩了百分之五。这不合逻辑！除非那些企业一夜之间掌握了什么黑科技，能用更少的能源和资金，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我把这个发现悄悄跟老张说了。他放下茶杯，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无奈：“致远啊，你呀，还是太年轻。这里面的水，深着呢。”
“深在哪里？”我追问。
“产值和利润，关系到地方官的乌纱帽，也关系到企业的税费和贷款资格。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大得很哪。你戳破它，等于捅了马蜂窝，得罪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体系。”他压低了声音，“听我一句劝，把报告写得漂漂亮亮，上交完事。较这个真，没好处。”
那一刻，我面临着选择。是听从老张这位“过来人”的忠告，闭上眼睛，写出那份“皆大欢喜”的报告，安稳度日？还是遵循内心那点尚未泯灭的求真冲动，去碰一碰那看似坚固的“数据铁幕”？
我想起了周副秘书长看我内参时那专注的眼神，想起了王伯年老师教导的“实事求是”，甚至想起了老家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可能正因为这些虚假的“繁荣”数据，承受着不合理的摊派。
内心的天平倾斜了。
我没有声张，利用周末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我不仅核对了平江县的数据，还扩大了比对范围。结果触目惊心，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水分，到处都是水分！这些注水的数据，就像一副虚胖的骨架，支撑着一个看似宏伟实则脆弱的经济幻象。
我深吸一口气，铺开稿纸。这一次，我没有写那种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决定写一份情况反映，直指数据造假问题。标题我斟酌了很久，最后定为：《关于我省乡镇企业统计数据真实性存疑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仿佛有千钧重。我知道，我写的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份投石问路的问询，一次对潜规则的挑战。写完后，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五六页纸，手心有些出汗。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如果这次我选择了沉默，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开口了。
周一，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这份报告混在其他几份常规文件里，送到了周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我特意将它放在了最下面。
走出他的办公室，阳光有些刺眼。我回头望了望那扇深色的门，不知道这份承载着“数据重量”的报告，是会石沉大海，还是会激起一丝涟漪。
起初，这不过是又一项例行的文字工作。各县市报上来的数据报表堆满了我的办公桌，数字密密麻麻，乍一看，都是一片“形势大好，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产值、利润、税收增长率，各项指标漂亮得像是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
“小林，初稿弄得怎么样了？”对桌的老张端着搪瓷杯，呷了一口浓茶，慢悠悠地问。他是研究室的老人，擅长把尖锐的问题写成温吞水般的汇报。
“正在汇总，张老师。”我头也不抬，手指在算盘上飞舞（那时电脑还是稀罕物），“就是觉得……这数据有点太整齐了。”
老张呵呵一笑：“下面报上来的，还能有错？咱们的任务就是归纳整理，形成报告，语言要平和，结论要积极。记住，多说成绩，少谈问题，模糊处理，皆大欢喜。”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周副秘书长赏识我，不就是因为我那份有点“刺头”的内参吗？如果只是当一个数据的搬运工，那和我大学时鄙夷的“文牍主义”有何区别？
带着这点不服气，我决定较一次真。我选取了省里公认的一个乡镇企业发展中等的县——平江县，把它报上来的数据，与我从统计局要来的同期电力消耗数据、银行贷款增量数据，甚至通过同学关系搞到的该县主要工业原料进货数据，放在一起交叉比对。
这一比，问题出来了。
报表上显示，平江县乡镇企业上半年利润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可同期工业用电量却几乎零增长，银行贷款更是紧缩了百分之五。这不合逻辑！除非那些企业一夜之间掌握了什么黑科技，能用更少的能源和资金，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我把这个发现悄悄跟老张说了。他放下茶杯，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无奈：“致远啊，你呀，还是太年轻。这里面的水，深着呢。”
“深在哪里？”我追问。
“产值和利润，关系到地方官的乌纱帽，也关系到企业的税费和贷款资格。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大得很哪。你戳破它，等于捅了马蜂窝，得罪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体系。”他压低了声音，“听我一句劝，把报告写得漂漂亮亮，上交完事。较这个真，没好处。”
那一刻，我面临着选择。是听从老张这位“过来人”的忠告，闭上眼睛，写出那份“皆大欢喜”的报告，安稳度日？还是遵循内心那点尚未泯灭的求真冲动，去碰一碰那看似坚固的“数据铁幕”？
我想起了周副秘书长看我内参时那专注的眼神，想起了王伯年老师教导的“实事求是”，甚至想起了老家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可能正因为这些虚假的“繁荣”数据，承受着不合理的摊派。
内心的天平倾斜了。
我没有声张，利用周末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我不仅核对了平江县的数据，还扩大了比对范围。结果触目惊心，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水分，到处都是水分！这些注水的数据，就像一副虚胖的骨架，支撑着一个看似宏伟实则脆弱的经济幻象。
我深吸一口气，铺开稿纸。这一次，我没有写那种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决定写一份情况反映，直指数据造假问题。标题我斟酌了很久，最后定为：《关于我省乡镇企业统计数据真实性存疑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仿佛有千钧重。我知道，我写的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份投石问路的问询，一次对潜规则的挑战。写完后，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五六页纸，手心有些出汗。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如果这次我选择了沉默，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开口了。
周一，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这份报告混在其他几份常规文件里，送到了周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我特意将它放在了最下面。
走出他的办公室，阳光有些刺眼。我回头望了望那扇深色的门，不知道这份承载着“数据重量”的报告，是会石沉大海，还是会激起一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