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祁同伟凭借“11·15抢案”的赫赫战功，赢得了中组部考察组和汉东省民心认可的同时，省委大院深处，那栋幽静的英式小楼里，一场更深层次的、决定着权力天平最终走向的政治博弈，正由高育良亲自操刀，悄然拉开序幕。
他知道，仅仅依靠祁同伟个人的英雄主义和专业能力，是不足以确保这次晋升万无一失的。
那些来自京城的、针对祁同伟“道德原罪”的攻击，虽然暂时被压了下去，但并未消失。
它们就像潜伏在水面下的暗礁，随时可能给祁同伟这艘正在加速航行的战舰，带来致命一击。
专业上的胜利，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加持，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权力。
而政治上的加持，尤其是在汉东这片土地上，离不开那些早已退居二线，却依旧能够影响风向的“老同志们”。
高育良决定，是他这个做老师的，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走一趟“上层路线”的时候了。
……
他的第一个拜访对象，是前任省委书记，陈岩石的老领导，在汉东德高望重、门生故旧遍布全省的陈秉祥书记。
陈老书记虽然退休多年，深居简出，但他对赵立春主政时期那种霸道、专断的作风一向颇有微词。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沙瑞金书记到任后，曾亲自登门拜访，向他请教汉东的情况。
陈老书记的一句话，分量比十封匿名举报信都重。
高育良没有选择在工作时间登门，那会显得过于刻意。
他选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提着一盒自己亲手炒制的雨前龙井，像一个普通的晚辈看望长辈一样，敲响了陈老书记家那扇略显斑驳的木门。
“育良来了，”陈老书记正在院子里修剪一盆君子兰，看到他，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你可是稀客啊，快进来坐。”
书房里，茶香袅袅。
两人没有谈工作，只是聊着养生，聊着书法，聊着那些逝去的峥嵘岁月。
“……说起来，”高育良看似无意地将话题引了过来，他叹了口气，脸上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忧虑，“汉东最近，不太平啊。前有针对反贪局长的蓄意谋杀，后有省会银行的惊天劫案。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真是如履薄冰，夜不能寐啊。”
陈老书记放下茶杯，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听说了。那个公安厅的小祁，不错，是个能打硬仗的将才。”
“是啊。”高育良顺着话头，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汇报”，“同伟这个同志，有冲劲，有能力，更有担当。‘11·15’抢案，他立下军令状，48小时破案，还亲临一线，挂了彩。说实话，我们汉东的政法队伍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有血性的干部了。”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痛心”和“惋惜”。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太能干，太敢碰硬，动了一些人的奶酪，所以啊，最近关于他的风言风语，就特别多。”
他开始巧妙地，为祁同伟的“污点”，进行一场全新的、符合政治逻辑的“解读”。
“就说他那段婚姻吧。外面都传，说他是靠着岳父梁群峰上位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高育良的表情变得无比诚恳，“我当年是他的老师，他的情况我最清楚。一个农家的孩子，一个九死一生的缉毒英雄，就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权力压迫得走投无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除了用那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他还有别的选择吗？那不是他个人的道德瑕疵，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他将祁同伟的“原罪”，巧妙地归结为赵立春主政时期那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的产物，瞬间将个人品格问题，上升到了对旧时代的批判高度。
“至于说他这次办案‘不讲程序’，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面对李达康在京州布下的那张水泼不进的网，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腐败分子，我们如果还按部就班，那不是讲程序，那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同伟同志的做法，看似‘出格’，实则是对沙书记反腐决心的最坚决、最彻底的贯彻！”
最后，他图穷匕见，将所有的攻击，都引向了一个最能引起陈老书记共鸣的方向。
“陈书记，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您心里最清楚。”高育良的声音压得更低，充满了暗示，“现在汉东的这股歪风，是冲着祁同伟来的吗？不！它是冲着我们省委好不容易打开的反腐新局面来的！一些人，一些旧有的利益集团，看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地敲在了陈老书记的心上。
他沉默了许久，缓缓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
“育良啊，”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分量，“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的干部。一个干部，有点争议，不怕。怕的是，他不敢为人民担当。只要他是真心在为老百姓办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应该支持他，保护他。”
高育良知道，他成功了。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育良又分别拜访了几位已经退休、但在汉东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省级老领导。
他没有再重复同样的话，而是根据每个老领导的性格和背景，用了不同的说辞。
对军人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的军人血性和英雄本色；对学者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那份《检讨》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一张无形的、由汉东最顶层政治资源编织而成的支持网，悄然形成。
这些老领导的“意见”，通过各种看似不经意的渠道，汇集到了沙瑞金和考察组组长郑国梁的案头。
有时，是沙瑞金在散步时，“偶遇”了一位正在打太极的老同志，老同志在闲聊中，“顺便”提了一句：“瑞金书记啊，听说你们公安厅那个小祁，是个好样的，要多给年轻人压担子嘛。”
有时，是郑国梁在北京的老领导，打来一个“问候”的电话，在电话的最后，“无意”中说起：“老郑啊，汉东的情况复杂，选干部，还是要以能力和担当为重，不要被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蒙蔽了双眼。”
这些声音，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足以改变一片土地的生态。
当考察工作即将结束时，郑国梁看着桌上那份关于祁同伟的、几乎无可挑剔的综合评价报告，和他收到的、那些来自汉东“元老们”的高度一致的正面反馈，他知道，大局已定。
他拨通了祁同伟的电话，只说了一句：“同伟同志，准备一下，明天上午，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祁同伟挂断电话，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天空。
他知道，老师为他铸造的那面最坚固的政治坚盾，已经成功地，挡住了所有来自暗处的冷箭。
他知道，仅仅依靠祁同伟个人的英雄主义和专业能力，是不足以确保这次晋升万无一失的。
那些来自京城的、针对祁同伟“道德原罪”的攻击，虽然暂时被压了下去，但并未消失。
它们就像潜伏在水面下的暗礁，随时可能给祁同伟这艘正在加速航行的战舰，带来致命一击。
专业上的胜利，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加持，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权力。
而政治上的加持，尤其是在汉东这片土地上，离不开那些早已退居二线，却依旧能够影响风向的“老同志们”。
高育良决定，是他这个做老师的，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走一趟“上层路线”的时候了。
……
他的第一个拜访对象，是前任省委书记，陈岩石的老领导，在汉东德高望重、门生故旧遍布全省的陈秉祥书记。
陈老书记虽然退休多年，深居简出，但他对赵立春主政时期那种霸道、专断的作风一向颇有微词。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沙瑞金书记到任后，曾亲自登门拜访，向他请教汉东的情况。
陈老书记的一句话，分量比十封匿名举报信都重。
高育良没有选择在工作时间登门，那会显得过于刻意。
他选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提着一盒自己亲手炒制的雨前龙井，像一个普通的晚辈看望长辈一样，敲响了陈老书记家那扇略显斑驳的木门。
“育良来了，”陈老书记正在院子里修剪一盆君子兰，看到他，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你可是稀客啊，快进来坐。”
书房里，茶香袅袅。
两人没有谈工作，只是聊着养生，聊着书法，聊着那些逝去的峥嵘岁月。
“……说起来，”高育良看似无意地将话题引了过来，他叹了口气，脸上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忧虑，“汉东最近，不太平啊。前有针对反贪局长的蓄意谋杀，后有省会银行的惊天劫案。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真是如履薄冰，夜不能寐啊。”
陈老书记放下茶杯，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听说了。那个公安厅的小祁，不错，是个能打硬仗的将才。”
“是啊。”高育良顺着话头，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汇报”，“同伟这个同志，有冲劲，有能力，更有担当。‘11·15’抢案，他立下军令状，48小时破案，还亲临一线，挂了彩。说实话，我们汉东的政法队伍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有血性的干部了。”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痛心”和“惋惜”。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太能干，太敢碰硬，动了一些人的奶酪，所以啊，最近关于他的风言风语，就特别多。”
他开始巧妙地，为祁同伟的“污点”，进行一场全新的、符合政治逻辑的“解读”。
“就说他那段婚姻吧。外面都传，说他是靠着岳父梁群峰上位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高育良的表情变得无比诚恳，“我当年是他的老师，他的情况我最清楚。一个农家的孩子，一个九死一生的缉毒英雄，就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权力压迫得走投无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除了用那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他还有别的选择吗？那不是他个人的道德瑕疵，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他将祁同伟的“原罪”，巧妙地归结为赵立春主政时期那种“不健康的政治生态”的产物，瞬间将个人品格问题，上升到了对旧时代的批判高度。
“至于说他这次办案‘不讲程序’，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面对李达康在京州布下的那张水泼不进的网，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腐败分子，我们如果还按部就班，那不是讲程序，那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同伟同志的做法，看似‘出格’，实则是对沙书记反腐决心的最坚决、最彻底的贯彻！”
最后，他图穷匕见，将所有的攻击，都引向了一个最能引起陈老书记共鸣的方向。
“陈书记，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您心里最清楚。”高育良的声音压得更低，充满了暗示，“现在汉东的这股歪风，是冲着祁同伟来的吗？不！它是冲着我们省委好不容易打开的反腐新局面来的！一些人，一些旧有的利益集团，看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地敲在了陈老书记的心上。
他沉默了许久，缓缓地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
“育良啊，”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分量，“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的干部。一个干部，有点争议，不怕。怕的是，他不敢为人民担当。只要他是真心在为老百姓办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应该支持他，保护他。”
高育良知道，他成功了。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育良又分别拜访了几位已经退休、但在汉东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省级老领导。
他没有再重复同样的话，而是根据每个老领导的性格和背景，用了不同的说辞。
对军人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的军人血性和英雄本色；对学者出身的老领导，他强调祁同伟那份《检讨》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一张无形的、由汉东最顶层政治资源编织而成的支持网，悄然形成。
这些老领导的“意见”，通过各种看似不经意的渠道，汇集到了沙瑞金和考察组组长郑国梁的案头。
有时，是沙瑞金在散步时，“偶遇”了一位正在打太极的老同志，老同志在闲聊中，“顺便”提了一句：“瑞金书记啊，听说你们公安厅那个小祁，是个好样的，要多给年轻人压担子嘛。”
有时，是郑国梁在北京的老领导，打来一个“问候”的电话，在电话的最后，“无意”中说起：“老郑啊，汉东的情况复杂，选干部，还是要以能力和担当为重，不要被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蒙蔽了双眼。”
这些声音，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足以改变一片土地的生态。
当考察工作即将结束时，郑国梁看着桌上那份关于祁同伟的、几乎无可挑剔的综合评价报告，和他收到的、那些来自汉东“元老们”的高度一致的正面反馈，他知道，大局已定。
他拨通了祁同伟的电话，只说了一句：“同伟同志，准备一下，明天上午，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祁同伟挂断电话，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天空。
他知道，老师为他铸造的那面最坚固的政治坚盾，已经成功地，挡住了所有来自暗处的冷箭。